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夕，日本民众支持军国主义吗？
一、 军国主义的土壤：从明治维新到昭和恐慌
首先，理解为什么军国主义能在日本生根发芽，需要回顾其历史根源。
明治维新的遗产：国富兵强与尊王攘夷的变异。 明治维新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战略。西方列强的军事压迫现实，使得日本民众普遍接受了国家强大、军事力量是生存和尊严的关键的观念。最初的“尊王攘夷”思想，在国家富强后，逐渐演变为对外扩张的动力。军队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被抬高，成为民族复兴的象征。
对西方列强的模仿与挑战。 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获得资源和地位。这种模仿心理，加上对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平等对待”的屈辱感，催生了“要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民族雄心。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崛起，正是这种雄心在物质层面的体现。
经济危机的催化：昭和恐慌与农民的绝望。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依赖农业和轻工业的农村地区。农产品价格暴跌，许多农民破产，生活困苦。与此同时，城市里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在这样普遍的经济困境下，一些民众对自由主义经济和议会政治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转而相信那些承诺能够通过强大的国家力量，打破经济困境，获取海外资源，从而改善民生的言论。军方提出的“国家总动员”、“自给自足经济圈”等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绝望和期待。
二、 何谓“支持”？民众态度的光谱
那么，当时的日本民众是怎样“支持”军国主义的呢？这种支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层次和表现形式：
1. 积极的、狂热的支持：
军人家庭与士官阶层： 这些群体是军国主义最直接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都与军队紧密相连。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陆军中的基层军官和士兵，被灌输了“为天皇奉献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
民族主义狂热者： 一部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社会精英，深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将日本视为“神州”，认为日本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要解放亚洲，对抗西方。他们将参军、为国捐躯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民族理想的最高途径。
战争宣传的受众： 当时日本的媒体，从报纸、杂志到电影、广播，都受到政府和军方的严格控制。战争被描绘成正义的、光荣的行动，敌人则被妖魔化。民众通过这些宣传，逐渐形成对战争的正面认知，对军人的崇拜，以及对国家目标的支持。
2. 被动接受与默许：
对权威的遵从： 日本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对权威的服从传统。天皇、政府、军队在民众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国家号召参战时，许多人选择了服从，而不是质疑。
“时势所迫”的心态： 在经济困境和国际压力下，一些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国家生存的唯一选择。他们可能并不热衷于战争本身，但认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只能跟随国家的步伐。
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希冀： 许多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对贫困的生活和不公的社会秩序感到不满。军国主义者承诺的海外扩张和资源掠夺，在他们看来，可能带来改善生活、获得土地和财富的希望。
3. 沉默的少数与潜在的反对者：
和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然，日本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坚持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扩张和战争的残酷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曾试图发声反对。例如，一些作家、律师、学者曾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呼吁和平。
受战争直接影响者（如家中有参战亲属）： 随着战争的深入，特别是战况不顺时，一些家庭开始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亲人的伤亡、经济的压力。这种切肤之痛，会让他们对军国主义产生怀疑和抵触。
普通人的生存考量： 大多数普通民众，他们的首要考量是生存。如果战争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比如征兵、配给制导致饥饿，那么他们可能会产生不满。但这种不满往往难以公开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在现实压迫下的无奈。
三、 “支持”背后的推手与机制
要理解民众态度的形成，不能忽视背后强大的推手和运作机制：
天皇崇拜与“国家神道”。 天皇被塑造成神圣的、绝对权威的象征，国家与天皇融为一体。对天皇的忠诚，被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也为军国主义的推行提供了精神支柱。
教育体系的渗透。 从小学到大学，国民教育体系被广泛地灌输了忠君、爱国、牺牲等思想。历史教材被改写，以服务于国家扩张的叙事。
军队的政治影响力。 军队在政府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甚至可以绕过内阁直接向天皇报告。许多重要的国家决策，尤其是外交和军事决策，都是由军方主导。
政治精英的迎合与妥协。 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和权力，许多政治家和政党为了迎合军方的要求，或者在民众狂热情绪的影响下，选择了妥协和支持军国主义的政策。
总结来看，二战前夕的日本民众对于军国主义，并非一边倒地狂热支持。 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有一部分人是狂热的拥护者，他们相信这是国家崛起的唯一道路；有更多的人则是在经济困境、社会压力和强大宣传下，选择了被动接受和默许；也有极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反对的声音。然而，强大的国家机器、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持续的战争宣传，使得支持军国主义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最终将日本推向了灾难性的战争。
