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如何战胜元朝的？
元朝覆灭的内因：腐朽的统治与民怨沸腾
要理解明朝为何能战胜元朝，首先必须审视元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元朝，作为一个由蒙古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方式与之前的汉族王朝有着显著的区别。
民族歧视与等级制度： 元朝实行严酷的民族等级制度，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和南人（包括南宋故土的居民）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和歧视。这种不平等待遇，极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始终未曾平息。
经济的掠夺与民生凋敝： 元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后期，沉迷于奢靡享乐，对民众的盘剥也日益加重。赋税沉重，徭役频繁，大量财富被用于维系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同时，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不足，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民生凋敝，饥荒四起。
政治的腐败与权力斗争： 元朝后期，政治腐败到了极点。朝堂之上，权臣当道，党争激烈，皇帝往往被架空，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皇位继承的混乱也加剧了政治动荡。这种内部的权力倾轧，使得元朝政府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黄河泛滥与天灾人祸： 尤其是元顺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造成的巨大水患淹没了大片农田，使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饥荒和战乱的双重打击下，人民的生存状况变得极为艰难。
正是由于这些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元朝的统治变得摇摇欲坠，为后来的反抗力量提供了土壤。
明朝的崛起：从草根到帝国的力量
在元朝统治的阴影下，各种形式的反抗活动从未停止。其中，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汇聚成了推翻元朝的洪流。
朱元璋的个人特质与领导才能： 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经历坎坷，做过和尚，也当过乞丐。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底层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体悟，也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他善于用人，能够笼络人心，组建起一支纪律严明、战力强大的军队。
起义军的战略与组织： 朱元璋的起义军并非一股脑的蛮力冲撞。他们有着清晰的战略目标，并且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策略。例如，在早期，他们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既稳固了根据地，又积蓄了实力，避免了过早与强大的元军主力交锋。同时，起义军在组织上也力求严密，赏罚分明，这使得他们的战斗力远超一般的乌合之众。
联合与分化： 在反抗元朝的过程中，朱元璋并非孤军奋战。他也曾与其他起义军力量（如韩山童、刘福通、张士诚、方国珍等）有过合作，也曾与之发生过冲突。朱元璋精于权谋，能够审时度势，在合适的时机联合盟友，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够果断地分化瓦解对手，最终将所有反抗力量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
对民心的争取： 与其他起义军相比，朱元璋的军队更加注重争取民心。他们尽量减少对百姓的扰害，甚至会帮助受灾的民众。这种“仁义之师”的形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为起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情报支援。
关键战役与军事策略：一步步蚕食与最终决胜
明朝战胜元朝，离不开一系列关键性的战役和明智的军事策略。
攻占集庆（今南京）： 集庆是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奠定了他在南方发展的根据地，也为之后北伐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鄱阳湖水战： 这是元末农民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朱元璋率军与陈友谅的数十万大军在鄱阳湖展开决战。这场战役历时数月，双方伤亡惨重。最终，朱元璋凭借精良的战术和顽强的意志，以少胜多，击败了陈友谅，消灭了南方最强大的对手。这场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朱元璋的实力。
徐达北伐： 在消灭了南方其他割据势力后，朱元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准备北伐元朝。他派遣得力大将徐达率领大军北上。
攻克元大都（今北京）： 1368年，徐达率领的明军攻克了元朝的都城大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终结。元顺帝仓皇北逃，史称“元亡明兴”。
扫荡残余势力： 即使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但其残余势力在塞北依然存在。明朝军队继续追击，将其势力范围逐步压缩，最终在多个战役中击溃了北元的主力，巩固了明朝在全国的统治。
