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太平天国为什么要出广西发展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回到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中国，内忧外患，矛盾尖锐。
1. 时代的大背景：社会矛盾的积压
首先，要理解太平天国为何要“出广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整个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清朝统治的衰败：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已经显露出疲态。官场的腐败横行，贪污纳贿成为常态，导致国家财政空虚，民生凋敝。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尤其是基层民众，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土地兼并严重： 封建社会土地兼并是周期性出现的顽疾。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导致许多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不公感日益强烈。
民族矛盾的激化： 虽然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会”的形式出现的，但其反清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满清统治者被视为“异族”，这在长期受压迫的汉族民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尤其是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屈辱后，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特定时期能获得广泛的响应。
天灾人祸频发： 连年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灾荒导致粮食减产，价格飞涨，许多人因此饿死或被迫背井离乡。而政府的赈灾不力，更是让民众对统治者彻底失望。
2. 广西的特殊地位：为何是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是广西成为了太平天国孕育和发酵的温床呢？广西当时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特点，为洪秀全等人的起义提供了土壤。
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僻和贫困： 广西地处南方边陲，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这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开中央政权的严密监控，为秘密的组织活动提供相对安全的环境。同时，经济的贫困也意味着这里的民众生活更为艰辛，更容易被激进的思想所吸引，渴望改变现状。
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和历史遗留问题：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了汉族外，还有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中央政权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民族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存在。这使得当地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比较复杂，也更容易出现反抗力量。
秘密会社的活跃： 广西地区向来是各种秘密会社活动的温床。这些组织往往具有反抗精神，成员之间联系紧密，有组织能力。洪秀全等人能够利用这些现有的组织网络，迅速地传播其思想，招募信徒。尤其是“天地会”等组织，虽然其目的和信仰与太平天国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提供了反清的传统，以及组织和动员民众的经验。
官吏的腐败和压迫更为突出： 在偏远地区，往往也是腐败和压迫更容易滋生的地方。广西的官僚体系的腐败程度，加上对当地民众的盘剥，使得民怨积压得更为厉害。这种强烈的压迫感，是直接催生反抗情绪的重要因素。
洪秀全及其核心团队的个人因素： 洪秀全本人出身贫苦，屡试不第，在接触基督教教义后，产生了强烈的宗教幻想和政治抱负。他与其早期追随者（如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来自广西本地，或因各种原因在此地聚集。冯云山，作为洪秀全的得力助手，本身就懂得如何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和秘密会社来组织群众。他深入广西农村，宣扬“拜上帝会”的思想，招募了大量的早期信徒，为起义奠定了基础。
3. 从“拜上帝会”到“太平天国”的酝酿
洪秀全在1843年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教义后，逐渐形成了一套融合了基督教、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拜上帝会”教义。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地上天国”，实现人人平等、物质共享的理想社会。
最初，“拜上帝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广东和广西交界地区。洪秀全虽然是精神领袖，但实际的组织者和发展者是冯云山。冯云山深入广西的金田、紫荆山一带，利用当地的“客家”群体（他们与当地原住民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往往面临歧视和排挤，对社会不公有着更深的体会）以及其他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甚至一些失意的读书人，进行秘密的宣传和组织。
他巧妙地将“拜上帝会”的教义与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联系起来，承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未来。同时，他也善于利用当时的社会事件来煽动情绪，比如一些地方性的械斗、官府的镇压等，都成为他拉拢人心的契机。
正是通过冯云山等人的不懈努力，“拜上帝会”在广西迅速发展壮大，会员成倍增长，甚至出现了“男女分营”、“祭奠制度”等组织化迹象。这些早期的活动，为最终爆发金田起义奠定了坚实的人员基础和思想基础。
