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代的田赋这么低，农民还要出卖自己的田地？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把视角从“税负”这个单一维度放大，放到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去考察。
一、“低田赋”背后的真实情况：比例并非全部
首先，我们要明确汉代的田赋到底有多“低”。汉初，主要的赋税形式是口赋和田赋。
口赋（人头税）： 初期是每人每年15岁以上到56岁以下向国家缴纳粮食，汉初是每人每年4石。汉武帝时曾一度增加到每人每年48石，但后来又有所调整。
田赋（土地税）： 汉初规定是“三十税一”，也就是收成的一份给国家。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对外战争的开销，增设了口算（按贫富程度征收的费用）和算缗（对财产的征收），并将田赋由三十税一变为十五税一。
乍一看，“十五税一”好像也不算太重。但关键在于，这个税是以“亩”为单位征收，而不是以实际收成征收。也就是说，无论你这块地当年是歉收还是丰收，是荒芜还是种了高产作物，都要按照亩数缴纳固定的粮食。
这就有意思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比如旱灾、水灾、蝗灾，或者土地本身贫瘠，产量就非常低。这时候，按照亩数征收的固定税负，就从“十五税一”变成了“五税一”甚至“三税一”，甚至可能高于实际收成的绝大部分。这种“亩税”制度，在灾年对农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二、 除了田赋，农民还有其他沉重负担
低田赋并不等于农民负担轻。汉代的农民还承受着其他几项非常沉重的负担：
1. 徭役和兵役（力役）： 这是比田赋更让农民头疼的事情。国家的徭役非常繁重，包括修建官府建筑、道路、水利工程，以及服兵役。一旦被征发去服徭役，农民就无法耕作自己的田地，耽误农时，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有时候，徭役一去就是好几年，甚至远赴边疆。被征兵去打仗，更是生死未卜。
代役制度的出现： 为了减轻这种对生产的直接影响，汉代后期也出现了代役制度，就是农民可以出钱请别人代替自己去服役。但这又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需要筹措现金，而现金的来源很多时候就是卖地或者借贷。
2. 其他杂税和捐纳： 除了最主要的田赋和徭役，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税收和捐纳，虽然单项可能不多，但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例如，一些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也会巧立名目向农民征收。
3. 官府的强制征收和低价收购： 国家有时会为了某些项目（比如战争、国家工程）强制征收农产品，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
三、 经济因素的诱惑与陷阱
除了赋税和徭役的压力，还有一些经济上的现实因素促使农民出卖土地：
1. 经济周期和周期性贫困： 尽管有“低田赋”的说法，但农民的收入波动很大。歉收年、家庭人口增加、疾病、意外事件（如丧事、债务）都可能导致农民陷入经济困境。一旦陷入经济危机，卖地是他们最直接的融资手段。
2. 土地兼并： 这是导致农民失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官僚地主的崛起： 汉朝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但也存在着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些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和购并农民的土地，形成巨大的庄园。他们拥有大量奴婢和雇工，生产效率可能比个体农户高，而且他们往往能逃避或少交赋税。
豪强地主的兴起： 除了官僚，一些富商、地方豪强也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他们可能向农民放贷，当农民无力偿还时，就以土地抵债。
相对优势： 这些大地主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更好地应对灾荒和市场波动，他们的土地经营也可能更有效率，这使得小农户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
3. 社会流动性的有限性： 在古代社会，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一旦失去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计来源，很难再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稳定的收入。虽然也有一些人可能通过从军、经商或者成为官吏来改善生活，但这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机会非常渺茫。所以，他们往往宁愿卖掉土地，换取眼前的生计，哪怕是微薄的生计。
4. 贫富差距的拉大： 即使在赋税“低”的情况下，如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土地，另一部分人则在困境中挣扎，整体社会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大地主的财富积累，往往是以小农户的失地为代价的。
四、 心理与社会因素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或者动荡时期，农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慌。卖掉土地换取一些现金，可能比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更让他们感到安心。
社会保障的缺失： 汉代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农民没有任何依靠，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卖地往往是最后的选择。
总结来说，汉代农民出卖田地，不是因为“低田赋”让他们无路可走，而是因为：
税赋形式的不合理： 亩税制度在灾年造成了实际上的重负。