超越军事的胜利：建立稳固统治的根基
明朝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为建立一个稳固的新王朝打下了基础。
建立集权统治： 朱元璋在战胜元朝后，迅速着手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废除丞相制度，加强皇权，设立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以巩固统治，防止权力旁落。
恢复经济与生产： 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明朝初年的经济凋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减轻赋税，鼓励垦荒，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
制定法律与制度： 朱元璋还组织编纂了《大明律》，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为明朝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总而言之，明朝战胜元朝，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元朝统治的腐朽和民怨的积聚，为起义提供了土壤；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战略眼光，则将零散的反抗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推翻力量。关键的战役胜利，奠定了军事上的优势，最终，明朝不仅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王朝，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场胜利，既是对元朝暴政的宣判，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民族解放的生动写照。
网友意见
先进系统的传播和统治阶层的耗散。
蒙古人大量的在农垦区开辟草场，在农业区造就了养马的基础，进而双方在物资层面没有代差。
从历代的民间文书可以看到，外族统治下，统治民族的底层与被统治民族的底层，所承受的生活是一样的，都强依赖自身的经济能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动权。蒙古族自身的粗糙管理远不如后来的女真，导致起义军中蒙古骑兵也是主力的关键组成。说得现代点：混血后代比纯种的强。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出发点是元政权的先天不足。换言之，元朝在军事与维稳水平上都完全不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它昏透了，也烂透了，就是一扇虚掩的破门，经不住一阵强风也经不住任何人狠踢一脚。
爪机码字，社会治理水平低下，法律执行宽纵等问题不再赘述，仅简述下这个以武功立国的政权在军事上不可思议的软弱。
军队是所有国家镇压不稳因素的执行力量，而元代军制决定了元军完全不能长期胜任这项职责。称此时的元军为“蒙古铁骑”，（元军本来就不以蒙古军人为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元朝建立几十年后，军户制，调防制度，军人徭役，诸卫儒学抽干了元官军身上每一滴骁勇善战的血液，虽然行省各有数量庞大军队万户府，“中央军”侍卫亲军也由世祖时的十数个卫扩编至顺帝时候的三十四个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明代继承元代的“卫”制，但是元单个卫的人数规模远远超过只有5600人定额的明卫，侍卫亲军中较早成立的几个卫都有十个千户以上的规模。侍卫亲军总共拥有各族军户数十万人（汉军过半，其余为蒙古、钦察、回回、斡罗斯等族）。然而，这些国家的战争奴隶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熟悉锄头耕犁甚于刀剑弓矢，典妻卖子筹钱出征的贫苦农户，他们中的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通过在卫所的儒学提举皓首穷经考取功名打破元代严密的“跟脚”门第社会。民变大起红巾横行，贫苦农民甚至穷书生们组成的各族官军视出征为借机剽掠百姓改善生活的机会（不少人老婆孩子还在人贩子那里抵押着呢），遭遇红巾军时则一触即溃。
名字很吓人的万人怯薛禁卫更是自元初始就失去了军事意义。
好在我大元在地主阶级中的人气还是相当高的，各地地主自发招募的武装“义军”成为了“抗红主力”（代表人物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被朝廷招安。
元代军权下放到行省一级，行省武装以行省平章为军事统帅。这决定了当中央军丧失镇压能力后，各个行省无异于独立军阀。元末部分地方官员（代表人物四川的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等人）手中仍有较有战斗力的行省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义军与行省新军的骨干和主力都不是亲军诸卫与地方万户府的旧军户，而是新募人员，其民族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汉、南人。由于“诸侯”们大多地处北方便于获得军马，其马兵之利还是深为诸部南军忌惮的。义军、新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为我大元续命的作用，然而，不久之后军阀化的义军领袖与们陷入了争夺主导权的“中原大战”中，在北方撕着撕着.....就到了1368年呦~~~
朱元璋都看不下去他们了：
（吴元年冬十月庚申）上将命诸将北伐。谓信国公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坠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命诸公北伐，计将何？”......
