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唐之前的汉人和汉唐之后的汉人精神面貌区别会这么大？
汉唐之前的汉人与汉唐之后的汉人精神面貌差异，主要源于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演变、对外交流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这一现象：
一、历史时期与政治制度的差异
1. 汉朝（前202年—220年）
政治体制：汉朝以“郡国并行”制度为核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但汉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控制。
对外政策：汉朝通过“和亲”政策与匈奴对抗，同时开辟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建立联系，对外扩张与防御并重。
社会结构：汉朝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士族阶层崛起，士人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强调忠君与家国情怀。
2. 唐朝（618年—907年）
政治体制：唐朝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中央官僚体系高度发达，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选拔人才更注重文才与德行。
对外政策：唐朝实行“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与周边民族（如突厥、吐蕃）保持和平关系，同时通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展现强盛国力，对外交流频繁。
社会结构：唐朝社会阶层流动性强，商人阶层地位上升，士人阶层更注重个人才学与文学艺术，形成“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3. 汉唐之后的演变
宋元明清：从宋朝开始，经济重心南移，科举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士人阶层更注重“经世致用”与“理学”思想。元明时期，蒙古与满族统治导致民族融合，但汉族士人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清朝则强调“华夷之辨”，但汉族士人通过科举与文化输出维持文化认同。
二、文化与思想的演变
1. 汉朝的“儒学独尊”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士人强调“忠君”与“家国一体”的精神，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历史观。
汉代“罢黜百家”政策导致思想统一，但对民间文化（如谶纬、阴阳家）的包容性较强，为后世文化多样性奠定基础。
2. 唐朝的“兼容并蓄”
唐朝吸收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外来宗教，形成多元文化格局。佛教在唐朝达到鼎盛，影响士人精神生活，如李白、杜甫的诗歌中融入佛理。
质唐朝以“天下为公”的理念推动文化繁荣，士人追求“兼济天下”的理想，形成“文人政治”的传统。
3.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代“理学”（如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思想推向哲学化，士人精神转向内省与道德修养。
明清时期“心学”（如王阳明）兴起，强调个体意识与实践，士人精神更注重“知行合一”，但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减弱。
三、对外交流与民族融合
1. 汉朝的丝绸之路
汉朝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建立联系，引入西域文化（如葡萄、苜蓿、佛教），促进汉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但也因匈奴威胁导致边疆动荡。
汉人对外部文化的态度从“吸收”转向“防御”，如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
2. 唐朝的“万国来朝”
唐朝以“天可汗”身份吸引周边民族和外国使节，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氛围。唐朝人对外部世界持开放态度，如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推动文化输出。
唐朝的民族政策相对宽松，胡汉融合程度较高，如粟特人、回鹘人等融入汉族社会。
3. 宋元明清的民族互动
宋代因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形成“南迁”文化，汉族士人更注重内省与文化传承。
元明时期，蒙古与满族统治导致民族融合，但汉族士人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通过科举与文学维持文化认同。
四、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1. 汉朝的经济基础
汉朝以农耕经济为主，但通过盐铁官营、货币统一（如五铢钱）强化经济控制，士人精神以“安土重迁”为特点。
汉代造纸术、指南针等科技发明推动文化发展，但未形成大规模的民间文化消费。
2. 唐朝的经济繁荣
唐朝经济达到巅峰，长安、洛阳成为国际大都会，商业活动频繁，士人精神转向“以文会友”，如唐代诗文的繁荣。
唐代印刷术（雕版印刷）普及，推动文化大众化，但科举制度尚未完全普及。
3. 宋明以后的经济与文化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达，士人精神转向“市井文化”，如宋词、话本的兴起。
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推动“市民文化”，但科举制度限制了思想自由，士人精神趋于保守。
五、战争与社会动荡的影响
1. 汉朝的动荡与重建
汉朝经历“七国之乱”“王莽篡汉”等动荡，但汉武帝的“推恩令”与“屯田制”稳定边疆，士人精神强调“恢复汉室”的使命感。
汉代“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商业文化薄弱，士人更关注政治参与。
2. 唐朝的盛世与危机
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展现强盛国力，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公”为理想。
唐代“胡商”与“胡乐”文化影响深远，但战乱后文化重心转向内省。
3. 宋元明清的稳定与变迁
宋代因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形成“南渡”文化，士人精神以“忠君爱国”为核心。
元明时期，民族融合导致文化多元，但汉族士人仍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
六、总结：精神面貌的差异根源
1. 汉朝：以“忠君”“家国一体”为核心，强调对外防御与文化统一，精神面貌较为保守但具有凝聚力。
2. 唐朝：以“开放包容”“天下为公”为理念，文化多元，士人精神追求“兼济天下”，形成“文人政治”传统。
3. 宋明以后：因战乱与民族融合，精神面貌转向内省与文化传承，但儒家思想始终主导，形成“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结语