繁重的力役和其他负担： 徭役和兵役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土地兼并的残酷现实： 官僚和豪强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兼并土地。
经济周期的侵蚀： 歉收、疾病、债务让农民陷入经济困境。
社会保障的缺失： 农民缺乏应对风险的缓冲。
“低田赋”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且是在正常年份下的数字。一旦叠加了其他多种压力，尤其是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失去土地就成为了许多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土地是他们的根本，当这个根本被动摇时，即使税赋再低，他们也难以维持生计，只能走向出卖田地的道路。
汉代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土地和农民命运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繁荣并非简单地由某个政策的数字来衡量，而是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去理解。
网友意见
三、秦汉时期
1、秦汉时期的田赋
秦朝课取田租的计税对象和税率形式：一种意见是“舍地而税人”，另一种意见是主张秦朝的田租作为一种土地税，是据地出税的。从简化税务的现实需要出发，加上有传说已久的贡法这一历史经验，秦朝各地征收的田租实际上很可能制定了各自固定的税额（《中国赋役制度史》郑学檬主编）。
至于秦朝田赋的税率，因支出浩繁，田赋负担是很重的。据记载，征收量是三分取二。（《汉书·食货志》：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田租、口赋和盐铁专利二十倍于古）。
汉代实行的是轻田租而重赋于民的政策。税率经历了一个变革的过程。西汉政权建立之后，田租之制如旧，只是税率有所降低而已。汉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是对秦“收泰半之赋”的减轻。可是这样的减轻并没有持续多久。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从《汉书·惠帝纪》中说，惠帝元年，“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注：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之，今复之也。可见，既然说复，可见高祖时期是增加过的。在这之后，似乎终惠帝高后之世没有变过。到文帝时，依然实行十五税一的税制，但减免田税的事情屡见于史。如文帝二年，曾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次减田租之半，已经将田租降到了三十税一。又有文帝十二年诏:“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史记·孝文本纪》）。同书还说：“（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对于这条记载的理解，学者有所争论。有人认为，自此至景帝二年凡十三年无田租。如钱剑夫就持这种观点。还有的学者如高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景帝元年“除田半租”，既未云复，可见之前是有田租的。景帝时期,是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形成定制的时期。景帝元年，“除田半租”，而且不限于元年，可见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始于此年。此后一直未变。旨在东汉光武帝初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短暂的恢复过十一之税的税率，光武建武六年就恢复了。
汉代的这种轻田赋的政策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在经济恢复时期确实让自耕农获得了一些实惠，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扶植以租佃经济为特点的地主经济的作用。
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名义上是比例税，实际操作时却有定额化的倾向。各地税亩定额的确定当类似于孟子所说的“贡”法。取数年间的平均亩产量乘以三十分之一。由于各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同，各地的田税亩额不一样。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比较重要的转折发生在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AD）的秦彭改革，分田上中下三等，其重大意义在于：使实际存在的田税定额化事实具有了合法性质。并使各地的田税亩额各自统一成据地力差别而定的三级差额，趋于合理。这就为后来曹操正式颁布统一的田税亩定额奠定了基础。
在两汉政府的这种轻田赋的政策下，农民的实际负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史料，两汉农民的负担不但较秦初为重,生产量也锐减，大概又回到了战国的水平。最著名的史料是晁错的例子。当然这可能是由于西汉初年经济还没恢复。但是到了武帝时代最鼎盛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依然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摭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取，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淮南子·主术训》）。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但一人所耕不过十亩，比晁错所说的减少百分之九十。何况中等天地的亩产也不过四石，比秦初每亩能收六石四斗的数额也大为减少。
东汉时期则有两条重要的资料：一是“地力胜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胜，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实矣”（《论衡·效力篇》）。另一条是： “今通肥饶之率，即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行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尤未能尽也”（《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