4. 金田起义：从秘密组织走向公开武装
到了1850年，随着“拜上帝会”的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在严峻的形势下，洪秀全和核心团队决定提前发动起义。1851年1月11日，他们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
金田起义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长期在广西进行组织、宣传和动员的必然结果。选择在金田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里是冯云山早期发展势力的地方，也靠近紫荆山等易于集结和躲避的地区。
总结来说，太平天国之所以选择从广西出发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时代背景下的普遍社会危机： 官僚腐败、贫富差距、民族矛盾、天灾人祸等普遍性问题为起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广西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 相对偏僻、贫困，但秘密会社活跃，民族关系复杂，为秘密组织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积累了深厚的民怨。
核心团队的组织能力和战略选择： 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宗教思想和组织才能，以及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将分散的民众凝聚起来，并最终转化为武装力量。
可以说，广西是太平天国最初的摇篮。正是这片土地上积压的社会矛盾，以及那里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活跃的秘密组织，为“拜上帝会”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正是抓住了这些有利因素，才从广西这片土地上走出，最终开启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网友意见
先辟个谣，最近老是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言论，某些纯属是不学无术,靠地摊文学历史的人胡扯八道什么：“广西的主要/严重的矛盾是土客矛盾”、“太平天国兴起的原因是土客矛盾”
然而这言论其实并不算新鲜，上个世纪就有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家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客家人的武装移民，这些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说辞熟料今日又换汤不换药的出现了：
有鉴于此，先对这个问题辟谣，再简单谈一下太平天国为什么要出广西发展的问题。
广西的土地高度集中，剥削严重
广西经过清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大量少数民族被编入户籍，而同时，广西的清朝政府又大量招揽外省劳力入境开荒，经过休养生息，广西的人口剧增，耕地却并没有显著增加，而广西的土地又是以贫瘠和多山丘著称的，这就导致了严重的人地矛盾：
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前夜，广西土地高度集中，在当时，有些地区居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掌握在少数的地主手中，这是一个堪称高的吓人集中状况：
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要么成为流民，要么就被迫成为地主的佃户，对于佃户，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地租剥削，在当时，广西农民们把租子交到所得的一半以上，竟然属于正常状态!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剥削，让人民群众不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这做得到吗？
广西是全国阶级矛盾最严重的地区
在清政府的暴政与对于社会矛盾的不作为、地主阶级的严重剥削、土客矛盾和民族矛盾等社会矛盾、大量的天灾等系列原因的影响下，广西人民普遍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人民将选择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清政府：
在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桂湘两省的官风民情奏报说：
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
同时：
在这样残酷黑暗的现实面前，无数群众加入以反清复明、劫富济贫为宗旨的天地会等会党组织，以求自保与抗争，同时，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多久，广东裁撤下来的游兵散勇也大量加入天地会等会党组织，两广地区的天地会在广西大量集结联合起来，以劫富济贫为主要目标开始进行剧烈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西天地会大起义：
翻开史册，广西人民与地主阶级展开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的记录俯拾皆是，广西斗祸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之比拟，可笑某些人从不看书，以偏概全地胡扯把土客矛盾看做是主要矛盾，居然还说出什么广西群众对于反抗朝廷或者对斗地主劣绅没什么兴趣，笔者试简要列举几起会党起义如下：
公元1845年，广西藤县邓立奇、钟敏和占据赤水圩“倡乱”，邓立奇称平地王、钟敏和称高山王，起义军“竖旗聚党”，公然反清。同年，卢三哲、乃富本也在隆安县举事。
1847年，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广西全州汉民李世德率部反清“抗拒官兵”，瑶族和汉族通过会党走到了一个旗帜下共同反抗清王朝，两路起义军会师后“勾约攻袭郡城”、“犯全州”举旗反清，众至数千，打死清军守备李廷扬与把总马瑞春。
1848年，李自昌、张嘉祥、苏三相联合贵县、横州和广东天地会势力起义，他们号称“济贫扶弱”、“劫富济贫”，队伍超过万人。
起义军活跃于广西中南部，张嘉祥投降以后，全省的农民反抗不减反增，仅贵县就有十余支起义军，随之，又有两支大军兴起反清，牵制了万余清军，有力支援了金田起义.