汉唐之前的汉人精神面貌与汉唐之后的差异，本质上是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文化演变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汉朝强调“忠君”与“防御”，唐朝追求“开放”与“文化繁荣”，而宋明以后则在动荡中坚守儒家文化，形成独特的民族精神。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历史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汉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文化适应与自我更新。
网友意见
谢邀。题主的预设前提其实是——“为什么汉唐之前的汉人是好汉，汉唐之后的汉人是软蛋？”
首先这个问题很精分，所谓“汉唐之前的汉人”显然把五胡乱华的汉人给割裂出来了，而“汉唐之后的汉人”又显然把北逐鞑虏的汉人给割裂出来了。
任何民族都有强盛期和低谷期，东亚历史上强盛一时的其他周边民族，要么退化成人畜无害的卖萌种族（吐蕃、蒙古、满族），要么只剩下挂羊头卖狗肉的（匈奴、突厥、女真），甚至还有连渣都不剩的（高句丽、契丹）。相比起来，汉民族、或者广义上的中原民族、中华民族，即使在全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无疑是最有生命力的小强民族。
中原民族对其他周边民族的优势，主要有几点——技术优势、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当这几点对于周边民族的优势逐渐缩小后，自然就难以恢复汉唐时期的格局了。
1、技术优势
铁器：早期的周边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在冶铁以及兵器锻造技术上落后于中原民族。正如西汉将领陈汤——就是放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那位——曾经议论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而到了唐代以后，一方面周边各民族的武器制造技术上了一个台阶，西夏剑的品质甚至要高于宋朝；另一方面，随着大量铁器装备的普及，战术模式也得到了升级，重装骑兵战术成为了辽宋金元时期的流行战术（辽有铁林军，西夏有铁鹞子，金有铁浮屠，一般人印象中以轻骑为主的蒙古，其实重骑兵也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重骑兵”）。
（图为金军骑兵）
当然回答中也有
@jo jo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是角度比较……怎么说呢？脑洞大开？
所以西方的高等级军事科技进入的路线也就是西北向东南扩散。很遗憾，中原地区是最后一站，也就是最后传播到的地方。中原地区虽然也有自身独特而又丰富的科技，但是一个族群想出来出来的科技是无法和无数族群交流出来的科技相媲美的，军事冲突烈度比较低的地区产生的军事科技和理念也无法跟高烈度地区产生的军事科技和理念相媲美的
这位的意思显然是：落后的中原地区及周边游牧民族在唐代以后才学习到了西方现进技术，然后落后的中原民族就被先进的游牧民族打爆啦~
开脑洞之前似乎忘了，具装甲骑在中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并且在战场上一度蔚为流行。那么，为什么中原民族500年前没有被游牧民族的重骑兵打爆？500年后反而被打爆了？
是这500年中，中原民族和游牧民族一起得了失忆症？
还是出于某些原因，隋唐时期放弃装备重骑兵后，到了唐代以后又可以装备了？
这一点靠脑洞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从最后的经济问题上去寻找答案。
弓弩：这可能是唐代以后，唯一还对周边民族保持优势的技术了。比较有代表的是宋代的神臂弓（一种弩），金兀术对此的评价是——“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虽然这一技术最早是归附宋朝的党项人所发明，但性能却非常契合中原民族以步兵为主的组织体系，以及克制骑兵的战术要求。而为了保持这一硕果仅存的优势，宋代制订了严格的技术保密措施，例如在战况不利时销毁神臂弓等。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证明了，没有相匹配的组织体系，即使周边民族拥有了弓弩，也发挥不了全部功效——作为神臂弓粉丝的兀术，以靖康之变中缴获的北宋神臂弓库存，装备了八万军队北征还很弱小的蒙古，结果仍遭到大败。
城墙：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决定了其基于依托城墙建立的防御体系，而且这一点也在长期的战争中不断得到强化。然而，在唐代以后，这一优势从两个方面被逐渐缩小。
一个是原游牧民族通过占据原中原民族的的农耕经济地区（幽燕、灵夏）而获得了同样的城防优势。以题主所举的宋太宗乘驴车逃跑事例来说，宋军一开始野战击败了幽州辽军，但是攻城时却为坚城所阻，预备队投入攻城后，宋太宗本阵遭到辽军援军突袭而败（宋太宗受伤不能骑马的同时，辽军主将也同样受重伤而只能被抬回去）。这就是游牧民族依托城防击败中原民族的案例。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城墙有更大威胁的回回炮（配重式投石车）、乃至火炮被制造出来，一旦强有力的游牧民族得到了这些武器，无疑对中原民族有了更巨大的威胁。
火器：热兵器虽然为中原民族所发明，但正如上面所说，在热兵器出现的早期，中原民族不但没有得利，反而是产生了不利影响。早期热兵器在野战中作用不大，在城防作战中作用很大，一旦被北方政权掌握，可大大弥补其攻城方面的短板。比如后金的一个巨大实力飞跃，就是从明军手中得到火炮，此后再无攻克不了的坚城。
2、政治优势
我们知道，稳定的中原封建政权，国祚大约在300年左右，以唐代以后历史为例：
唐（290年）→五代十国（54年）→宋（320年）→元（98年）→明（277年）→清（277年）
那么，草原民族的300年是什么概念呢？草原民族常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治体制上的不稳定，部落分裂、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新兴民族势力的涌入，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草原的势力划分——但是，这个规律在唐代之后被打破了。
拿隋唐时期300年的草原霸主的更迭举例：突厥汗国→东、西突厥→薛延陀→回纥→后突厥→回纥→契丹兴起
然而，此后300年草原霸主的更迭则是：契丹→女真→蒙古兴起
再之后300年草原霸主的更迭是蒙古一家的戏：蒙古→元朝→北元（蒙古）→鞑靼、瓦剌（蒙古）
近代以前300年草原霸主更迭则是两家轮流坐庄：满洲=蒙古联盟→准噶尔（蒙古）→清朝
从趋势上来看，相比隋唐时代草原霸主的更迭频繁，从契丹兴起开始逐渐趋于稳定，而正是这个时期，辽、金、元、清等较为稳定的封建化少数民族政权，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作为转折点的契丹，自身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松散的部落联盟完成封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常被称之为“汉化”。之后的女真族、蒙古族、满族，无不遵循了与契丹族类似的发展轨迹。
这类周边民族在爆发性地发展壮大后，通过变更体制，从而能够保持相对长期的稳定繁荣。这就使得中原民族在对付这样的对手时，变得更棘手了。
3、经济优势
大家都知道，相比草原游牧民族，中原农耕民族的经济模式更为稳定。
唐代李靖灭东突厥之战，数年前还强盛一时的东突厥一方面受铁勒起义的打击，另一方面遭受到了严重雪灾，而一蹶不振。这样一场大灾毁掉一个强盛政权的情况，相对来说，在农耕文明政权不经常会出现，然而在靠天吃饭的草原上，这却是家常便饭。
稳定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优势不仅仅是抗风险性上，还有生产力的提高。
