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作上认识了一个宝藏老男孩,新加坡人,渣打瑞银德意志巴黎一路爬梯上来,是我金融知识的新晋导师。
喝咖啡之余,我们曾聊到香港房价这个话题,他用小白金融话术跟我做了如下解释:
1.收所有人的税;
2.让所有人有房。
从税制上来看,新加坡并不侧重于所得税,而是强调消费税。虽然二者都是出了名的低税制地区,但这点隐藏区别其实意义重大。
因为新加坡政府认为(在他看来):所得税是穷人税,只能从普通民众和政府控制企业中获得,最多收到中产阶级。对于国内外富豪巨贾来说,他们有充足的手段来躲避,而政府无法有效监管。
基金、结算、慈善,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不熟悉的可以搜一下苹果当年是怎么在爱尔兰交税的。
面对专业金融机构,官僚体系其实是很软弱的,这是一种技术壁垒。他当年卖过次贷产品给东亚的某些国控银行,深知官僚,哪怕是企业官僚,在专业知识上有多脆弱。
但消费税不同,这是一种面向所有人征收的税种。穷人吃顿饭7个点,富人买游艇也是7个点,在此基础上给穷人设个免税线,这样全民消费都跑不掉。
问题是消费税面向全民,很容易激起全民的不满,富人在中用些游说和舆论手段,就能很轻易从立法上阻止政府收税。
不过这些问题在新加坡——外号李家坡——里不存在,新加坡一上来就用了很强硬的手段去执行消费税,并且一路强化到今天。
反观香港,消费税只存在于烟酒碳氢油甲醇这四种类别。依香港的立法环境而言,几无增加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出个电子烟,香港上来就直接禁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以低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地区,所得税的天花板已经很低。但新加坡有消费税做补充,给与政府回旋余地;而香港消费税这条腿是断了的,那就必须寻求新税基。
回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防。新加坡建国之初外部环境极为恶劣,随时有亡国风险。
面对马来西亚和印尼当时绝无可能匹敌的军力,唯一的策略就是全民武装。我不可能在反侵略战争中获胜,我也必须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一个东南亚版的瑞士国防思想。
那你如何让敌人相信,你的绝大多数国民是真心愿意为保卫国土而战呢?毕竟日军攻陷新加坡就在不久之前,而且英军输得极为难看,士气奇低。没有英军的新加坡面对马印,情况只会更糟。
新加坡的策略是:这个国家,人人有份。
组屋政策横空出世。
最小是两室一厅,最大能有两层复式,从70平到140平均可选。夫妻有折扣,有孩子更有折扣,祖孙三代再加折扣,祖孙三代一个小区的折上加折。
具体政策可以上网搜,不摆上来是因为条件太诱人,看了之后评论区一定跑偏。
而且千万不要把组屋和某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混为一谈,新加坡组屋的建筑及维护水平,在国内堪称中高档小区。
80%的新加坡人买组屋。
不管马印两国怎么想,新加坡人都是有着强烈捍卫新加坡的动力,哪怕是新入籍的移民。
全阶层的税基,保证政府运作的可持续和政策余地;全民居者有其屋,使得土地政策在一开始就是导向社会稳定,并非收益来源。
我们再反过来看香港。
香港的税收绝不是全阶层的。对于有实力请得起各种事务所的人,这里是避税天堂;对于只能靠自己的人,税法里一分一毛也要交。
但香港的福利还是不错的,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寻找别的收入来支付这些社会福利成本。所以跑马,一楼一凤,土地。
土地是一个很诱人的收入来源,钱多。
但土地也是个很不好的收入来源,因为只有卖租两条路。卖,那你迟早会无地可卖;租,你不能轻易提高租价,否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上升。
遗憾的是,香港两条路都走了。
虽然名义上多数土地归香港政府所有,但实际上核心地段被地产商掌握后,玩法就变了。
地产商限制政府卖地。
通过环保、公众福利(例如要建公园)、丁屋设限等手段,地产商串联舆论,收买议员,进而在政策层面阻止政府将未开发土地投入市场。
这样,就能限制整个香港土地市场上的供给。地产商无需投入新资金去收政府的地,更无需投入开发和运营,直接拉高手中地产的价格就有巨额收益。
政府当然也可以拉高手中地产的租价,但是这是非常短视的,而且会直接拉高全民生活成本,导致极大反弹。
