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监狱里和中国人待遇一样吗？
具体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理解：
法律适用和审判过程：
无论国籍，在中国境内触犯法律的，都适用中国法律。外国籍犯罪分子在接受审判时，其程序上会遵循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这意味着，他们享有辩护权、获得翻译的权利（如果不懂中文）、申请证据等，这些是法律赋予所有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并不因为国籍而有所不同。当然，一些国际公约也可能会被考量，但最终的判决和执行还是依据中国法律。
狱内生活和管理：
在中国监狱里，外国籍服刑人员和中国籍服刑人员在生活方面，比如饮食、住宿、作息时间等方面，大体上是统一管理的。监狱会提供基本的食物、床铺、衣物等保障。但是，这里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语言和文化差异： 监狱方面会尽量为不懂中文的外国籍服刑人员提供翻译服务，尤其是在重要的告知、谈话环节。同时，在一些管理规定上，也会考虑到他们的文化习惯，例如在节日庆祝、饮食禁忌等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照顾，但前提是不能影响监狱的整体管理秩序。
通信和会见： 外国籍服刑人员和家人、亲友的通信和会见权利会得到保障，但通信的内容和会见的形式需要遵守监狱的规定，并且可能受到一些国际通信和海关审查的影响。家属来华探视可能也需要办理相关签证和审批手续，这也会增加一些复杂性。
劳动和教育： 和中国籍服刑人员一样，外国籍服刑人员通常也需要参与监狱安排的劳动改造，并有机会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或文化学习。这被视为改造和帮助他们将来重返社会的一部分。
医疗保障： 监狱会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所有服刑人员的健康。
特殊情况和外部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外国籍罪犯的身份可能还会牵涉到一些外部因素，例如：
外交因素： 如果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外国籍罪犯是某个国家的重要人物，那么其在狱中的情况可能会受到外交层面的一些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因此获得“特殊待遇”，而是说他们的案件可能会有更多来自其本国使领馆的了解和沟通。
国际舆论和人权组织： 对于一些涉及外国籍罪犯的案件，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可能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并可能对中国的司法和监狱管理提出一些观察或建议。
总的来说， 中国监狱在对待外国籍服刑人员时，会遵循法律规定，保障基本人权，但考虑到语言、文化和国际交往的现实，在具体的管理和服务细节上，会存在一些因国籍而产生的差异。这些差异更多的是为了适应跨国籍管理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制造不平等待遇。 最终，所有的服刑人员，无论国籍，都要在法律框架内接受改造和管理。
网友意见
高墙里的老外：在中国服刑的外国人的监狱生活(转载)
在东莞石碣镇新洲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
拉瓦锡的余生从东莞开始。从前，他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买卖：海洛因。
也许是老家乌干达战乱频繁，贩毒算不上什么要命的事，又或者拉瓦锡头一回知道海洛因是啥玩意，总之，他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
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
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
监狱看上去很整洁，像一所全日制学校，除了铁闸门、高墙和哨兵。里面的教室、宿舍，都是上个世纪的犯人们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岛上如今仅存着2座废弃的水泥厂，阴森得像个废弃的古堡，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建造的麻风病院，在监狱另一端的杂草中荒芜。
1988年以前，这里几乎是一座荒岛，少人接近。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之一。
倒AV，判了15年
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今身份不明。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渐渐地，周边国家犯人都被聚集到这里。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拥入。比如拉瓦锡，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今身份不明。
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关得莫名其妙——最叨叨的是尼日利亚的麦克。去年，他批发了4000多张AV光碟预备销往非洲，在白云机场被拦截，获刑15年。他很委屈，像唐僧一样没完没了地申诉，逮着干警就讲，一讲就一两个小时，说他被机场的人骗了，明明是免检的，又问卖碟给他的人有没有抓起来，判了多少年，关在哪里，如果中国人卖碟不判刑，外国人买碟判了刑这很不公平……
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就像是麇集在中国监狱里的天外来客。
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异域的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狱警们还是原来那一拨，懂英文者寥寥。
集中关押外籍犯的二、六、九监区，通常配备一到两名翻译。三个监区长都不大讲英文。外语人才太少，这是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偏僻的工作地点、普通狱警两三千的工资很难留得住处处吃香的外语人才。
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意，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九监区囚禁了六七个巴基斯坦人，都讲吾尔都语。其中一个人因在深圳贩卖人口获刑，是个中国通，大年二十八那天，他还特地给“监区领导警官们”写信，祝“玉兔呈祥，步步高升”，他承担了巴基斯坦犯人和警察间的翻译任务。但过不了多久，“人贩子”中国通就要刑满释放了，那时巴基斯坦人就真正陷入孤岛了。
也许还有伪装的“假象”：说到明天放假，大家都欢欣鼓舞地鼓掌，一说到规章制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监规纪律，底下就纷纷表示听不懂，不知道。
拿狱警的话说，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骡子”。邓允民是六监区的监区长，常常是晚上七点半巡岗，就有十个八个排队要找，伙食，疾病，劳动，成绩，报酬，什么都反反复复地问。单是谈个“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问题，几个回合翻译下来，也得耗上十来分钟。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那能在圣诞节叫肯德基外卖吗？
去年十月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蹭蹭翻番，鉴于每个犯人的伙食经费仍是恒定的不见涨，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一样哄他们，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他们往往很难理解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任务。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劳动任务免不了，非洲犯人便喜欢上“生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医务室输液了。越大瓶越好，这种待遇一来奢侈，再者大瓶子一吊，很快就夜幕降临了。