汉代对田税有灾免的规定。成帝建始元年（31bc）十二月诏曰：“郡国被灾十四以上，毋收田租。”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汉代灾免天足的量化标准的记载。到了鸿嘉四年（17BC），成帝又下诏：“被灾害十四以上，民资不满三万，毋出租赋。”这就是灾免得两个标准。后来资产的标准提升至十万。
秦汉时期对于田赋还有一套相对简单的管理制度。在中央为“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更名大司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督纳、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汉书•百官公卿表》）。东汉亦为“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此外，“太仓令一人,六百石。主授郡国转漕谷。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价，主练染，做采色。导官令一人，六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在地方的，则是“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只有“搜粟都尉武帝军管，不常置。”（《百官表》）东汉的制度，则是“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牺牲令，六百石。丈祭祀牺牲雁鹜之属。”（《百官志三》）至于郡县以下的，则由基层的三老、有秩、啬夫兼管。他们职权既重，所管的范围又广。实际上和古代的田畯是异名同实的，不但都是最重要的田官，而且还是为广大农民所崇拜的神。
2、秦汉时期的刍稿
秦汉时期，除了收田赋之外，还要征收刍稿。《秦律》中关于刍稿的纪录：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黍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田律》）大约这顷入刍三石，稿两石便是刍稿的征收标准。
汉朝建立后，也继承了秦朝的刍稿制度。《汉书·肖何传》曾记载：“何为民请曰：……上林苑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颜师古注曰：“稿，禾秆也”。可见，西汉的刍稿是征收禾秆草料等以供兽食的。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5号、6号木牍，记载了江陵县的平里与稾上里征收刍、稾税的具体数量与作法，详见《文物》1974年第7期。由于这些简牍的年代上限为孝文帝晚年，下限为孝景帝四年，因知5、6号木牍所反映的刍、稾税制度为西汉文、景二帝时期之制。根据对此5、6号木牍内容的分析、考证，得知文、景时期的刍、稾税制度较之秦朝已发生了如下六大变化：一是刍税出现了“户刍”与“田刍”的分张；二是“户刍”重于“田刍”的格局已经制度化了；三是稾税出现了“田稾”的专称，而且稾税对刍税的比例下降了；四是出现了以刍折钱和以刍折稾的纳税方式的变化；五是刍税缴纳物的质量优于稾税缴纳的质量的状况明朗化了；六是出现了缴纳刍、稾税时计量方式上的变化。而到了西汉末年，刍稿从征收禾秆草料等，逐渐变成了以钱币折纳。《东观汉记》就有光武初年收“刍稿钱若干万”的记载。
3、 秦汉时期的人口税
秦朝的人口税称为口赋。又称户赋，也叫做头会箕敛。征收的办法不是很清楚，从头会箕敛的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收口赋时是吏到其家，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收钱。税额未知。应不少于汉代的算赋，即120钱每人。
汉代的人头税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建国之初因人口流动混乱，到高祖四年才恢复，史曰：“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就是说的这件事。由于起税的年龄不同，或因用途各异，汉代的赋名不少，税额有加重的趋势。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算赋：
上引“初为算赋”条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置库兵车马。”有时还别有利用，如：惠帝六年：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是写入《汉律》的规定。但在早期的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只是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尚不清楚。
临时性的减赋：文帝时“民赋四十，三年而一事。”宣帝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也有增赋：武帝时财用不足， 不仅恢复了百二十钱的旧制，还增加许多名目。
2) 口赋：
《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
皇室的财政收入。起征年龄在武帝时候有过降低。《汉书•贡禹传》：“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元帝时恢复旧制。东汉末年曾降至过一岁。
3) 更赋
更赋是由更役的代役钱演变而来的一项正税，也是一种人头税。是由过更演变而成的正税，其税额为300钱/年。而所谓的“践更”是存在于役者与代役者之间的一种交易。雇人代每年一月的更役，价格是两千钱。其实对于所谓的“更三品”的理解，尤其是关于更税的税额，史家历来是有争论的。上面所说的是郑学檬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中的理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高敏。他在《秦汉赋税制度考释》一文中提出：卒更是更卒每年亲身服一个月的徭役，践更是更卒用两千钱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过更是每人每年出钱三百给官府。以此言之，则所谓更赋，仅仅是指第三种服役方式而言。因为这三百钱是交给国家的，而两千钱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一种交易，当然不能算作赋税。紧接着，他还举出卜式的例子作为证明：《卜式传》中记载：武帝曾“赐式外繇四百人”。外繇，据苏林的解释，就是戍边的意思。武帝以外繇四百人次给卜式，并不是说卜式家里有四百人要服徭役，关键在于，外繇是不需要人人都去的，而只需要每人交三百钱就可以。所以，武帝的赏赐实际上就是把这四百人所要交的外繇钱上给卜式。