香港政府还能怎么办?别忘了还有所得税呀。引进更多资源,做大当地交易,政府还是可以赚钱的。
只是,做大当地交易,最大收益是当地资本,政府还是其次。如果以这条道路为政府收入的主来源,那么政府就被当地资本绑架了。
老街廉价的早餐店可能是当地普通居民的重要消费场所,但是对政府来说,早餐店的税和药妆店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所以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越来越多药妆店开起来,隐形拉高地租和房价,逼早餐店关门,改成另一个药妆店。
政府赚钱,地产商赚钱,当地的药妆渠道商也赚钱,就是这条街的居民下楼买不到早餐了。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十年的香港,发生了几万次:
政府作为当地资本的代理人,从政策上消灭低廉的生活环境,改造成适宜高频高价消费的场所,进而获取税收收益;
高频高价消费行业可吸收的劳动力有限,大量当地居民收入停滞,部分失业,同时生活成本上升;
政府拨出预算投入福利,并加深与当地资本的合作,进一步从地价租价中寻求收益。
恶性循环形成。
回归后的米棉之战,香港已经输了。
最后我和他一起总结:
任何政体都是资本与政治的结合。而土地有资本价值,例如卖了换多少钱;也有政治价值,例如这里能不能住,住不住的起,住的开不开心。
新加坡资本依附于政治,所以土地要便宜,要好住,要开心;香港政治依附于资本,所以土地要贵,要赚,要有效率。
虽然我们常说“我都要”,但世间安得两全法。
多好,在我们已经摸秃了的河里,难得的两块大石头。
很多人好像误解了一个问题。
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的“高房价”虽然是一个大问题,但“高房价”离谱到如香港一般的,完全是特定地区的特色。实际上,在正常的国家,无论人口密度多大,房价/居民收入比达到20-25已经是惊人的高房价地区!
知乎喜欢说“东亚”内卷,但知乎所谓“内卷”的日本、韩国,房价收入比相对于香港和其他一些地区,宛如人间天堂。东京港区(最好的区)70平米(没有什么公摊!)的均价不过7600万日元,
首尔的“高房价”同样显得可笑。
据全球数据库网站Numbeo统计,今年9月首尔市中心的平均公寓价格为每平方米1505万韩元(约9.17万元人民币),首尔郊区的平均公寓价格为每平方米742万韩元(约4.52万元人民币)。
房价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供应多少的问题。
香港的高房价是自80年代开始的。70年代麦理浩港督执政的时代,香港的建设开展的轰轰烈烈,住宅供地充足,房价/收入比也非常合理。但自80年代以后,土地供应日益收缩,最终制造了今时今日的滑稽景观——香港的住宅用地仅占全港的7%。与之类似的是,在其他一些地区,城市居民住宅用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600。这种通过人为制造的土地稀缺来抬高房价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地方特色
一、 香港和新加坡的背景比较:
人口:香港740万 vs 新加坡 560万
面积:香港1,106平方公里 vs 新加坡 719平方公里
人均GDP:香港 4.6万美元 vs 新加坡 5.8万美元(2017年)
收入中位数:香港1.5~1.6万港元/月,新加坡:4000~4400新元/月(2.0~2.5万港元/月)
二、 香港和新加坡房地产格局比较
1、 存量套数
1)香港:一共约280万套房,平均每套住2.6人
2)新加坡,一共约130万套房,平均每套住4.3人(ps:新加坡的房子比香港大很多)
2、“公营”对“私营”比例
公营即由政府主持投资开发的住房(public housing);
私营即民间开发商开发的住房(private housing)。其中政府主持投资开发的住房还可以包括PPP类的,即和民间合作开发。
1)香港:
公营和私营,按套数和居住人口比大概为(四比六),即40%多的人住在政府盖的房子里,60%住在民营开发商的房子里。(确切比例大概为45:55)
2)新加坡:
公私营是八比二,80%的人口住在政府盖的房子里(组屋、HDB flats)。20%的人口住在民营开发住宅。按套数计算比例也差不多。
3、供给
1)香港:大数是,每年公营房屋两万套,供应相对稳定,私营房屋在一到两万套间波动,私营市场里发展商主要看市场,会挑好的时机入市,会控制供应,会捂盘惜售,维持房价在高位。