这种现象也提醒我们，理解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态度，需要深入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复杂交织，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历史的洪流，往往是许多个人意志、集体情绪和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我说句政治十分不正确的话。
在座的各位，喊过“留岛不留人”的，有多少？
想要把当代的日本再种几颗蘑菇的有多少？
听闻欧美遭了恐袭之后拍手叫好的有多少？
以上这些可都是反人类的行为。
再问：
把大一统王朝开疆拓土的面积当作第一评判标准的有多少？（注：挫宋不是大一统王朝，我直接没放在里面）
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期的一系列对越南北部的“善后措施”拍手称快的人有多少？
认为清朝把准噶尔打成了地名是清朝为数不多的大功绩的有多少？
以上这些可都是建立在外族人、外国人的血泪之上。
管东南亚人民叫猴子的有多少？
嘲笑印度“只有一亿人”，并且真的这么看待印度人民的有多少？
把乌克兰的一系列衰落总结为“乌克兰人的智商不配过好日子”的人有多少？
以上这些可都是对外国人赤裸裸的歧视行为。
看到这是不是要骂我“理客中”、“屁股歪”之类的了？不妨回头看一眼问题。
为啥我会总结出这些呢，因为以上这些都是我在知乎上见了无数次的想法，也是我曾经有过甚至现在仍然持有的想法。这还是在对国际大事、历史政治十分关心的知乎平台。如果放在消息闭塞得多的90年前呢？
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持有这些想法有“十分正当”的理由，例如都是周边的敌人先挑衅啊，为了我国的百年大计啊，我们的国家就是牛逼啊，等等。但是受害者方面会这么想吗？
而二战前夕的日本民众会不这么想吗？
即使是现在，国际主义思想仍然只是极少数人的精神奢侈品。
这问得有多天真？你不会真以为日本民众知道南京的细节后，会站出来遣责吧？
我们那个“武力至上”的邻居，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与鄙视，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来自于土壤里的，而不是什么洗脑。
包括日本共产党，也是支持侵略的丑恶一员（下面会谈到）。
恩格斯那句名言“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最适合形容日本。
公元早期，还处在国家雏形的日本就跨越大海，侵略朝鲜半岛，在3世纪到5世纪，仅仅围攻新罗的国都就达4次，侵略新罗多达19次。以至新罗控诉“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
明朝光是福建一个地方，就被倭奴屠了十几万。著名的兴化府（莆田）被陷，日本人屠杀了17个进士、53个举人、356个秀才，2万多百姓，杀人之多与满清嘉定三屠相敌。（此时王直已死，中国籍倭寇已式微，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体）
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并未完全统一日本，就叫嚣要征服大明四百州，迁都北京，称霸世界，甚至想征服印度，至于什么朝鲜、中国台湾、琉球、西属菲律宾，统统要包吞。其狂妄不可一世，简直白日做梦，但它们却狂热的付诸了实际行动。朝鲜王京汉城，被倭奴屠了十多万人，明军收复时，满城尸骸。明将查大受，路过野外一片尸堆，偶然发现一个朝鲜婴儿正凄惨的含着死去母亲的乳头，这位粗鲁冷酷的武夫也心如刀割，愤慨没见过如此灭绝性的敌人。
日本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时代，风靡日本社会的舞台大戏是《国姓爷合战》，内容却是宣扬日本如何借着帮助日本血统的郑成功复明，而逞武斗勇，征服中国。诸如日本武士横扫千军，开进南京，在这里建立日本人的国家一类。
－－－－这不是什么日本政府的洗脑，而是日本民间文化！是日本民间自发地，对侵占邻国进行幻想，并探讨它的必要性、可能性。
就是这种17世纪日本民间创作的征服中华的“战争幻想剧”，令倭岛民众如痴如醉，大戏连续多年上演不衰，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明治维新刚开始，日本尚未摆脱列强的侵凌，就迫不及待叫着要“布国威于四方”、“以战争促进发展”。
日本无缘无故挑起对中国的甲午战争，那时候，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军部文化、少壮派还远未形成，日本国民就已是从工人到农民，从老人到孩子，对侵略邻居，逞武扬威于外域而“个个兴高彩烈，人心欢腾”（藤村道生《日清战争》）。战争以倭奴得逞收场，大街小巷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向“清国留日学生”们挑衅，讥笑谩骂，嘲笑他们是窝囊无能的中国来的人。
就是从甲午起，日本民众对中华儿女的贱称，除了“支那人”之外，又多了一个新词：“呛括咯“（ちやんころ）。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日俄战争期间目睹日本民间狂热的送亲参军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字时，大受震动，“流连而不能去”。
其实受震动的何止是一个外人梁启超？日本政府自己也被一次次震撼了。重金打造的海军出击稍有不利，民众就包围海军将领的家邸，用石块倾泄狂怒。日本没能从沙俄勒索到巨额赔款，激起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数万百姓砸了日本内务大臣官邸，攻击首相的媒体报社，东京的15个警察局被烧了13个；还有141个警察派出所被打砸焚烧；连日本国民大会的主持人都落荒而逃，以至政府不得不动用近卫师团来镇压。
如此的种族性格的日本国民，是温和良善的向往和平，还是凶神恶煞的支持战争、推动侵略，难道还要问吗？！它们是绝对不屑于把中国人民、朝韩人民视为平等的生灵的。
更不要说九一八、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阶段，日本劳动大众对于侵略、征服的支持，到了如痴如狂、举国头脑发热的巅峰。日寇攻陷南京，用野兽般的狂暴把中国人民屠得天地为之变色！而与此同时，是日本国内社会的提灯大游行，庆贺对中国的蹂躏。视之为“这是日清战争23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事！”（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
如果日本民众不支持战争，像汉族、朝韩这些大陆农耕民族的人民那样，大体上温和、友善的话，那几百万出自底层社会的日本士兵，完全可以在上级没有命令、或命令以外的地方，用自己的善念，去减轻中国民众被杀戮、侮辱、践踏的苦难。
但事实呢？ 日本民众在上级命令之外，最大限度的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把中国百姓残虐和侮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灭绝人性之惨，反倒日军上层得用宪兵来适当约束！
