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变性手术的人死后，法医该怎么判断性别？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生物学、医学以及法律的交叉领域。法医在判断遗体的性别时，通常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而对于经历过变性手术的个体，这些方法可能需要更审慎的解读。
首先，我们得理解法医在确定性别时的基本依据。传统上，法医会通过观察遗体的外部生殖器来直接判断。但对于经过变性手术的个体，特别是那些接受了性别重塑手术（SRS）的人来说，外部生殖器的形态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不再是其出生时的状态。例如，接受了女性向男性转变手术（FtM）的个体，可能进行了阴茎成形术；而接受了男性向女性转变手术（MtF）的个体，可能进行了阴道成形术或睾丸切除术。因此，仅仅依赖外部生殖器已经不足以做出准确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法医会转向内部的生物学指标。DNA检测是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可靠的手段之一。人体的DNA中携带有决定性别的染色体信息，通常情况下，XX染色体代表女性，XY染色体代表男性。即使一个人进行了激素治疗，或者通过手术改变了生殖器的外观，其DNA中的染色体组成通常是不会改变的。法医可以通过提取遗体的DNA样本，进行基因分型，来确定其性染色体的类型。这是目前最权威的判断依据。
除了DNA，法医还会检查其他内部的生殖器官，如果它们仍然存在的话。例如，对于MtF的个体，即使进行了生殖器切除，如果睾丸仍然保留（虽然这种情况较少见），法医可以通过组织学检查来确认其存在。同样，对于FtM的个体，即使进行了阴茎成形术，如果其体内仍保留有卵巢，也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这些内部器官的组织学特征，例如细胞结构和激素受体表达，都能提供重要的性别信息。
法医还会考虑遗体的骨骼结构。虽然骨骼上的性别差异可能没有生殖器那么明显，但在成年人的骨骼，特别是骨盆和头骨上，确实存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于长期激素水平的影响，导致骨骼在发育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性别特征。法医可以通过测量骨骼的尺寸和形态，并结合其他证据，来辅助判断性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并非绝对准确，尤其是在个体激素水平波动或者存在其他影响骨骼发育因素的情况下。
此外，法医还会审阅遗体相关的医疗记录，如果能够获取到的话。这些记录可能会包含个体的出生信息、医疗史，以及最重要的——是否进行过变性手术及其具体的手术类型。详细的病历资料可以为法医的判断提供直接的、确凿的证据。
最后，法医还会考虑遗体的其他一些可能存在的线索，例如声带、体毛分布、皮下脂肪的分布模式等，这些也可能受到激素水平的影响，但这些通常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参考，不能作为决定性的依据。
总而言之，对于经历过变性手术的遗体，法医会采取一种多角度、综合性的判断策略。DNA检测将是核心，同时辅以对遗体内部生殖器官的检查、骨骼特征的分析，以及相关医疗记录的查阅。其目标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还原遗体的生物学性别信息，无论其生前经历了怎样的医学干预。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细致观察和严谨分析的过程，以确保最终的判断是科学且负责任的。
首先，我们得理解法医在确定性别时的基本依据。传统上，法医会通过观察遗体的外部生殖器来直接判断。但对于经过变性手术的个体，特别是那些接受了性别重塑手术（SRS）的人来说，外部生殖器的形态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不再是其出生时的状态。例如，接受了女性向男性转变手术（FtM）的个体，可能进行了阴茎成形术；而接受了男性向女性转变手术（MtF）的个体，可能进行了阴道成形术或睾丸切除术。因此，仅仅依赖外部生殖器已经不足以做出准确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法医会转向内部的生物学指标。DNA检测是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可靠的手段之一。人体的DNA中携带有决定性别的染色体信息，通常情况下，XX染色体代表女性，XY染色体代表男性。即使一个人进行了激素治疗，或者通过手术改变了生殖器的外观，其DNA中的染色体组成通常是不会改变的。法医可以通过提取遗体的DNA样本，进行基因分型，来确定其性染色体的类型。这是目前最权威的判断依据。
除了DNA，法医还会检查其他内部的生殖器官，如果它们仍然存在的话。例如，对于MtF的个体，即使进行了生殖器切除，如果睾丸仍然保留（虽然这种情况较少见），法医可以通过组织学检查来确认其存在。同样，对于FtM的个体，即使进行了阴茎成形术，如果其体内仍保留有卵巢，也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这些内部器官的组织学特征，例如细胞结构和激素受体表达，都能提供重要的性别信息。
