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易中天署名文章《达康书记也是你能叫的？》？
首先，从文章的表层来看，它的核心议题是关于一种“过度消费”的文化现象。 易中天先生借由《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这个角色的走红，引申出当下社会中，一些普通民众对荧幕形象、对公众人物，甚至是某些“符号化”的社会角色，产生了一种过于亲近、甚至略带戏谑的态度。文章标题中的“达康书记也是你能叫的？”本身就带着一种反问和审视，仿佛在质问这种轻易的称呼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失范或不敬。
他提到了“达康书记”这个称呼的流行，从一开始的略带调侃到后来的普遍化，甚至出现在一些不恰当的场合，比如有人在公共场合直呼其名，或者用这个名字来表达对某些官员的期待或不满。易中天先生认为，这种随意的使用，尤其是在不了解其背后所代表的官僚体系、社会责任和复杂性的情况下，是对角色的“扁平化”理解，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和忽视。他似乎在强调，一个虚构的政治人物尚且有其复杂的背景和象征意义，而现实中的官员更是一个承载着权力、责任、复杂利益纠葛的群体，不应被如此轻易地标签化和消费。
其次，从易中天先生的写作风格和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带有强烈的“学院派”的文化关怀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易中天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常常能在看似日常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出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和历史脉络。他并没有直接指责大众的“不尊重”，而是通过一种类比、一种历史的映照，来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他可能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卑有序”、“名分”的概念入手，或者从现代社会个体解放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来分析。他不会简单地“骂”人，而是试图去“讲道理”，去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他文章的吸引力往往在于其“说透了”的洞察力。 他抓住了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一方面对“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有所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官僚体系的僵化和腐败感到不满，而通过消费一个“接地气”的虚构官员形象，似乎能达到一种情绪的宣泄和对现实的某种“戏仿”。易中天先生的批判在于，这种情绪的宣泄方式，可能会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削弱了对真正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的能力。他可能担心的是，当我们将所有官员都笼统地称呼为“达康书记”时，也就忽略了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官员，以及他们所处的复杂环境和他们所承担的真实责任与压力。
再者，文章也可能隐含着一种对“流量”和“娱乐至死”文化的反思。 在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鲜活的、具有话题性的个体所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语境。《达康书记》的走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流量变现”。易中天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像一股清流，提醒人们在追逐“热点”和“情绪”的同时，不要丢失了独立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能力。他可能在提醒我们，一个官员的形象，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承载着比我们简单称呼所能概括的更复杂的东西。
当然，这篇文章也可能引发一些争议和不同的解读。
有人会认为易中天先生“过度解读”了。 在他们看来，“达康书记”的流行只是民间一种善意的调侃，一种对理想化官员的期待，甚至是表达对现实中一些官员不满的一种温和方式。他们认为，不必上升到“不敬”或“失范”的高度，这是大众在释放压力，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
也有人会觉得易中天先生的批评显得有些“高高在上”或“脱离群众”。 他们可能会认为，作为学者，应该多理解大众的情绪，而不是去指责他们如何表达。更何况，“达康书记”这个形象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恰恰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民众对官员群体的一些期待和痛点。
还有人会关注这种批判是否会影响到现实中官员的形象和沟通。 过度的审慎是否会让他们不敢轻易表露个性，而变得更加程式化和保守。
总的来说，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易式风格的文化杂谈。它不是一篇简单的评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引发的对文化、对人性、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提问。
他通过“达康书记”这个引子，揭示了一种将复杂现实进行简化、将个体符号化的倾向，并借此传递了他对于当下社会文化生态的一种担忧。 他的文章，或许会让我们在看到一个流行的网络词汇或一个热门的荧幕形象时，不至于过于“沉浸”其中，而是能够多一份审视，多一份思考，去探究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他的观点，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解读方式，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文章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抛出问题，引发读者自己的思考。
网友意见
想到蒋该死的接线员在《为蒋接线二十年》一文中写道：蒋要和谁通话，开头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对辛亥耆老比他资历老的人比如林森，就称林主席，他的把兄弟政敌，则是字加职务，如焕章副司令、任潮主席，他的亲戚心腹，则是字加兄，如庸之兄，和他资历差不多的同事，如张发奎、朱培德等，则是姓加字加职务，如张向华司令、朱益之主席。他的学生部下，则是名加兄如宗南兄，耀武兄等，远近亲疏一目了然。
没想到现在又开始学蒋该死那一套了。
有些细节记不清了，可能有误哈。
辽沈战役时蒋介石在北京开会（圆恩寺，就在南锣鼓巷，不过没开放），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在场。蒋称傅、卫二人为宜生兄、俊如兄，二人称蒋为总统；蒋称杜、赵二人则不带“兄”，直接叫光亭、大伟，二人则称蒋为“校长”；傅没有当过杜的直接领导，叫“光亭兄”，卫在远征军和东北剿总都是杜和赵的顶头上司，所以也叫“光亭”“大伟”，不带“兄”字；杜、赵二人称傅、卫，则都是总司令，不同的是对傅要带姓，“傅总司令”，对卫则直接是“总司令”（如果对第三者如对蒋谈起卫，则要说“卫总司令”；剿总内部如杜赵间谈到卫，则还是不带姓的“总司令”）；杜、赵之间，杜是领导兼前辈，叫“大伟”（对第三者，如在这次会议上说到赵，则还是“请大伟兄向总统报告情况”），赵对杜，则是“副总司令”……
不要想太多，在我看来中天哥哥这篇是社会人文类的说明文，不是议论文
看来有很多“拼此残年以卫道”的“国学礼学大家”来教我做人。既然要议尊卑亲疏。那请问，“天地君亲师”中，“君”之尊卑如何？古人天下为家，以君为父。看看，如今知乎网某些玩梗的。这难道不叫“大不敬”？不叫“无父无君”？不叫“名教罪人”？诸位卫道诸公，岂能不仗节死义，和这些无君无父者拼个死活？忠字都不讲，和我谈什么，孝，悌，礼，义？
相反，我这个“无礼之人”从不开这种玩笑。因为我知道这叫贬损人格。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捍卫他的自由。不会因为一句特定场景的话，来贬损人格，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以上孰高孰下，我不言之。
原答案：
从内心反感这一套说法，但这就是中国的实情。不说太远，是秦汉以来的实情吧。
如果说现实来说，按易中天的说法，大概是可行的。毕竟许多人嘴上不说，实际很享受这一套。
其实，在所谓的“党内”。称呼“达康书记”，一显得亲切，又显得尊重。其实，很多领导愿意这么被称呼，既显得自己亲民，低调，”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又突出了他的”班长“的地位。毕竟，在我国，”书记“这个词基本上属于赞美的词。
可对于一般人，比如说平民的我。才不要什么这种”定亲疏，别内外，分尊卑“的这套礼教。易中天是完全不知道，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一套。比如我们家里，我父亲这边，母亲这边，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未成年人从来不叫什么姐姐，哥哥。全部直呼其名。我父亲虽不算什么大领导，也领导一个小部门。但是他就公开要求他的下级，以党内同志的方式称呼他，不要加什么”总经理“，”X总“这么些个称呼。熟悉的人，就直接称名。现在我自己也这样，我要求别人，不管辈分，亲疏，直呼我的名字。名字本就让人叫的。叫名字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让别人直呼其名呢？很简单，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新一代就要从根子上脱胎换骨。这就封建礼教的规矩，就得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改变。就算大的我们改变不了，这身边的改变总可以吧？称呼上的改变总可以吧？什么坐座位，人情份子这些小事可以改变吧？我们不改变，谁来改变？现在不变，什么时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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