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首先得说说人民公社这个东西。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那时候，国家的目标是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就是当时推行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最高形式，说是要“政社合一”，也就是把党政的权力都集中在公社，同时把农民的生产、生活、甚至是许多社会活动都纳入到公社的管理之下。
一开始，宣传上那是锣鼓喧天，说是要实现“一大二公”，就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理论上听起来很美好，好像能集全村之力，把生产搞上去，日子就能过得更红火。很多基层干部，包括农民们，在那个年代，对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宣传是有些懵懂和期待的。很多人真心希望国家好，日子能越过越好，所以最初对这个新鲜事物，多少会抱有一定的希望。
但是，希望归希望，现实是残酷的。为啥积极性不高？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生产积极性被打击了：
“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搞“平均主义”。说是“社员都是一家人”，结果就是不管你家种得好不好，出力多不多，最后分粮食、分钱的时候，都是按人头平均分配。你家勤劳能干，多挣了点工分，到头来跟你家啥也不干、懒惰的都一样。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对勤劳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本来辛辛苦苦干活是希望能多挣点，改善生活，结果发现努力不被承认，劳动成果被平均了，谁还有劲头去拼命干活？积极性自然就高不起来了。
剥夺了个人私有财产和生产自主权：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农具、牲畜，甚至是自家养的鸡、种的菜，都被收归公有。你想自己种点东西改善生活？不行，那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结果就是，农民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也失去了对个人财产的拥有感。这种“生产队的磨盘，共产党的嘴巴”的感觉，让农民觉得他们只是在为集体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家里的那点活儿干了，能拿到一点点口粮，但大头都被公社收走了。这种感觉，比过去给人当长工，心情还要憋屈。
强制劳动和“浮夸风”的压力： 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人民公社常常采取强制劳动的办法。劳动时间被无限拉长，很多时候都是瞎指挥，比如挖大渠、炼钢铁。农民们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再被拉去干这些脱离实际、效率极低的劳动，身心俱疲。更可怕的是当时的“浮夸风”。为了把产量说得高高的，好完成上面摊派的任务，公社就要求社员把实际产量虚报。万一说少了，那就是“右倾”、“破坏生产”，会被批斗。这种虚报浮夸的风气，让干活的人心里明白，但又不敢说真话，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这是在演戏，也就不当回事了。
2. 生活的失控和不便：
公共食堂的失败： 人民公社为了方便管理和宣传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普遍推行公共食堂。把家里的粮食都交上去，大家一起吃饭。理论上是节省人力，但实际操作中问题多多。食堂往往管理混乱，食材质量差，饭菜口味差，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旦遇到饥荒或者粮食歉收，食堂就没法保证基本供应。很多人宁愿自己在家省着吃，或者有点私藏的粮食，也不愿意把全家人的口粮都交给一个不靠谱的食堂。几次下来，大家对公共食堂的信任就彻底崩塌了，积极性自然就打了折扣。
管制过严，生活失去自由：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农民的行动、结婚、生育，甚至邻里之间的串门，都可能受到公社的管制。这种对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让人们感到压抑和不适。大家习惯了过去那种相对自由的生活，突然要被一个庞大的机构全方位控制，当然会抵触。很多人怀念过去自家有几亩地，可以自由耕种，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自在的日子。
3. 心理上的失落感：
“共产主义”的落空： 人民公社的兴起，是伴随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的。人们被告知，很快就能实现按需分配，过上天堂般的生活。结果呢？经历了“大跃进”的饥荒，看到了生产力的倒退，尤其是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大家对这种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曾经的激情被失望取代，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
对政策反复的疲惫： 在那个年代，政策变化很快。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农民们经历了多次生产关系的变动。每一次变动都意味着要适应新的规则，付出新的劳动，甚至牺牲原有的利益。这种政策的反复，让很多农民感到疲惫和茫然，对新的政策往往会持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
总而言之，群众对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国家好，不想让日子过得更好。而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个人财产，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自由，也辜负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这样的制度下，想要让人们拿出热情来，那才是真的不合常理了。他们更倾向于保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点点自由的空间，一点点能够直接看到自己劳动成果的希望。人民公社的实践，最终证明了脱离实际的激进政策和过度集权的弊端。
网友意见
2022年1月10日第6次更新。
一个凄惨的故事，大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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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人尽是大咖，咱不敢长篇大论，就说几个小故事，故事保证是真的。
故事一，一毛三分七厘。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分值是5毛几，即出工一天挣10工分，能值5毛几，我的工分级是8.5分，也就是说，我出工一天大概能挣5毛钱。
算一笔账，一个馒头4分钱，我一天可以吃12个馒头，我那时确实能吃12个馒头，分三顿，刚刚饱。也就是说，我干一天活，刚刚够养活我自己。
一毛三分七厘是我们上一届同学插队去的村子的分值，同理，在那个村子干一天活，只够吃3个馒头，如果他按照正常消耗吃12个馒头/天，那他一天就要欠生产队三毛多钱。
你干活儿多消耗就大，吃得就多，结局是，你积极性越高，你欠债越多，这不合情理，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属于中等水平，一毛三肯定是很低了，可是三毛多的有没有呢？能维持正常的支出与收益吗？
当然你可以不吃馒头，吃窝头，我尽说阔话，我检讨。
故事二，回乡青年。
我们是知青单独成立了一个生产队，队长是当地的农民干部，指导员是回乡青年，高中毕业，人很干练，聪明能干，也很仗义，跟我们关系很好，他母亲是公社知青办的主任，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家跟我们一起劳动干活，我们绝对干不过他，要说积极性，他可以作为好社员的模范了，做为生产队的干部也是好干部，我心地诚服。
我们干两年以后，国家会安排招工，我们就回城工作了，指导员呢，他会安排招工吗？不知道。
后来恢复高考了，指导员77年就考上大学了，很棒吧！
一位很优秀的农村青年，在与我们比较时，他缺少了一些机会，而恢复高考以后，大家的机会一样了，当然，依照他的条件和表现，他被推荐上大学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还是会有人说三道四，这样多好，凭自己的本事。
其他的回乡青年呢？我没有接触到。
故事三，一顿美味的猪肉。
我们队地头边上有几个公社的粪场，他们的公社离北京城太远，于是在我们这里借了一块地，把城里的垃圾堆在这里堆肥，然后再拉回公社。
我们三个知青住在地头上，在这里养鸡，鸭，猪。因为村子里瘟疫太大，很容易传播。这些粪场的人经常跑到我们的菜园子里偷菜，我们也负责看护菜园子，当然是睁只眼闭只眼了，所以大家关系还不错。
其中一家偷着养了一只猪，垃圾中划拉些菜叶子还是容易的，我们的猪每天早上都放出去到他们的粪场拱垃圾，他们也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大家相安无事。
过年时，他们私下把猪杀了，然后悄悄请我们几个过去吃肉，每人一碗白水煮的肉，真TMD好吃。
要知道，私自杀猪是不允许的，他们这么干要是被揭发了，够他们倒霉的，所以我们有肉吃，一方面是交情，一方面是封嘴的。
很多人性的事情，在“华丽外表”下面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看到有知友用数字论证，用统计分析，有一点点感触，这玩意真的需要用心去体味，我只敢说看到一点点皮毛而已。
—————7.1———————
似乎大家喜欢，我追加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的续，年底分红。
我年底分红拿到大约150多元，具体数值记不清了，我的分值从8.5涨到了9，因为我干活表现不错，而且我从干大田被选拔出来做饲养员，这可是肥差啊！一开始是我们三人，两名老知青加我一名新知青，他俩中一个干练豁达一个忠厚老实，我是如何被选中的？我干活还是很卖力气的，之前在学校又是班干部，大概因为这个吧。这也是我改变命运的两次机遇之一，因为做饲养员，我的时间相对自由一些，因此在77、78年两次高考成绩都超过分数线。不展开了，扯远了。
150多元是我人生的第一笔收入，第一粒金，这背后还有大约120元的国家补助，每名知青下乡的第一年一个月补助10元，这样算下来，我实际支出的钱大约是10元/月。
到78年9月我考上大学离开生产队的时候，给我的收入结算是50多元，中间我还请过一个月的长假，加上高考复习给的假期，加起来应该有至少一个半月是没有工分的，算起来差不多还是每月15元左右，此时已经没有国家补贴了，饭票也是自己掏钱买了，基本上可以养活自己，略有结余。我后来吃得明显比一开始少了，这里有两重因素，一是身体适应农村生活了，消化能力强了，二是心理适应农村生活了，会干活了。这个“会”字内涵就很丰富了，比如会抽烟了，这个可能小朋友们不理解，抽袋烟是干活时合理休息的代名词，集体劳动时如果坐田头了，或者杵在那儿呆着是要挨骂的，但是你点上一根烟就没事了，你要是会来事儿，就给大伙也发根烟，气氛就不一样了，大伙都可以坐地头上歇一会，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学问，细说就是一本小说了。
故事四，城市生活。
有朋友希望描述一下当时城市的生活，这就不是小故事了，我也不擅长去收集数据，时间久远了，记忆也会出现偏差，略说一二吧。
一名青工，学徒期间工资大约18元，没比我的15元多多少，出徒以后大约是38元，大学毕业生工资56元，大学讲师120元，一级教授260元。
干部分成24级，18级工资大约90元，17级100元，120大概是16级，级越高差值越大，24级估计是38元吧？
去建设兵团的知青都是38.5元/月，农场，林场等也是拿固定工资的，属于国家职工，插队属于农民，挣工分，没有保底一说。
那时物价便宜，面粉0.185元/斤，大米分级，0.157机米，0.23小站稻，字不一定准啊。
蔬菜也是几分钱一斤，可是很浪费，现在都不敢想象，西红柿一下子拉一马车来，然后倒在空地上，售货员用簸箕撮着卖，那么娇嫩的蔬菜经这么一折腾，损耗相当大，最后卖不掉，就撮成一小堆，两毛钱一堆，还卖不掉就一毛钱一堆，最后剩下的就撮垃圾箱了。
那时也有塑料大棚，很少，近郊区的生产队种菜的居多，我们上中学时常去支农干活，在大棚里干过活，偷吃过小嫩黄瓜，班干部也馋。
那时形容漂亮女生会说，冬天的黄瓜，水灵，嫩！大慨跟那时的生活有关吧？二等鸡蛋皮是电影里看来的，以前我们没这么说过。
到了冬天供销社的菜架惨不忍睹，除了大白菜外，就是几个蔫萝卜，我都想不出第三样来，大棚的菜是很贵的，叫反季节菜，季节菜呢，一来就是一大批，菠菜下来成捆地卖，一捆7～8斤，大的十来斤，2～3分钱一斤，大白菜也是，叫冬储大白菜，各家一买就是上百斤，拉来一卡车，稀里哗啦地卸下来，用地称，上面放个抬板，堆在上面称好，然后俩人抬着找块空地倒在那里，你自己拉回家。浪费啊！
一方面是物资匮乏，一方面是粗放浪费，我们缺人吗？农民就不能把蔬菜梳理好卖个好价钱？答案是不能，因为是统购统销，生产队一块地的西红柿一块熟了，队长带人一次全收了，好的卖供销社，差的分给社员，再差的就做饲料喂鸡喂猪了，拉秧以后再种别的，谁种什么也是公社上头定的，今年长得好了，一块儿都熟了，只能搓堆卖，今年收成不好，就没得卖了。
