如何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本书最令人称道的，是它那“从历史看政治”的视角。 钱穆先生并非孤立地分析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得失，而是将它们置于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历史长河之中。他像一位高明的医生，在诊断每一个病症（政治得失）的时候，都会追溯病因（前朝的制度遗留），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下一朝代的可能变化）。这种“看人要看他的过去，看政治也要看他的过去”的态度，让这本书的分析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逻辑的严密性。
“得”与“失”的辩证分析，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钱穆先生从不避讳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但也绝不一味地否定。他能够深刻地指出某个制度在某个时期是如何“得”的，解决了什么问题，推动了什么发展；同时，又会精准地剖析它为何会走向“失”，滋生了哪些弊端，埋下了怎样的隐患。比如，他分析汉代的政治，既看到了其“承袭秦而有所损益”，在统一国家、建立制度上“有其大得”，但也指出了其“外儒内法”的妥帖，以及丞相制度的权力集中所带来的潜在问题。这种辩证的态度，避免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作者的语言风格，也是这本书极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穆先生的文字，没有时下流行的那些“抖机灵”式的表达，也没有刻意追求的华丽辞藻。他的语言朴实、简洁，却字字珠玑，充满智慧。他善于用一些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释复杂的政治概念，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领悟到深刻的道理。比如，他谈到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会形象地说“朝廷好比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家里的事要由一家人来做”。这种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让历史的分析不再枯燥，而是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具体来说，书中对几个主要朝代的政治分析，都相当精彩。
汉代： 钱穆先生认为，汉代最大的“得”在于它在秦朝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种“损其严而宽其制”的策略，使得政治局面得以稳定，并为后世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石。他对汉代“外儒内法”的评价，至今仍是理解汉代政治运作的关键。
唐代： 唐代被钱穆先生视为一个“气象宏大”的时代，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他强调了三省六部制的精巧，以及科举制度在扩大政治参与、选拔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力衰弱，地方藩镇割据带来的“失”。
宋代： 说到宋代，钱穆先生着重强调了宋代在政治上的“得”，在于它对前朝的“教训”吸取，在制度设计上力求避免唐末五代的弊端，如“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对文官集团的优待，这使得宋朝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也坦陈，这种制度设计也导致了宋朝在军事上的“失”。
明代： 钱穆先生认为明代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君主专制”，尤其强调了废丞相、设内阁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但也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他对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机构的分析，也深刻揭示了明代政治的阴暗面。
清代：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在政治上，继承了明代的许多制度，但也做了一些“损益”，比如在地方行政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导致了某些地方的僵化。他对满汉矛盾、民族政策的分析，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局限性，或许也是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遇到的情况。 毕竟，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视角，与今天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对于一些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深入探讨，可能不是本书的重点。而且，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也可能会受到时代局限的影响。
但瑕不掩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依然是一本极其优秀的历史读物。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宏观框架，帮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连续性、制度的演进性以及“得失”的辩证统一。它不仅是一本写给历史学者的书，更是一本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历史、关心中国政治的读者去细细品读的书。
总而言之，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 “见微知著，继往开来” 的佳作。它以平实的语言，深刻的洞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图景，让我们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能对当下的政治有所启示。这本书就像一个老友，每次翻阅，都能从中获得新的体悟。
网友意见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先生，曾回忆道：
先生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读读这段话，再看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反映出的钱穆的制度史水平——也不知道钱是无有自知之明呢，还是自己承认自己不通史学……
”研究者所指出的某些制度变化,如‘唐宋监察制度的主要对象,由皇帝转向宰相和百官’等,并不能得到足够的实证支持,更像是为某种既有史观——譬如宋代皇权强化——‘量身定制’而成。这使得我们难以对制度变革形成真正清晰的认识。“——王化雨《唐宋变革与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知道这里说的是谁吧？
上面有人问反问一个答主”你怎么从吴宗国原话“无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中了解到他所指是钱穆？“
我只好告诉你，现在历史专业的批评都不大点名，把观点亮出来了圈里人谁都知道说得是谁或者谁和谁。不点名，相互留两分面子。
回到我的引文，正说明了钱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广大历史爱好者们最推崇钱穆的地方。