从千千万万日本民众中走出的日军士兵，在残暴逞狂方面，自发、自觉、主动得很，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乐此不疲！从中华关外到关内关内，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它们活剖孕妇，手撕婴儿，肢解人体，掏空内脏，挖人眼睛，生剜心肺，刺刀捅阴道、捅肛门。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含着血泪恸问苍冥，无数中国百姓跪下来向它们百般乞饶，换来的，却仅仅是它们豺狼般的拍手狂笑，是拒绝怜悯，是为继续所欲为的开心与得意。
在东北的矿洞里，中国工人在日本普通人充当的监工手下被当成比牲口一般非人役使，留给今天的是无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即使活着，即使给一点饭吃，日本人也要往饭里吐一口痰，再不屑的扔给中国工人。日本侨民的孩子们，放学时为寻开心，可以随意拦下中国孩子，放肆的抽大耳刮子寻乐，中国家长也不敢反抗。
日军底层士兵甚至以踏破人伦铁限为乐，逼迫中国民众母子、父女、兄妹、姐弟乱伦。不仅如此，日军还强迫中国人家庭举家观看，看着这残虐耻辱的一幕还不够，还逼迫受难者家人们做出拍手、喝彩、欢笑状，活活要把中国人逼疯。
日本民族，把毁灭中国人的个体尊严和民族尊严做到了极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日军行军还特意强捉大量中国老人为它们挑担子，其实往往担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日军故意在里边塞满砖头，然后再遮住，让中国老人们没日没夜的挑着沉重无比的担子跟它们走，把人活活压残压废，日本人就是纯心要这样折磨着玩。
至于什么轮奸中国女子还要强迫她们去喝日军自己拉的尿，蘸着中国人的鲜血，在墙上得意洋洋的写上“吃的牛肉鸡，睡的中国妻，杀的中国蠢东西…………”
这些不是日军士兵出于日本社会阴暗习性而干出来的，请问是遵从哪条命令干的？
二战中，日本本土的普通老百姓，有一次鲜活的对待中国受难者的实例：花冈惨案。
被虐得不成人样的中国劳工，为活命不得不作了反抗，打死几个日本监工，然后四散逃走，他们饥渴难奈的散落在花冈一带的日本乡村里。日本民众是怎么对待的呢？
一位日本左翼友好人士事后看到种种目不忍睹的历史记载，什么乡村里的日本小孩用棍子把出逃而落单的中国劳工活活打死、被军警捉住的中国劳工集体跪在撒满玻璃渣子的广场上，又被赶来的日本民众手持棍棒往死里打，不论中国人的嚎叫和乞饶声多么凄惨，日本民众仍死命挥舞棍棒，吼着“清国奴！”，百般施加非人的折磨－－－他不禁愤怒的质问，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吗？！
可笑的是，日本左翼都在斥责自己的民族，我们却在广泛宣传极个别中国劳工（刘某）被日本某户人家收留保护的事，用如同中了大彩一般的概率，拿来做为日本民众友好善良的见证。可悲！
正因为如此，日军士兵对中国男女犯下惨绝人寰的暴行，被日本民众视为津津乐道的趣事，是足以值得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什么强迫几十个“呛括咯”自己挖坑，等挖好后，再全部推下去活埋，这些杀人取乐的事，让日本民众听得哈哈大笑，甚至“十岁前后的少年都听得很痛快”（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视之为民族自豪和优越感的来源。
在日本国民眼里，这是胜利者对劣等种族天经地义该干的事。安冈章太郎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说出了日本民众真实的看法，“不过是‘呛括咯’死了，也许就是想到这些”（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有个齐藤曹长，对本国人彬彬有礼，对中国人残暴无极，见到中国女人就强暴，后来它的部队打到独山，捉住一个女人正要行奸，却发现对方是日本横滨人！跟着中国丈夫逃难在独山。一听对方是日本人，立即就放手了。它们眼里，中国人哪配与日本人相提并论，值得平等对待？
而且，支持对外侵略，绝不是什么一小拔日本人，而是日本全社会、各界共同的顶力支持。日本工人阶级大搞产业报国会，500万人参加。妇女们搞“爱国妇女会”，900万人参加。这些日本女人叫着“无论如何也要取胜！”，勒紧裤腰带把一个个儿子送往战场，自身也以当慰安妇为荣。
日本宗教界对内是普渡众生的，对外侵略则一个比一个狂热，佛教界、基督教界，争着跳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助纣为虐，甚至恨不得比纣王还纣王的充当“圣战”先锋。
最讽刺的是日本共产党！再进步的人类意识形态，还是战胜不了日本人的民族本性！整个日共几乎整体变节，大部分自动“转向”，而且还是全面侵华开始前就迫不及待了。1933年6月，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这两个败类联名昭告全国，宣布“转向”，叫嚣要“积极参加”对外战争！这一通告之后，仅仅1个月内，被判刑的393名日共党员，立即有324人支持“转向”占总数的74%。仅仅只有114人坚持原有反战立场。在转向者中，绝大多数是付诸了实际行动，彻底的支持侵略的。（藤原彰：《日本民众的历史：战争与民众》）
可以说，在反人类的坚定、顽固、宁死不降方面，日本中下层做到了极致。但在反法西斯、反战的坚定性方面，日本人却倒数第一，日共远远不如德共，所以日本方面对日共的镇压与顾忌，也远远没到德国“国会纵火案”那个地步。希特勒镇压德共，还是非常忌惮引起德国的社会反响的。这背后，不就是人民的支持度的差别吗？
日本当时7000万人口，根本就没能建立反法西斯战线，因为它们对侵略、对逞武施虐的渴望，是举国一致的爱好。
一直以来，网上大把的人为了洗脱日本社会，似乎总把一些少数得不能再少数的日本人放大，拿来蒙骗善良的中国人。似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能代表日本了。 可见掩耳盗铃到何等地步，完完全全就是别有用心，包藏祸心！
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日本民众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是它强烈的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偶然。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不再自欺欺人？
难道从古至今，4000万受难者的血还没把你浇醒？
再说，日本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如何，各位还没看清楚？ 即使是日本政府想与韩国朴正熙政府和解，政府也只能在日本民意的刀尖上跳舞，给韩国一些补偿也要想尽办法在词藻上作文章，无它，日本民众对朝鲜民族蔑视是深固不可动摇的，日本民众也绝对不允许有“赔偿”二字出现！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动不动就用“英美包围马上就要犁庭扫穴的可怕景象“和“打赢他们就可以过上顿顿有大米饭的美好愿景”煽动，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的人很难独善其身。
一剂一剂麻醉针下去，全然忘记他们头顶上的腐败官僚和军阀才是国家的癌细胞，直到原子弹和燃烧弹呼啸而来，才知道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人。
说100%，有点夸张，说99%，大量漏网。
李梅的东京烧烤战术极度反人类，却没有一个指控他残酷惩罚日本普通人民，为什么？
同理，统一台湾的时候呢？
