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1984》这本书中的思想，为何它与《美丽新世界》在中国都不是禁书？
《1984》和《美丽新世界》这两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在探讨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压迫方面，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然而，将它们视为“禁书”的说法，在中国语境下，需要审慎对待，因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1984》的思想深度与现实关照
乔治·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由“党”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在那里，思想、言论、历史都被严密控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控制与“新话”： 党通过发明“新话”（Newspeak）来限制人们的思维能力。通过简化词汇、删除不必要的词语，并注入带有党派色彩的意义，党试图从根本上消除任何可能产生异议的思想。“思想罪”（Thoughtcrime）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潜在的、未曾付诸行动的念头，也可能招致惩罚。这深刻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控制语言如何成为控制思想的有效手段。
历史的改写与“真理部”： “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负责不断地修改历史记录，使其符合党的当前宣传。“谁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谁控制现在，就控制未来。” 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操纵历史在维持极权统治中的作用。通过抹去不符合党叙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党构建了一个虚假的、单一的“真相”，从而巩固其合法性。
永恒的战争与“经济的相对贫困”： 党通过发动永恒的战争来维持国内的稳定和控制。这种战争并非为了胜利，而是为了消耗生产力，制造持续的紧迫感和恐惧感，同时避免国内出现经济富裕从而引发人民不满。人民生活在物质的相对贫困中，但精神上却被仇恨和恐惧填满。
“老大哥”的凝视与无所不在的监控： “老大哥”（Big Brother）是党的象征，其形象无处不在，通过电幕（telescreen）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隐私的概念不复存在，任何个人行为都可能被记录和审查。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不仅是对身体的禁锢，更是对心灵的压迫，使人们时刻处于恐惧和自我审查之中。
人性的摧残与“记忆宫殿”： 党试图通过极端的手段，如对温斯顿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来摧毁人的独立意志和个性。通过“101房间”的终极恐惧，党迫使温斯顿背叛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信仰，最终让他“爱上了老大哥”。这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性的彻底蔑视和改造，以及在绝对权力面前，个体的脆弱。
《1984》的思想，尽管描绘的是一个虚构的极权社会，但其中关于信息控制、历史操纵、语言审查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却能引发读者对现实世界中类似现象的警惕和思考。
《美丽新世界》的另一种反乌托邦：消费主义的陷阱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乌托邦图景。在这里，社会通过消费主义、基因工程、条件反射和药物来维持稳定和幸福。
基因决定论与社会分层： 社会被划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艾普西龙等阶层，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胚胎时期就通过基因工程和化学处理被设定好了智力、体能和性格，以适应其未来的社会角色。这种“预先注定”的命运，剥夺了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消除了阶层间的流动与冲突。
条件反射与“睡眠教育”： 人们从小就被通过条件反射进行灌输，例如，憎恨书籍和自然，热爱消费和娱乐。这种“睡眠教育”（hypnopaedia）让特定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使其成为天然的反应，而非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
“索玛”的麻醉： “索玛”（soma）是一种人人都能获得的药物，它可以带来短暂的幸福感，消除一切不愉快的情绪。当人们感到焦虑、悲伤或不满时，只需服下“索玛”，就能立刻获得安宁。这使得人们沉溺于虚假的快乐，逃避现实中的痛苦和挑战，从而失去了反抗和追求真正自由的动力。
性解放与情感的稀释： 《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鼓励普遍的性自由，但这种性自由是浅层且缺乏深厚情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肤浅，忠诚、爱情、家庭等概念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视为不健康。情感的稀释，使人变得孤独而疏离，即使生活在“幸福”之中，也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
“自由”的幻象：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似乎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消费、娱乐、选择性伴侣。然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被剥夺了真正选择权的基础上的。人们是被精心设计的，他们的欲望和偏好都是被预先塑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由地”选择的，实际上是被安排好的东西。
《美丽新世界》的思想，则揭示了在看似自由和幸福的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体如何被商品、娱乐和享乐所异化，最终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真实的情感，成为被操控的“幸福的奴隶”。
为何在中国并非禁书？