除了上述的一种观点之外，还有另外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更税是农民不愿服役缴纳的免役钱，税额不是两千也不是三百，具体数额未知。如钱剑夫在《秦汉赋役制度考略》一文中提出的：践更为正在服行更卒徭役，过更为已经服过更卒徭役。而所谓的更赋，是指农民不愿去赋役而纳的代役钱。至于税额，本书作者认为既不是两千，也不是三百，而是要沉重的多。但具体数额作者认为未知。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更卒的出钱免役，称为过更。正卒的出钱免役，当即更赋。至于更赋的赋额，也应当是像过更一样，是随缓急贵贱按平均缴纳的。具体的剥削额争论颇多，但更赋的剥削额一定是很大的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韩连琪著）
4、秦汉时期的工商税及杂税
先说秦汉时期的关税。汉代关税具体的税率和征收办法尚不清楚，可以知道的是：第一、汉代的关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的，带什么出关就征收什么。第二、汉代关税的税率不尽相同，而且每过一关就要征税一次。类似于后世的厘金。第三、关置关督尉，后来改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以主关政。下摘录一段《九章算术•均输篇》中的文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一二两点。“①今有人持金二斤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偿钱五千；问：金一斤，值钱几何？②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然后是两汉的工税。西汉的工税，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但是“工官”这个名称却屡见于史。如《汉书•周亚夫传》讲：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到东汉时既见工官也见工税了。《续汉书•百官志五》里讲：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只是工税的税额到底是多少，征收形式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相关资料。
第三点讲秦汉的市租。秦朝的市租已经颇具规模。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开始，秦征收市税。秦朝的市税的征收办法，书面文献记录极少，无法确知。但从已有的法律条文，如《关市律》来看，秦代的市租征课，必然有明确而详尽的法律规定。西汉商业较秦更为发达，它的市制也具有更大的规模。因此，自高祖六年“立大市”以来，长安和全国各地的市就大为发展。市租的征课，尤以城市收入为大宗。汉代市租的基层行政掌管于市令和市长。大抵此职因皆征管现钱，必须殷实户来担任，所以王莽时多用富人。市令市长以下，则有市掾、啬夫，都是直接征收市租的小吏。所以东汉的制度，洛阳市长的部署既有啬夫十一人。凡在市中设店营业，初应缴纳市租外，其先必有市籍。也就是类似于近代的“营业执照”之类的东西。如史载：“宣帝时，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
第四点讲秦汉的专卖收入。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即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统一中国后，盐铁征税大为加重（二十倍于古）。西汉自汉武帝之后实行盐铁官营，官制官销。东汉只在章帝元和年间，因财政困难，实行盐铁专卖。和帝继位后即行废止，改行征税。至于酒的专卖，东汉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官府明令禁止卖酒，也不征税。
最后讲一下秦汉时期的财产税。对商人征收的财产税叫做缗钱。起征于武帝时期。缗算的征收标的，如史料所言，“贮积诸物”“积货”等等，足证其征收对象完全是属于货物，也可以说是全部货物的价值。税率为每值两千钱的货物征钱二十钱，税率为1%。这是基本税率，行业不同还有差别。凡手工业者税率为0.5%，而轺车、商贾为2%,其余都是1%。从这种税率的差别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赋税的征收都和他的经济政策相适应的。缗算自行陈报，因而还有一项规定，即隐匿不报或陈报不实的，要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且鼓励告密。结果就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武帝大发横财。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缗钱不是对商人的全部财产征税，而只是对商人的“储钱”征税。另外还对商人的货物征收占税（高敏）。
5、秦汉的徭役
秦朝的徭役分为徭、戍两类。所谓月为更卒，指秦朝男女每年要完成一个月的徭役。所谓正卒之役，是以一年为服役期限的，这在秦律之中多称为戍，且常与“X岁”并提。秦制，爵在“不更”以上的，可以免徭役。秦朝的力役很重。调发大批的劳动力去从事造宫室、建陵墓、修驰道等等工作。如修骊山陵，历时数十年，动用劳动力七十余万。除此之外，为官府运送粮草，也是一项繁重的徭役。据估计，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约有两千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也有三百万人以上。
汉代的徭役分为更卒、正卒和戍卒。先说更卒徭役。汉代人民从二十岁起即应登记载入征发徭役的名册，自行申报，然后开始服行更卒徭役。这种徭役每年的服役时间为一个月，服役地点在本郡县。《论衡•谢短篇》中讲：“一业使民，居更一月，何据？”正是指的这一制度。另一方面，更卒徭役的服役期一共为三年，从二十岁到二十二岁。然后转入正卒徭役。
两汉对于更卒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东汉的制度是“尉曹，主卒徒转运事。”(《续汉书•百官志一》)那么，更卒行政在中央就应该总于太尉，而以太尉府的尉曹为主管。所以“凡卒践更，辄从《尉律》”就是这个道理。据此推测，西汉的制度应该也是这样。至于地方也就是郡国，也有尉曹，主管更卒徭役或一切徭役；县道也是如此。如《续汉书•百官志五》记载：郡国“皆置诸曹掾史。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县道则“诸曹略如郡员。”这些人“知民善恶，为役先后。”不过，更卒在服役期间还有另一套主管。汉朝二十等爵中，有左更，中更，右更三种爵位。师古注曰：“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可见这是指在具体服役的过程中的一套管理制度。
