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55年体制”在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后单独执政的那38年期间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55年体制”的运行并非单一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其核心在于自民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能力、资源优势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维持了长期的执政。以下将从几个关键方面详细阐述“55年体制”的运行：
一、 自民党的内部结构与运作：
强大的派阀政治 (派閥政治): 自民党内部存在着多个实力强大的“派阀”，如佐藤派（现发展为细田派）、田中派（现已解散，但其影响力深远）、福田派（现发展为町村派）等。这些派阀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制衡的基石。
派阀的功能:
选举与组织动员: 每个派阀都拥有自己的核心支持者群体，负责在国会议员选举中为本派系的成员提供支持，并动员选民投票。
资源分配与政治利益: 派阀是争夺政治资源（如内阁职位、党内要职、政府预算分配等）的主要平台。一个派阀的崛起与衰落往往与它在党内权力分配中的地位息息相关。
政治家培养与晋升: 派阀为年轻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平台，通过在派阀内的活动，可以积累政治资本，逐步获得晋升。
党内权力平衡: 派阀之间互相制衡，避免任何一个派阀独大，从而维持党内的相对稳定。
派阀领袖 (派閥の親分): 每个派阀都有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袖，他们通常是党内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老一辈政治家。这些领袖在决定党内重要人事任命、政策方向以及首相人选时拥有巨大的发言权。
“三角大福中”等派阀的演变: 在不同时期，一些著名的派阀组合（如早期的“池田派”、“佐藤派”、“岸派”；后期的“田中派”、“大平派”、“福田派”、“中曾根派”等）主导着党内权力格局。
党政一体 (党政一体): 自民党通过其强大的党务组织，与政府部门紧密联系，形成“党政一体”的局面。
政务调查会 (政務調査会, Seicho): 这是自民党内部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各个部门的政务调查会负责审查和制定政府的政策和预算草案，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党内的意愿。政府部门在提出政策前，通常需要经过政务调查会的审查和批准。
国会内党支部 (国会内の党支部): 自民党在国会设立了各个委员会的“党支部”，负责协调国会议员在委员会上的发言和投票，确保党内的统一立场。
党内人事任命权: 自民党对政府中的重要人事任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决定副大臣、局长等关键职位的人选，从而确保政府部门的政策执行符合自民党的意愿。
官僚体系的配合: 在“55年体制”下，日本高度专业化的官僚体系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自民党通过与官僚的紧密合作，利用官僚的专业知识和信息优势，共同推动政策。
“政官财”铁三角 (政官財のトライアングル): 这是“55年体制”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指自民党、官僚和财界（大企业、财阀）之间形成的紧密合作关系。
自民党: 提供政治支持和政策方向。
官僚: 负责政策的专业制定和技术性执行。
财界: 提供资金支持（选举资金、政治献金），并对政策提出建议，以维护其经济利益。
这种“铁三角”关系使得自民党能够有效地将财界的诉求转化为政策，并依靠官僚体系的执行力实现。
二、 对在野党的策略与运作：
“一党优位”而非“一党独裁”: 虽然自民党长期执政，但日本仍然实行多党制，在野党拥有国会席位，可以进行监督和质询。自民党并非绝对独裁，而是通过各种策略维持其“一党优位”的地位。
“温柔的压制”与“有限的竞争”:
议席数优势: 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都能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这使得他们在国会中的话语权占据绝对优势。
选举制度的设计: 当时采用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自民党的优势，尤其是在小选区中，容易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
政策的“吸纳”与“缓和”: 自民党会根据在野党的提议，适时地吸纳部分具有民意基础的政策，以削弱在野党的攻势。同时，他们也会通过政治操作，将一些敏感的议题缓和处理，避免触及核心利益。
“折衷主义”与“共识政治”: 在一些重要的立法中，自民党也会寻求与主要在野党（尤其是社会党）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以避免议会僵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野党的困境:
分裂与内斗: 在野党之间也存在分裂和内斗，未能形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反对派。
资金与组织劣势: 与自民党相比，在野党在竞选资金和组织动员能力上处于劣势。
缺乏明确的政策替代方案: 有时在野党虽然能够批评自民党，但未能提出具有吸引力、能够替代自民党执政的明确政策。
“橱窗理论” (窓際族): 在野党即使在国会中提出一些合理的政策建议，但由于自民党在政治议程设置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建议往往难以获得实质性的通过和实现，有时被戏称为“窗边的族群”。
三、 “55年体制”的运作特点与影响：
经济发展优先: “55年体制”的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自民党通过与财界和官僚的合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如出口导向型战略、产业政策等，成功地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政治稳定与较低的政治风险: 相对于一些政治动荡的国家，“55年体制”下日本的政治相对稳定，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然而，这种稳定也可能伴随着僵化和改革的迟缓。
政策的保守性与缺乏活力: 长期由同一政党执政，容易导致政策的保守性和缺乏创新。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斗争有时也会阻碍改革的推进，因为改革可能会触及特定派阀的利益。
“官僚主导”的趋势: 虽然自民党是执政党，但在很多方面，官僚体系在政策的实际制定和执行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政治家更多地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而政策的细节则更多地由官僚来完成。
“票票交易”与政治腐败的风险: 派阀政治和高度的资源分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使得政治献金成为政治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法律对政治献金有规定，但“55年体制”下也存在“票票交易”（政治家利用选民的选票换取政治利益）和政治腐败的风险。例如，在洛克希德事件等政治丑闻中，就暴露出政治家与企业之间的不当联系。
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在外交上，“55年体制”下日本基本延续了日美同盟的政策基调，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伙伴，并在此框架下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四、 “55年体制”的终结与影响：
泡沫经济破灭与经济停滞: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期。这使得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自民党执政受到挑战。
