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穷人活不下去了可以选择吃牢饭吗？
首先，要“吃牢饭”，就得先有犯事的理由，并且是能被官府接纳的罪名。古代的律法森严，轻则杖责，重则流放、死刑，随便什么小偷小摸的罪名，也可能招致严厉的惩罚。一个赤贫如洗的人，想要进入牢狱，通常意味着他需要触犯法律，而且罪不至死，也最好不是那种会受到严酷拷打或折磨的罪。比如，偷窃一些价值不高的食物，或者犯一些不涉及人命、不伤大雅的“小罪”。但即使是偷窃，也往往与“偷盗”的罪名挂钩，后果轻重取决于被盗物品的价值以及当时的官府执法尺度。
其次，古代的牢狱环境极其恶劣。不同于现代监狱相对标准化的管理，古代的牢狱往往是拥挤、肮脏、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囚犯们挤在一起，食物供应极其有限且粗劣，通常是粗粮，而且数量不足。疾病在牢狱中很容易传播，死亡率也相当高。即便是有口饭吃，也绝非是安逸的“养老”。很多时候，所谓“吃牢饭”，不过是在极度的困苦和危险中苟延残喘。
再者，进入牢狱并非易事。即使是犯了罪，也需要经过官府的审理、定罪，然后才会被关押。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罪名过轻，可能被直接杖责释放，或者仅仅是被罚款（而贫穷者根本无从缴纳）。如果罪名过重，则可能面临更严酷的刑罚。而且，在很多朝代，贿赂官吏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一个穷人没有半点钱财去打点，他可能连被“正常”关押的权利都没有，直接就被忽视或者被用其他更残忍的方式对待。
更重要的是，古代社会对“犯人”的定位与现代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犯人是被剥夺自由、受到惩罚的群体，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接受者。官府提供食物，更多的是为了避免犯人在审讯或关押期间因饥饿而死亡，从而影响审判或造成额外的麻烦。这种供给，往往是最低限度的，甚至是靠囚犯自己或者家属、亲友来维持。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财产，那么他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即便是在一些时期，存在一些“羁押”而不是“刑罚”的情况，比如等待审判或者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下，被关押者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对体面的待遇，但这并非穷人能够随意选择的。
总而言之，古代穷人想通过“犯罪”来“吃牢饭”以求生存，这是一种极其冒险和不可取的念头。它并非一条轻松的退路，而是可能将自己推向更危险、更痛苦的深渊。古代的牢狱，是惩罚的场所，是绝望的象征，而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规避生存压力的避风港。真到了那种地步，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拼尽最后一口气去寻找哪怕是乞讨、卖身为奴的生路，而不是主动选择一条充满死亡与折磨的绝路。
网友意见
古代的穷人一般不会“选择”吃牢饭，而是跑去偷鸡摸狗或“落草为寇”，那之后若是干得不成功，便被国家机器击毙或拿住。
监狱的功能与所处时代对刑罚的认知有关。如果当时的人认为刑罚是用来对犯罪进行复仇，则监狱就是对犯人施加痛苦的场所。如果当时的人认为刑罚是为了让罪犯重新社会化，则监狱会带有再教育的内容，身体痛苦也较少。古代社会的监狱一般是用来制造痛苦和榨取金钱，被视为人间地狱，没钱还想在里面吃到饭就有些不切实际了。
- 方苞《狱中杂记》记载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十分常见，叫做“瘐毙”，狱卒虐囚手段残忍。
