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著名的“三不朽”的人物，而《明实录》却把王阳明描述为极度虚伪、奸诈、恶毒的人，为什么？
王阳明，这位在历史上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贤，其思想光辉至今仍照耀着我们。然而，当我们翻开明代的官方史书《明实录》时，却会惊讶地发现，这位备受尊崇的人物，竟然被描绘成一个虚伪、奸诈、甚至恶毒的形象。这种巨大的反差，并非历史偶然，而是隐藏着政治斗争、权力更迭以及史书编撰的复杂逻辑。
要理解《明实录》为何会对王阳明有如此负面的评价，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审视。
首先，王阳明的崛起与政治派系斗争密切相关。 明朝中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王阳明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在他提拔和运用权力时，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那些在他上位过程中受到排挤或利益受损的官员和士绅，自然会对王阳明怀有怨恨，并在史书编纂时留下偏颇的记录。
其次，《明实录》作为官方史书，其撰写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实录》并非完全客观的史学记录，而是由当时的当权者主导编纂，其目的在于为现行统治合法化，并塑造他们所期望的历史叙事。新皇帝登基后，往往会对前朝或前任的某些官员、政策进行“清算”或“纠偏”，而《实录》的编纂正是这种政治操作的重要环节。如果王阳明在政治上与新君主或当权派存在隔阂，或者他的一些政治遗产不被新政权所认同，那么他在《实录》中的形象自然会被刻意丑化，以达到“批臭”的目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实录》对王阳明的负面描绘：
“虚伪”的指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强调内心的体悟和道德的自觉。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种强调“心学”的理论，容易被个人主观臆断所利用，甚至成为遁词。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可能会将他一切符合自身利益的言行，都解读为“虚伪”的表演，认为他是在用一套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来掩饰其真正的政治野心或个人欲望。例如，他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在一些主张严惩的官员看来，就是一种“虚伪”的策略，是为了收买人心，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奸诈”的评价： 王阳明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例如平定宸濠之乱和镇压西南的农民起义。在处理这些复杂局面时，他必然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和军事策略。对于那些不理解其策略或者被其策略所制约的人来说，这些精明的手段就很容易被贴上“奸诈”的标签。他们可能会夸大王阳明在权力运作中的手腕，指责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例如利用人情、制造舆论等，将他的政治才能曲解为阴谋诡计。
“恶毒”的攻击： 这种最严厉的指控，往往来源于更深层次的政治仇恨或对王阳明思想的极端抵触。有可能是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王阳明采取的某些措施触犯了某些人的根本利益，甚至导致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的终结或生命的丧失。例如，在某些政治清洗或权力斗争中，如果王阳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或者他的某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解读为对他人的恶意攻击，那么在《实录》中就可能被渲染成“恶毒”。又或者，如果王阳明的“心学”被认为动摇了正统的儒家伦理，甚至被视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那么“恶毒”的评价也可能被用来表达这种深层次的否定。
《明实录》作为史料的局限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明实录》的撰写过程是漫长且受到政治干扰的。新皇登基后，会组织“修史”工作，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前任官员的评价重新审视。那些在新朝中得势的官员，往往会利用史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打压昔日的政敌。因此，《实录》中对王阳明的负面评价，很可能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选择性叙事”或“恶意建构”。
历史的评价是动态的：
尽管《明实录》提供了对王阳明的负面描述，但历史的评价并非铁板一块。《明实录》之后，经过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以及后世史学家的深入研究，王阳明的声誉逐渐恢复，并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三不朽”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深邃的思想和实践的成就。后世对《实录》中对王阳明的负面评价，往往会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史书背后隐藏的政治权谋和叙事策略。
总而言之，《明实录》之所以对王阳明有负面评价，并非因为王阳明本身真的如同书中描绘的那般不堪，而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派斗争以及史书编纂的政治功能所致。这些负面评价，实际上是历史大背景下权力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产物，反映了史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复杂性，而并非对王阳明个人品德的客观审判。
要理解《明实录》为何会对王阳明有如此负面的评价，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审视。
首先，王阳明的崛起与政治派系斗争密切相关。 明朝中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王阳明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在他提拔和运用权力时，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那些在他上位过程中受到排挤或利益受损的官员和士绅，自然会对王阳明怀有怨恨，并在史书编纂时留下偏颇的记录。