那就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有问题吗？这就是问题的根子。
要温情要敬意，那么对他自己心里格外“光荣”的时代，就格外温情和敬意，所以钱穆把汉唐捧得格外高。钱穆自己在书中的一句话足够说明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
然后呢，对于他认为不够“光荣”的时代，比如我们翻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宋、明、清的部分，请问温情何在？敬意何在？
正因为钱穆对于汉唐格外温情，格外敬意，所以他的脉络就是汉唐制度最好，宋在退步，明更退步，清直接掉到谷底了。
到这里，问题来了，已经事先有这个“答案”了，那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运用当然是围绕这个答案展开的。回到我的引文，因为要描绘宋代中央政权比唐退步，所以提出“宋代皇权强化”，因为要说明“宋代皇权强化”，所以特别定制了“唐宋监察制度的主要对象,由皇帝转向宰相和百官”这个与史实不符的“证据”
换句话说，先有结论，再编制证据。
这和近代以来历史学的逻辑是反的，作为近代以来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的逻辑是从史料出发辨析归纳，推出史实，再从史实得出解释的“结论”。
也就是说，历史学不能上来就“温情和敬意”，历史学起始必须是犀利冰冷，只有在史实阶段之上，才有“温情和敬意”的空间。
这也解释了钱穆为何迟迟不能入选史语所。傅斯年的路子才是正道，在他熏陶下的史语所自然看不上钱穆这种“外道”。
顺便说一句，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独有的时代基础之上，面对的具体挑战，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都各不一样，得到的“体制”自然也不一样。政治体制的认识首先不能脱离这些而存在，更何况还有在体制之上的政治实际运作，就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更见研究者的认识水平。要做异代政治制度比较，这些都是绕不过的。当然，这在钱穆的书里是完全没有的。
而空对空的隔代大比拼，也就是“爱好者”等级干的事。
究其原因，钱穆终究是个儒家，本不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
架空历史。
这个评价真不是我的发明。吴宗国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的序言里就直接吐槽说钱书中描述的是“不存在于唐代任何一个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实际上仅从唐宋两讲来看，确实是几乎每段都有大量的事实错误，场面惨不忍睹。
所以，每当看到刚入门的历史民科，捧着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吕思勉的《中国史纲》等等民国大师的半吊子著作为圭臬，就哭笑不得。虽然这些作品的出炉确实有其历史特殊性，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基本属于粗制滥造，偏偏大师们的名气又特别唬得住人，所以误导性也就特别大。现在做古代制度研究的，不得不多踩踩钱大师，不踩他错误理论就继续深入人心。
最后说几句为钱穆先生辩护的话——
首先，钱穆是经学家，不是史学家，历史研究不是其所长；
其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能算科普小册子，不是学术专著；
第三，学术在发展。民国大师这一代学人处于新旧思想交织期，个个都有志融合旧学与西学，然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说的好听点叫中西兼修，不好听就是半吊子，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学不来就罢了，像下面的栗子里连基本的史料都看漏的，比比皆是。当然，这不是钱穆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但是，不踏出这半吊子的第一步，中国学术永远得不到发展。有一个证明就是，真正在历史学各个领域有开创之功的，往往是钱穆、胡适这一代“大师”的弟子辈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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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完一点点上干货——
举个栗子，钱穆书中从唐代部分到宋代部分，不是以为唐代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两省，就是以为宋代中书省=中书门下。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若尚书省长官不出席政事堂会议，即事先不获预闻命令决夺。故唐人目光中，须中书门下始称真宰相……
尚书左右仆射若得兼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即得出席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之身份。最先尚书仆射都附此职衔，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但到开元以后，即尚书仆射不再附有出席政事堂之职衔了。如是则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他们职掌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职权，因此也不得认为真宰相……
当时的尚书省，则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
这一段是从《新唐书・百官志》里发挥而来——“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礼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钱穆对此的理解错误有几点：
1、政事堂是个议事机构——在开元十一年之前是，但之后就成为了独立并凌驾于三省的宰相机构
2、中书门下=中书省+门下省——如上，政事堂=中书门下，而不是中书、门下两省的连称
3、尚书省只管行政，决策在政事堂——尚书省的行政职能正是被政事堂（中书门下）所彻底取代，此后政事堂即为最高决策机关，也为最高行政机关。
总结下来就是说，唐代中央制度其实分为“三省制”和“中书门下制”两个阶段。但是显然钱穆在梳理这个过程中自己给搞糊涂了，把两种制度糅杂在一起，于是进一步做出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解释。
当然了，这里可以洗地说钱穆先生主要是想说唐代前期的代表三省制，更何况当时对中书门下制的认识也没有现今那么深刻……但是，至少在写唐代的时候，钱先生还是知道政事堂是干什么的吧？至少他在最后写下了“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然后到了几页之后的宋代部分，他好像彻底忘了自己之前写的，认为中书省=政事堂了。
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
到了这里，错误就比较离谱了。宋代其实继承的就是唐代中期以来的“中书门下体制”，包括中书省在内的三省都成了摆设。所有的文献里都清清楚楚写的是中书门下=政事堂，绝不可能像唐朝一样造成混淆。就我所知，钱穆之前从没有人这么离谱的把宋代的政事堂（中书门下）等同于过中书省。
说穿了，这就是在梳理唐代体制时候囫囵吞枣，在唐代部分还勉强能蒙混过关（因为三省制和中书门下制都存在过），而到了宋代部分这个漏就再也补不上了。更糟糕的是，钱大师连自己刚在前面几页说的都忘记了，于是这一段错上加错的描述，就彻底成为了架空历史。
其他的低级错误在全书中俯拾皆是，有时间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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