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年孙中山先生革命时候不懂得去放手发动农民群众?
首先，我们得回到孙中山先生那个时代。他所处的背景是晚清，一个从帝制向共和转型的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包括民主、共和、民权等概念。他早期革命的核心目标是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共和国体的中国。在那个阶段，他的主要精力更多地集中在组织知识分子、海外华侨，以及一些军官阶层，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推动革命。
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思想观念，与后来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虽然农民阶层遭受着地主、官僚的双重压迫，但他们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组织程度也比较低。孙中山先生所倚重的革命党人，大多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方式和沟通方式，与普通的农民群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要让他们深入到基层，去发动、组织起千千万万的农民，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是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引导。
另外，孙中山先生对革命的模式也有自己的设想。他多次提到“唤起国民”，但这个“国民”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多是指那些具有国家意识、能够接受共和理念的“开明士绅”或者说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群体。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传播新思想来“启蒙”国民，进而实现政治变革。这种思路，与直接去动员 massa（群众）在方法论上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革命的经费和组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长期以来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他需要依赖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一些商人的支持，甚至有时也需要一些军阀的暗中援助。而发动和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如果农民运动失控，或者被清政府镇压，对于尚在萌芽状态的革命党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更何况，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有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但很多农民起义往往带有宗教色彩或者是以“替天行道”为号召，其政治目标并不明确，也很难与孙中山先生所追求的“建立共和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对接。孙中山先生也担心，如果直接煽动农民，可能会引发无序的暴力，或者被一些地方势力所利用，反而不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
我们也不能忽视，孙中山先生也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农民的存在。他在一些演讲和著作中，也表达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提出了“平均地权”等土地改革的主张，这是他对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农民生活的思考。在革命党人与一些地方会党、民团的联系中，也间接触及了部分农民群体。但这些努力，与后来的“支部建在连上”、“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深入基层、依靠农民的组织动员模式，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没有像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那样，将发动农民群众作为革命的核心战略，是当时历史条件、思想观念、组织能力、革命思路以及现实顾虑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所走的道路，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尝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探索，其策略和重点自然会与后来的革命实践有所不同。
网友意见
你要发动农民，就要搞土改。
其实当年建丰同志也是在江西搞了土改试点的，用的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套路——赎买。
——————建丰同志的土改分割线——————
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在全区11个县扶植自耕农，即让农民由佃耕地主的田变成自己耕自己的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倡导多年的耕者有其田。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踢去地主，即采用革命手段，打倒地主，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二是税去地主，即规定地价，照价征税，涨价归公，用征收地价税的办法，使地主逐渐放弃所占田产，并帮农民购买土地；三是买去地主，即规定地价，由国家银行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土地，使佃耕农变成自耕自田的自耕农。
第一种，见效快而且很彻底，但会损伤国民党的根基；第二种，程序繁琐，周期太长，不适于解决当前紧迫的农村土地问题；第三种办法是中国土地改革协会的主张，先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用债券支付地价，收买地主土地，操作起来比较和缓，有可行性。1941年，最高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农民银行设立土地金融处，开办扶植自耕农、土地改良、土地收买等放款业务。