其次，《明实录》作为官方史书，其撰写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实录》并非完全客观的史学记录，而是由当时的当权者主导编纂，其目的在于为现行统治合法化，并塑造他们所期望的历史叙事。新皇帝登基后，往往会对前朝或前任的某些官员、政策进行“清算”或“纠偏”，而《实录》的编纂正是这种政治操作的重要环节。如果王阳明在政治上与新君主或当权派存在隔阂，或者他的一些政治遗产不被新政权所认同，那么他在《实录》中的形象自然会被刻意丑化，以达到“批臭”的目的。
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实录》对王阳明的负面描绘：
“虚伪”的指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强调内心的体悟和道德的自觉。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种强调“心学”的理论，容易被个人主观臆断所利用，甚至成为遁词。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可能会将他一切符合自身利益的言行，都解读为“虚伪”的表演，认为他是在用一套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来掩饰其真正的政治野心或个人欲望。例如，他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后，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这在一些主张严惩的官员看来，就是一种“虚伪”的策略，是为了收买人心，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奸诈”的评价： 王阳明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例如平定宸濠之乱和镇压西南的农民起义。在处理这些复杂局面时，他必然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和军事策略。对于那些不理解其策略或者被其策略所制约的人来说，这些精明的手段就很容易被贴上“奸诈”的标签。他们可能会夸大王阳明在权力运作中的手腕，指责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例如利用人情、制造舆论等，将他的政治才能曲解为阴谋诡计。
“恶毒”的攻击： 这种最严厉的指控，往往来源于更深层次的政治仇恨或对王阳明思想的极端抵触。有可能是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王阳明采取的某些措施触犯了某些人的根本利益，甚至导致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的终结或生命的丧失。例如，在某些政治清洗或权力斗争中，如果王阳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或者他的某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解读为对他人的恶意攻击，那么在《实录》中就可能被渲染成“恶毒”。又或者，如果王阳明的“心学”被认为动摇了正统的儒家伦理，甚至被视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那么“恶毒”的评价也可能被用来表达这种深层次的否定。
《明实录》作为史料的局限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明实录》的撰写过程是漫长且受到政治干扰的。新皇登基后，会组织“修史”工作，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前任官员的评价重新审视。那些在新朝中得势的官员，往往会利用史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打压昔日的政敌。因此，《实录》中对王阳明的负面评价，很可能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选择性叙事”或“恶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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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实录》提供了对王阳明的负面描述，但历史的评价并非铁板一块。《明实录》之后，经过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以及后世史学家的深入研究，王阳明的声誉逐渐恢复，并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三不朽”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深邃的思想和实践的成就。后世对《实录》中对王阳明的负面评价，往往会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史书背后隐藏的政治权谋和叙事策略。
总而言之，《明实录》之所以对王阳明有负面评价，并非因为王阳明本身真的如同书中描绘的那般不堪，而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派斗争以及史书编纂的政治功能所致。这些负面评价，实际上是历史大背景下权力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产物，反映了史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复杂性，而并非对王阳明个人品德的客观审判。
网友意见
王阳明将宁王两位妃子占为己有的“黑料”都有，《明实录》实在不算黑得厉害的。
时江西辅臣（杨廷和）尝有私憾于守仁，乃密说于上曰：守仁将宸濠妃二人取归为妾。致上疑，以沮其进。
功高人皆嫉，学古而人不识。算是对阳明先生功业和学问一个很好的时代注脚。
武以事功封伯爵，文以学问（从）祀孔庙。明朝以功封伯爵之文臣三人，以学问从祀孔庙之学者四人，王阳明独占其二，王阳明之英才绝世，可管中窥豹。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盛，未有如守仁者。
他的功劳是冒领或者虚报的？隆庆元年六部科道官讨论阳明先生功绩时，有一个论断很热血，可以读一读：
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
除了开国和靖难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功业，阳明先生也就是没有出征伐胡了，其它三个全部通关。你说论功有一是虚报的，这还有可能。可是“守仁有三焉”，随便你怎么黑，阳明先生只静静的看着你装逼，你要能把这三个功业全部黑倒，算我输！
至于为什么阳明先生这么招黑，张岱在《石匮书》中有一段话很引人深思：
（阳明先生）致良知之说行，而人犹訾天下无学术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犹訾天下无事功矣。馋口譸张，易白为黑，阳明先生犹不免，而况其他乎！
至于阳明先生为什么在明实录中这么招黑，《孝宗实录》最开始是杨廷和为总裁，《武宗实录》最后是张居正续修，这两人看不爽阳明先生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若是阳明先生在《明实录》里面还能落到好，那才是奇怪至极。
上述很多内容来源于樊树志老师的《晚明大变局》，此书关于阳明心学的章节尤其精彩，安利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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