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 ）
岂有不亡之理？
令天下蒙古人臣服的一战——明成祖首次北征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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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明朝吧还是比较理性。
一.战前形势
元末明初，明军将蒙古统治者逐出中原。蒙古统治者北迁之后，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已经主要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分。鞑靼的地盘大约在今斡难河（鄂嫩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一带，部落主力由包括阿速卫在内的故元侍卫亲军组成，实权人物是阿速人阿鲁台。瓦剌原在叶尼塞河上游，后来势力南下，发展到东至和林、西至贴木儿帝国一带，部落主力由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部及森林民等发展而成，实权人物是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鞑靼与瓦剌为了争夺蒙古草原的霸权，一直鏖战不休。
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将一批投降的蒙古部落设立成为羁縻卫所，当作屏蔽边境的藩篱。不过，其中的一些卫所却叛服无常（例如在辽东，明朝在故元辽王降明之后，设立在潢河以北至黑龙江以南的兀良哈三卫），而到了永乐年间，明廷向瓦剌遣使通好，于永乐七年（1409）正式册封其头目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赐予印诰，双方确立了隶属关系。在此之前，鞑靼发生内乱，原大汗鬼力赤死亡，本雅失里被权臣阿鲁台等人拥立，继任大汗。本雅失里即位之后，却杀死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者，并且在明边境剽掠。
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当即派遣淇国公丘福为镇虏大将军总兵官，率师十万，进入蒙古草原，北征鞑靼。然而明军深入蒙古腹地时，在胪朐河陷入鞑靼军队的重围之中，全军覆没。明成祖大怒，决定亲自率军北征鞑靼。
明成祖的首次北征是在永乐八年（1410），此外还分别在永乐十二年（1414）、永乐二十年（1422）、永乐二十一年(1423)、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行了四次北征。明成祖首次北征的经验教训影响了后来的四次北征，现在对首次北征予以简析。
二.战区地理环境
蒙古高原，东面有大兴安岭山脉，西面有帕米尔高原派生的山脉，中间分布着河川、湖泊、沙漠、草原、森林、丘陵等。
蒙古高原气候干燥，年降雨量稀少，与农业地带相比，是缺水的区域。昼夜气候差异比较大，冬寒夏热，冬夏气候差异也很大，五六月间为风季，常形成夹带沙尘的风暴，蒙古民族的经济以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为主，以渔猎及少量农业为辅，掠夺常常是游牧民族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特别是在不能和平贸易的时候。
鞑靼的根据地在斡难河、胪朐河一带，每年的春夏之交，这里水草茂盛，是游牧的好地方。这一带也是明成祖首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
三.双方动用兵力
明军号称五十万，其中包括过去在战争中归降的蒙古军、还有女真军，及向朝鲜征调的马匹等。[1]明军五军序列如下：
五军之中军：清远侯王友安远伯柳升（副）
五军之左哨： 宁远伯何福
五军之右哨： 武安侯郑亨
五军之左掖：宁阳侯陈懋 都督曹得（副）都指挥胡原（副）
五军之右掖：广恩伯刘才 都督马荣（副）都指挥朱荣（副）
前哨：都督刘江（兼游击将军）