比如说上面说到，南北朝时期的具装甲骑战术到了隋唐时期式微，而自宋辽对峙开始又再度得到复兴。究其原因，我认为正是生产力的变化。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几乎为零的骑兵训练和组织成本，一个牧民就能成为合格的轻骑兵。牧民常备的马刀、弓箭要不了几斤好铁，可一个人马批甲的具装甲骑相比之下却需要巨大的投入。游牧轻骑兵解散了立马就能作为普通的牧民投入生产，而一个重骑兵能生产什么？更不用说，重骑兵需要的装备、战马、备用马、仆从、乃至补给，以及维持这样一支相当数量脱产常备力量的巨额花费，如果不是稳定且强有力的政权，是无论如何负担不起来的。
西晋晚期，大量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地区，在西晋灭亡后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显然在这一期间，异族政权所依托的仍然是较发达的农耕经济，因此得以大量的铁器装备骑兵，出现了具装甲骑。隋唐之际，原先的胡人逐步与中原文明同化，中原政权通过统一得到稳固。而更野蛮的北方游牧民族却没有机会染指农耕经济，因此双方的冲突退化到了以轻骑为主的战术形式。
而借唐代崩溃后的五代乱世，以契丹占据幽燕、党项遍布灵夏为标志，游牧民族再次与农耕经济相结合，并且通过政治体制的稳固化，在保持原有骑兵成本优势、组织优势的同时，逐渐拥有了接近中原民族的经济实力。正是依托这一优势，耗费巨大的重骑兵才得以重新回到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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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说脑洞大开，
@jo jo显然不服气。于是又开了更多的脑洞给大家逗乐子
擅长用弓的族群绝对不会去用弩。弓的射速是弩的三到四倍，又可以抛射，射程也不落后。弓手和弩手对射优势巨大，克雷西中弩手可是被弓手射得满地乱爬。
弩最大的优势就是上手快，田里随便拉一个农民随便练几天就可以上战场。金人需要弩只不过占领了中原后，手下农民出身没摸过弓的伪军多了而已。不照样被用弓的蒙古人打得满地乱爬。弩用得再好的宋也不被打得集体跳海
首先，东方的复合弓比西方长弓更有威力，这是常识。
有洋大人的实验表明，同样拉力和同样箭重下，东方复合弓的威力比长弓高出4成以上。
拿宋金两国的射力来说，有文献记载“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也就是说，宋人士兵的射力在55.5公斤以上，而金军一般在27.75公斤以下——时人普遍评价金人用弓偏轻，但也相当于120磅，一般的长弓手也就是这个水平，更不要说复合弓比长弓的优势了。
另外，考虑到金人所用马弓与步弓比吃亏，且拿南宋初年民兵马弓步弓同时比较的结果来看：“弓箭手三百人，上等六十人，各一石一斗以上，或马射九斗；中等六十人，各一石以上，或马射八斗；下等一百八十人，各九斗以上，或马射七斗以上”——也就是说，民兵的平均步弓拉力在一石（55.5公斤），骑弓拉力在八斗（44.5公斤）。
如果看了上面的数据还要继续嘴硬的话，不得不说：这是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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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针对@李天陽的答案辟个谣
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
……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
宋代制度“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乍一看似乎是武官吃亏，但武官随时可以依靠战功特旨升迁，而不用和大多数文官一样老老实实等磨勘。至于把军人从行政体系出剥离出来，我是没有看到什么不好的地方。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来发展到了及其可笑的程度，以至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宋会要辑稿 刑法》载：天禧五年诏曰： 神社枪旗等严行铃辖，如有违犯，内头首取敕裁，及许陈告。 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强调，带刃的家伙，一概不许使用。朝廷建议说，在祭祀活动中需要仪仗的时候，可以用木头做成兵器形状，贴上锡纸冒充一下。被史书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的宋代皇帝对武器的提防，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这段脑补简直是蛇精病。
引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 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 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历代百姓从来就没有以当兵为荣的。
大唐贞观年间，百姓就已经耻于当兵了，甚至不惜自残身体躲避兵役，将残疾的手足称之为“福手、福足”——“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
理学的兴起，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以后八百年逐渐落后。刨掉后面的废话，理学兴起并被朝廷确立了官方思想，已经要到南宋末年了。那么怎么解释在此之前的靖康之耻、衣冠南渡？朱夫子还有穿越时空，影响过去的能力？
这是个啥问题啊，简直了，集互联网键史圈刻板印象之大全。
你最后一个补充问题，李约瑟难题，是我常年专注的研究的一个东西，这个留待后续再解答。
就说题主你问题这槽点吧，也太多了。
宋朝极富裕，谁跟你说的，高晓松吗？还是袁腾飞？
清朝每战必败？
我都算被知乎清吹列为十大暗杀对象的人了也不带像你这么黑清朝的。
打大小和卓，尼泊尔，大小金川，清朝没赢吗？打准噶尔没赢吗？打罗卜藏丹津没赢吗？打雅克萨没赢吗？
虽然很多场战事规模很小，含金量和汉匈战争，唐土战争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你说它每战必败是不是太扯淡了点。
明朝很穷？
这句话，清朝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才能说得出口。
明朝人总结宋朝的特点时，就特别指出，宋朝很穷。
明朝的岁入水平是1500-2000万两之间。神特么几百万两，那只是太仓库在成化以后的一个大致收入水平。
但明朝光是在北京，各种大小综合性府库起码也是二十三个以上。
你要按大宋贯石匹两束的方式去计岁入。
明朝大部分年份都在两三亿以上。
还有什么建州女真二十万人口取代明朝。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都不止二十万人口了，入关前夕的后金更是实际掌控两百五十万人口左右，在册丁口三十四万多。
满蒙汉八旗极限可动员作战男丁十七万左右的水平。
你要是扯人口，我告诉你，唐朝后期盘踞凉州一带的六谷吐蕃估计可能确实就不到二十万人口，大唐帝国到嗝屁时最终也还是无法收复凉州。
你感觉，你靠什么来感觉，靠中学历史课本？
了解的越多的人，越不敢轻易的像你这样用感觉去评价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两千年历史。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朝代之间的汉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是有变化的。但是变化的原因很复杂，经济发展差异，社会经济运作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变化，人精神面貌变化不奇怪。
有时候甚至可能是自然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例如汉代唐代人口重心还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北山东甘肃宁夏，这一大片人口非常稠密，是汉人的主聚居区。