- 张集馨在自撰的年谱中记载“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 李伯元在《活地狱》中写道“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但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
- 许多古代文字记载，新犯人入狱先打一二十棍，称为“杀威棒”，女囚则是狱卒凌辱的对象。
- 鲁迅写道“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
1934年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的第三部分“关于中国的监狱”里写道“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全文如下：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你特娘的还是算了吧。
古时监狱的舒适程度，基本是这种情形：等于给当地最可怜最卑微的乞丐加上镣锁，并严厉限制他的自由。如果外面没有吃的，就先紧着外面吃，戴罪之人饿死也就饿死了。
更不必提如果你不认罪，每隔两三日的考掠和虐待，每隔五天的残酷虐打。其中一种情状略为：你戴着沉重的木枷和铁链，站在地面极度不舒适的凸起物上，由素质极差脾气极暴躁的监督人员整治，不许下来。凸起物仅能容纳一只半脚，你必须站在上面受罚，如果掉下来就重新计算，不承认有罪也要持续体罚。
法律规定的是一次站两三刻，但实际执行起来往往过数，时常要让你站几个时辰，并伴随着辱骂和鞭笞。
你脖子上套的枷锁，按规定不算很重，有二三十斤的重量，但绝对也让你难受得要死。许多监狱故意往死了整人，让人戴百斤大枷，甚至是一百二十斤。这种枷锁戴上以后，很快就会把脖颈上的皮肤扣削下去，血肉糜烂，露出白骨。
政府哪里不知道这是常例，几次三番下令：“一百二十斤大枷于例虽有，用亦不常，今后各府州县百斤重枷不得轻用。”然而……要不是州县很轻易就用这种分分钟弄死人的重枷，你的家属何以乖乖向老爷们交孝敬？
你戴着这样的枷锁罚站……就算是不罚站，你也受不了。
你还学会了蹲监狱的技巧：倚在墙角，让重枷一头搭在墙上，一头耷在地上，你自己缩在角落里。如果缩累了，你就挪一挪。
鉴于此，我愿称你为大聪明。
然而大聪明，你不要忘了，牢狱里折磨人的，不光有重枷锁链和饥饿、虐待，还有那极端恶劣的环境。
清代南阳知府濮文暹，曾简放潼关道，为堂官留办河南大狱。他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名为《提牢琐记》的文章。
凡盛夏初秋，监狱里必有“蜰虫噬人”“蚤虱继之”。蜰虫就是臭虫，擅长吸食人畜血液，加上跳蚤虱子满身爬，便成就了古代监狱的苦难三重奏。
古时贫民生活条件艰苦，虱子是常有的。阿Q见身上的虱子比不上王胡的，就很失望。他们还是在“墙根的日光下”自己衣服发现的虱子，就不要提阴暗潮湿的监狱里，会有多少小虫了。
虫子叮咬不算大事，可一直被叮咬，会令人痛苦不堪。犯人已经生出疮疡的肌肤，被抓挠得血痕纵横，墙上就好比画了一幅黑血作就的画。那不是画作，是犯人蹭墙留下来的血。蚊虫太毒了，你非要把皮肤蹭得血忽淋拉的才能好受一些。
据濮文暹的观察，那些虫子有从墙上来的，有从地上来的，还有从房梁上来的。他建议，对于臭虫虱子，需要给上空装上承尘，再粉刷墙壁，不能让犯人任由虫子叮咬，把人折磨得根本无法睡觉，以降低监狱里的死亡率。但这种建议很难被接受，因为贫民家里都安不起承尘，罪犯又怎能享受这种人类的待遇呢？
“夏则人多秽积，疫疠熏蒸。冬则严寒裂肤，冻馁交迫，死亡相继。”这是监狱里最常见的，道光年间，汤用中调查牢狱，了解其弊端，说在浙江省城时，见钱唐等县的囚犯死者纷纷，起初还以为真是囚犯，后来弄明白了，那不是囚犯，是地方上送来的囚犯的相关人证，一年内死了不下三百人。你想想，连相关的啥罪都没犯的人证都那么惨，你一个囚犯能好到哪里去？草菅人命而已。
保定这么一个地方，每年横死的囚犯有五六百人。这是京畿重地，刑狱较多，作为省城的保定管不了那么多囚犯和人证，捐垫的钱很有限。银钱有限，牢饭无法供应，那能怎么办？只有饿死他们了。
至于有牢饭的地方，狱卒也是要克扣的。以至于在州县蹲监狱的犯人，“迨至随同解省，皮骨仅存”。瘦得皮包骨头的你没办法吃饱，“又无人为之送饭具衣”，能指望的，就只有官捐的几十文钱，然而这几十文钱果真能填饱肚子吗？真的有官捐的钱到你手上或者都兑换成干粮吗？没有。
