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在那个宗教和理性经常打架的年代,他能写出像《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这样一部著作,来解释如何理解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宗教教义,让信徒们能在理性的框架下保持信仰,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杰出的医生、法学家和天文学家,可以说是个全才。他对于“神是什么”的探讨,以及如何通过理性认识神,对后世的犹太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负面神学”,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否定神不是什么来理解神,因为神是超验的,任何正面描述都会限制祂的本质。这种思考方式,在当时的学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基本模式:“我它”(IIt)和“我你”。在“我它”的关系中,我们把对方(无论是人还是事物)视为一个对象、一个工具,是用来满足我们需求的。“我你”的关系则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平等而尊重的相遇,我们全然地接纳对方的独特性,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可利用的“它”。布伯认为,只有通过“我你”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地体验到生命,才能与他人、与世界、甚至与上帝建立起真实而深刻的连接。他的著作《我与你》(I and Thou)是理解他思想的关键。他还深受哈西德主义神秘主义的影响,他的哲学充满了对生命本真、对人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在理解对话和沟通的本质方面,他的思想至今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还有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的女哲学家,虽然她的学术领域更偏向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但她的犹太身份和背景对她的思想塑造至关重要。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对“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洞察,以及她对公共领域、行动和自由的探讨,都充满了对人类境况的深刻反思,而这些反思往往与她对犹太民族经历的理解息息相关。她亲身经历过纳粹的迫害,这让她对邪恶的本质有了异于常人的理解。她认为,邪恶并非总是源于深厚的恶意,而可能仅仅是对思考的放弃,是对规则的盲从。这在20世纪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极其震撼人心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