在汉代，陕北黄土高原再到内蒙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大片区域，有一百多万汉人，县城都二十几个。
唐代差点意思，但这一块还是有十几个县。
而唐代的瓜沙伊西庭，就是从敦煌到吐鲁番盆地这片，汉人有一百多万，是大唐帝国在中亚战略方向的定海神针。
那个时候的敦煌，果园农田阡陌相连，从西汉以来开挖维护的河渠有一百四十三条之多。
这一块的汉人，坚持到北宋时期，覆灭。
到了明朝建立，汉族人大部分都在淮河以南生活，聚集在长江淮河中下游流域。
北方除了山西稍微有几百万汉人，其他地方都是人丁寥落。
而陕北黄土高原到鄂尔多斯这一大片汉代唐代有十几二十几个县治的区域，明朝一个县都没有。
没人哪儿来的县城？
从陕北向宁夏北部，甘肃北部移动过去。大批汉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历史名城都已经湮没在茫茫风沙之中。
明初军队向陕西宝鸡以西发动进攻都要弄个河西翻译馆。
明初编纂的《河西译语》，河西地区沦陷数百年，那里的汉族基本绝迹了。对于江淮健儿来说，这里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异域。
所以不得不进行收集翻译，让军队能够使用当地的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词汇等。
别说河西了，汉唐的龙兴之地陕西在明朝初年差点失去作为一个行省的资格，因为人太少，都不像一个正经行省的模样。
等到了唐代十分繁华，河渠一百多条的敦煌........今天的敦煌什么样你们心里有数，明代敦煌比今天还要干旱，当时敦煌只剩下撒蛮荅失里这些窝阔台汗王贵族带着几百户人居住。
这样沧海桑田级别的巨变，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对民族性格，饮食习惯，作风，都产生改变。
当然，我估计题主所谓的精神面貌区别，可能很单纯的就是对武功，对外征服作战，尚武精神的一个总结。
还有就是为什么宋明都会亡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
宋明亡于少数民族的原因，是过于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不是简单的所谓重文轻武这样的理由。
像残唐五代的汉人，就像分布式系统，很难被一次摧毁。
宋代明代包括清代，都是高度集中的大中央集权，集中式系统，干掉中枢，就会被取代。
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差别，说来话长，我就不废话了。
宋朝的事情按下不表。
我想你可能对明朝的武功有什么误解。
两汉合一，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强军保持最稳定的时代。唐朝其实比不上汉朝。
但是尽管如此，东汉后期，游牧民族在北方也在侵蚀东汉的势力范围，入侵到了河套，河北边缘，辽左边缘地区。
明朝除了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那真是非常稳定的中央集权，到嗝屁前几年政令还能传达国内大部分地区）被自己曾经的藩属势力女真人取代。
鼎盛时期，明朝武功和唐朝是差不多的，很难分谁高谁低。
明朝在土木堡到萨尔浒大败之前的时间线内，为何没有出现西夏那种体量并对内地产生实质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 - 永乐大帝明成祖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1978876/answer/2252847032
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回答。
明朝前七十年，平均不满两年就要发动一次规模数万战兵的战役或大型军事行动或域外远征。
江淮汉人要从元末的那点拥挤的地盘重新扩张出来，代价可不是你一拍脑门就能幻想出来的。
这七十年放中国历史任何时期都称得上尚武好战了吧。
十几万人打到缅甸密支那以西啊。这是什么概念？什么精神面貌？
事实上不算清末开着蒸汽战舰去外面做访问的清末水师的话，历代军队征程最远，涉及范围最广的，就是明军。
北面到过额尔古纳河以北，上过库页岛，南面去过曼德勒以南，密支那以西。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产生的宋明并列的错觉。
这里面许多地方别说宋军没资格见识，就连汉军唐军很多地方也没去过的。
唐朝和明朝强盛的时间都差不太多，七八十年左右。
只不过是明朝晚期的窘迫历史在网上热度太高了。
而唐代高宗后期到武则天时期，安史之乱后，这些时期的窘迫历史没什么热度而已。
另外有一点就是，现如今在网上，普遍性的忽视西南地区的声音和历史。
网络键史圈对西域的关注度远高于对西南和中南半岛历史的百倍不止。
安史之乱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唐帝国在整个帝国西部都是非常窘迫的。
陕西宝鸡以西的地盘几乎全丢，吐蕃年年从陇右高原入侵，从河西走廊触发攻击宁夏，甚至做到了横穿朔方，从宁夏横穿整个陕北打到山西西部的情况。
南边的南诏也没闲着，多次入侵四川盆地，三围成都，攻入过湖南道县，三次掠杀越北唐人聚居区，死难汉人数不胜数。
大量的四川汉人被南诏人掳掠为奴为婢，南诏人甚至让他们渡过大渡河前给他们集体哭丧告别故国的机会。
在交趾，广西，道路不便，无法带回云南的大量汉族居民被南诏人就地屠杀。
同样的场景还会上演在陕西，宁夏的汉人定居点。
白居易的诗——《城盐州》了解一下？
盐州城被吐蕃攻破N次，唐军修复N次，灵武朔方陇东地区汉人人口被吐蕃人大量掳掠，一路上可谓是死伤枕籍，哀鸿遍野。
还有同为白居易的《西凉伎》
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
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
再给你找个案例，让你明白你的问题里的问题描述是多么的轻率
这是固原市， 2019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45.86万人。其中汉族人口75.07万人,占51.5%;回族人口70.7万人,占48.4%;其他少数民族人口0.13万人,占0.1%,是全国主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男女性别比102.2。全市常住人口114.21万人。”
作为全国主要回族聚居区之一，但是汉族人口仍然占比更高，考虑到一些考试加分因素和户籍作假问题影响。实际上汉人可能接近55%以上。
固原在中唐沦陷于吐蕃帝国之后，这里的人口结构遭到了彻底的更改。
留在固原的汉族人或沦为吐蕃军人的奴隶，或藏化为了温末族，或六谷蕃族。
到了明朝经略固原的时候，固原的主要居民变成了以蒙古族为首，以及各路河西，甚至中亚民族混居的一个地方。
在成化年间，固原还爆发了鞑官大叛乱。
试想一下，你是明朝的一个江苏人或浙江人。
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没有很多田产地产，只有几亩水田够养活自己和妻儿。然后朝廷让你拖家带口的迁徙到固原，或甘州，或宁夏乌海什么之类的地方。
你觉得你需要怎样的精神面貌才能在这里扎根生活下去？
要怎样的精神面貌才能坚持下去？
但是明代汉人的的确确，在这些地方坚持下去了。
当然，大部分恐怕不是自愿的。
他们从长江淮河中下游的富饶之地出发，前往辽东，大西北，青海河湟，松潘，贵州，云南，陕西，河北。在那里扎根生长，重新开疆拓土。
这才是所谓汉地十八省的真正来历。
从一个即将退化为区域性民族的危险阶段，再次成长为全国性的主体民族。
这需要怎样的精神面貌？
说实话，我国官方教科书是不怎么待见明朝的，有部分政治正确原因，也有民国和共和国早期，很多重要文化人士都与清代贵族有关系的缘故。
而网上明黑多，更主要是因为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火了，人红是非多。大批人靠着怼明朝来体现自己是历史“懂行人士”。
其实很多都狗屁不通。
如果你认为明代的扩张精神不够，明人没有进取心，那么既是对明代汉人的误会，也是对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不尊重。