2)新加坡:2017/2018财年(12个月),仅政府开发的组屋部分,交钥匙新房即达2.69万套。考虑到新加坡人口小于香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供应量。新加坡组屋都是按需(built-to-order)建设,完全和本地人口增长的趋势相符。供应出现了,政府就建设。并且能够保证占80%的人口住在政府组屋中。
4、“公营”住房中的租赁 及自有产权比
1)香港:
124万套公营房屋里,大数是,80万套是租赁的(“公屋”),40万套是可买下产权的(“居屋”),2:1的概念。公屋和居屋是两种并列的、完全面向不同市场和功能的公营房屋。
从《房屋统计数字2019年》公布的建设计划看,未来居屋的占比还在下降,就是整个公营房屋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水平。即每年该两万套公营房屋,其中就几千套是“居屋”。
简单的说,香港整个公屋体系主要提供的是租赁住房,类似中国的廉租房、公租房。居住者不掌握产权。并且需要符合条件才能入住。
2)新加坡:
新加坡认为最关键不光要解决住的问题,而且是房屋自有产权(home ownership),因此是在贯彻居者有其屋理念的。新加坡的公营房屋(即组屋)在香港标准看,都属于“居屋类别”。看大数,80%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组屋里,其中90%的拥有产权,也就是七成的人通过公营房屋拥有自主产权。
新加坡的整个公屋体系基本提供的是自有产权房,类似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公用产权房等。这和香港有着本质性区别。
5、租赁房(廉租房)的政策及定位
1) 香港的“公屋”
公屋80万套左右,占香港120万公营房屋的三分之二,是香港最主要的公共住房。公屋都是蜗居,47%为30~40平方米,23%为20~30平方米,13%小于20平方米,其中只有17%大于40平方米。租金非常低,大概就2000港元,是市面上私营住宅租金的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公屋中还有极小单位者,人均居住面积少于5.5平方米。
到2019年3月底,约有15万宗一般公屋申请,以及约11万“配额及计分制下非长者一人申请”。其中一般申请者平均等候时间似乎5.5年,与政府“三年上楼”的目标差距很大。
入住资格:公屋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有严格的收入及资产上限,超出即要求搬出。根据2019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新公屋申请“入息”(即收入)及资产限额是,一人家庭的月收入不能超过1.18万港元,总资产不超过25.7万港元;两人家庭月收入不超过1.87万港元,总资产不超过34.8万港元。伴随家庭人口数量增加,相应限额也会累加。(注,入息为剔除5%公积金缴纳后的净得)。
姑且不论申请等候时间是5.5年,在香港,新人月薪一般在1万港元以上,大学生大概1.5万港元,社会中位数一般1.5~1.6万港元。年轻人如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收入水平就超了,无法满足公屋对的收入的限额。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群特别是年轻人而言,公屋门槛“太高”,产品又差,又没有产权,完全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难怪乎特区政府在说推出公屋时,很多市民认为这与自己毫无关系。与新加坡完全不同。香港人家里非常小,年轻人就业后在家里住得非常难受,非常不方便,摩擦也大。但申请公屋不符合条件,居屋抽不到签,私人住宅则买不起,为了搬出去就只能租赁私人住宅。私人住宅租金又非常昂贵,44%的的房屋租金超过2万港元,占到了香港平均家庭收入中位数(约2.8万港元)的70%。人们面临的选择是搬出去,缴纳高昂租金,把自己的薪水都贡献给业主供楼,或挤在父母家人的蜗居里。
新加坡是君主制。君主和臣民不是对立的,君主需要臣民的支持,君主设法让臣民住得起房,因为只有如此,臣民才不会去反对君主。只有如此,臣民才能繁衍生息,如此君主才能千秋万代。君主不需要贪污,不需要压榨房地产谋求暴利,因为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再贪不是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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