除了五军之外，明成祖还以都督薛禄（兼骠骑将军）、都督冀中（兼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兼神机将军）、都指挥陈贤（兼神机将军）、都督金玉（兼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兼轻车将军）等将领“分督精卒，不隶五军”，[2]另外，都指挥佥事谭广（兼骁骑将军）统领的神机营“五千下”兼职“随驾护卫马队。”[3]
鞑靼方面应战的军民大约为二、三十万，[4]其统帅为大汗本雅失里、太师阿鲁台、[5]知院失乃干等人。
四.进军经过
永乐八年(1410)正月十五日，明成祖向天地、宗庙、社稷祭告亲征鞑靼之事。二月，亲率大军由北京启程。
明军没有隐瞒征伐鞑靼的企图，于三月九日在鸣銮戍举行了大阅兵，阵容东西绵亘数十里，并请来朝贡的瓦剌使者观看。
北征大军进军的速度不算快，经常上午行军，中午之后休息，[6]甚至还会在途中休息一至数天，[7]其后勤的补给方式是，动用武刚车三万辆，运粮约二十五万石，随军而行。武刚车运粮虽然胜过人力运粮，但在蒙古地区行军经常需要横跨沙漠，而笨重的武刚车时不时会陷入沙堆之中，从而拖延了行军速度（明成祖吸收了教训，在后来的北征中大量使用驴来运输）。
明军平均每十日路程，就建筑一个城。城寨通常都有水源，当前进时缺水，可以派人回到后面的城寨取水，同时，还在每一个城寨里面贮存了粮草，并留置一部分军队守卫（明军建筑的城寨有“杀胡城”、“灭胡城”等，以及利用了洪武年间北征蒙古时遗下的城寨。例如“广武镇”就是洪武五年李文忠北征时的屯粮基地）。军队沿路筑城贮粮的主要目的是为回师做准备，这显示明成祖最初制订的计划是沿原路回师。
五月一日，明军到达胪朐河（明成祖改其名为“饮马河”），至此，已经深入蒙古腹地，却仍未与鞑靼军主力相遇。明成祖非常重视侦察敌情，他训斥负责侦察任务的哨马营等将领，称：“哨马营离大营三十里......不发哨马在前，却令架炮之人在前，遇见贼五人，若贼有胆略，如何不被其擒去？（所谓“架炮之人”的任务就是发现敌人时用炮声来做预警的，与作战机构神机营的任务不相同[8]）”为了避免有将士被胡虏掠去而导致泄漏军机，明成祖特别下令选拨精壮官兵沿途收容患病及掉队之人。
从进军过程中，可以看出明军是采取集中兵力的形式，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
五.作战经过
五月五日，明军首次捕获鞑靼军队的间谍，五月八日，当前进至环翠阜时，一位名叫款台的指挥又捕获了一名间谍。据这位间谍供称鞑靼发生内讧，大汗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马向西欲投奔瓦剌，现在已经到达了兀古儿扎河（即克鲁伦河北），而太师阿鲁台则率另一部分人马东奔。
针对鞑靼已经分散为两部分的事实，明成祖亦改变了以往集中兵力的布置，而采取分兵应付的措施，他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由其亲自带领，携带二十日粮，追击本雅失里。另一部分驻扎在新筑成的“杀胡城”中，监视东奔的阿鲁台部。
明成祖命令随征诸将在带兵时要尽量不走山路，避免士兵疲惫不堪，当他到达兀古儿扎河时，发现本雅失里已经离开该地，便连夜追击，并于五月十三日在斡难河畔追上了本雅失里，双方爆发了一场激战。
明成祖亲自登山布阵，指挥先锋发起进攻，迅速击败了鞑靼军，俘虏了一批男女、畜牲、辎重等。
本雅失里战败之后，率领七骑渡河逃跑，明成祖命令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追击，刘江、梁福最后却空手而还。
明军班师回到“饮马河”，与驻扎在“杀胡城”的军队会师之后，明成祖令成安侯郭亮督运粮草回应昌、尚书吴中，都指挥章安督运粮草回禽胡山，这时他已经从谍报中得知鞑靼知院失乃干率领一部分溃散的部属在广武镇一带，欲向明军投降，便下令指挥廓廓贴木儿前往招抚，同时，再次作出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军队回师开平，防备失乃干——如果失乃干拒绝投降，则对其予以攻击，而他本人则率领另一部分军队沿“饮马河”（克鲁伦河）东进，搜索鞑靼太师阿鲁台部。
六月初九，东进的明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每天只有在天明及日落之前才烧火做饭。
当搜索到静虏镇（兀儿古纳河一带）时，明成祖通过谍报得知阿鲁台的军队聚集在山谷的前面，他象在斡难河与本雅失里作战时那样，亲自带数十骑登上一座山冈，指挥左右相距数十里的明军依照地形布阵前进，向鞑靼军进攻。鞑靼军且战且退，出没于山谷间。双方在一个名叫九龙口的地方对峙，[9]阿鲁台派人诈降，但被明成祖识破。