1848年4月，陈亚贵联合宾州及广东钦州的天地会数千人起义于广西武宣，转战数十个州县，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
在道光末年，又有罗大纲、邱二娘、徐亚云等人起义反清。
罗大纲活跃于桂平、武宣一带，金田起义后，他率部参加太平军，成为前期的重要将领。
邱二娘活跃于贵县，拥众三四千，后招募壮族与汉族农民至万余，“揭竿聚众”。
徐亚云聚众五千，“陷迁江”，扯旗造反。后与陈亚贵起义军联合。
此外还有艇军和李沅发起义转战湘桂黔三省，也都得到了广西天地会的大力支持，这些规模较大的各支起义军以外，小股的会党行动更是数不胜数，仅仅一年之内，广西全省被各路农民起义军攻破的城池就有十四处之多，清政府惊讶说“广西一省，群盗如毛”，无疑证明了当时广西人民群众最主要的矛盾是与土豪劣绅、与清政府的阶级矛盾：
清军主力尾随太平军北上以后，广西又空虚下来，广西各地更加激烈地爆发各族农民起义，除了陈金缸、张高友等汉族农民起义，还有永淳的壮族抗租、壮族李文彩起义，随着反清复明的广东红兵在广州之战中惨败，红兵转战进了广西，受到广西人民的热烈拥护，建立起大成国农民政权，随后还有延陵国、升平天国两个农民政权，清政府广西全境大部分掌握在农民政权手里，这个叫广西群众对反朝廷没兴趣？
土客矛盾对太平军兴起影响有限
无可讳言，太平军兴起，和客家人有着无法割离的重要关系，并且，金田起义也确实受到了土客冲突的影响，可是，同样也要看到的是，土客冲突对于金田起义的影响是很有限的，金田起义的主要因素还是地主阶级团练逼迫太甚：
详细情况见下面这个回答：
在当时，土客冲突是重要的社会矛盾之一：
然而，土客冲突对于太平军兴起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于广西全省的阶级矛盾而言，也属于次要矛盾，在规模方面也远远不如广东那般打的伏尸百万，流血漂橹(非夸张)，在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的诸多队伍里面，因为参加土客冲突，在械斗失败后加入上帝会军的只有石达开所部中的一部分和贵县而来的三千余人这两支，并不构成绝对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金田起义的准备阶段，洪秀全还曾经下达过非常严格的命令——禁止上帝会众主动插手任何天地会的阶级斗争和土客械斗，据《洪仁玕自述》：
事实充分证明，说土客械斗是太平军兴起的主要原因、说金田起义是一次“客家人的武装移民”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湖南的生机
回到主题，简单谈一下太平军为什么要出广西发展
直接原因：太平军桂林战役失败，部队损耗减员较为严重，而清军主力云集广西省会桂林，对于战斗形势极为不利，此时应该向敌人空虚的腹地机动，而非回头扎进敌人兵力厚集的广西，这可以简单类比一下湘江战役受到重创的工农红军，湖南拥有的群众基础并不算薄弱，农民们较为期盼共产党人回到湖南继续领导土地革命，但是，在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下，在湖南开辟根据地，除了死路什么路都走不通。
根本原因：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受到湖南天地会的煽动性劝说，认为太平军在湖南会获得充裕的补给和较大的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故而做出向湖南进军的战略决策：
洪秀全等对湖南比较陌生。首义诸王没有一个湖南人，但他们却作出北进的战略决策。重要原因是湘南天地会成员的建议与向导。湖南存在着成熟的革命形势，而且由于数次征调，全省的防务空虚。洪大全已经向洪、杨等夸耀过天地会的实力，使领袖们记忆犹新。洪大全牺牲后，其弟焦三、妻许月桂聚众复仇。1852年5月2日，郴州天地会起义，由刘代伟领导，响应太平军，旋为清总兵孙应照镇压。余部在李严通带领下赴桂林前线，投奔太平军。他们报告了湘南天地会的声势和规模，反映了人民对太平军的焦盼，提供了湘桂边境防堵部署的一些情报。这些使洪秀全等加深了对湖南的印象。而今桂林难下，广西则是战火几遍全省，民穷财尽，对立业发展不利。相形之下，湖南对他们颇具吸引力，因此导致了进军决策。
（中略）
撤围后的军事实践验证了我们上述判断。太平军攻克兴安、全州都没有久驻，在稍加补给后立即启行，北进湖南。这表明洪秀全等在撤围桂林时，已经作出了进军湖南的战略决策。如果说，进军桂林是他们在运动途程中形成的决策，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那么，进军湖南则是运动前拟就的决策。它基本符合当时湖南的客观革命形势，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产物。这标志着洪秀全等战略思想的继续演进，在敌人内线运动，开辟立业基地，日益成为他们制定战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一演进促使了洪秀全等战略指挥能力的不断提高，积极影响着战局的发展方向。
有论者认为太平军此时就“心向两江”，不愿意待在广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大量的太平军将士受制于小农思想，思乡情绪严重，不愿意离乡远征，非常想要回到广西，在高瞻远瞩的杨秀清力排众议之下，才决意向南京进军，这已经是岳州决策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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