政治改革的呼声: 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打破自民党的垄断，实现政治的透明化和竞争化。
1993年的政权更迭: 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以细川护熙为首的反对党联合政府上台，打破了自民党38年的单独执政。这标志着“55年体制”的正式终结。
总结来说， 日本的“55年体制”是一种以自民党为核心，依靠强大的派阀政治、党政一体的运作机制，以及与官僚、财界的紧密合作，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维持的长期执政格局。这种体制在保障日本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政策僵化、政治腐败风险以及缺乏有效政治竞争的弊端。它的终结是日本政治走向多元化和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网友意见
谢瑶。不知道“如何运行”是指哪一方面。
如果是说国政（当然日本的中央权力相当大，甚至超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很多在中国属于地方政务的事情在日本都是由中央政府派出机构来履行——如果这么说不容易理解的话，可以把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大致想象为中国的某些乡镇政府，管不了县政府各部门派驻在乡上的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等机构）的话，日本当时是很正常的议会内阁制。定期会举行国会选举，国会里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属于反对党（当时主要的反对党就是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四家），但自民党总能过半数组阁。
值得一提的是，这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并非特异现象，1990年之前的意大利（天民党）和阿连德上台前的智利（基民党）等国都是类似的制度。类似国家的特点都是拥有强大而且左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者说存在比较稳定的社共共斗环境，迫使资产阶级政党放下门户之见组成一个超大政党阻止人民阵线政府在选举中上台。只不过，日本的制度最为典型，自民党甚至用不着组建一届联合政府，而意大利天民党往往要拉拢反共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类似日本的民社党）共同执政，有时甚至还要拉拢社会党人。
同类似国家相似，这个超大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就存在许多派系，从法西斯极右派到自由意志主义者再到鼓吹修正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的资产阶级左翼都会存在，除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外绝少共同点。在国政选举中，他们彼此互助对抗亲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选举完了之后，就开始在党内拉帮结派互相对抗。这时，资产阶级内部民主体现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上。具体到自民党内部，长期是吉田茂创立的官僚派对抗鸠山一郎创立的党人派。两大阵营又各自分成几个到十几个不等（不同时期数量不一样）的【OO会（或俱乐部，等等）】之类的派阀，外界一般以其领袖名之【XX派】，彼此合纵连横、勾心斗角。这每一个派阀，实际上都可以看作一个小党派，拥有各自的组织、外围团体和资金来源。而派阀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合纵连横、密室政治和黑金交易推选出总裁、干事长、政调会长这三个要职来掌握党机器、分配党公有的政治资源，以团结全党来完成各种选举。而选举胜利后党总裁就会成为内阁首相，其他派阀的领袖除了担任干事长（负责党务）、政调会长（负责制定党将要在政府、国会里推动的重要政策、法案）外也可以入阁担任大臣。
同类似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官僚势力特别庞大。部分由于战前遗风的影响，自民党内部官僚派势力长期压制党人派，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三个首相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都是高级官僚出身的。当时，做到事务次官之类公务员顶点职位的高级官僚定年退职时也不过五十多岁，作为政治家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们往往通过在公务员任上的关系，加入自民党的特定派阀转身政坛，进而在自民党的加持和（在任时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的）特定企业和民间团体的拥护下当选国会议员，最后成为大臣乃至首相。可想而知，他们成为政治家、国会议员甚至大臣、首相之后，往往也同自己的后辈高级官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后辈的辅佐下施政。另一方面，不转入政坛的高级官僚也往往转入民间企业担任取缔役（董事）以上的要职，同身为前后辈的政治家、高级官僚保持密切合作。这就是政、官、财三界的所谓愈着关系。
不过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1970年代后期以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随着国际共运转入低潮，日本社会党日渐右倾化、日共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共共斗逐渐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妥协以维持一个超级执政党的必要性日益下降。共同敌人的衰败，意味着内部矛盾的凸显。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斗争日益激烈，往往互不相让，甚至发生了角福战争这样使国会几乎陷入瘫痪的恶性事件。这个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民党伴随着冷战结束和泡沫经济的破产而分裂，所谓的55年体制也就此告终。
同国政相比，日本地方政治一直呈现比较多元化的状态，自民党从未实现一手遮天。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较小（别忘了，自民党在1955年结成的动机之一是为了修宪）而基层矛盾比较复杂，跟地方之间社会形态千差万别也有关系。
在社会党势力根深蒂固的大都市，革新阵营通过社共共斗而获得选举甚至建立长期政权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一度连首都也出现了以美浓部亮吉东京都知事为首的革新自治体政权，更不用说京都府这样的革新大本营。在这些自治体政坛，基本上就是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党各自推出知事候选人（名义上都是无所属）来进行对决了，交替执政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至于自民党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部或比较落后的道县，则一般是保守派长期执政。但执政者也不一定就跟自民党关系密切，甚至会为了地方利益对抗自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这时地方议会里的自民党议员甚至会成为这些保守派无所属首长的敌人。当然，总体来说，这些保守派控制的自治体一般是受到自民党支持的，甚至会成为自民党在国政选举中的桩脚。毕竟，在日本某些町、村，议员是世袭的、首长可以连续五十年无投票当选（也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候选人，不用投票自动当选），事实上就等于没有选举。
随便谈了一谈，不成系统，望多加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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