没家属给你交钱，狱卒心里有气，不虐待你虐待谁？
你死不死的很重要吗？
就这种状况，你说你在外头干点啥不好？能要口饭吃，就去要饭。平白跑到监狱找死，你说这不是闲得吗？
不可以，古代穷人饿死都不会选择去吃牢饭的。
以前看书时整理过清朝的两个监狱故事。看完你就知道监狱啥情况了。还想去吃牢饭，还是太年轻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啊。
故事一：监狱里的狱卒如何折磨你坑你的钱把你榨干
清朝文学家方庖蹲过中央级的监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狱中杂记》。
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个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
我问：北京市有市级的监狱，有五城御史司坊（监察部系统），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
杜县令回答说：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这些钱财。
与方苞同时被捕上刑的有三个人，
一个人以三十两银子行贿，骨头受了一点伤，养了一个月才好。
另外一个人贿赂的银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点伤，十来天就好了。
第三个人掏的银子还要多一倍，当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样走路了。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
他们对陵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
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钊先生就被缢了三次才死）。
end
这个故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既然说到监狱了，那下边我再补充一个囚犯越狱的故事，想看的可以看下。（觉得好的双击给个赞。）
故事二：大清监狱风云，囚犯们挟持县令越狱
清朝狱政不修，监狱里黑幕重重不是一天两天了。交了钱的犯人不带手铐脚镣，在监狱中自由来往，贿赂出得多的犯人还可以享用美味佳肴、欢歌艳舞，生活质量一点都不会降低。只有在州县典史巡狱时，狱卒才让犯人们戴上刑具，站在监牢中表演一下。
光绪年间（1880年），广东有个新上任的县令，不知监狱深浅，想考察一下狱政。
一天，他来了个突击检查，事先没告诉任何人就来到了监狱。狱卒也不知情。县令一进监狱，哇，看到了另一番市井场面：几百个犯人自由往来，散步聊天，有高声谈笑的，有喝酒行令的，好不热闹。犯人们看到县令来了，高喊：“你来得正好！”把县令绑了起来，然后向官府提条件：“县令大人要想出去，就得和我们几百个人一起出去。如果有人阻拦，我们就杀了县官。反正都是一个死字，与其束手而死，不如与官同死。”
县里的官吏、幕僚们都傻了眼，不知道如何处置。派兵施压吧，犯人们就折磨县令，监狱里传出县令的鬼哭狼嚎声；断绝犯人们的饮食吧，县令也没有东西吃。主管狱政的典史到门外，先是和声细语地劝说犯人，继而苦苦哀求犯人释放县令。犯人们一概不理。
没办法，县里只好报告知府。知府亲自跑到监狱外面，晓谕犯人：“县令到任以来，并没有虐待你们。你们入狱，都是之前的县令判的。你们何苦为难县令呢？你们如果把县令弄死了，罪名更重，还想脱身吗？不如把他放掉。我保证：有冤者申冤，重罪者也想法给你们减罪，绝不欺骗你们。”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太久，人们习惯于不相信官员的话，甚至把官员们的话反着理解了。知府这么一保证，犯人们的态度反而更强硬了，说：“我们和县令，出则同出，死则同死，不必多言。”知府徘徊犹豫，和犯人们僵持了十几天都解决不了。他怕县令死在监狱中，事情闹大了承担不起，不得不上报给广东巡抚，请求发兵二营，先假装同意犯人们的要求放他们出狱，然后再派兵围剿。