欧美犯人的情绪倒是温和许多，偶尔建言，能否在感恩节放假、不参加劳动。
跟外籍犯比起来，中国犯人是静默的一群。中国人发牢骚归发牢骚，该做的事还是做，外国人的态度则是：不解决，我就不干活。
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国家尚无明确法规，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一个被上升到“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的问题。监狱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视同仁”和“给予外籍犯适当照顾”间小心地拿捏。
比如在劳动方面，中国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务量也轻一些。食物标准上也比中国人高一些。
长此以往，总有中国犯人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气势上也输外国人一等。为了给中国犯人打打气，2010年10月刚上任的监区区长张世快特地为圣诞节安排了一档节目，苦练足足一个月——中国人大合唱，粤语版《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的中国心》。
对不起，这里是中国监狱
第一年的课程里，外籍服刑人员学“床前明月光”，学达芬奇画鸡蛋，还学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每周四是外籍犯的学习时间。上午学法制，下午是中文识字班。
中文识字班的课程近似于小学生。这里，第一课是认识中国，一个有别于大国崛起的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的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农村人口，大批的农民工。
外国学生们不由得记忆深刻，这与他们此前对这个古老国度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对不起，这里是中国监狱，禁闭的放逐之地。
学生们也写田字格。课堂上的表现和减刑直接挂钩，通常他们会认真完成作业，被老师用红笔打上大大的“A”。第一年的课程里，外籍服刑人员还将学“床前明月光”，学达芬奇画鸡蛋，还学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在九监区，这门课的老师之一也是犯人，来自新加坡的华裔Chris，中英文都倍儿棒。刚来那阵他不大适应，祖国新加坡是有洁癖的国度，随地吐痰都会罚款，而在这里，碰上个别朴素的黑哥们儿，上厕所不用纸、直接用手搞掂，还总伸出黑黝黝的手表示友好时，总是有些毛骨悚然。后来他 惯了，大方地和每一双手回应，“存在即合理，老鹰你要理解麻雀。”他渐渐接受，相信这场牢狱是上帝的安排，能让他平静下来。Chris的母亲六十多岁了，至今不知道他在坐牢，他希望出狱以后好好陪她。
有的学生放羊，也有学生刻苦。“外国人就是这样，任性起来很任性，认真起来很认真。”一名狱警说道。这里出过一个叫阿祖的明星犯人。进来的时候啥也不懂，爱跳非洲舞，好几年呆下来，学会了两三种乐器，还能当中文主持，讲中文相声。
相比“快乐汉语学习”，主攻监狱法的法制课就沉闷得多。偶尔也有临时课程，学习《反国家分裂法》，国务院发布的《人权白皮书》。
为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张世快在九监区搞了一项活动——背“四个尊重”：尊重中国警官，尊重中国法律，尊重中国国情，尊重他国罪犯。
再是不识方块字的老外，也能照着调子背下来。事实证明大伙很喜欢这个活动，报名背诵的人太多，以至只能抽签决定先后。踊跃的原因是特别的奖品，比如旺旺雪饼或者一罐辣椒酱，清淡的日子里，难得的口味深得外籍犯的青睐。
监狱管理者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让规章制度缓慢地抵达人心。
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
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
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
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
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他们喜欢说，有多少中国姑娘爱上我，或者奥巴马当选总统了。
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神经仍旧绷得很紧。“国家主权”、“外交大局”、“国际形象”，这些关键词悬在头顶。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
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有狱警说。比如，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巴基斯坦人诺伊，贩毒入狱，他看上去六十多岁，瘦癯、皱纹，牙没剩几颗了，护照上的生日却是1962年1月1日。诺伊说他在12岁那年从高楼上摔下来，大难不死，为感谢真主安拉赋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归零了。按照中国法律，60岁以上为老年犯，在劳动和起居方面可适当照顾，但干警们至今为难，毕竟官方数据上，诺伊只有48岁。
又如，中国大陆犯人可以假释，但外国犯人没法假释，离家人实在太远了。
在宗教实践一项，规定是“不得从事宗教活动”。而针对每天要做5次以上祷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适当照顾”的指示，可以心里信仰，休息时间在房间范围内自己祷告没问题。
许多问题只能从人性化的角度慢慢摸索。狱警们出了很多点子，每人报一首最喜欢的歌，边干活边放。像是瑞奇·马汀和迈克尔·杰克逊。这样一来，黑人们做工时虽然有点手舞足蹈，但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了。
晚上的闲暇时分，看CCTV9的《新闻联播》和体育频道。狱警们会为他们播放最与时俱进的电影，比如《社交网络》或者《新少林寺》。
外籍犯时常也怀念家乡的马铃薯
拉瓦锡刚入狱，很不习惯，在被子里哭了四个月。写一封家书到非洲，动不动就是半年。层层报批，找小语种翻译，如果邮差能准确投递的话，一来一回的，几个月就过去了。
不久后，监狱里的拉瓦锡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个孩子寄养在父亲家，连书都读不起。“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只能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他说。
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 Gao Zhang 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没人喜欢干活，但这是法律”，“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
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锡从来不吭声。他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犯人。三年多了，他还是吃不惯米饭，中国食物无法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着指头盘算着减刑的日子，但岁月时常出现差错，有时候他以为自己的无期徒刑该减到18年了，结果却是19年。他很纠结这个数字，“在里边，一天就是一个月。”他决定申诉。
又将是漫长的沟通。从中文到乌干达式英语，有时候比地理距离更远。
这么久，周围的人们终于听懂了他的一句话，他很是怀念家乡的玉米粥和马铃薯。
（应受访者要求，外籍犯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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