放今天计划一下也许还有可能，在那个年代，基本上靠天吃饭的时候，计划真的不灵，没有仓储，保鲜的能力，冬储大白菜就是把储藏的任务下放给居民，冬储大白菜大概到2000年时还有存在，只是我家很早就不再存大白菜了，基本上是买100斤，要损失50斤。
这些问题计划者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解答不了。
但是生活告诉我，80年代有了农贸市场，买菜是比供销社的菜贵一些了，可是菜的品种和质量大大地改善了，我去买菜可以选择了，农民也从农贸市场中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一捆菠菜也可以拆开卖了，西红柿也像码鸡蛋一样轻拿轻放了，不过就间隔几年时间，人还是这些人，只是生产储存的方式改变了，农民自己家的菜窖可是比城市居民挖的菜窖强多了，我家也挖过菜窖的，只是挖个坑，把白菜码坑里，盖上草帘子再盖上土，结果一开始天还热，后来天又冷了，一开始烂了，后来全冻了，挖开一看，几乎都不能吃了。
——————7.2——————
故事5，刘姨和小旺
刘姨是我出生时带我的阿姨，她是固安人，58年时进城做保姆还不受限制，她带我的时间大概也就一年多吧，因为我弟弟60年出生时带他的阿姨是王姨，是学校里职工的家属，我只知道这些，3岁以前是不记事的。
我家一直与刘姨保持着联系，刘姨的儿子小旺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北京城到城北的我家，带来嫩玉米，白薯干，还有一些农产品，外婆会把他带来的农产品分给邻居一些，也会送给小旺一些东西带回去，具体是什么我那时顾不上看，白薯干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总会觉得外婆送人的太多了。白薯干太好吃了，劲道，甜。
我那时4～5岁，小旺大约14～15岁，黑红黑红的农村小哥，他会骑着自行车带我溜达几圈。他的自行车我们叫管牢，没牌子，那时只有三种牌子，凤凰，永久，飞鸽。价钱在180～190元左右，凤凰第一，永久第二，飞鸽第三，我家的是飞鸽28吋自行车。小旺哥的自行车是农用型的，钢管粗，三角架比较长，前叉有加强叉，后座宽大，四支撑，左右还挂两个筐，轮胎也宽大，钢管是镀锌的管子，我们一直以为是自来水管焊成的。小旺的车三角架中间还有一个布袋子，袋子上锈着花，(写着写着记忆哗哗地涌出)，这种管牢车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皮卡，对农民讲是非常实惠的。
每年小旺哥都会来2～3次，文革以后就没再来过，现在小旺哥应该也是70多岁的老爷爷了。
我现在想，外婆一定对刘姨很好，因为带过我们姐弟四人的阿姨都比较固定，带大姐的是一个小姑娘，不喜欢出门，总带着大姐在家里玩，结果大姐内向。带二姐的是个小媳妇，性格开朗，总带着二姐出去玩，结果二姐活泼。带弟弟的王姨会做面条，每次都把弟弟喂的肚圆，所以弟弟从小就长得比我好，个子跟我差不多，我比他大两岁，他们总让我俩比个，每次一说这个，我就往后缩，我弟弟就噌地站起来，我只是在上初中青春期窜个时偶尔比弟弟高了一块，后来就再也没戏了，弟弟长到1.85米，我只有1.73米。
带大姐和二姐的都是郊区的农民，那时进城务工是很随意的，王姨也是家庭妇女，她丈夫是学校食堂的大师傅，学校里很多职工的家属都是家庭妇女，我外婆跟她们都关系很好，文革开始时有打地主婆的，主要是小孩们，这些职工家属们也开过批斗会，忆苦思甜，但是基本上没有打人的，我外婆也是被批斗的对象，我外婆没挨过打，被赶回老家的地主婆们可是挨过打，在火车站。我看见过几起打人事件，很恐怖的。
又扯远了。
———————7.4———————
故事6，买白薯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买白薯是一年中的一件大事情，大概是秋天，一有消息说今天来白薯，一群孩子就开始在粮店的后门排起长队，人贴人的那种排队，有时还会发号，从早上就开始排，再早拉白薯的车也要9～10点钟才会到，一般都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还拖一辆差不多大小的挂车，满满两车白薯，白薯用麻袋装着，按一车4吨算，两车8吨16000斤，可是这些白薯根本不够卖的，一家买100斤的算是少的，多数买200斤，这样估算的话，拉来的白薯恐怕不止30000斤。
卸车是扛麻袋，走几步倒成一堆，麻袋叠起来，最后带走，都卸完了，卡车开走了，粮店的师傅推出地称，和一个箩筐，用叉锹(像平锹一样，只是锹面是四根叉子)铲白薯装进箩筐。排队是交钱的，拿粮本，粗粮票，钱，一斤粮票可以买5斤白薯，每斤2～3分钱(记不清了)，交完钱拿着有章的票去称白薯。
自从卡车一来，排队就格外紧张了，绝对地人贴人，严防加塞的进来，即使这样加塞的依然不能杜绝，因为有“大胖”那样身强力壮的大个，没人敢阻止他们，除非有同样身强力壮的“大胖”在后面。快的话，11～12点可以开卖，到下午4～5点钟基本就结束了，会有很多人买不到而沮丧离开。
我家通常都会买100斤，用网兜装起来用自行车驮回家，排队是我和弟弟的差事，差不多了弟弟会回家叫外婆过来，后来大一些了就是自己买了。买完白薯的第一件事就是：烤白薯去！
几个孩子都拿来白薯，在楼后面的排水沟里搭灶，用砖头搭灶膛，上面架铁板或者铁条，这些东西废铁堆里找去，上面再用砖搭灶室，白薯就放在铁板上面，用砖或者铁板盖住，后面留一个烟道，在灶膛里塞上树枝、木块，引火的纸，烧起来，大约要烧半个小时，或者更长，铁板烤的质量最好，焦而不糊，铁条的容易烧出碳壳来，白薯常翻身是必须的，否则不熟就不好吃了。
烤熟以后小伙伴们坐在沟边上开始大快朵颐，满手的粘，满脸的黑，满身的土，满嘴的香甜，开心一刻！
有一天上课，不知谁放了一个贼臭的屁，老师都受不了了，大喊：“哪个白薯吃多了！”，全班哄堂大笑。
今天的白薯已然成了保健食品，几块钱一斤了，恐怕是涨价最高的食品了，涨了100倍！猪肉也只涨了30倍，可是随时可以买到，没有几万斤一天卖完的景象了。那时的白薯是填补主粮不足的，很多家庭油水少，饭量就大，粮食不够吃是常见的现象，白薯就成了很好的补充，用粗粮票，一斤对5斤，还便宜，孩子们还爱吃。不过白薯吃多了屁确实多。
(摘自一个小屁孩的WG记忆)。
——————7.8———————
故事7，钢管
前面说到的小旺哥的“宝马”管牢，那种自行车的存量挺多的，经常看到有农民进城卖些农产品，他们大多骑的是这种车，凤凰永久飞鸽这类车只适合于城里人，就像现在的奔驰宝马，是高档的象征，锃亮的电镀瓦圈，黑漆漆的烤漆车架，更有锰钢车又轻又结实，可是这些不适合农村载重，就好比开奔驰拉大白菜。
农村那时候很难很难弄到钢材，所以我怀疑管牢是用自来水管焊成的，这是有依据的。
我们一同去插队的同学，他老爹以前是院级干部，文革时被批斗得很厉害，70年代中期他父亲也算解放了吧，在学校里干工程，那时家属楼和学生宿舍的暖气管道腐蚀堵塞得很厉害，74～75年时开始更换维修暖气管路，同学的父亲是这项工程的总管，我们77年下乡后，这名同学给生产队弄了一些拆换下来的管道，生产队如获至宝，从此这名同学就往返于生产队与家之间，基本上不咋干活了。
生产队用这些旧管道做了两辆马车，打了几口压水机，我们养鸡养猪养鸭点的压水机就在其中。
同学也鬼，每次弄一点管子过来，回家呆上几天十几天，其他同学好羡慕，可是没这么个好爹，其实他也是赶巧了，他也就能弄这些过来。倒是真有一名能人知青同学，他是高我们一级的老知青，我只是听说过大名，见面可能屈指可数，我养的鸭子就是他弄来的鸭苗，第一次100只，基本上都活了，第二次200只，死了好多，我挺内疚的，队长到没责备我，说这第二批是人家挑剩下的尾货，质量不成。话说这同学真是神通广大，连鸭苗也能弄来，他基本上不在队上呆着，连公社干部都敬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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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李庆霖的一封信
今天在另外一个问答中谈知青的情况，与网友的交流中想起了李庆霖，这位老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是一名知青的家长，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毛回了一封公开信，之后对知青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以下是网上搜来的，如果小朋友们觉得文章有立场，大可不必理会，只看里面的原始资料即可，那些是无法作假的。
历史还没有走远，如果我这些也算伤痕文学的话，也只能算最轻的色斑文学了。
--------2022.1.10--------
大菊花
大菊花是大院里一个弱智女孩的小名，她大概是1962、3年出生，小时候生病发高烧，在校医院治疗时留下后遗症，也有传说是当时的一位主治医生用错药了，总之大脑烧坏了。
大菊花的父亲是学校的门卫，妈妈是家庭妇女，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她父亲工资只有30多元/月，她母亲没有收入，可是大菊花特别能吃，长得又高又胖，她一个人恨不能要吃掉全家一半的饭，她姐姐严重地营养不良，又瘦又小，头发黄黄的，她姐姐和我弟弟同年级，大菊花家恐怕是大院里最困难的一户了，她妈妈经常帮大院里的人家洗洗衣服，挣一些钱，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她也到我家来帮过工，我外婆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大菊花，外婆经常让我和弟弟去她家送粮票，准确地说是换，因为我外婆把粮票给大菊花的妈妈，她妈妈会把油票给我外婆，我家比较富裕，油不够吃，但是粗粮票有富余，她家油吃得很少，因为一斤油要0.85元，对她家讲太贵了，她用粗粮票可以去买玉米面。也许是她妈妈有意用油票换粮票，她妈妈很自尊，不愿意无偿地接受馈赠，也许吧。
总之，隔几个月我外婆就会拿20～30斤粮票，外带两斤宽粉条，还有一毛钱给我，让我和弟弟给大菊花家送去，那一毛钱是让我们给大菊花买些小食品，我俩会买几包爆米花，宽粉条是凭本限量供应的，所以我外婆就买好了让我俩带过去。大菊花的妈妈会给我几张油票，大概两斤左右。大菊花的妈妈有时会摘一些豆角，让我带回家。
大菊花家住在一排平房里，大概有三家人的样子，房子前面有一片空地，几家人在房子前种了不少菜，她妈妈就是从这片地里摘的扁豆，我对那片菜地印象很深，她们搭了很高的竹竿架子，架子上长着扁豆，窝瓜，什么的，架子弯弯曲曲的，旁边还有树，曲径通幽的，我觉得小院好漂亮，而且神秘。也许学校也是照顾她家困难吧。
说到医疗事故，也许是真的，因为文革初，一次批斗校医院的领导，女医生被大学生们在操场上暴打了一顿，我亲眼看见的，很吓人！据说是她治坏了大菊花。那个女医生是延安干部，40年代有很多年轻学生去了延安，49年以后又上了大学，女医生就这样的，她当时是校医院的主治医师，人很漂亮，优雅，她女儿比我低一年级，也很漂亮。
大学生们也知道大菊花，工人阶级的女儿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治成傻子了，太可恨了！
带头揭发批斗女医生的是校医院的一位后勤人员，她不是医生，但是后来她成了校医院的一把手，而且给大家治病，那时流行针灸治疗，她都是给人做针灸，文革后她还在校医院，不过不是领导了。
1970年以后，学校安排大菊花的妈妈卖冰棍，这样她家能有一些收入了，整个大院就她一个卖冰棍的小车，生意还可以，冰棍就两种三分钱一根的小豆冰棍和五分钱的奶油饼干，小车是一个木头箱子，下面有四个铁轮子，上面有一个推的把手，木头箱子里塞着棉被，冰棍用纸盒装着放在棉被里，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两车，大部分时间是一天卖一车。遇到天气不好，到晚上还没卖光，冰棍就会化掉了，就要赔钱了，冰棍她是批发来的。
几次我外婆听见晚上天都黑了大菊花的妈妈还在叫卖，外婆就会拿出五毛偶尔一块钱让我去买冰棍，我明白这是在帮大菊花的妈妈，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放开了吃冰棍了，大菊花的妈妈每次都不肯要钱，我当然会坚决地塞给她，她往往会给我们10多根冰棍，我抱着纸盒往回跑，因为那些冰棍基本上都化软了，回家以后全家人一块吃冰棍，放碗里吃，木棒拿着会掉了，一人吃两三根。
一直到80年代，大菊花的妈妈都在卖冰棍，但是那时卖冰棍的商贩也多了，她妈妈也固定在一个位置卖冰棍了，在幼儿园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处，大家都喜欢照顾她的生意。我外婆岁数也大了，不再操持家务了，我插队以后就没再去换过油票了，不过还有接触，我夫人还记得我去给大菊花家送过旧衣服，我自己都不记得这事了。
大菊花大概是90年代去世的，她妈妈在她死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生前给大菊花攒了几千块钱(大概，记不清了)，她跟大菊花的姐姐说，“如果我走在大菊花前头，这笔钱你拿着养你妹妹”。她妈妈一直有心脏病，身体很差，卖冰棍也很辛苦，她一直靠意念支撑着，直到大菊花离开。
人民公社相当于一个公司，村子里100人，CEO画了个大饼，说“全民持股，每个人可以拿总利润的1%当分红”，大家当然非常高兴。
结果干了一年才知道，你的1%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权，而决策权都是CEO的。
而公社CEO的KPI是总公司定的，而不是根据本公司来制定的，因此公社CEO做出了选择：把养出来的牛羊以极低的价格转手给百京的总公司贝勒们，自己村子里的100名股东每个人平均分配1%的高粱玉米红薯。
这时候就要引用下面这个图了——
声明：
1、我回答的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2、我摘录资料只为分析“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请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或者至少看完本文。文章不看完就瞎扯的喷子请出门右转找卫生间。
一、