在明代，广西河池百色以北，云南曲靖，昭通，到四川宜宾，重庆以东，达州，十堰以南，宜昌，常德以西，这么一块大致有今天韩国两倍大的区域。
千百年以来，一直是诸蛮的势力范围。
明朝以前的历朝历代，这么大一块区域内，即使很强盛的中央王朝也只能控制零星几个城市据点。其余的地方，大部分由各种土司，寨主，土王统治。
明朝汉人在这一块约有两个韩国大的地区，进行了旷日持久，血腥残忍的扩张战争。
宜宾九丝山，明朝万历元年，明朝与都掌蛮百年对抗的最终决战就在这里发生。
这是万历元年明军与都掌蛮三场主要战役的最后一战，此前明军已经摧毁了都掌蛮的凌霄城，都督城，这是最后一座都掌蛮主城所在地，九丝城。
明军九月初九冒着大雨攀爬悬崖峭壁，冒死上山突击九丝城。一直在山上打到十月十二，斩杀俘虏超过五千人，放火焚毁九丝城，烧死及坠崖者数万人，接受投降三千多人，击毙俘虏酋长战将三十六人，摧毁房屋上万间，攻拔营寨六十六座。作战半径四百余里。
都掌蛮从明初就和明朝分分合合，在成化年间双方大战了一场，明朝从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三个方向挤压都掌蛮。双方鏖战两年，明军最终止步于凌霄城，九丝城的天堑之前。
当时的作战，都掌蛮被斩首生擒的就七千余人，被焚毁村落七百多个。除此之外，明军还缴获了都掌蛮的大批盔甲，弓箭，马匹，令牌，旗帜。
可见都掌蛮已经是具有相当手工业能力，依托高山上的城市和云南滇马贸易武装起了相当正式的军队，已经有了专用的旗帜，令牌，号角，战鼓。
明代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冶炼工业都达到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的第二个大高峰。所以他们还有相当规模的铁甲。
而都掌蛮，只是这一大片区域之中的一个势力。
平灭都掌蛮的刘显所部明军在摧毁都掌蛮三大主城之后，继续在这大片山区里追剿其残部。最终清剿之后，他和他的部队也没能休息多久。很快又被派去剿灭四川西部靠近嘉绒藏区的建昌西部，也就是今天四川西昌以西的没舌、丢骨、人荒三部族。
史称其“建昌傀厦、洗马诸番，咸献首恶。西陲以宁。”
而规模比灭都掌蛮更大的战争还有。
仅仅我说的这一块约两个现代韩国大小的区域，有明一代尽三百年，大小战役数不胜数。你要说明代汉人失去了侵略心态，进取精神，那这里翻山越岭，尸骸枕籍是在干啥，闲的蛋疼啊？
还有四川西部部分地区，粤西山区，河湟，松潘，云南南部西部？
云南瑞丽去玩过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元代是麓川王朝首都允姐兰城。
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倾半个帝国之力去远征麓川王朝，这一仗的规模可比两征都掌蛮大得多了。
你感觉不到这种精神面貌，我估计可能是网络键史圈的西南地区的人太少了。毕竟我们大西南文化底蕴薄弱，时间都拿去喝酒划拳吃狗肉吃蛇肉了。
厮混网络键史圈的大都还是北方人为主，尤其西北键史圈对明朝的武功是非常不屑的，可以理解。
……我嗑药裸奔畏马如虎门阀小屁孩皆高官的两晋南朝士人不配有姓名么？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可不读。
要说鄙视武人，打汉末起就是这个调调儿了，魏晋的士家已是标准的二等公民甚至等外奴隶，连老婆都要国家统一支配，以期保证繁殖效率。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养猪？
初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皆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
“将种”成了骂人的贬词。《晋书》记载了晋武帝与胡贵嫔互喷的轶事：
胡贵嫔，名芳。父奋。泰始九年，简良家子以充内职，拜芳为贵嫔。每有顾问，不饰言词，率尔而答，进退方雅。最蒙爱幸，侍御服饰亚于皇后。常与樗蒲，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
都被五胡占了半壁江山，士人们还是嗑五石散的嗑五石散，清谈的清谈，照样耻言武事：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我寻思着这精神面貌和前汉是一拨的么？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还好诸葛亮去得早，不然后汉都算倾颓，大晋以下那串咋写？躺平？（手动滑稽）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甭说汉唐隔着三百来年，即便前汉与后汉，精神面貌即大不一样。甚至短短的汉末三国，历经建安大瘟疫、魏晋易代，士人的精神面貌即已截然不同。前头是建安风骨，是老骥伏枥，慷慨悲歌，后头已是竹林七贤隐逸清谈大行其道。
经济基础日新月异，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倘若精神面貌还能数百年一成不变，那才是奇了大怪。不要总迷恋于宏大叙事，能搞清楚一个朝代社会精神面貌的变化已经阿弥陀佛了。
不要总想搞个大新闻。
当然，民科最爱的就是搞大新闻，摊手。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由开放包容转为内敛排外的转折点，但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随着南方大批土地的开垦，经济重心南移，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彻底取得统治地位，对内维持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中国已经失去了对外交流的必要性。
为什么冷战中的美国人和冷战后美国人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昭和日本人和平成日本人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和伊丽莎白二世时期英国人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拿破仑时期法国人和第三共和国以后法国人差距那么大？
这些问题和本问题差不多，都是脱离一切客观条件单纯在时间轴上纵向比较几个孤立的指标。
毫无意义。
事实上，一个政治文化实体的活力和扩张的力度在历史上的确会有阶段性的涨落变化，但这是由一系列条件决定的。
“中国人”并没有变，只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变了。每个时代都不缺乏扛起责任的人，但他们面对的担子是不一样的。冠军侯窦宪出塞五千里击灭匈奴，为汉帝国的军事胜利史写下最华丽的篇章；襄敏公王韶拓边两千里平定河湟，却只是将宋政权的战略窘境略微缓解而已。
”谋事在人（主观努力），成事在天（客观约束）“——这是个非常精炼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总结。
和我前头列举的四个例子的落差来看，汉唐精神在宋以后虽然也有所衰退，至少“速度“（=衰退幅度/时间跨度）没那么夸张。你就比方说日本吧。。。平成元年不过25年前呢。。。
1.中央集权王朝下内卷竞争和封建统治者自残自弱。
在历史的开头，读先秦战国故事可见君王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可见士人们奔走列国力求一展平生之志，可见士为知己者死，可见千金求马骨。而读明代故事，作为最后一个华夏人的朝代的明代，可见君王昏聩得过且过，可见朝堂倾轧蝇营狗苟。
战国时代、三国时代，每个诸侯国、军阀、藩镇都能为有志之人提供出头的舞台，而中央集权王朝里，人才竞争就好比一个只有一条赛道的赛场，赛道狭窄导致竞争内卷化，浪费了人才资源优势。
更糟糕的情况下甚至产生了踩踏效应——只有一条赛道而参赛选手众多，结果最后赢的可能就不是跑的最快的，而是绊倒挤倒别人取得领先优势的。
三国可以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分别在不同的阵营里出头，换成明朝他们三个可能就只能挤在明朝的框框里面互相卷了，而且除了很可能被其他不善治国却善于内斗的人挤出赛道挤下舞台。