明军出动数百名骑兵前出挑战鞑靼军。鞑靼军大队人马展开反击，他们反击时首先冲向明军的右哨，但被武安侯郑亨带领右哨抵挡住了。[10]
阿鲁台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冲向明成祖御营，结果遭到了明军兼职“随驾护卫马队”的神机营的射击。[11]当时的神机营，又叫“五千下”，缘于都指挥佥事谭广得到五千匹战马而组成，[12]这支部队在北征中一直跟随着明成祖，在作战时可以既下马布阵射击，又可以上马冲锋。[13]
神机营主要装备有神机枪炮、弓箭、盾牌、刀枪、斧头等。其中各类神机枪炮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金属管形火器，大小不等。既可以将大的炮放在车辆上面来发射，也可以将小的枪放在架、桩、托的上面发射。而其中的神枪（也可以叫做神机铳），不但可以发射弹丸，还可以发射箭。例如在枪筒里装填上弹药之后，再垫上一块木块（这种产自广东木块“重而有力”，称作“铁木力”[14]），同时在木块前面放入一支箭——当点燃火药之后，箭就会飞向目标，射程达到三百步。[15]不过，神枪发射程序复杂，新手容易出现失误，不利于迅速射击。[16]
神机营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的射击，通常分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处于队列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处于队列第二、四、六、八、十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火器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装好弹药及箭的火器。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之后的火器，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由他们装上弹药及箭）；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提前装好弹药及箭的火器，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17]
向明军进攻的鞑靼军队持有构枪、刀等，而普遍装备的远程武器是弓箭。其弓以桑榆为干、取野牛黄羊之角、以鹿皮为胶、配以皮条为弦，虽长但是力弱。其箭以柳木制成、以铁为镞，比较粗大。这种弓箭不能射于五十步之外，[18]射程明显比神枪短。因此，当鞑靼军进入明军神机营二三百步射程范围之内时，就会处于光挨打而不能还手的窘迫状态。
当神机营在战场上经过一轮接一轮的射击之后，弹丸与箭交织纷飞，重创了鞑靼军。明成祖把握时机，率领千余精锐骑兵冲上前。鞑靼军抵挡不信，开始败退，阿鲁台惊惶失措，一度堕马。
谭广率领的神机营亦参与了冲锋，各种明军跟踪追击。在回曲津，安远伯柳升又一次用神机枪炮发射，甚至有一箭贯穿两名敌人的。这时铳声震动数十里，鞑靼军人马纷纷倒毙。明军继续追击，斩鞑靼名王以下数百十人，阿鲁台携带家属逃得无影无踪。
六月十四日，明军一直追击到广漠镇才班师，他们班师时，压运着一批俘获的辎重，有一部分依附阿鲁台的兀良哈人却尾随在他们的背后，企图乘机劫掠这些辎重。明成祖决定乘机歼灭这股敌人，便先命数百骑兵埋伏在河曲的柳林里，再用包囊装上草来冒充辎重，由十余骑兵持火器在后面护送。
兀良哈人误认为明军主力已经撤离，一轰而上抢夺辎重。明军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圈之后，马上跃起用火器射击，同时，明成祖也亲率精兵杀回。兀良哈人大乱，人马陷入淖泥中，除数十人成为俘虏之外，其余全部死亡。
从明成祖首次北征的作战经过中，可以看出他在每一次作战之前，均弄清楚当面鞑靼军的位置。例如当他与本雅失里作战之前，侦察得知其在兀古儿扎河附近；当他欲招降失乃干时，侦察得知其在广武镇一带；当他与阿鲁台作战之前，侦察得知其在兀儿古纳河一带。综上所述，明成祖首次北征，在侦察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后来在对鞑靼的三次北征中（还有一次北征是对付瓦剌，不计算在内），均对敌军的位置不太清楚，这表明，鞑靼方面已经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有效的反侦察措施。