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号称全国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同时挂周家庄乡的牌子）。这里依然在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是其第一任书记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此后经多次调整、细化形成了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由于能够较好地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到1982年因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但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的大政策之下，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据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雷金河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2年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社员看病“小病不出生产队、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误诊”，公社卫生院被石家庄市卫生局授予“标准化医院”。……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多年来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晋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分红5609元。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
事实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来源不同的这几段文字，就能得出本问以至关于人民公社很多问题的答案。
二、
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重点关注的：“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
这实质上就回答了“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农业在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除大规模机械化的粮食生产外，其生产活动大都是分散的、非标准化的，农业工业化程度越低情况越严重。在高度智能化农机和工厂化农业普及以前，这个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这就意味着：在未工业化或中、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有效地监督、管理和合理的绩效考核，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对管理人员素质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集体农业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荷兰农业合作社，丹麦农（牧、草）业合作社，等。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严密程度不同、发展基础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较为松散却在进一步紧密化。但其共同点是：国家工业化程度高，成员受教育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而且这些集体农业除基布兹外大多采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体生产的组织上是集体合作甚至是集中统一的，但下面具体生产的组织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周家庄人民公社是如何制定出了这么一整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如何执行下来，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的，相关资料太少，我也很好奇。
但是，以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的情况，这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对绝大多数公社都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以曾有人不相信的“公社时期隐瞒耕地”的情况为例。其原因除主观之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建国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造成了当年的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他们也许能密切联系群众，能鼓动群众，但要组织管理却没个章法，只能“一窝蜂大呼隆”，这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要到60年代后期，知青下乡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进入社队管理层后，才开始缓解。
所以，当年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市担）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包产到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这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农经报表耕地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真正全部完成后才会统一。
连农业生产的根本——耕地的管理都只能如此，其生产组织的粗放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就执行不了“数字化”管理方案，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对当年的中国农村而言，是必要的，但也是超前的。
必要性论证：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三、
“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超前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超前消费”。1980年以前绝大多数公社的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等肯定远远不及周家庄，但是，即使只是那些最初级的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初级保障体系（五保户、福利院等），相对当年的生产力都或多或少存在“超前发展”、“超前消费”。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较同时期的市民和工人肯定更为困苦，但是相对解放前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提高很大。所以，在《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对新中国颇有微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如喀拉拉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来阐述论证其“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如：
“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1979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54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68岁少了14岁。……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中国是68岁，但是现在它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均寿命大概是75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民医疗保险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来，中国某些保留了同样做法的地区也取得了类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况还好），但整个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1979年，中国与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现在，在喀拉拉邦农村与城市加起来的全部人口中，婴儿死亡率只有大约1.2%，大大低于中国的数字……在印度中央邦，婴儿死亡率竟达到7.6%，奥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数字与此非常接近。事实上，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国的2.5%高得多”……“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20%到40%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印度各地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则为极高的40%到60%”。其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消除贫困情况等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公社时期的这个“超前消费”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远远不及北欧福利社会，部分公社甚至只能守住不饿死人的底线，但这在饱经战乱饥荒的农民眼中已经是不错的保障了。“怎么懒也不会饿死”+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催生出了“懒要懒到住（方言，到极致的意思），政府有照顾”的“名言”。
四、
“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
这是有集体企业（社队企业）支撑的公社，如果是没有社队企业的公社，农业生产效率本就远低于工业，在承担“以农补工”之余还有“超前消费”，不堪重负也就成了当然。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农业各税+集体提留，但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之类的剪刀差隐性税收）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10%—20%之间。1958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先陡升后陡降，1960年到1979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1980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其间1985到1989年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
其中，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23年合计657.17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提留/农民所得平均为16.87%，是农业各税两倍多；在66~69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1293.3亿元，是农业各税近两倍。这使得公社时期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达到25.84%，远高于之前的13.93%和之后1981~2000年的8.01%（农税1.94%提留6.07%）。
综上所述，在公社后期，除“剪刀差”等隐形税收外，农民为工业化直接提供的资金粮食等已经大为减少，所负担的主要是“超前消费”的各体系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农村有大量补贴补助，单以当年公社农业生产的正常收益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即使只是最初级的体系。这也是公社解体后对工业体系运行影响很小，反而是农村自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纷纷趋于崩溃的原因。