法医还会考虑遗体的骨骼结构。虽然骨骼上的性别差异可能没有生殖器那么明显，但在成年人的骨骼，特别是骨盆和头骨上，确实存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于长期激素水平的影响，导致骨骼在发育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性别特征。法医可以通过测量骨骼的尺寸和形态，并结合其他证据，来辅助判断性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并非绝对准确，尤其是在个体激素水平波动或者存在其他影响骨骼发育因素的情况下。
此外，法医还会审阅遗体相关的医疗记录，如果能够获取到的话。这些记录可能会包含个体的出生信息、医疗史，以及最重要的——是否进行过变性手术及其具体的手术类型。详细的病历资料可以为法医的判断提供直接的、确凿的证据。
最后，法医还会考虑遗体的其他一些可能存在的线索，例如声带、体毛分布、皮下脂肪的分布模式等，这些也可能受到激素水平的影响，但这些通常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参考，不能作为决定性的依据。
总而言之，对于经历过变性手术的遗体，法医会采取一种多角度、综合性的判断策略。DNA检测将是核心，同时辅以对遗体内部生殖器官的检查、骨骼特征的分析，以及相关医疗记录的查阅。其目标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还原遗体的生物学性别信息，无论其生前经历了怎样的医学干预。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细致观察和严谨分析的过程，以确保最终的判断是科学且负责任的。
网友意见
被鉴定人XX，身份证载：性别女，身份证号XXX。
尸表检验：着女性服饰，第二性征呈女性表现，外阴部可见陈旧手术瘢痕。
尸体解剖：盆腔内未见子宫及附件结构。
物证检验：性染色体为46，XY型。
影像检验：骨盆形态呈男性特征。
分析论证：被鉴定人XX衣着及外貌体征表现为女性，但其骨盆影像形态特征为男性，尸体解剖盆腔内未见子宫及附件结构。性染色体检验为46，XY男性，结合其外阴部可见陈旧手术瘢痕，综上考虑被鉴定人XX曾行“男变女”变性手术的可能性大。
你这里的“性别”本身既包括客观的生理属性，还包括人为赋予的社会属性。
一般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
但是，倘若加入“变性手术”的干预，那就不一致了。
不一致就不一致呗。
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还强求通过客观的生理属性来反推已经通过人为干预改变了的社会属性呢？
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法医可以确认生理上的客观情况，如果其表现与通常认知中的性别一致，则可以直接称之为男性or女性。但“内外不一”的，客观记录、描述、分析就完了。
不确认男性还是女性。
而且，此时的变性手术，是一个极强的特征点。
这时候谁还管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做了男变女，变性手术的……死人。
至于法律角度，都有身份证了，当然是以身份证信息为准啊，别的不重要。
毕竟这是一个法律已经认可的个人社会属性。
两者并不矛盾。
该用什么的地方用什么就是。
看两个案例：
姚英诈骗罪二审刑事裁定书 （2020）晋01刑终3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英，女，1986年4月26日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山西省左权县，住山西省太原市。2018年12月17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次日被取保候审。
……
⑴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涧河责任区刑警队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实2018年12月16日，涧河责任区刑警队根据线索，在太原市杏花岭区富力城一期A3栋2单元1302号将被告人姚英抓获。被告人姚英于2018年12月17日被决定刑事拘留，由杏花岭分局涧河责任区刑警队送往山西省古交市公安局看守所执行刑事拘留，由于姚英在2009年在韩国花费10万元人民币，做了变性手术，现在只具有男性的外生殖器，但不具备男性功能，女性功能也没有消失，由于无法确定其男性女性，故看守所无法羁押。被告人姚英家属和被害人张某1联系，并取得了被害人张某1的谅解。现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1]
被告人苏星安犯故意杀人一案的刑事判决书 （2019）苏01刑初20号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苏星安因其女友与其分手而产生杀人动机，并在网上购买了杀人工具折叠刀，后通过微信添加被害人宋某乙（女，殁年43岁）为好友，作为被害对象。2018年6月5日晚，苏星安与宋某乙相约见面。苏星安携带单刃折叠刀，乘出租车至秦淮区张公桥29号3幢403室宋某乙住处。二人发生争执，苏星安采取用刀刺戳宋某乙胸部、颈部等部位，用手卡扼宋某乙颈部等方法，致宋某乙死亡。经鉴定，宋某乙符合遭单刃刺器刺戳致右颈动脉破裂等引起大出血合并遭扼颈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
7.证人宋某甲（被害人宋某乙的姐姐）的证言，宋某乙没有改过名字，十多年前做过变性手术，然后拿着变性手术的证明到当地派出所把性别改了。[2]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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