另外，明成祖首次北征，神机营在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后来的四次北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后来永乐二十年(1422)的北征中，大军屯营时，大营居中央，大营之外分驻五军，步兵在内，骑兵在外，而神机营又在骑兵之外，这意味着一旦与敌人交锋，神机营必将首当其冲。
明军在首次北征中使用火器的一些战术，亦在后来的四次北征中重复使用。例如先以少数骑兵诱敌，等到敌人大队人马反击时进入火器的射程之后，再用大量火器射击——这种战术，明军在首次北征与阿鲁台作战时使用过，其后在永乐十二年的北征中，又与瓦剌在忽兰忽失温作战时再次使用。还有一个例子是先以辎重诱敌，后用火器伏击——明军首次北征中在广漠镇一带的河曲的柳林里用过这种战术，其后在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中，在威远川再次用同一战术击败了兀良哈人。
六.回师经过
前文已经提到明成祖在“杀胡城”作出了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军队回师开平。王友、刘才率军回到禽胡山一带，为了躲避鞑靼知院失乃干的三千部队而绕道应昌，[19]结果导致一些明军因缺粮而饿死，事后，王友、刘才的避战行为受到了明成祖的严责。
而明成祖率主力在广漠镇一带班师时，也不再经原路回师，而是折向西南，经过兴安岭的永宁戍、通川甸等地回到开平，七月十七日，回到北京，明成祖部在绕道回师的途中同样出现了缺粮的情况，明军用俘获的畜牲来应急。明成祖还让将士互相赊粮，并承诺回到关内之后由官方代为偿还，幸好在途中，英国公张辅及成安侯郭亮运来粮草予以接应。
明成祖最初制订的计划是沿原进军路线回师，并预先在进军时沿路筑城贮粮（例如平胡城），目的当然是为回师做准备。但后来战局的变化致使明军不能按原定计划沿原路回师——两路军队均绕道回师。所以，明成祖回到开平时，不得不令都督张远等人重返平胡城，把贮存在该城的粮食运回，他吸取了这次北征回师时的经验教训，在后来的四次北征中主力基本上都是按原路回师，充分利用进军时在沿路预先贮存的粮草，尽量避免出现缺粮的情况。
七.首次北征的结果
从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被明军逐出中原之后，到明成祖首次北征蒙古为止，在蒙古诸部的最高统治者的名单如下（这份名单主要根据汉籍整理）：
（一）元顺帝
（二）爱猷识里达腊
（三）脱古思帖木儿
（四）坤贴木儿[20]
（五）鬼力赤
（六）本雅失里
明成祖首次北征历时三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末能全歼鞑靼军队，却扫荡了其根据地斡难河、胪朐河一带，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太师阿鲁台称臣朝贡。
永乐八年(1410)之后，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已死，瓦剌的头目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和鞑靼的头目阿鲁台已经先后向明成祖称臣朝贡，这一刻的明成祖已经淘汰了本雅失里，成为了蒙古诸部的宗主。[21]后来，瓦剌及鞑靼先后反明，擅立新大汗（例如答里巴、阿台等）。从封建名教的角度来看，这些属于反叛的行为。明成祖为了巩固首次北征的成果，分别在永乐十二年(1414)、永乐二十年(1422)、永乐二十一年(1423)、永乐二十二年(1424)对反叛者进行讨伐，最后在征途上去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朝鲜）李朝实录》太宗十年二月庚戍条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九《兵制考》
[3]《明史.兵志一》，参考拙作《关于神机营——给专家挑错》
[4]《明太宗实录》记载，明成祖首次北征之后，永乐十一年至十五年，明廷先后给臣服的阿鲁台所部头目授予职事，共计授官3765人，而洪武年间，蒙古纳哈出所部三十万人降明，明廷授予的官属将校为3300人，据此估计阿鲁台大约控制了二三十万人（详见《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94页）；此外，朝鲜《李朝实录》世宗三年十二月辛丑记载（永乐十九年）“鞑靼兵四十万屯于沈阳路”亦可作参考。