通过农业税粮、剪刀差各种方式为工业贡献了8000亿（人大荣誉教授袁瑞珍观点）之后，“超前消费”的沉重压力挤占了农业各税减轻后让出的空间、压缩了公社积余。尤其是缺少社队企业的公社，或人员学历较低，或管理不善，或自然条件较恶劣，或基础设施改造维护难度、投入大的公社；可能经多年努力发展但因集体提留也随之迅速增长，导致公社积余不增反减，这本身就是对积极性的挫伤。而没有足够的积余，就更无力在保障“底线”的同时，拉开各层次技术人员、积极分子的收入差距，建立物质激励机制。仅仅纯粹的精神激励机制是没有办法长期地维持积极性。
五、
无力拉开收入差距，也就是：最好也就吃饱干饭，最差则“怎么懒也不会饿死”，而且都是同样的最基本的医疗教育保障等的“均贫社会”；再加上最关键一环：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煮成了人人诟病的大锅饭。
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良种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但是“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以农补工”，这就使人民公社非但不能象基布兹和荷兰、丹麦农业合作社一样得到补贴和扶持，反而要被“盘剥”，更加重了因“超前发展”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所造成的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就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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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本文就应该结束了，但为免误会，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1、“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
2、“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所以我赞同“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
3、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4、就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为例。通过社队大力兴建民办中小学校，中国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109.3万所，是1949年（34.7万所）的3倍；1977年中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20.1万所，是1949年（4.0万所）的5倍；1979年高中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726.5万人，是1949年（6.1万人）的120倍；小学毕业峰值年人数达到1949年40倍+各种“扫盲班”，文盲率从80%降到了20%。然后……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的1984年，因家长短视+“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高中毕业生居然暴跌到189.8万人！高中和小学毕业生分别比峰值锐减73.9%和22.5%！此后再加上因农村提留征收困难导致民办中小学无力维持而大量关闭，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大倒退的局面，从1983年始，整个80、9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徘徊在190~260万上下，仅有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重新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借宿制和各类补贴后，2006年高中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727.07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败笔。数据来源：
5、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超前发展”的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上世纪的中国农村，每年数十万高中毕业生才是正常状态，而不是数百万！如果没有“政社合一”的行政指令，我绝不相信当年的合作社能有如此长远眼光，自觉自愿地勒紧裤带地“超前发展”并供养这么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
能“超前发展”建设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这就是人民公社不可替代的优势。“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既是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也是最大优势。
现代战争中白刃搏杀始终是落后的，当我们飞机大炮都有了的时候，当然是必须被改革掉的；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白刃搏杀是错误的。同理，“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始终是弊端，在1980年是必须改革的要素；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的“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绝对错误，完全不应存在的。
《以自由看待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情况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所以，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在书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这些窘境要一直到2003年“以工补农”政策确立后，有钱重建、提升农村基础医疗、基础教育等各体系后才开始改善。
6、“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对整体和长期而言则未必。在“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社会发展上，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毫无疑问是全面倒退；在经济发展上，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逐步瓦解、余辉散尽之后，农业农村尚未走出80年代就失去了光彩，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共识。
所有一听到“人民公社”就高潮，认为“包产到户”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7、周家庄人民公社仅是特例，当初的人民公社大多积极性不高，不如包产到户后，这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完成历史使命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
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 知乎
8、坦白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前景，我并不乐观；对中国现在大力提倡的各型合作社的前景，我也不乐观。一是类似荷兰的《授权合作社法》等那样，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依然难言健全；难以维持和加强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实现对成员有效管理，为创新制度提供空间。二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而在这方面中国力度远远不够，方式也有问题。三是周家庄人民公社的一些制度明显存在问题，需要改革完善。再加上近年工业的不景气及前述因素，一旦“11家集体企业”出现问题，对其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真正在运行的生产型合作社，同质性、较松散的如蔬菜合作社等也许有几个发展较顺利的，但如荷兰、丹麦、以色列类型的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又发展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国内是一个也没见识过；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虽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写入文件，但系统探讨在社员异质性情境下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的农民合作社的管理问题论文仍然极为鲜见，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就连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等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农民合作社实体，其已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的监管、财务、任免等制度问题，似乎极少相关部门和院校有兴趣针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协助改革，放任这些最佳的合作社建设改革的“试验田”自生自灭……
9、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更多更高质量地安置人口。单位面积生产率远比规模化农业更高的集约化农业，如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合作社（集体）农业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理想之路。
只有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组建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合作社（包括对周家庄人民公社进行改造），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更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利于农产品安全和农村生态改善；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平稳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如果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能决定粮食产量，那美国人应该找我们进口粮食才对。
真正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化肥和水利，建国之后化肥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
在稳步推进工业化的前提下，在一个强力发展工业的国家面前，强调个人意志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名义上说提高劳动积极性，但实际上却让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死灰复燃。
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确实出现了面貌大变：
大包干实行头一年，小岗村便实现了人均产粮575公斤，等于1966年～1970年五年的总和；
这也是官方一直宣传的东西。
不过小岗村亩产到底是多少？官方从来不敢宣传，但我们可以算一下。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当时还叫生产队，只有20户人家，115人，517亩土地。
根据这一条很容易就能算出来：小岗村大包干第一年，粮食亩产大约128公斤。
而1975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就已经有156.5公斤了。
不是人民公社不行，而是小岗村不行。
这时候我们再看“等于1966年～1970年五年的总和”这句话，就更无法直视了，1966-1970年小岗村平均每年粮食亩产只有25公斤多一点。
在1965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就已经超过100公斤。
亩产25公斤是什么概念？把种子埋到地里不管，也不至于只收25公斤。
再次验证了那句话，不是人民公社积极性不行，而是小岗村自己积极性不行。
这就像一个学渣，平时靠30分，某次考试前熬夜抱佛脚勉强及格了。老师一看学渣抱佛脚的学习方法进步这么大，直接否定了那些踏踏实实学习，却在八九十分止步不前的学霸。
不仅当时不行，小岗村后面几十年的发展也十分曲折：