而且，对于中央集权的王朝皇帝来说，一般不存在严重的外患和外部竞争，导致他们缺乏励精图治的动力，缺少求贤若渴的追求。先秦诸侯和乱世的主公们若是混吃等死得过且过早被其他势力给灭了，明朝皇帝却可以混日子混两百年。燕昭王求贤千金求马骨，刘备求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很难出现在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君主身上。
甚至于，封建统治者在没有外患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会有自残自弱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大明朝藩王当猪养。毕竟贤能可以威胁统治，蠢猪不会。
于是，在历史的两端，我们可以看到，姬周武德充沛，而朱明费拉不堪。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宋变革以来国内庄园农奴制被租佃制取代，大地产衰落，土地集约化程度降低，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农业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增加需要更多耕地，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畜牧业的衰落导致整个社会的畜力缺乏，进而导致国家在对外作战时后勤转运能力孱弱，而国内的交通运输都大打折扣，使国家对下层控制力以及整体动员能力都大为衰减。宋朝对西夏作战要搞筑垒浅攻而无法直接大军远征犁庭扫穴，正是汉地畜牧业衰落导致后勤转运能力、国家动员能力和军事机动能力衰减的结果。
外因则是唐末五代以来汉地边缘的农牧区域逐步胡化，最后被胡人掌控。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胡人获得有较发达农业的边缘汉族地区，从而获得了可以支撑他们建国家、立文法，建立有成熟军政体系的强盛国家的经济基础，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而失去有较好畜牧业条件的汉族边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时期汉族政权畜牧业衰落导致后勤转运能力、动员力的衰弱趋势。此消彼涨之下中原王朝的对外经略就更加啃不动这些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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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关系变迁导致畜牧业衰落，以及畜牧业衰落带来的负面影响（连国内的物流都不畅通了，还去远征敌国犁庭扫穴？或者像某些嘴炮们说的那样全国动员组建几十万几百万大军？）：
“从我国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看。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封建地主制代替了封建领主制，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农奴转变为人身相对自由的农民，这种农民经营的是独立的、以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和其它副业的经济。其优点是土地可以私有，人身相对自由，经营比较自主，因而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农奴为高；缺点则是经常受到因土地可以买卖而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的土地兼并的威胁，生产条件、尤其是畜牧业生产的条件不稳定。”
“对这一时期的民营牧业应有分析，不可笼统地说成是衰落或“农牧两伤”。从经营的规模看是显著地缩小了。战国秦汉时期那样的大牧主再也找不到了。明代“陆孳畜牸蹄角以百计（也就是十几头或更多些的大牲畜，包括母畜）”的地主（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８５），就被认为是值得大加称道的了。徐光启为地主设计的经营畜牧业的方案是：“居近湖、草广之处，则买小马二十头，大骡马两三头，又买小牛三十头，大牸牛三、五头，构草屋数十间，使二人掌管牧养。……养之得法，必致繁息；肯多得粪，可以壅田。”（《农政全书》卷41）应该说，这是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民营牧业的最高水平了，但比起战国秦汉那些牛羊满谷、富埒王侯的畜牧主，岂能同日而语！”
——李根蟠《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李根蟠《略谈明清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的比较》
差别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从宋朝开始，汉族的精英阶层就开始走“躺平路线”了。
宋朝人以后这帮人一开口就是：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我这三个祖宗把我这辈的活都干完了，我可以躺平了。我的追求就是收租，考编，多纳妾，多生儿子，多买地。
从宋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汉族精英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去考科举，然后去当个文官。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当时的汉族精英阶层眼中那就是个24K纯废物，当医生给人看病那是下九流，臭看病的。
那时候汉族大户人家训斥自己的儿子都是：你看看人家XXX，他现在都中举人了，这次闹水灾，人家随便暗示自己的一个奴仆开了间当铺，就收了几百顷的地。你昨天看他妈的什么医书，看病的那就是下九流的玩意，你还看它？
还好，这儿子看的是医书，要是他看的是兵书想当兵去，他父母能气到暴毙。宋真宗时期的状元陈尧咨喜欢射箭，有一次他母亲得知后很生气，就杖打了陈尧咨一顿。
后来陈尧咨想担任军官，他母亲痛骂他，大概意思就是当军官那是辱没他们家的门庭，没有颜面见祖宗。
这种社会环境下，精神面貌差距能不大吗？
纵观唐朝之后到明末这一千多年的历史，
汉族精英一直在考科举。
藏族精英一直在念经。
游牧精英一直在想从哪里抢一票。
渔猎精英一直在想互市和入关。
到了清朝，游牧民族的精英选择念经，渔猎精英选择考科举。
汉族和藏族不亏是兄弟民族，一个考科举，一个念经，看似不一样，内核是一样的，起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精英阶层走躺平路线为这两样东西都快把自己给卷死了。到了前几十年才有所改观。
因为秦汉以至隋唐几百年的军功贵族被平民化政治取代了，什么泥腿子都能上台，按先秦的话，这叫礼崩乐坏，一堆六谷养的
为啥史官修饰词都要拿出来讲，大秦明明是在河套砸了几十万民力军士，结果三十年不能越过漠南，国家财政崩溃啊
秦做到了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魏晋南朝那几个重量级又是啥精神风貌？指集江淮荆襄川陕之力，謝、刘、桓、裕之才，始终不得克复中原，还于旧都么，还是几次改朝换代，战线越来越后移
隋唐选官跟宋明选官，那是真的不一样
地方良家子（优质兵源），中央世代武勋贵族（积极扩张）
地方泥腿子卫所兵（平庸兵源），中央泥腿子文官（得过且过）
宋明搞出来的这套玩法，打压新兴武勋，退化为边疆将门，宋代的种家折家，中晚明涌现的辽东将门，西北将门，都有底蕴不足的毛病，求作七品文官门下走狗而不得
要说中央集权，宋明真真切切是做到了，要说选官相对公平公正公开，宋明也做到了
可见在扩张上
绝对优势的中央集权不如地方相对集权或分权
太多泥腿子暴发户把持国家政治不如少数天龙人世家坐庄
每次看到鼓吹汉唐的我都想笑，大概是觉得汉武大帝三国演义，神探狄仁杰之类的电视剧服化道不错就觉得是真的。
卫青家里几万奴隶，精神面貌只看卫青一个。
大清朝富态自信的官员那么多，天天看一堆抽鸦片的。
提到明朝是朱家人自嗨，唐朝有几个平民嗨?