你以为日本当年不内卷？看看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就知道了。《啊！野麦岭》里面的缫丝女工那可不是996啊！那是12小时工作制！日本普通农民一年都未必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当年日本对外战争能获得大量的财富，再加上为了能拉底层去战场上当炮灰，更好的服务于扩张。在侵华战争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军队的待遇都很高。当时去陆军，几乎顿顿都有白米饭吃，海军官兵甚至能吃到咖喱饭还有汽水。对于当时出身农村的普通日本士兵来说，那简直是土财主的生活。如果你能考上军校然后出来当军官的话，就可以直接实现知乎式的财务自由。好！很有精神！也是有前提的。
所以你要是问我日本普通民众支不支持军国主义，那你还不如去问问山高县，为什么他要创办入关学。因为这是一个问题
并没有什么整齐划一、面目模糊的“民众”，而是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和他的思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都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和观点。如果考虑到在战后的1950年，只有4.4%的日本人可以完整地阅读报纸。能否用“民众”这个标签来概括日本的大多数人本身都有点麻烦。与其说这些人构成了作为整体的“民众”，倒不如说这些人是袋子中一个一个的马铃薯更准确。
不过要说日本民众在二战前夕支持军国主义，这个笼统的描述大体上也不错。但这个描述没有回答更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日本民众支持军国主义。这个问题太大，我没有能力回答，只能举两个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现象。首先由共产主义运动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中，写作美化战争的比较多。比如希腊哲学研究者出隆在1943年写到：
在这举全国之力歼灭英美之决战的金秋，我坚信研究或讲授古希腊哲学，也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对现阶段只能起到间接作用总是心怀歉意。所以当上邻组组长后，做配给粮食的工作或指挥防空，尤其是戴上钢盔、带上袖章、用喇叭指挥女消防员，这样为邻组工作时才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甚至觉得因为是在为国效力而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
在理论层面，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就对“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多有批判，也支持消灭资本主义，赞美同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英美开战。所以从共产主义向军国主义转向颇为流畅。但是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的转向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暴力压制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宗像诚解释自己在战时撰写协助战争文章的理由是：
直接的原因是恐惧，被关进监狱的恐惧。……我尤其是肉体上的胆小鬼……这种恐惧很强烈。被关进监狱的恐惧，随着朋友们接连被带走越来越强。……孤立，被人盯着的感觉很让人不安。因为想着父母、妻子、孩子，被关进监狱的恐惧从而加倍。
而对于成长于战时的一代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又有不同。1930年出生的佐藤忠男回忆当时中学入学面试的口试例题：
现在日军正在何处打仗？对于战斗中的士兵们你有和感想？应当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取得对魅影的胜利？日本士兵是高呼着什么内容战死的呢？为什么？请说说你现在正在接受着谁的恩惠，你认为怎样做才能报恩呢？
佐藤回忆自己在口试模拟练习时有过失败的经历：
“为什么日本必须惩罚支那？”“为什么飞机会飞？”“ABCD包围圈是什么？”等等我很擅长回答这些问题，却不知道“生于日本的幸福”这种理应充分理解的概念该用何种语言表达才好，只能呆呆的站在那里。提问的老师最终不耐烦地让我坐下。在我旁边的班主任觉得很丢人，涨着通红的脸瞪着我。……那是最混账的事情。因为老师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样简单明了的标准答案。
可想而知，接受这样教育的人对于军国主义又怎样的理解。1924年出生的吉本隆明回忆自己在停战当天的感受：
我怀着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激进想法，对于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点儿也不觉得恐惧。反战也好、厌战也罢，我都无法想象。……如果战败就不能解放亚洲殖民地，我个人曾相信过这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口号。
出生于1932年的小田实的回忆可以很好的总结以上两种不同的心态：
比我年长十岁的人，再糊涂再愚蠢都明白，对人们来说（或对日本来说），和平状态才是正常的状态，战争状态是异常的状态。不，是一定会这样想。
但是，那时候的我却做不到。我所了解的只有战争。我不了解和平。和平，只存在于书本之中、别人的口中。是现实生活中，我触不可及的东西。
也就是说，和平是虚构的。战争与之相反，是现实的、真实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民众的支持是军国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军国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到几十年军国主义宣传和恐怖政治对整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文化程度相当底下的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这种观点在国内又经常进一步推导出日本国民全体有罪的理论，只不过推导到了这一步，自己离军国主义已经不远了。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会是爱国的，这是天然的感情和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明白自己爱的“国”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不愿去想太多。
在前段时间因为“好！很有精神！”这个梗而“火”了的《啊！海军》这部电影里，其实就很好反映了日本民众当时的状态，导致尽管这部电影本身是右翼片，现在看却会看出左翼的味道来。
“聪明的人容易变成赤色分子。”你品，你细品。
主角平田写了张反对军训的传单，被教官一顿批，平田心里老大不愿意也只能跟着军训，因为除了军校，别的学校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正常来说上不起，上起了也不见得找到工作。巨大的贫富差距，使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想着维持生计或者阶级跃升，而无法像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正常地实现上学读书找工作这种似乎“理所应当”的幸福。