小岗村到了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温饱线以上。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新华社·人民网）
用一个最烂的例子树立起典型，把全国再次拖入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错误。
如果坚持人民公社会怎么样？在我老家河北，还有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人民公社，那里就是河北晋州周家庄。
这是1953年1月1日，制定的一份周家庄合作社章程。全社实行“定额管理”，即干多少活，记多少分，这样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第二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量比上一年增加了52％。
周家庄的人民公社制度从1953年开始，60多年来从未动摇过。80年代初周家庄书记更是亲自进京，强烈要求保留周家庄公社。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很成功。
周家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几家可观的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又在此基础上，几经调整，关闭、新建，先后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
周家庄还投资1400万元，建设了高标准的奶牛场，养着1200多头奶牛。2017年产鲜奶4000吨，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年均销售收入为2000万元左右。
目前周家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全社6000多青壮年，80%在集体企业上班，15%从事农业生产，5%从事个体经营。
2009年1月13日,该乡为六个自然村的村民发放近7000万元的年底分红。
截至2019年，周家庄乡工农业总收入达131278万元，纯收入33052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23685元。同1978年相比，社员生活水平增长196倍。
而2019年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000元左右。周家庄一直按照毛主席指明的道路发展，而且非常成功。
周家庄的生产队还给村民统一建起了二层楼房，老人有生产队发放养老金，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完全免费，残障社员也有特殊照顾，保证衣食无忧。
而且周家庄实现了公社内部免费医疗，社员只需要每年预交30块钱医药费。真正做到了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误诊。
周家庄是目前中国少见的，村里姑娘不想嫁到城里的地方，还经常有外面小伙跑来当上门女婿。
而那些私有化的农村，无法发展集体工业，无法吸纳农村劳动力。农民只好进城当农民工，成为资本剥削链条的最底层。
毛主席当年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称之为“三大剪刀差”，其中最关键的是工农差别或城乡差别。
毛主席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在农村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社办工业，避免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新的被剥削阶级。
回头再说一下小岗村，他们这些年也开始致富了，致富的方法是重新搞集体经济。是不是很有趣？
2019年小岗村集体经济分红，每人分了500多块钱。虽然落后了这么多年，但亡羊补牢，及时改邪归正还是让小岗村超过了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参考文献：
冯善书. 从小岗村出发——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流变[J]. 中国改革, 2008, 000(011):22-27.
先道个歉，原回答是手机随手作答，没有引用数据，孤立的例子用来证明积极性问题也确实不太妥当。最近有闲暇时间，现在来吧这个回答完善一下。
积极性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个定性的描述，我看来到目前的回答也基本没有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一个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就下结论盖棺定论实在是太可惜了，这里我简单做一个定量的分析，权当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我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选择农业的粮食亩产作为因变量，然后我们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对粮食单产有影响的指标——比如化肥的施用量、农业受灾情况等，再对粮食单产进行回归。如果确实有积极性这个影响，那么积极性肯定是对粮食单产有正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假设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那么进行回归后就会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而人民公社解除以后回归趋势线明显偏低（残差为正）的情况。
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84、1989的数据进行分析
下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
下 图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化情况
然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122+12.65×化肥施用量-119.34×成灾比
（0.71） （47.16） R2=0.9755
这里说明下，括号里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误差相对回归系数越小，说明回归系数的可信度越高。R2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回归方程刻画的程度越好。
方程里的数字的含义：
122说明在1970-1980年的技术条件下，不施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国平均亩产是122公斤，基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
12.65说明在1970-1980年代，每施用1公斤的折纯化肥，粮食单产能提高12.65公斤。从化肥施用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仅0.71来看，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此外，这个数字相比农业部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化肥施用效率田间调查得出的9.5公斤要大一点，考虑到2000年前后已经有相当的过施肥情况，因此7-80年代的数据比2000年前后要大一些也符合实际情况。
-119.34表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自然灾害最终成灾后粮食单产将下降119.34公斤。这个数据的标准误差比较大（47.16），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灾情况下粮食减产的幅度跨度比较大，二是统计范围内粮食单产的变化幅度比较大，线性拟合的精度不高。
考虑到最终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75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农业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均属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他们在1970-1980年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具有共线性的特征。因此化肥的12.65这个系数里同样包含良种、农药等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因素——好肥还得良种配，才能发挥化肥的最大功效。
最后我们看看最终拟合的残差：
年份 残差
1970 -7.93
1971 -3.04
1972 -3.42
1973 -5.41
1974 1.53
1975 6.82
1976 5.84
1977 3.87
1978 5.99
1979 5.01
1980 -6.60
1981 -8.86
1982 -4.01
1983 3.86
1984 11.22
1985 7.09
1986 0.17
1987 -1.86
1988 -10.27
从残差来看，我们很难得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积极性不高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残差和为9.27，而人民公社开始解体的1980年-1988年则为-9.27。
考虑到题目的设定，一般认为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将提高积极性，以HRS的施行比率作为一个自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123.9+11.74×化肥施用量-103.06×成灾比+5.8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比率
（1.96） （58.34） （11.65） R2=0.9759
引入HRS后拟合系数R2几乎不变，从HRS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11.65比系数5.81还大，这意味着我们引入HRS这个变量，HRS能提高积极性增加粮食单产的假设并不成立。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不符，其实我也是认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但是于此同时：一、HRS的施行使农村田间土地碎片化，增加了农民往返田间的时间成本；二、HRS施行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停滞甚至毁坏，单一农户家庭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成灾率竟然比70年代高出近2成；三、HRS施行后农机销售陷入停滞，以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例：1965年为6704台，到了1978年达到18987台，增长近3倍，1983年HRS基本在全国推行时达到35728台，结果到了5年后的1988年只有35004台了，同时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虽然在HRS之后仍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却比之前有所下降。总之，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各种客观因素抵消了，对农业单产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鼓励积极性因素提高产量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面前，人的积极性因素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工业化时代前农民拼死拼命收集几千斤农家肥，肥效甚至没有一小袋化肥高；在田间地头拼命拔草期望杂草少和稻子争水肥，抵不过一袋除草剂；一百个壮劳动力割麦子也比不过一台联合收割机。
大人，时代变了。
以下为旧答案
我老家在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肥东县在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将店埠河重新开挖成河面宽40米，底面宽30米顶面宽80米，河道总深20米的人工河，总土方量2000多万方，全人力开挖。
为了开挖这条河，全县1976年农闲动员全县壮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远离开挖干道地区，也就算说开挖这条河所带来的旱涝保收没有影响到他们。
上面是县里修的，我老家村子在河边，当时生产队动员全村力量，还开挖了3公里长的灌溉干渠，修建了泵站。
省里则是修了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全工程土方量大概在62000万方，肥东县作为收益县每年也需要动员上万的劳动力开展人力开挖作业。
后来到了90年代，80年代前村集体修的小水利因为失去养护大部分失去作用，灌溉干渠因垃圾淤塞严重，最终导致灌溉效率大幅下降，每年都会出现抢夺水源而发生的斗殴现象。