说宋朝战线不会说谎，大唐战线在外面百姓就舒服了？安史之乱就怪不到唐朝头上了？
莫名其妙的鼓吹汉唐，最关键的是匹配明清封建剥削，你汉唐不剥削?
汉唐写百姓过的不好，人家文人有情怀。明清写百姓过的不好，就是你们害的。商周到唐的史料加起来有一个清朝多么?
一个两千年前的史观记载某人千古无二就真成无敌了？假设真的李存孝岳飞常遇春打的赢项羽，又该如何？
因为税率不同。
汉朝实行著名的“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虽然因为土地兼并和人头税的关系，民众有额外的税务压力，但实际税率一直到西汉亡国前才发展到50%的情况（王莽所说的“豪民侵凌，实什税五也”）。因为汉朝民众生活相对轻松，他们对未知事物自然也更有探索欲望，人的一面较好的发展起来。
曹魏立国后，曹操宣布他征服的土地为国有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全国性屯田，税率为50—60%，汉朝亡国时期才达到的实际税率在魏国居然变成了台面上的起步价，而实际上税情况则无人知晓。随着门阀政治的发展，此税率很快就水涨船高，一路升成80%，并沿用到五胡十六国。在这样的高强度剥削下，民众每天除了希望能多喝一口稀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想法，整个中国自然是一片死气沉沉。
和汉魏一样，唐宋的税率相差也很大。唐朝建国时采用“租庸调”的税法，税率接近于汉代的“三十税一”，国民的积极性成功复兴。但晚唐的“两税法”开了“多税制”的滥觞。之后的宋朝政府给外国的贡银极多，加上某些皇帝的爱好过于广泛，常有经费缺乏的时刻。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宋朝政府肆意编织税目，对百姓吸血敲髓。到南宋时期，实际税率和曹魏接近，于是民众的精气神再次消失不见。
由此可见，剥削是最能影响民族整体面貌的东西。“税”字之重，无秤可量。
P.S.
除了对民众思想的影响以外，高税率还能有效降低民族对立情绪——毕竟都是剥皮，谁剥不是剥呢？
以明朝为例。由于明朝晚期税率暴涨，很多边地百姓觉得被外族掳走打工更加开心。
“迩岁以来，虏岁掠我人以万计，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给之妇，使生子女，给之牛马田土，使孳息耕种。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用为响导。……有挖人地窖者，有指人粟谷之数而逼索之者，有呼仇人之名而焚其庐，掘其墓者，皆汉人也。”
“建州夷地有千家庄者，东西南北周回千余里，其地宽且肥。辽沈以东，清河、宽奠等处与夷壤相接，其间苦为徭役所逼者，往往窜入其中，任力开垦，不差不役，视为乐业。夷人利其薄获，阳谓天朝之民也，相与安之，而阴实有招徕之意……乃今公私之差日增月益，已自不支，而矿税之征朝加夕添，其何能任。况在此为苦海，在彼为乐地，彼方为渊为丛，民方为鱼为雀，而我方为獭为鹯，以故年来相率逃趋者，无虑十万有余。”
“辽军自东征骚扰以来，复遭高淮毒虐，离心离德，为日已久。今又驱饥寒之众，置之锋镝之下，愤怨之极，势且离叛。尝秘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扰我。又旧日掳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而作断头鬼，毋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语，以为常谈，而近益甚。汹汹惶惶，莫保旦夕。”
“昔日李成梁镇辽，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淮自是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你说他们是汉奸吗？或许是吧。但逼着他们成为汉奸的政府又是什么呢？这种政府真的能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吗？
由此可见，魏晋、挫宋和明朝最后都栽在异族入侵上，其实是必然结果。民族斗争只是一层浮云，阶级斗争才是历史的真相。
你的感觉是敏锐的。其实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马端临，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
马端临的观察
他的一段话说的切中要害：“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宋代的“文武分途”，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歧路，远非某些观点认为的“历史的趋势”。宋朝的所谓“制度改革”，本身只是对晚唐五代的“应激反应”，而绝不是真的重构社会体系。
所谓的“应激反应”，就是说，士兵闹，我就给钱哄。
而对社会体系和兵制的重构，是类似三湾改编，类似近代西欧国家体系的建构和代议制民主的形成，类似英国在1688年以后打造的国债金融体制。而绝对不是宋朝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调整。
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基本的问题和基层的视角出发，由小到大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逐渐扩大影响力，在开拓的过程中逐渐调整。
后者则是先“预设”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去考虑“解决一个大问题”。这种思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宋朝看到的问题就是错的，它对社会的认知本身就出了很大的漏洞。
宋朝的倒退
如同答主 @沧溟宗 所说，宋朝之后的华夏，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
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这就是战国至西汉的组织能力看上去远大于宋明的原因。
宋元王朝的全面崩溃，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全面崩溃非常类似，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中下层都被地产关系束缚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乡间自由农很少。后来女真蒙古入侵时，都没有再发生举族结坞堡自保的情况，有些汉军世侯，但那和南北朝的豪强也已经相去甚远了。
明朝的遗憾和过失
如果没有十六国的邬堡历练，如果没有北魏的一系列改革，没有对草原-中原地缘博弈关系的重新认知，没有北周北齐对于法律和新军事扩张模式的探索，那么隋唐的出现根本就不可能。
隋唐的成功，离不开十六国时遍地邬堡对于新制度和新扩张模式的探索，离不开南北朝时关陇地区新体制的搭建。这些新制度的探索，都是需要200-300年的长期孕育的。
而处在蒙古-女真-朝鲜边缘等混杂区域的东北地区，恰恰可以用来作为新制度的探索试验田，毕竟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多主体博弈的试验场，其意义并不亚于南北朝后期的关陇地区。
南北朝的主要制度在邬堡里面逐渐萌芽和发育。
而明朝时期，明朝朝廷本身做了一部分制度探索，包括一条鞭法等。
但此时，充当南北朝”邬堡“作用的，反而是辽东地区的海西、建州女真。他们都修建了城寨，开始从事农耕开发。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从事贸易和狩猎，并且和战争的攻伐相互配合，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和进攻思路。
1400-1600年，恰恰是早期近代时期，是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是日本纷争的战国时期，是人类开启大航海的时期，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前夜期。这二百年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错过了这一窗口期，后面想再赶上就太难了。
然而，明朝对东北情况的漠视，使得本来可以在东北进行新一轮的“邬堡新制度探索”没有成功，结果女真们却结成城寨，在城寨里面逐渐摸索新的制度和新的扩张模式。最后摸出了东北版的“军商盗模式”，和17世纪英荷的军-商-海盗模式惊人的相似。
结果不出所料，女真们将摸索出来的新模式直接对准了关内。
近代的困境
明清时代的华夏，不仅缺乏15-17世纪近代早期的国家博弈过程，甚至也缺乏12-14世纪的中世纪转型过程。因此很多问题不是仅仅在明清才出现的，而是宋朝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并越来越恶化。