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没有足够大的国外市场，却有足够多的贫困人口。
而贫困人口，因为缺乏善意的教育（不让你成为“聪明的人”），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见识，导致找不到自己的未来出路和发泄不满的对象。
与此同时，顶级华族和大财阀越来越富，却不愿意被分蛋糕。
“爱国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爱国”，这是当时日本的大环境。
加上有之前日本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果实”做基础，自然而然一致对外就是最“政治正确”的选项。
“爱国”嘛，还能有错？
更何况，随大流“忠君爱国”没准还能实现阶级跃升，有这等好事还不赶紧“爱国”？
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聪明的人”也只能收声明哲保身，或像平田那样弃疗求重生，或转移战场再图发展，做一些地下工作，不这样的话，自己不体面，别人就会帮自己“体面”。
所以，如果说战前日本民众是不是支持“军国主义”，他们行动上当然是支持的，因为只要在当时参加了工作，成为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那就是在支持，哪怕只是在跟着摇旗呐喊。
但这些行动真是他们发自内心就想要去做的事情吗？其实未必。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选项真的没有那么多，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那个看起来“正确”“安全”的选项，至于选项的后果，没办法事先就“事后诸葛亮”，即便那个看起来“无比正确”的选项，很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灾难，而看起来最悲惨的结局，反而可能是幸福的开始。
以前写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作为补充吧。
我一向觉得极权体制下去探讨民众支持度没啥意思的。不管是官方调查还是第三方调查，调查出来的数据都是废纸一张。你马路上出来一个白皮，跟我说他是耶鲁大学研究机构的，和日本军部没关系，你可以放心告诉他你支不支持东条英机，我就敢大胆的说啦？别开玩笑了……除非我人不在日本。
当年我爸在学校表现的那叫一个积极，口号喊得震天响，等到工宣队敲锣打鼓到家来了，他说自己胃溃疡要死了……
在政府掌握宣传口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受限于教育程度，都会被垄断信息获取权，转而支持政府。
少部分开眼看世界的清醒人士，要么选择沉默独善其身，要么选择组织对抗政府，然后被庞大的军国机器孤立，逮捕，碾碎。
战争发展了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
民众没有那么多的组织能力去发动战争，
只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巨大的国家机器挟裹着一起前进，却无法左右这台机器的前进方向。因为操纵杆自始至终就在那个驾驶者手里，不在螺丝钉手里。
很多人高估了平民的作用，
觉得是平民支持政府才发动了战争；
是平民培养出了那样的军国政府；
这是太高看平民的素养了。什么是平民？是绝大多数只知道上班/种田，心里想的只有晚上吃什么/不想加班/今年收成会不会不好，平时绝不会花时间去主动获取外文新闻的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度单一，他们的政治倾向被牢牢地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今天在报纸上登一堆仇恨A国的新闻，平民就会觉得A国真是罪不可赦；政府明天在电台里播一堆亲善B国和B国强大的新闻，平民就会觉得B国真是好，是我们可靠的盟友，这把有戏啊。
只要日本政府掌握着这些宣传平台，平民就一定会支持政府。其中大部分是愚昧的被诓骗的，少部分是知道现实但求自保所以随波逐流的。摇摆不定的投机主义者应该也不少。
所以，不是
民众支持打仗——》统治者顺应民意而发动战争，
而是：
统治者准备发动战争——》宣传口发力，前期准备开始，扫除内部反对力量，使民众支持自己
你说呢？
1905年，秋瑾去日本留学。
她刚到日本横滨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当时横滨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男女老少服饰艳丽，一个个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欢送着走向日俄战争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所有人都在欢呼“万岁”。
他们不会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也不考虑是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
秋瑾感叹：“在此时的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国民，这样的百姓，顿时觉得心中气苦，泱泱五千年中华，竟样样不如日本。”
在那个时代，让老百姓支持国家、支持政府，无论他们支持的是不是“军国主义”，在我国民国先贤看来，居然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样。在大清，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是一盘散沙……还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所以秋瑾孙文他们特别羡慕日本人“爱国”、“有组织”、“有动员力”、“有凝聚力”。
别说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德国远征军出发的时候，多数德国民众也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国军队出发打仗的时候，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也都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的。
反战，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情怀，在享受霸权红利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中，是少数。
我不会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之类的屁话，因为一竿子打死所有人，不实事求是，不唯物主义，东京烈火中，广岛核爆中，烧死炸死的也有进步人士、共产党人，还有更多无辜的普通人。
但我也会谨慎说“帝国主义的民众是无辜的，是可以团结的”这样的废话，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只是一句谁都会说的“大义”，因为只要这些民众被帝国主义统治者洗脑了、蛊惑了，那么在一定时期，他们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民众中的进步力量不足以颠覆他们的反动政权，一切就都没有意义。