我还是那句话，某些人要键政最好提高一下知识水平，提高不了知识水平，提高常识水平也行。
比如下面这位显然就是没听过华西村和大寨的名字，也不知道自由壬们推崇的某村在极大力度的扶持之下什么时候才脱贫的——没有扶持的话那村里人早都跑光了。
积极性这种主观“参数”没办法论证，但是你要把问题都推给“结构”，那就是典型的非【哔】即【哔】，要么是不知道后来随着外部条件（机械化和化工）的改善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敲键盘。
套用我乎网友常用的一个梗，几千年来都吃不饱饭的自耕农们求你们别瞎说了。
脸和脑子总得有一个在线的，对吧。
李德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李德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吃大锅饭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上面收的份额太高了。
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收缴6到7成。
历朝历代执政者或者地主老财也没这么干的。特别是地主老财，因为宗族乡绅关系，往往收的地租低于2成。
其实在公社时期，农民种私田的事情就没断过。后来的凤阳事件只是大规模的爆发盖不住了而已，后来把故事改编为包产到户试点典型。
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干多干少差不多，干出成果都是所谓国家的。干不干都挨饿。那为什么要干？
农民只是无知，他又不傻。
人除了是感性的外，也有理性因素。
看似一些你理解不了的东西，实质上必然有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比如这里说的农民偷懒，其实对他来说是最优解。
现在很多单位，公司，也套用得上。
当一个社会人们怎么干都白搭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磨洋工或者他们所说的不思进取的人。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磨洋工才是最优解。比如你们理解不了的三和大神和偷车哥。
不是他们病了，是XX病了。
脑X僵尸实在太多，干脆关评论了。
竟然有人不相信民清时期普遍地主实收地租只占收成的两成左右。
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有些地方你如果种有些作物，是被当成副产品不收租的。比如你小麦水稻都种，小麦在有些地方就不用交。
更有意思的是做黄世仁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民赖租是普遍现象，你还拿他没办法。
这很难吗？自己去查呀，资料那么多，还能难到你？
我告诉你，不仅普遍实收两成，而且地主所占土地从来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都是自耕农。
还有脑X僵尸给我扣为地主翻案的帽子。干XX。
多读点书会死？自己不会查资料？
至少一百多个人私信我说查不到资料……
贴一个比较易懂的吧。
人民公社分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否需要集体化？
答案是非常需要。如果现在有人说富士康流水线不好，我们改为家庭计件工资好不好？一定有人把他当傻子。农业其实也是一回事，种田除了庄稼本身，是需要大量其他劳动的，集约农业肯定比个体手工农业高的多。
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底子了，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但是六十年代农业不搞集体化，八十年代联产承包只会是比公社更大的笑话。六十年代初，是没有水利，没有道路，没有技术，没有良种……一句话，没有现代农业的一切。粮食产量提高比例，六零到七六，是超过四九后，也超过七六到八四的。
农村要不要搞集体水利抗旱涝？这不废话？农村要不要普及义务教育？要不要农业技术员？要不要赤脚医生？你要搞，钱如何分摊？
如果不搞集体化，农村现在不就和国号去掉人共和差不多。纯个体手工农业，是无法支持工业化转变的。
当然，能上知乎的没几个真干过农活，真农民也没几个算过劳动天数的。反正平时总怀疑zf的，这个时候突然就都傻白甜了。
第二：
集体化应该如何搞法？是循序渐进，还是放卫星？公社食堂是不是公社的必需品？
这个还用想吗？人民公社被强行推广，就是为了更好的压榨余粮。和苏联闹翻，一大摊工业要维持。彭总说不要这么干，那么工业怎么办？彭总的意思不就是那就向苏联服软呗。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分田到户，看起来和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相反，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是在短期内压榨余粮。而且还是同一批人干的，手法完全一样。
批这个放卫星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七十年代洋跃进失败，并不妨碍八十年代改开。八十年代后半的瞎搞行为，并不妨碍南巡继续开放。
大部分大城市的人，肯定想象不到，南巡后的政策，底层反对声音，那是比公社大得多的。毕竟吃亏的不是自己啊
1960年刘少奇与勃涅日列夫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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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亲自走访一次一个公社涵盖的各个村子
真tm大
昆明曾经郊区一个公社 前后涵盖十几个村子大的离谱
看一次他们保留的公社帐目这种历史文件
真tm乱
看那个帐目首先就发现第一个问题
各村生产队的粮食和蔬菜生产合并报表，文革前的大面积都对不上，后来裁撤改为合作社，下乡知识青年来做帐解决了这个问题，再然后村里有了大学生，接了下乡知青的活。
这只是其中一点
最核心的一个工分帐，就是现在的绩效工资统计帐目，有大量前后涂改和变更，瞬间想到自上而下发起的四清运动
工分不清、帐目不清，仓库不清，财物不清
当年政治运动，上层看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点，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是的，如果按照历史去细纠，1963年左右就有包产到户的声音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包产到户的声音呢？
因为现实实践已经发现，公社的庞大和整体管理复杂性已经远超当时农村普遍文盲和小学水平的能力了，领袖看不见么，看得见，所以才有后来工农兵大学。
但是培养合格的基层管理力量，需要时间，但是粮食危机却要立马解决。
于是就有了和列宁新经济思想一样的思路
退一步，公社退回合作社状态，降低规模。
但是要退更多步的承包到户却被领袖阻止了
当年对人民公社最大的误解即为大锅饭了，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实际去看早期人民公社大锅饭只是基本工资，发放的工资才是真正的绩效。
后来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绝对平均主义登堂入室，没人敢担风险就真变养一窝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两窝是走资派了。
左派天天打击那个，团结这个，其实左派是最不团结的。天天讲理论就是不见实践。公社好，公有制好，毛时代好，知乎上好多左派大v，粉丝几万十几万的都有，来个众筹，建个类似的社区或者企业。众筹好说，全国左派人数也不少，每人捐点，甚至中间派精资派都给你们捐钱。然后找那么几百或者1-2000有理想有抱负的代表人物一起经营生活打理社区和企业。把你们搞计划经济，消灭剥削，消灭996的理论实践一下，看看可行不可行。你们说5-6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失败说成是技术手段跟不上，管理跟不上，你们可以引进芯片，大数据，监控，传感等现代化设施实践一下。有人说这是空想社会主义，那好，那就走列宁的道路，组织人马和资本家干啊。中国的左派，不是小看你们，就是一堆键盘侠，还天生一副无比正确的样子，实在是很恶心的。有本事就实践，别说没钱没功夫之类的话，说这话的不就是是你们看不起的瞻前顾后的小资产阶级吗。你们天天看毛选就是为了整天bb吗？那些安风压了头发，郑庄公之类的左派大v我等着你们建成理想社会哪怕理想社区来打我脸。只怕你们连最简单的众筹这步都走不成，因为左派不团结，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谁也不愿意交钱给对手。另外左派不信人性，弄钱时看看人性有没有用。左派一副高高在上的穷bb，结果实事一件干不成，还整天讽刺这个是口炮，笑话那个不实用。你们能耐倒是抄家伙干啊，也让大家看看你们先进理论的实践成果呗！
群体道德标准过高，会形成内部无端博弈，降低效率。
自私比较赤裸裸，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须在外界加持法律与道德约束。
觉悟，即智慧，永远不够，所以需要与你国实践相结合、你国特色，亦即，敲敲黑板，放低标准。
标准一实际，生产大出力，这个脑筋转弯，花了二十年，真够不急的。
这还需要问吗？
因为大家都想和马云公平一下，没人主动要求和农民公平一下。
我国6亿人月在到1000，这个问题回答的人有主动和他们公平一下的？
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就想要公平。
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就想要效率。
公平以后如若是还是弱势地位，那就没有公平。
高效了以后如若突然弱势地位了，那就要么是不够公平，要么是不够效率。
总之，就浑身不得劲。
人类嘛，丑陋一点，不寒碜。
本来很高的，毕竟自己当家做了主人，后来出在分配上，我国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为此专门创作出工农剪刀差的名词，准确的说这是苏联人创造的。
但是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农村人分配的比城里人少是赤裸裸的，有文献记载这样的事，合作社刚开始的时候农民积极性很高，加上气候还行雨水充分当年大丰收，然后说有兄弟姐妹在受苦，农民还是比较仗义的，继续省吃俭用，后来这样连续搞了好些年，最后的结果就是不种粮的比中粮的吃的好，再加上在新中国庇护下新一批青年人参加工作，认为农民政治地位是正常的，然后开始消极怠工，
农民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农民的福利太差了
还有一则我身边的事，说有一个爷爷辈的人年轻时偷奸耍滑，经常去放羊的时候隔段时间就摔死一头羊，然后村里人一起吃肉，村里人还帮着糊弄过去，因为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普通农民还没有肉票，但羊死了可以大家一起分肉。农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很多时候不是农民对不起国家，还有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的书也可见农民被剥削的程度，农民对国家的现代化真的贡献很大。
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人民公社并不了解。但实在是搞不懂，人民公社积极性不高，怎么就能被某些人吹嘘成是公平正义的象征。这是什么思维层次？然后还有1万2千赞。笑哭。
这里说说为什么当时企业里积极性不高。
积极性不高，不是所有人都积极性不高。比如我妈，从工作第二年，年年厂里的红旗手。她在真正退休后，才逐渐明白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在磨洋工。而且一磨洋工就是几十年。
现在很多学生、刚刚工作的人，大概是见到资产差异化太大了。恨不能再来一次财产大平均，才觉得公平。
可是在当年，却是恰恰相反。
比如我妈，二十多年先进红旗手，脏活累活抢着干，一个人管几百人的车间。工资还没有同年进厂的普通工人高。
我妈自认是被教育傻了，她之前从来没在乎过收入的问题，事事以别人为先。倒是退休了，才开始抱怨为什么退休金这么少。
为什么我妈之前不抱怨呢？因为老厂长为了工厂发展，偷偷私下留了十几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万）给工厂做技术改造，同样一分钱好处没拿着，还因为此事被提前拿下了。
那么大多数人，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呢？
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天天玩命干，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工资和天天偷懒休病假的人，一分钱都不差。
就好像你智商145，天天玩命学习，考试无论答题多好，最后你和大家一样都是30分。
而且这种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是一晃半辈子就过去了。
傻子才会持之以恒的输出。比如我妈。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倒不是后悔自己付出了，而是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要去骂那些偷奸耍懒的人。
如果这种都能吹嘘成公平，那还真不知道什么叫不公平。
怀念这种日子的人，要么是不知道无论多努力都得不到回报的痛苦，要么是不知道明明雄心壮志却只能无谓地消磨的残忍。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玩命干？