将《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中国视为“禁书”，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或者说过于简化了实际情况。这两本书在中国不仅没有被禁，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许多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入阅读和讨论的“必读书籍”。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1. 思想的启蒙与批判作用：
《1984》：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社会对思想解放和制度反思有着强烈需求时，《1984》所揭示的极权主义对思想、言论和历史的控制，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迫，无疑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警醒。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人们能够反观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何为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这本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历史的敏感神经，但它的批判性叙事，也恰好迎合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更深层次反思的渴望。
《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则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消费主义、娱乐至死以及技术对人性的异化。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腾飞，消费主义浪潮也席卷而来。赫胥黎的描绘，让一些读者联想到科技进步、物质丰富是否会以牺牲精神自由和深度思考为代价。它提醒人们警惕被表面的“幸福”所麻痹。
2. 学术研究与文学价值：
这两本书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其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高校、学术界一直在对其进行研究和翻译。许多文学评论、社会学研究都会引用这两本书的思想作为例证或对比。
中文翻译版的《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在各大图书销售平台都能轻松找到。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们并非禁书。
3. “禁书”定义的模糊与现实博弈：
在中国，“禁书”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往往与政治敏感度、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出版审查的松紧度有关。一些书籍在特定时期可能会面临出版困难或审查，但一旦时过境迁，或经过一些调整，就可能重新获得流通。
《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文本本身，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隐喻，但它们并非直接批评当下中国的具体政治制度或领导人。奥威尔的“老大哥”和“党”被普遍解读为一种普遍性的极权主义象征，而非特指某一个国家。这种“象征性”和“普遍性”反而可能使其在审查中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深刻思想，能够引发读者进行独立思考，而官方对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往往是复杂且微妙的。适度的、不直接威胁政权稳定的独立思考，有时甚至会被鼓励。这两本书的批判性，更多的是一种对“不受控制的个体”的呼唤，这种呼唤不直接指向现行的政治体制，而是更侧重于个体精神层面的觉醒。
4. “后《1984》时代”的理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读者对《1984》的解读也日益多元。许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历史警示，而不是对当下中国的直接影射。对《美丽新世界》的解读，更多是将其与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社会现象联系起来。
甚至可以说，对于《1984》的某些解读，比如对信息监控和思想控制的担忧，在中国部分人群中，反而会激发一种“我们不一样”的心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能够规避这些反乌托邦的弊端。
总结
《1984》以其对极权主义思想控制、历史操纵和个体压迫的深刻揭示，成为了一部具有强大思想力量的警世之作。《美丽新世界》则以其对消费主义、技术异化和虚假幸福的描绘，提供了另一种关于人性被剥夺的视角。
在中国，这两本书并非禁书，反而因其深刻的现实关照和思想启蒙作用，被广泛阅读和讨论。它们所探讨的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弊端，能够引发读者对自身社会和存在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价值，在很多层面上，反而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思考的工具”，而非被压制的“禁忌”。当然，任何书籍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其解读和影响都会有所不同，这两本书的命运，也正是这种复杂互动性的一个缩影。
《1984》的思想深度与现实关照
乔治·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由“党”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在那里，思想、言论、历史都被严密控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控制与“新话”： 党通过发明“新话”（Newspeak）来限制人们的思维能力。通过简化词汇、删除不必要的词语，并注入带有党派色彩的意义，党试图从根本上消除任何可能产生异议的思想。“思想罪”（Thoughtcrime）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潜在的、未曾付诸行动的念头，也可能招致惩罚。这深刻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控制语言如何成为控制思想的有效手段。
历史的改写与“真理部”： “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负责不断地修改历史记录，使其符合党的当前宣传。“谁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谁控制现在，就控制未来。” 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操纵历史在维持极权统治中的作用。通过抹去不符合党叙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党构建了一个虚假的、单一的“真相”，从而巩固其合法性。