再说正卒。所谓正卒是相对于更卒和戍卒来说的。服役的地点在内郡和京师，服役的时间和项目都较为固定。内容大致为：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以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孙星衍校集本《汉官仪》卷上）。下面再具体讲一下所谓的材官骑士等等。先说材官。材官即为弓弩手，指勇健有力，能以脚踏强弩或手拉强弓而开张之的士卒，所以也叫“材官蹶张”。再说骑士。顾名思义，也就是骑兵。早见于春秋，到秦朝已是正卒，汉承秦制，所以汉朝的文献里常有“故秦骑士”的说法。亦列入正卒徭役，又称作轻车或车骑。最后说楼船。也是出现于春秋，最早兴盛于吴越地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水军。
最后说说卫士。所谓的卫士，也就是材官、骑士等服役满一年后，再行征调赴京师，服役与宫廷和其他中央各个官府的正卒。汉史中常说的“给中都官”，就是说的这种服役于京师各个官署的徭役。卫士的职责主要是保卫王宫，所以必须持戟立于宫门和殿前的两阶。秦朝设卫尉管理卫士，汉循而未改。职责重要并且非常的复杂。仅从官职上来看，就有卫尉、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督候等等，不一而足。卫尉和太常、光禄勋三卿都隶属于中央统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太尉。所以，但反调赴京师的卫士，都是军事编制，这与材官骑士等是不同的。除了保卫皇宫以外，卫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任务。如屯守园陵寝庙，守护皇太子和太上皇，服役于诸侯王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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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和朱元璋，这二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王朝——汉朝和明朝，他们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布衣出身。这意味着他们都来自于最底层的社会群体，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机遇登上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们建立的王朝，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汉朝以开放自信著称，而明朝则流露出重农、封闭的倾向。要理解这其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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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相比汉代推恩令那样相对温和的削藩手段，唐朝统治者面对的藩镇，其根源和实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使得直接照搬推恩令的策略，不仅难以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首先，咱们得弄明白，唐朝的藩镇是怎么来的，这和汉代的诸侯王那情况可不一样。汉代分封诸侯，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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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虽然有其影响，但并非主流，甚至受到一些诸侯的排斥和打压。然而，到了汉代，儒家思想一跃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被奉为圭臬，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政治策略。为了详细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一、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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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流行词越来越‘污秽’”的说法，这是一种有趣的观察，也触及了语言演变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语言的通俗化、娱乐化和情绪化倾向，以及网络文化的影响。 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 什么是“污秽”？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污秽”在这里的含义。它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粗俗、不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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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西大门是玉门关、阳关，明朝的西大门是嘉峪关，这背后蕴含着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在战略防御、对外交流以及经济发展重心上的差异。这并非简单的“谁更西”，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理位置、军事功能和历史作用的综合体现。