因此，近代的革命者们，面对的难题，远不止是工业化，还有缺乏中世纪转型和早期原工业化和近代国家治理博弈经验的问题。这比日本沙俄普鲁士的”工业化“，要难上至少两个档次。
博弈能力和组织力弱化在学术上造成的影响
同样的，这种问题可不仅仅出在商业领域，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政治军事上的失能和无组织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学术本身。
在宋元明时期，我国的数学和技术有很大的发展，也涌现出了像秦九韶这样的数学大家以及水利机械等工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数学越来越局限于民间数学和商业数学，机械技术的推广也逐渐停滞。
这背后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思维“，而是宋元明没有及时整合各领域的知识，并充分运用数学！导致各种资源和思想全部都是分立的，孤立的，隔绝的。
背后的问题，南宋的学者马端临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
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各群体之间完全没有沟通，完全孤立的情形，背后是欠缺有效的组织，再背后则是欠缺适当的博弈和扩张的动力。最终必然使得所有领域日益内卷化，也日益小圈子化，狭隘化。
欧洲的博弈与整合
相比宋元明清，欧洲在13-18世纪的做法值得仔细分析。中世纪的大学，开设了各种辩论术的课程，学生相互辩驳，甚至相互争斗的热情很高，这恰恰在无意间促进了各领域和各学科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也促进了各种社会资源的相互博弈与最终的有效整合！恰如教员所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适当的争斗和博弈，才能带来后来的高效整合。
这就是欧洲的活力被有效地释放出来的体现。但同时期的华夏，许多有激情有活力的年轻人，其活力却被道德保守主义抑制住了。
道德保守主义的桎梏
宋王朝关闭了改革之门，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遭受到『背离儒家』的责难，新政权无意于进行机构改革；相反，它坚信道德高尚的官员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一切，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面。（多么像今天的美国！怪不得欧美如今陷入了科技与经济的停滞局面）
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于， 在道德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知识份子注重内省、修身，而无意涉足并整合其他知识领域，国家也不能从保守的意识形态迷恋中抽身而出，关注商业和改革。一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导致此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道德保守主义在十三世纪之获得「胜利」与中国在十九世纪对近代契机的拒绝，两者之间埋伏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虽说早在十一世纪，手工业生产、商贸、城市化、市民阶层等近代因素已经出现，然而这一切却为日趋保守、内省的意识形态正统所排斥和压挤，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近代因素风生水起，但意识形态上的自足与自负还是导致帝国与近代契机一再失之交臂。
”小分流“现象与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的落伍
当然，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希腊，也陷入了这种道德保守主义的藩篱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产出过《几何原本》的希腊，在近代却同样落后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意大利，在近代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地区的原因。毕竟，写出过《几何原本》，可不见得能用好《几何原本》。更不用说阿拉伯地区和印度地区，这些地区的组织力更差，更为松散，因此更不可能诞生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900—1300年，经济增长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显著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实际收入增长。然而，早期现代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一时期的增长，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低地国家和英国在内的北海地区，荷兰和英国先后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与此相反，意大利北部的人均收入在15—16世纪达到和保持高位后，于17—18世纪开始下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在16—18世纪接近停滞。西欧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那么，欧洲内部的人均收入差异始于何时？研究表明，15世纪上半叶，欧洲内部的实际工资差异非常小，但从1450年后开始增大。这表明，北海地区与西欧其他地区出现了“小分流”。加州学派宣称工业革命导致欧洲脱颖而出，但其所说的“欧洲”只是作为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西北欧，并非整个欧洲，这是值得注意的。
掌握整合的主导权
过分强调“分工促进文明发展”，本身就是不对的。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整合。尤其是自底向上，由小到大的整合。
谁能占据主导权，关键在于谁能主导这种整合，谁能把握这股潮流。
当然，这种“强有力的整合”不一定完全来自于上层，也可以来自于基层和上层的互动，近代西欧的崛起就离不开基层豪侠和上层君主的默契联合。甚至这种“整合”也可以来自于基层和中层，比如18-20世纪资本家阶层的兴起。
同样，南北朝后期的制度改革，也离不开前期的邬堡内部进行的探索。在纷乱的战争中，各地的能人勇士逐渐登上舞台，在一个个邬堡内完成了对原先的腐朽士族的换血和洗牌。之后北魏北周再对这些邬堡进行整合，最终诞生出隋唐。
其实，研究宋以后的衰落，并不困难，但需要把春秋战国，南北朝，近代革命，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崛起，进行通盘的考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自然就可以看出端倪。
从宋明时期的皇权平稳来看，我们知道，宋之前，也就是唐朝，皇权并不平稳，国家中有几股势力争夺权力斗争，如文官，宦官，皇帝，宗室，武将这几股势力参与权斗，蛋糕里就这些人分，而作为势力之首——皇帝，是平衡这些势力的主导者，但有时候文官总会壮大，而皇帝则会联合宦官势力来制衡文官，但宗室也会出现问题，南北朝至唐朝宗室叛乱和相残屡见不鲜，而想要制衡住宗室，只联合宦官是靠不住的，必须笼络武将集团加以控制宗室，本来这样下去是可以一直平衡下去的，皇权也大多可以过下去，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平衡彻底乱了，武将独大，节度使割据藩镇屡屡反叛朝廷，而文官此时已经没多大用了，必须要以宦官来对抗节度使，这也是唐德宗——唐宪宗执政时大体上的国体政策，但是却没想到，唐德宗之后宦官失控，转而成为了继节度使后对皇权的又一大威胁，唐宪宗死的不明不白，唐顺宗被逼退位，唐敬宗被宦官所杀，以及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皇帝被幽禁，大臣被屠杀灭族，导致皇权受到极大威胁，正统天命变得不堪一击，因此宋朝建立后各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文轻武，文官主导朝堂，武将次下，压制宦官，而后来的明朝也有样学样，初期还是可以平衡各方势力，但是土木堡之后也是文官独大，武将集团没落，而皇帝不得不启用宦官来对抗文官，但此时经过唐朝的过渡，皇权已经能平稳了，不再有能威胁皇权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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