永恒的战争与“经济的相对贫困”： 党通过发动永恒的战争来维持国内的稳定和控制。这种战争并非为了胜利，而是为了消耗生产力，制造持续的紧迫感和恐惧感，同时避免国内出现经济富裕从而引发人民不满。人民生活在物质的相对贫困中，但精神上却被仇恨和恐惧填满。
“老大哥”的凝视与无所不在的监控： “老大哥”（Big Brother）是党的象征，其形象无处不在，通过电幕（telescreen）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隐私的概念不复存在，任何个人行为都可能被记录和审查。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不仅是对身体的禁锢，更是对心灵的压迫，使人们时刻处于恐惧和自我审查之中。
人性的摧残与“记忆宫殿”： 党试图通过极端的手段，如对温斯顿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来摧毁人的独立意志和个性。通过“101房间”的终极恐惧，党迫使温斯顿背叛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信仰，最终让他“爱上了老大哥”。这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人性的彻底蔑视和改造，以及在绝对权力面前，个体的脆弱。
《1984》的思想，尽管描绘的是一个虚构的极权社会，但其中关于信息控制、历史操纵、语言审查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却能引发读者对现实世界中类似现象的警惕和思考。
《美丽新世界》的另一种反乌托邦：消费主义的陷阱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乌托邦图景。在这里，社会通过消费主义、基因工程、条件反射和药物来维持稳定和幸福。
基因决定论与社会分层： 社会被划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艾普西龙等阶层，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胚胎时期就通过基因工程和化学处理被设定好了智力、体能和性格，以适应其未来的社会角色。这种“预先注定”的命运，剥夺了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消除了阶层间的流动与冲突。
条件反射与“睡眠教育”： 人们从小就被通过条件反射进行灌输，例如，憎恨书籍和自然，热爱消费和娱乐。这种“睡眠教育”（hypnopaedia）让特定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使其成为天然的反应，而非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
“索玛”的麻醉： “索玛”（soma）是一种人人都能获得的药物，它可以带来短暂的幸福感，消除一切不愉快的情绪。当人们感到焦虑、悲伤或不满时，只需服下“索玛”，就能立刻获得安宁。这使得人们沉溺于虚假的快乐，逃避现实中的痛苦和挑战，从而失去了反抗和追求真正自由的动力。
性解放与情感的稀释： 《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鼓励普遍的性自由，但这种性自由是浅层且缺乏深厚情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肤浅，忠诚、爱情、家庭等概念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视为不健康。情感的稀释，使人变得孤独而疏离，即使生活在“幸福”之中，也缺乏真正的情感连接。
“自由”的幻象：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似乎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消费、娱乐、选择性伴侣。然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被剥夺了真正选择权的基础上的。人们是被精心设计的，他们的欲望和偏好都是被预先塑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由地”选择的，实际上是被安排好的东西。
《美丽新世界》的思想，则揭示了在看似自由和幸福的消费主义社会中，个体如何被商品、娱乐和享乐所异化，最终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真实的情感，成为被操控的“幸福的奴隶”。
为何在中国并非禁书？
将《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中国视为“禁书”，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或者说过于简化了实际情况。这两本书在中国不仅没有被禁，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许多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入阅读和讨论的“必读书籍”。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1. 思想的启蒙与批判作用：
《1984》：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社会对思想解放和制度反思有着强烈需求时，《1984》所揭示的极权主义对思想、言论和历史的控制，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迫，无疑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警醒。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人们能够反观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何为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这本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历史的敏感神经，但它的批判性叙事，也恰好迎合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更深层次反思的渴望。
《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则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消费主义、娱乐至死以及技术对人性的异化。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腾飞，消费主义浪潮也席卷而来。赫胥黎的描绘，让一些读者联想到科技进步、物质丰富是否会以牺牲精神自由和深度思考为代价。它提醒人们警惕被表面的“幸福”所麻痹。
2. 学术研究与文学价值：
这两本书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其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高校、学术界一直在对其进行研究和翻译。许多文学评论、社会学研究都会引用这两本书的思想作为例证或对比。
中文翻译版的《1984》和《美丽新世界》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在各大图书销售平台都能轻松找到。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们并非禁书。