抗战时期的日本共产党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力量太弱小了，他们几乎没能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他们也代表不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对中日和平的贡献，还不如那些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日本普通军人。
我们不能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自发“反战”，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期待战争红利，喜欢霸权掠夺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异想天开，拍飞机携“纸弹”去轰炸日本，让飞行员飞到日本上空去撒传单，希望唤起日本民众“反战”……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我们不能对着大多数敌人的刺刀念佛经，更不能在面对战争、屠杀、灭绝、亡国灭种的时候谈“反战”。
首先他们得有实际上表达自己政治意向的自由，才能谈及支不支持，在天皇专制、军部当道、政治经济危机、特高课恐怖统治、大政翼赞会、对文化界、知识分子、传媒的胡萝卜加大棒、一旦稍有异议或者不够“昭和”的情况就是非国民蹲大牢或者直接被迫害被刺杀的情况下，就像《啊！海军》里那个不想大声报出自己名字和籍贯的学员一样，在高年级老大哥和同伴压力下，最终也不得不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号，事实上表达了他对老大哥的服从与爱。很多人可能会举北一辉和日本的东北拓殖团之类的例子说明“左翼”和民众也没有清白到哪里去，然而事实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已经被法西斯所挟持，在异议=流亡/死亡/被打压的情况下，在最刚烈的日共诸位大牢坐到二战后的情况下，一些原本“进步”、“左翼”的人突然失心疯般赞赏起法西斯当局的一举一动，那些原本挣扎求生的老百姓也顺带被动或主动成为侵略战争机器的一份子，也是有可怜之处且可以理解的。你不能拿出要求所有人都是烈士的态度去要求饱受压迫的民族国家下层民众，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和治理力量本来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不然怎么会用“机器”这种极具规律性极具“能量”“动力”的名词去指代国家的机关呢？
这里我再延伸出去谈另外两个中文互联网很爱谈的问题（且在我看来主流看法都错的厉害的问题），一是广岛和长崎的民众究竟有没有罪，二是战后日本人民是不是转而受到美军压迫的情况下失去了所谓“武德”甚至对英美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及这种态度该不该怪女性easy girl、或者日本民族奴性的头上。
广岛和长崎死于原子弹的民众当然是无罪的，而他们的无罪恰恰说明要警惕极端右翼的崛起，无论是哪国。很多人压根不能接受这点，因为他们想到了死难的他国军民特别是我国军民，并马上会指责我无视国内的苦难（然而作为一个去过南京大屠杀罪证陈列馆参观的人我强烈否认这个说法），或许“精日”的帽子就马上要飞过来。然而是他们这些在后方默默忍受物资配给制，男人被强制送上前线送死（名义上是官方定义的大和民族高等人，还是要在军队里被上级欺凌被侮辱还要送命）、女人被送进工厂被当成男人一样做工（低工资、低营养、未见改善的工作环境、极右翼的性别歧视、这些在战后还要努力讨好外国人好活下去的女性）、孩子与父母分离被疏散到乡下这样的普通日本民众来决定日本当时是战是和吗？他们对前线的军事失败、后方的经济困难能够全部第一时间知情吗？他们有被日帝当局当成一个健全人格的公民看待吗？他们固然在战争早期尝到了侵略战争暂时得胜带来的一点残汤剩饭，然而在后期战事全面溃退时他们的皇帝和将军有和他们同甘共苦吗？他们固然是战争机器上的组件，然而在螺丝拧紧的情况下，螺丝自己想挣脱真的那么简单吗？凡不考虑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况和平民处境，就指责他们是主动的、全心全意的侵略帮凶（而且还是日帝全面新闻管制欺骗民众的情况下），声称恨不得原子弹炸死多几个人的人，无非是打着反侵略政治正确大旗的民族复仇论。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侵略实质上就是新的扩张思潮，就像日本当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实际上是打着反英美殖民统治的新的殖民暴政一样。那些化成灰烬的人们是机器上的组件不错，然而他们是被绑架洗脑来的，不去指责把整个国家民族拉去陪葬的法西斯疯子，不去指责当时国家当时实际的统治集团，去指责在专制暴政下呻吟挣扎求生的民众，就像去指责在封建王朝下走投无路的农民起义是大逆不道，无疑是站不住脚、本末倒置的。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他国死伤军民的意义，不意味着精神X国人，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盟国军事行动的意义，而是把近现代民族国家里经常被混在“民族”“国家”概念里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分开，并指出被划为民族的苦难的原子弹，实际上是被绑架的被统治阶级不该有的苦难，而这两颗原子弹更应落在那些法西斯头上。然而正是这些法西斯的绑架，实际上使得民众与日本的战争机器无法分离，使得这些无辜的民众承担了战争代价承担了法西斯的罪替他们去死了，而不是法西斯自己来为战争负责。
第二，战后美军进入日本后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形成美国男性在日韩台对女性的性吸引力优势和女性对外国男性依附的实际情况，由此引发我国网络上某些人特别是男性最爱谈的easy girl，最爱谈的日本是美国的狗、美国是日本的爸爸国真的应该怪日本女性或民众的崇洋媚外吗？在我看来，如果你抱有这种看法，你实际上和那些鼓吹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日本右翼、鼓吹德国输了一战是因为犹太阴谋背后一刀的德国右翼没什么两样，因为你再一次让本不该为法西斯的罪行和疯狂买单的、本该得到补偿的普通人来为此买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它宣告发动侵略战争、实行种族歧视和灭绝的法西斯国家和政权是注定灭亡注定钉上人类耻辱柱的。然而讽刺的是，因为战后盟国内部几乎是立刻的意识形态分裂和互相猜忌，以及最根本的实际上回到了战前大国彼此争抢利益、操控弱国、小国、战败国为己所用的老路上，那些本该由法西斯和统治阶级买单的战争罪行再一次被划由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混为一谈的“日本民族”来承担，再一次转嫁到了在战时就已经被绑架的被统治阶级以及特别是下层的女性身上。刚刚从法西斯战争机器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被绑到了冷战的美国战车上。