因为时不我待啊！
有的人已经在这种“公平”下面浪费了数十年的青春，他们实在是做梦都盼望一个自己可以一份付出一份收获的公平。
这种喷薄而出的奋斗精神，才是我们现在富足的基础。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
安徽省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
安排去种地的是当地农民，很多农民是一边哭着一边种的，而另一部分人明知道种了也不会长，自然是吊儿郎当的玩闹一样，这种情况下，你能说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吗？
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
巧了，之前谈过这个问题。
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对比的是之前的分田到户和之后的包产到户。
分田到户又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土改前和土改后。
土改前，大部分时段都是灾荒频仍的民国时代。基本情况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人不断饿死。
土改后，情形迅速好转，人们涌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支持解放军。更早的苏区，则是支持红军。
不久就开始了合作社。在当政者的推动下，随后迅速进入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时代，酿成了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教员经过调查，又把这个过头的大公社拉了回来，取消了“大锅饭”，保持在“队为基础”的层次。但是大锅饭这个词儿是保持下来了。之前鼓励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也在当政者的纠正下，几乎毁灭。后来教员又发现了，赶紧说社队企业还是要发展的。社队企业才恢复发展，成为后来私有化转型为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
这种一刀切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呢？直接目的是发展工业。其他网友也说了，主要目的是通过公社将农业资源集中到优先发展工业上来。因此，公社建立以后，最大的改变是分配方式的改变。
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以统筹农业为基本功能，以支持工业为主要目的。在二者建立之初，都出现了过度抽取农村资源、以至于人为扩大灾荒的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仍旧和这时是一样的一刀切，比较粗暴。这大概是办事习惯。
吃过一次亏以后，继续搞公社，就比较谨慎，没有再出现那种天灾人祸合并的情况。
这是人民公社的基本背景。
那么，要问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这就要对比。
比如说，对比土改前，肯定是积极性要高得多。对比土改后，积极性不好说。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基本恢复了公社建立前的状态，尽管有“联产”的要求，农村组织性要高一些[1]，但是总体差不多。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小岗村是著名的例子。包产到户期间，他们持续四十年都是贫困村。还是乘着全国脱贫的东风，才赶上了脱贫的末班车。
就这，我看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比人民公社强。
至于说现在，农民离开土地，将土地撂荒，自己出去打工的就更多了，也没看见种地的积极性提升了。
从对比来说，积极性对比不明显。
而且，最关键的是，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农村产业发展是否更加繁荣了。
公社时代，农村承担着两个任务。一个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并且逐渐农场化。一个是发展农村工业，建设社队企业，实现农村的就地工业化和就地城镇化。
分地以后，这两个任务基本上都结束了。良种推广有一些经典案例。比如说杂交稻。袁隆平的杂交稻很有名。1971年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研究杂交稻，1973年成功研制出了三系稻、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如果你在网上看，接着就是“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那么中间呢？中间就是：
1974 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 2 号”；1975 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 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杂交稻，它是什么时期推广的？
然后还有个对比案例。有人研究了玉米良种。时间大概是90年代初（很早以前看到的资料，不太记得名目了，有知道的可以提醒下）。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大概，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太强，以至于良种推广这样的科技进步都无法替代积极性了？
现实中，公社既有利于抽取农业资源发展工业，也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推进农业发展。只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正确。
到底应该怎么用，自然应该着眼于主要任务。
当然，有些人会说，为了主要任务，其他就不可以不管了。这样的“二极管”思路是不对的。做事情，要统筹兼顾。
经过对比，觉得公社的益处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80年代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它们就是公社大队举办的社队企业私有化的产物。现在乡镇里面买个拖拉机都得几个人合伙，创业难度实际上增大了。很多人一想着做生意，就是开饭店这样低投资、低门槛的生意。就这，很多人也开不起来。
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农民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农村直接变成工人。我们所担心的空巢老人、空心村、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都不会普遍出现。
但是乡镇企业后来很多都亡于吃拿卡要。当然，也有的是亡于经营不善、产业升级。农民就被迫流出到城市以及东南沿海打工去了。有了充足劳动力供应，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倒是发展很迅猛。很多人说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多好多好，学习学习，东南沿海的人头脑精明，其实主要还是地利。当然，到了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已经巩固了他们创业发展的思想认识，与内地一再受挫因此畏惧投资的情绪不同了。
现在我们讲合村并居，新农村，弄到最后还是要建大社区，要归并土地。从经营角度说，实际上还是在逐步恢复公社时代的大农田。因为大社区距离农田遥远得多，耕种的通勤压力变得更大了。现在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积极性已经没有了。你再加点距离，他们就更不愿意去了。然后再禁止一下电动车，让他们开汽车去，说实在的，都不值那个油钱。因此搞到最后，还是要走大农场的路子。只不过这一回，就是股份制合作社了，建立的是现代农业企业，不再是生产生活行政三位一体的公社了。
这样想，其实当初公社改革，也可以直接走企业化的路子。
说到底，公社可以说是行政化的农业企业，也可以说是企业化的农村政府。
这一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俄罗斯、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缺乏充足的企业组织理念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其不合理性。
但是，也有合理性。
一味讲公社积极性不高，就相当于说：
为什么公司员工积极性不高。
大多数公司的员工积极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高的。
除非物质激励十分到位的少数公司企业，积极性还会高一些。
那么对于公社来说，他们存在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任务都是将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工业，加速实现工业化，那么用于激励的资源显而易见是较少的，积极性自然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便他们不去支持工业，将资源全部留在农村，他们的积极性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大部分农村相比其他农村都不显著优势，所以积极性高的永远是少数，积极性不高的永远是多数。这并不是公社独有的问题。一味加在公社头上，其实不合适。
现在农村改革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所以，农村原有的承包制也快走到尽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实在的，谁也没有资格嘲讽公社。
毕竟，公社有的优势你也没有，公社没有的毛病你有一堆。公社的毛病可以通过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解决，你的毛病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公社……
五十步笑百步是很可笑的。何况也许你们都是五十步。有的人甚至可能认为你才是那个百步。大家都掉井里了，就收起取笑的心思，还是想想怎么从井里出去吧。
参考
- ^ 在公社建立前农村甚至没有进行户口登记，一个乡镇一个大户口，上面只有人口数字。学者调查时也发现，这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统计数字减少的极其重大的原因。因为1959年之前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估算的，然后浮夸风那年因为粮食产量虚高，看起来似乎可以多养很多人，所以大规模抽调农村人口进城工作，直接从农村核减了一千多万人。但是随后问题爆发出来，这些人又被要求回农村，于是在城市里又把他们核减了。但是农村并没有把他们重新计入户口，因为计不计算他们都照样回公社吃饭，没人多此一举给他们统计。结果就这一下几千万人就多出来了。后来户口统计越来越严格，这些人慢慢又进入户口了，导致后来我国统计的人口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年龄段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正常来说应该是随着死亡减少。这就是因为很多人重新报上了户口
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存在于那些评工计分的场合，如果是定额包工的话，农民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勤奋”。然而定额包工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常会出现农民干活只顾数量不顾质量，“抢工分”的现象。尽管从生产队的管理来讲,定额包工强调“四定一验收”(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 、定工分 、验收合格), 但由于定额包工多以户为单位,过高的监督成本 ,使得质量监督实际难以到位。因此定额工的质量低劣现象在此一时期极为普遍。
实际上农业生产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和外部监督困难古今中外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的生产单位。
实当时合作社的计分模式也有过多次变动，一开始是死分死记，即根据劳动力的底分（通常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技能）和出勤情况记录工分，社员劳动只要达到相应的出工时间，就可以获得与自己等级相符的工分。但这非常容易造成劳动效率低下，社员“出工不出力”。
后来计分模式又改为死分活评，将底分与社员的劳动质量相结合，每天的白天进行劳动，晚上则对每个社员当天的劳动成果进行评价，确定其应得的工分制。这种做法虽然是对死分死记的一种改进，但评分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难以避免地会掺杂入主观因素，成本很高。
文革时期又出现了大寨式工分。这种评分办法首先树立一个榜样，然后社员根据自己一定时期内的出勤情况、完成任务量以及政治思想水平，以榜样作为参照，自报工分，效率吗也就呵呵，你懂的。