1941年冬，赣县的吉埠土改示范区首先开办，1942年到1943年又先后在南康县的横市、坪市、龙田、上犹县的广田乡、信丰县的游洲等处开办了5个示范区。示范区共有耕地10，820亩，一共扶植了自耕自田的农民991户，平均每户得土地10.92亩左右。示范区的效果说明这一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耕者有其田，使得生产积极性提高，地里产量大幅度增加，大部分农民一年左右就还清了银行的贷款，领到了土地所有权证书。除交公粮和田赋外，农民卸掉了向地主缴租的负担，使家庭生活得以改善。
蒋经国原计划全区每年扶植自耕农总面积42，500市亩，到1948年全区扶植自耕农总面积224，500亩，划定20市亩单位农场11，220个。除扶植自耕农外，还推行减租运动，促使地主自动放弃土地，再由地方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购赎土地。
可是，由于这种土地政策只是赎买政策，用赎买政策需要大笔赎地资金，资金有限，就不能在赣南全区普遍实行土地改革，6个示范区总土地面积不过1万多亩，扶植起来的自耕自田的农民不过991户。这种规模、这种进度，不知何年何月能解决整个赣南的土地问题！何况，小小的示范区，孤立无援，是经不起任何风暴冲击的。随着1944年他离开赣南，他的宏伟计划也就变成了向赣南民众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江西土改失败的分割线——————
你要走中间路线，搞改良，仅江西一省，在资金充裕，有强势的政治背书的前提下，搞到1948年都只能解决22.45万亩耕地的土改。
我就算建丰同志开了挂，在江西一年就能完成10万亩耕地的土改——效率够高了吧？
然而，现实是：截至2009年12月31日，江西省省耕地4633.71万亩。
若是按照建丰同志的这种搞法，仅江西一省都要全面土改，我算快一点，怕不是要等到1978年？
而全国的土改要完成，我再算快一点，怕不是要等到2038年？
——————陈诚的土改分割线——————
至于相对成功的台湾土改，实际情况如何呢？
三七五减租：全省私有耕地全部订立“三七五减租”书面租约,共涉及耕地256557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31.4%,受益的佃农为296043户,占全省农产的44.5%。
公地放领：日本投降以后,属于日资的官方和私人产业均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其中“公地”为数可观,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台湾当局能搞公地放领,就是因为有这些土地做基础。
合计进行公地放领49702甲,约45036公顷,略超过当时国民党所占“公地”总数的1/4。承领农产共96906户,平均每户承领7 4市亩土地,以每户5人计,受益者约为50万。
耕者有其田：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已征购地主土地143568甲,即139300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被征购土地的地主计10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59.3%:承领农户计194823户,占佃农总户数的64%。
最终的结果是：
1949年台湾总农产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大为改观,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
最终彻底解决土改问题，则要等到1977年：
地主们迫于这些规定,乃陆续把保留地自行售出,只留下本户有力量“自营”、“自耕”的部分。至1977年止,地主直接卖给农民的“三七五减租地”共73000多公顷,购地悯农143000多户,当年地主拥有的土地还剩49000公顷,只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5.3%。
至此，台湾的土改从1948年第一次公地放领，到1977年为止，历时29年，终于根本解决。
——————无言以对的分割线——————
一个台湾省的土改，都要29年，全中国的土改根本解决要多久？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根本解决么？
中国等得起么？
不搞土地革命，中国有出路么？
—————偏题及日常黑印度的分割线—————
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规定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此举意在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
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确定调整最高限额。以5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规定最高限额为最好的土地10英亩到最劣的土地54英亩之间。
1977年人民党上台，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过调查，改革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规定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印度的土改从建国时期到1986年的结果如下：
独立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15%的土地。其中占农村25%的农户却无立锥之地。
1985~1986年度，占土地持有人数2%的大地主占据着印度的20%的土地。占土地持有人数8%的中等地主则占着29%的土地。二者之和则是占10%的土地持有人却拥有49%的土地。另一方面，占持有地人数58%的人，却只有13%的土地。如果算上持有地条件大大改善的小占有者，占持有地人数90%的人，只拥有51%的耕地。
————————微小结论的分割线————————
以赎买和加税强卖这种手段解决耕地问题，确实容易两头不讨好。
农民会认为这些土地我是付了钱的，地主会认为自己吃了亏。
而且，最容易团结且最具有斗争性的佃农，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受益者——12年的时间，台湾佃农比例由39%降低到15%，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
说明台湾和印度的土改政策有个特点，土地所有权的变更，最先受益的，是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去获得并偿还耕地贷款，也只有他们才有余钱去购买耕地。
而真正急需改善耕地状况的佃农，只是通过减租来提升了一点收入，短期内是无法改变他们无耕地的状态的——即使公地放领，能覆盖的佃农人群也是极为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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