在反共的大旗下，那些战时的战犯、默认战争正确的上层、没见的多进步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就重回政治中心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新华族，仅仅因为反共以及把对法西斯及天皇的忠诚转移到了美国和美国人身上就掌控了政治经济优势权力的人，自然是不用为战后的民生凋敝、占领军的横行霸道买单的。西方学者写的《性暴力史》里，那些被迫在性和身体上依附于占领军、被迫承担驻军代价的日本女性和民众，实际上只不过是战后男性大量死亡、经济崩溃造成的女性失去经济依靠（战时要求她们去依附男性的又是谁呢？）和没得到多少改变的男权社会的受害者，那些在战时要求他们做服从男性和父亲、丈夫的大和抚子、在战时要求她们进厂“为国分忧”的法西斯，要求她们做贞洁烈女的政客，此时只不过只是要求她们把对日本男性的服从和奴性转移到服从占领军身上，政客们战时承诺日本国民幸福，现在又绝情地把日本女性和穷人推出去作为实际上日本男性和上层阶级的牺牲品。那些看不起、打骂、奴役、侵害她们的男性本来就在看不起、打骂、奴役、侵害她们，此时只不过多了一个看似更“正当”的理由去歧视、奴役她们：你卖淫给美国人！/你当美国人的情妇！→你是婊子！贱人！脏货！而丝毫不会去为她们的处境分忧，也丝毫不考虑谁让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家庭，不得不出卖自己在男权社会下仅有的畸形的性别优势——肉体——来苟活。在美军占领军/驻军下受扰受侵害的日本民众和女性，只不过还是在为政府反共、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正确买单，这完全和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没关系的，更不是你指责日本/亚洲女性有意讨好白人的理由，因为倘若这样，我们就无视了造成这一切局面的根源：把国家和民族拖入毁灭性战争的法西斯和战后牺牲底层换来自己牢固地位的政客以及美帝国主义。认为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应由民众特别是女性负责的人，指责她们easy的人，只不过是新的、有国家/民族作为烟雾弹的受害者有罪论，而丝毫不去追究真凶的责任，而且是天然合理化男权社会下对女性性压迫的行为。
所以，与其去考虑侵华期间日本民众左翼有没有参与支持法西斯，或者认为他们必须反对侵略而不考虑当时他们面对的国内实际情况，不如防止反战败的思潮兴起，不应该再用百分百的民族叙事去看待这些事情而应该认识到极右法西斯的危险，认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机器的治理能力下，要求一个群体与已经异化的国家机器硬碰硬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源头上防止法西斯再起，无论在哪国都应该如此，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因为今天反侵略的正义，很可能就在扭曲的舆论态势下被用来为侵略辩护，今天法西斯的罪行，就有可能被偷偷转嫁到了全体民族身上。
“索夫团”了解一下。
“九一八”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广大日本妇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许多妇女的丈夫被迫应征入伍，有的伤病残废，有的殒命异国，走上了不归之路。因此，许多日本妇女都参加了反战活动，“索夫团”便是其中之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在上海遭到了重创，伤亡很大。消息传开，广大日本妇女悲愤异常。长崎、大阪等地的妇女特意召集一些军人家属，组织妇女“索夫团”，向东京的日本政府当局请愿，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丈夫，停止战争，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悲愤之状几近疯狂。
日本当局虽然假意相劝，说了一大通为国为民的道理，但请愿的妇女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仍然逗留不肯散去。其时，妇哭儿啼，闻者无不伤心落泪，陆陆续续地加人请愿队伍妇女人数不断增多。2月份，日军家属及民众千余人又前往陆军省请愿，要求撤回已派出的军队，中止出兵，结束侵略战争。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蛮横地拒绝了人民的合理要求。请愿家属的要求得不到同情，乃集合妇女，齐赴车站，横卧于铁轨之上，意图阻止军队出发。陆军省丧心病狂，一意孤行，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竟然下令开车，以致碾死妇女多名。
九一八后，在中国的日侨普遍厌战反战。1932年2月中旬，日本当局向在青岛的日侨征兵800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报名参战；有的人为了逃避征兵，甚至自残手足。
同月，日当局又在胶济路一带向日侨征兵，许多日侨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地日侨团长因为无法完成征兵任务而切腹自杀。大连的一个日本人为反对征兵而自杀，临死前留下遗书称：“余非畏死，蓄欲从牺牲唤起我大和民族，共起反对军阀穷兵黩武之自杀政策，救我邦人。”
日本共产党始终站在反战斗争的前列，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7月诞生之日起，就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日本应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撒出军队”。
1931年7月6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共就发布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应当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日本。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汹涌澎湃。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大工厂纷纷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游行示威。仅东京一地参加者就达2500人。农村也开展了反战运动，仅富山县就有六个村单位举行农民反战大会，有的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1928年5月，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福冈、奈良等地的劳动群众，在“反对出兵中国”的口号下，结成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活动。1932年全国工人协会领导了东京地铁工人的罢工，占领工作场所，取得了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全国农民协会，确定了反战行动纲领，推动广大农民进行“反献金”、“拿米来”、“索夫团”等反战斗争。
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率领下，青年们的反战运动，也迅速兴起。1932年2月9日，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散发反战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横滨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上海扩大侵略战争。