实际上从激励的角度讲定额包工最好，但是由于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公社普遍采取死分死记和大寨式工分
如果各位对于当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兴趣，我推荐高王凌的那本《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谈到改革开放，离不开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一声炮响，一言蔽之，集体还是承包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前30年的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绩。
一、合作化运动是矛盾运动的必然
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将合作化运动看做是某些高层主观意识的推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则重新将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所有，从而破坏了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实际上，由于一些农户土地贫瘠且狭小、由于一些农户生产工具欠缺、由于个体农民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病亡，也由于随着农民私人借贷与土地买卖的情况逐渐增加引起的农民受雇情况增多，新中国建立未几年，农民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情况发展，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则土地逐渐集中，农村加速两级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推动农业合作化，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共享生产资料，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动广大中下农共同富裕。虽然经过摩擦，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很快取得了一致：走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几个农户之间小规模交换工具和劳动力的互助组，然后是依据每户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的初级合作社，再后是由合作社购买农户私有农具从而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这中间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步推进的。
韩丁在《深翻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有犁的和有车的形成互助组后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因此对于只有犁或只有车的，尤其是没有犁也没有车的广大贫下中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互助组的优越性一旦提高实践体现出来，就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
互助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韩丁继续写道：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侯永禄
在中央的引导下，当时的农民几乎全部选择了继续合作，成立处级合作社。陕西合阳县的一名普通农民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写道：
1955年12月
初级社成立大会上，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常！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
……由于1955年建社后的劳力、畜力能集中使用，不误农时，社员劳动热情高，加上雨水适时，所以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往年高。又由于分配比例也是地和劳力各占一半，对土地多、劳力少或者土地少、劳力多的农户都能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收入上差别不明显。大多数社员都对分配感觉到比较满意，所以从内心来说，对建立农业社是用户的。因此在号召扩社时，西北村未入社的农户也就积极响应。[①]
这段日记朴实地记录了初级社成立之初的热闹非凡、成立之后农民的冲天干劲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生产关系一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韩丁继续写道：
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身上。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贫下中农的现实需要推动了高级社的建立，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给当时的农民极大的震惊。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震惊：
1957年1月
高级社时全部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真的兑了现，在群众中震动很大。一些地少劳力多的社员，一下子就有钱了。有的职工家属，原以为自己有人在外面挣钱，不稀罕农业社里挣的那几个工分，但决分后，他们态度就变了，也要参加社里的劳动了。
只有那些原来地多、人口也多，劳力却少并对劳动抓得不紧的人，收入就显得比别人少得多了。（作者家是中农，收入减少，作者）就想办法把队里的牲口也接过来自家里喂养，增加工分。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每一步都是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也都极大地激发了依靠劳动获得工分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广大农民中孕育了越来越激动人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央敏锐地抓住了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侯永禄写道当时的情况：
1958年2月
今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人人都在大跃进，个个都在破常规。社里的工作随着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紧，任务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真是快马还要加鞭，响鼓还要重捶敲，白天急急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儿。
财会工作也应大跃进，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实行“以产定工”，推行“一年早知道”，实行“财权下放”。
鼓起革命干劲，打垮暮气沉沉；苦干再苦干，半年工作一月半。
这些文字中的热情豪迈，是激发了强烈主人翁意识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内心写照。高级社的进一步就是人民公社，大寨陈永贵对韩丁说道：
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
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
经过建国初期的艰难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既鼓励合作，又照顾各地实际。三级体系中，人民公社负责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和学校、工厂，以及其它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则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机、磨坊、动物/家畜养殖场以及其它设备，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给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后，剩下的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公积金、公益金及工分分配。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是稳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
与生产领域的合作化相配套的，是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包括粮食、棉花、油籽及其它许多农产品，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之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从而一方面反哺工业化，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
与后来的主流评价不同，实际上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注释
[①] 侯永禄. 《农民日记》
一方面，当年对农村的盘剥过重，大力薅羊毛的结果是大家一样秃，无论从生产队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最后也就是将将吃饱，那还拼那个命干嘛？
精心饲养一头猪，临过年拉走了，队里剩一挂猪下水，那感觉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
另一方面，大队书记和公社干部权力过大，基层民主难以保证。
劳动任务的布置、劳动成果的分配，甚至社员的个人生活都由上级干部掌控，部分地区大队书记带着民兵那几乎就是个土皇帝，这时候你最好希望你的大队书记是个没有私心的圣人，否则特权团体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生产成果剩不下多少，基层民主难以保证，公平与否全看领导心情——换你你也得带薪拉屎啊。
来源应该是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就不好。苏联把粮食都拿去搞工业化了，农民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有的年份还做不到〉，产粮再多自己也吃不上，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具体请看 剪刀差_百度百科
中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是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始于1958年4月。https://www.sohu.com/picture/411150881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10月13日,毛teacher亲临遂平视察,给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高度评价。
节选自一大二公_百度百科：人民公社的特点： 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三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如自留地、自留牲口） 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
接下来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9月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其中规定：
第四章 生产队 二十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 二十一 、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至此，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农民允许有少量的自留地、自留牲口
所谓公社积极性不高，大概率相当于用富士康x连跳，来证明私有制代工厂就是包身工就是要倒闭一样。
当下的主要矛盾，是x连跳后，从上到下尤其是文化圈，自觉主动为高强度高压力分配明显不公的代工厂代言，而劳动收益率更大的公社，被同一批人黑到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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