汉朝：开拓与交流的门户——玉门关、阳关汉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大规模对外扩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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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都冠以“X王之乱”的名头，规模上也都牵涉到多个诸侯王，但其性质、根源、参与者和导致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一个仅仅三个月便被平息，而另一个却旷日持久，长达十五年之久。汉朝七国之乱：一场目标明确、力量相对集中的反抗汉朝的“七国之乱”发生在景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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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强大的武力，而北宋却未能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能”与“不能”的绝对区别，而是转化机制、战略重心、制度设计以及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一、 汉唐时期的武力优势与国力转化机制汉唐时期之所以能将强大的国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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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前的汉人与汉唐之后的汉人精神面貌差异，主要源于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演变、对外交流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这一现象： 一、历史时期与政治制度的差异1. 汉朝（前202年—220年） 政治体制：汉朝以“郡国并行”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但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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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汉语语音演变和日常用语习惯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汉语的“说服”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读成“shuì服”，其实是历史、语音规律和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背后的缘由。首先，要明确一点：规范的普通话读音是“shuō服”。这是现代汉语的官方标准，也是我们在正式场合、教科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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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接受了汉字这个强大的书写系统之后，并没有完全止步于此，而是选择在汉字的基础上，甚至是独立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字。这背后并非否定汉字的价值，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需求。想象一下，一个国家引入了另一种文明的文字。汉字固然精炼，但它毕竟是为另一种语言——汉语——量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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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汉墓里的金饼，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是那种圆圆的、上面可能带点花纹的，看起来挺“厚实”的玩意儿。但要是跟后世那些精致得跟艺术品似的金器比，汉代的金饼确实会显得有点“粗糙”。这其中的原因，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首先，得明白金饼最根本的“身份”——它是一种货币，而且是贵重金属货币。 汉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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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汉服”倡议被扣上“民族分裂”的帽子，这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认同、政治语境以及社会思潮的相互作用。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进行剖析：一、 汉服的定义与复兴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汉服”是什么，以及“复兴汉服”倡议的初衷是什么。 汉服的定义模糊性： 汉服并非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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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喜欢汉服的人不穿古代的粗布衣服，主要有几个层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掰开了说：1. 汉服的定义与现代的理解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汉服”究竟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汉服”，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上汉民族服饰文化的追溯、复原和创新。它不仅仅是形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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