日本宪兵机关的统计，各界人民反战、反军部的斗争，1930年为1398次，1931年为1905次，1932年为2437次。
一些合法的左翼工会组织，也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组织。
在中间阶层、知识界中，也出现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火焰。1931年到1932年，长谷川如是闲出版了《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书》。“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埤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另外，大山郁夫、浅沼稻次郎等，也持这种正义立场。
1933年8月，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江口涣、长谷川如是闲、藏原惟郭、加藤勘十等一百多人，不怕迫害，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1935年，美浓部达吉教授发表论著，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遭到起诉，他不屈从权势，捍卫自己的主张，在贵族院答辩两小时，使不少企图加罪于他的人，也受到感动。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也发出了反战呼声。石桥湛山提出“满蒙放弃论”，批驳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主张与中国发展和平的经济贸易关系，指出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为敌，与世界各国为敌，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惨败悲剧。在1937年1月召开的第20次国家议会上，政友会代表滨田国松公开指责寺内陆相：“军部干预政治……包揽国政，实际上将流于寡头专制的作风。”
1932年7月，日共成立了以风间文吉为首的军事部，负责整个反战兵运工作。同时，建立了关东军事委员会、关西军事委员会、水兵委员会等兵运领导机构。在兵营、舰队中，也建立了各种基层反战组织，展开了反战活动。
1932年7月15日，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土兵为对象的报纸《士兵之友》，并且编印了大量的反战小册子。在反战传单《告各位士兵》中写道：
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已有4000名士兵伤亡了。满洲成了日本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谁得了好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们，满洲的煤铁，饱了他们的私，成为剥削工农的手段……各位士兵，所谓“天皇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而存在。士兵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在兵营、军舰内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像囚徒一样生活；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去镇压国内工农的解放运动，残杀外国的工人、农民；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把战争强加于世界工农的希望——苏联红军和革命中国的红军。我们士兵必须弄清楚这些事情，工农是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我们是穿军装的工人、农民，我们反对这一切！
这份传单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打倒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在日共引导下，日本士兵纷纷行动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第二师团驻仙台市时，当军国主义者举办演讲会进行战争煽动时，该师团30多名士兵喝倒彩，把他们赶下了台。1932年5月，驻会津若松的步兵第29联队二等兵金田，不怕受迫害，在兵营中张贴反战传单，当他被逮捕时，身上还有50张印有“反对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内容的传单。据统计，1931年，在日本军队、军工厂中，曾发生反战事件126起；1932年，增加到204起，等等。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就坚持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从1928年到1933年，经受了五次大逮捕，组织上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疯狂的政治迫害日益加剧，逮捕范围不断扩大。
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3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而被揭发者，共6900多人，其中受到起诉者有4175人。日本反战民主进步人士几乎都遭到迫害。他们或遭惨杀，或被长期禁闭狱中，或被折磨致死。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年10月被捕，11月惨死；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年2月20日中午，在东京赤坂福吉町被警察逮捕，立即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小林受到警视厅特高科警察中川、山口、须田等人先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极其野蛮的拷问后，于下午7点40分停止了呼吸。鲁迅先生在小林多喜二遇害后，发去唁电，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并肩奋进！还有，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33年10月被捕，于次年2月惨死狱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来源：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孙金科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1996.02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徐剑雄，杨元华著，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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