广东巡抚接到报告，心想：这种天下奇闻竟然发生在我们广东省，得赶紧摆平了，不然有损广东官场声誉。省里的官兵派到了县里，知府同意释放全部犯人。犯人们就提出要挟持县令同行五十里，到某山才能放他。知府也答应了。
狱门打开后，囚犯们簇拥着县令就跑，官兵们尾随其后。到指定的山头，囚犯们释放了县令，然后分道逃散。
无奈官兵四面围剿，除三人逃逸外其他犯人全部被捕。知府、县令押着犯人回城，报复惩治，加以酷刑，20多人死于杖下，其他人都从重拟罪，全部处决。
end
俩故事讲完了，如果你是古代的穷人，你还想去吃牢饭么？？？
不会的给个赞吧，这俩故事我寻思值个赞。
2020.9.15 更新
目前有500多赞，还行吧。那我就再更新一下回答把事情补充更完善些，希望赞可以过千吧：
我们知道凡事总有特例，
古代还真有人争着抢着想进监狱，那就是“狱头”（犯人中的老大）。来看看他们怎么渔利：
古代的人会自愿进监狱吃牢饭吗？你别说，还真有！（点击阅读原文）
end
ps:
参考书：《潜规则》，《衙门逻辑》。
出自我的公众号：好奇君读书，可关注。
需要书加微信：haoqidushu
古代有个词叫“瘐死”。
意思是“不明不白死在班房/监狱”，相当于前几年流行过的“躲猫猫”、“喝开水”。
以前进班房的，往往是些吃不起饭的穷人。
班房和牢房还不是一回事。
班房的初始作用，就是衙役的休息室。后来被县太爷和衙役们关押一些需要关押的人。
这些人通常都不是什么罪犯，一般来说以交不起钱粮付不起地租的穷鬼居多。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关押不服判决的、不愿作证的……
其实古代有正常的监狱，但里面关的是正常通过司法程序的人。
但班房用来关的，是一些没法定罪的人。
或者说，县太爷或衙役想关的人。
被关进去就是要整人的，就是要让人就范。
所以不给饭吃、衙役折磨，都是正常操作。不光打，还要让家属知道，逼人就范。
所以古代班房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
道光末年，张集馨做四川的按察使，据他讲，当时每年四川一省，瘐死班房里的人不下一两千人，远远高于每年的死刑犯数量。而死在班房里的人，即使按当年的尺度，连罪犯都谈不上。
以前有句话叫“破家县令，灭门府尹”。
什么意思？
县太爷想整一个人，根本不需要诬人死罪。
只需要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人关进班房，饿都能给人饿死。
上面说到那位巡按使曾提到，四川有位县太爷诬良为盗，抓了十五个人，送到省里一审，都是错的，发回重审，县太爷一生气，班房里这十五人就全死了。
清朝末年，有一个出名的酷吏，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
他做曹州知府的时候，只要把人当盗贼抓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就往站笼里一放。
什么是站笼？
立枷是明清时代的刑具，又称为站笼。它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笼上有口卡住囚犯颈部，昼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的先在脚下垫物，套定卡住脖子后再撤出垫物，致囚犯悬空窒息而死。它常用于处死钦定的案犯，犯人只能站不能坐，有的狱吏将其高度降低三寸，使囚犯站不直，只能稍微屈腿勉强支撑，有的囚犯家属花钱贿赂狱吏，雇人用背找托着囚犯屁股，使其半坐休息，不至于死得太快。
——百度百科
只要进了站笼，少则一天，多则几天，必死无疑。
有些东西不能光看广告，要看疗效。
表面上吧，大清国治民宽厚，对刑罚讲究慎重。每次死刑都要经过皇帝批准。
每年秋审，全国的死刑判决，都要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抽调专业人士组成的秋审司来把关。对每个死刑案件都要进行详尽的复查审理，最后形成一个文件（说帖），交由皇帝定夺。
称得上“海专精算，懂过你我”了吧？
但再看古代的班房，我忽然好像懂了什么叫“外儒内法”。
生在红旗下，还是最好不要对任何古代王朝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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