3. “禁书”定义的模糊与现实博弈：
在中国，“禁书”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往往与政治敏感度、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出版审查的松紧度有关。一些书籍在特定时期可能会面临出版困难或审查，但一旦时过境迁，或经过一些调整，就可能重新获得流通。
《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文本本身，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隐喻，但它们并非直接批评当下中国的具体政治制度或领导人。奥威尔的“老大哥”和“党”被普遍解读为一种普遍性的极权主义象征，而非特指某一个国家。这种“象征性”和“普遍性”反而可能使其在审查中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深刻思想，能够引发读者进行独立思考，而官方对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往往是复杂且微妙的。适度的、不直接威胁政权稳定的独立思考，有时甚至会被鼓励。这两本书的批判性，更多的是一种对“不受控制的个体”的呼唤，这种呼唤不直接指向现行的政治体制，而是更侧重于个体精神层面的觉醒。
4. “后《1984》时代”的理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读者对《1984》的解读也日益多元。许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历史警示，而不是对当下中国的直接影射。对《美丽新世界》的解读，更多是将其与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社会现象联系起来。
甚至可以说，对于《1984》的某些解读，比如对信息监控和思想控制的担忧，在中国部分人群中，反而会激发一种“我们不一样”的心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能够规避这些反乌托邦的弊端。
总结
《1984》以其对极权主义思想控制、历史操纵和个体压迫的深刻揭示，成为了一部具有强大思想力量的警世之作。《美丽新世界》则以其对消费主义、技术异化和虚假幸福的描绘，提供了另一种关于人性被剥夺的视角。
在中国，这两本书并非禁书，反而因其深刻的现实关照和思想启蒙作用，被广泛阅读和讨论。它们所探讨的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弊端，能够引发读者对自身社会和存在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价值，在很多层面上，反而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思考的工具”，而非被压制的“禁忌”。当然，任何书籍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其解读和影响都会有所不同，这两本书的命运，也正是这种复杂互动性的一个缩影。
网友意见
多年以后的一天，题主担任了书籍审核工作人员，看完《1984》之后，怒气冲冲地跑到领导的办公室里汇报：“我举报这本书有影射嫌疑！”
领导便叫来负责此书的编辑问：“你说说，这本书在影射什么呢？”编辑答到：“当然是在讽刺独裁统治者追求权力压制人性自由了。”
领导意味深长的看着题主说：“题主同志，您想到的又是影射谁呢？”
《1984》构建了极有趣的社会模型，成为了抗击极权的有力武器。但《1984》对现实的拟合并不算好，《美丽新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千万别把小说中的内容当成现实中政治生活的全部。
《1984》比起严肃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只能算是一本不难理解的小说。
题主之前的问题是《1984》为何是一本禁书，现在把《美丽新世界》也加了进去。我修改了一下答案，加入了《美丽新世界》和《我们》
……
《1984》在中国并不是禁书。
它出版于新中国刚成立那个时期。《1984》流露出来的对极权主义的批评意识，与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欣欣向荣的氛围完全不搭，没有哪个翻译家会注意到奥威尔这本书。
（不过，据说这本书的出版有联邦调查局参与。公开翻译出版，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想必也不可能。）
经历了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奥威尔，《1984》成了先知先觉之作，由此也造成了一个问题:读者对这本书的“前理解”，高度受制于这批文革过来的知识分子的遭遇。
拿着文革中的一些坏人坏事跟它对号入座，固然可以，也不要忘了棱镜门那些东西，一样可以对号入座。
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不分左右的（他基本上是左派）。记住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1984》。
……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一本比较单纯的科幻小说。这里的单纯是相对于奥威尔而言，即它不是影射现实政治的。它描绘的是人类的科技水平高度发达之后，社会全面异化的情景。要理解赫胥黎的书，需要回到一战与二战期间那段惶恐不安的岁月。战争看上去随时可能爆发，全世界一筹莫展，这让广大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能拯救人类这一信念产生了高度怀疑。《美丽新世界》集中反映了这一科学悲观主义的倾向。
……
扎米亚金的《我们》，我没有读完，印象中与赫胥黎的书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本人到底有没有影射斯大林时代的恐怖统治，是有争议的。我相信奥威尔的说法，他给出的证据比较有力:扎米亚金这本书创作于列宁时代晚期，他不可能预见到斯大林统治以后的事情。
（奥威尔:评扎米亚金的《我们》 https://m.douban.com/group/topic/15234408/）
不过，奥威尔无疑受到了《我们》的影响。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可以看看他写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他对斯大林主义有本能的排斥。难能可贵的是，他后来在《动物农场》的序言中，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了斯大林与当时的苏联。
我的看法是，所谓的反乌托邦三部曲，在思想观念上，《美丽新世界》不同于《1984》，《我们》暂时无法说清，或者介于二者之间。奥威尔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能超越一时一地，超越个人得失，超越表面上看起来强大无比的科学技术，洞察人性中的一些奥秘。这或许也是《1984》比另外两部作品更能流传后世的原因。
又到了这张图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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