[5]《明实录》最早记载阿鲁台为太师的是永乐八年十一月丁未条，但我认为阿鲁台于永乐六年拥立本雅失里之后已经成为大师了。
[6]例如三月二十五日，明军上午从金刚悍出发，中午之后休息。详见金幼孜撰的《北征录》
[7]例如明军曾经在金刚悍休息了数天。详见金幼孜撰《北征录》
[8]《弇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夏四月己酉条
[9]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八转引的《北征录》曰：“六月九日发飞云壑，虏列阵以待。上敕诸将严行阵。虏伪乞降，上命敢招降敕授之。俄而左哨接战，至为龙口虏拥众犯御营。都督谭广以神机营兵直冲其阵，败之。追奔十余里。上亲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虏叶辎重弥望，牛羊狗马遍满山谷。广，骁将也。每用为前锋。此北伐之初驾也。此时虏尚能师，所谓列阵诈降是已”、《国朝献征录卷之十》之《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镇朔将军永宁伯譚□□行状》、《明史.谭广传》
[10]《明史.郑亨传》称郑亨在此役“论功为诸将冠。”
[1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八转引的《北征录》
[12]《明史.兵志一》
[13]《明史.谭广传》：“永乐九年进大宁都指挥佥事。董建北京。既而领神机营，从北征，充骁骑将军。十一年练军山西。明年从征九龙口，为前锋。贼数万凭岸，广命挽强士射之。万矢齐发，死者无算。乘胜夹击，贼大败。论功，进都督佥事。”谭广于第一次北征之前进入北京（即永乐七年，详见明人王伟撰写的《永宁伯谭公行状》），《明史》却错误地将谭广进入北京的时间改为第一次北征之后的永乐九年。
[14]《中国军事史》之《兵器》卷，第136页
[15]茅元仪《武备志》卷一百二十六
[16]《明史.兵志四》称：“箭工周四章言，神机枪一发难继，请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
[17]参考《明实录》景泰元年六月乙西五军坐营都指挥佥事王淳言太宗旧制条；另外，朝鲜《李朝实录》世宗二十三年六月戊辰条称：“火炮最御敌之利器也。尝闻中朝于北征之时，非唯放射人赍持，或驮载于马，或使一人赍持从之，随其射尽传授。”
[18]萧大亨《北虏风俗》之《教战篇》，戚继光《练兵实纪》之《杂集卷四》
[19]《弇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20]《明史.鞑靼列传》称：“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
[21]作于十七世纪初的《黄金史纲》，称元顺帝一个已经怀孕的后妃被明太祖俘虏后，生了明成祖朱棣，故朱棣是元顺帝的儿子，暗示蒙古人仍然统治着中原。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朱棣一度成为了蒙古诸部的最高统治者。
当然马政也起了主要作用
还有民族政策，大量任用蒙古降将。
谢邀
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讲，外因如蒙古的分裂，元朝自身的腐败、军队退化等等，内因朱元璋的北伐战略和远见卓识，还有明军的严明军纪都是明军北伐成功，将蒙古人赶回草原的原因。我只略讲一点明军的情况：
1. 在明军北伐过程中，朱元璋提出“北土平旷，利于骑战”，要求稳扎稳打，以精兵开道，大军随后推进的战术思想，要求北伐大军骑步配合。
北方的华北一带地势平坦空旷，非常适合骑兵冲击。明军面对蒙古铁骑，在这种地带作战将无法凭险抵御，只能被迫以步兵抵御骑兵冲击。朱元璋提出的战术思想表明此时的明军缺少骑兵，且骑兵质量不足以与蒙元骑兵抗衡。
朱元璋曾对李文忠说“王保保若见我这里马军，好歹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里军马离了步军时，他却来与战，再说道王家这小的只是用拐子马熟，更说必有伏马” 。拐子马即披挂马甲的重甲骑兵，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蒙元将领并不惧怕明军的骑兵，如果明军骑兵脱离了步兵，蒙元铁骑就会寻机歼灭。真正让蒙元惧怕的却是明军步兵。
明初朱元璋的军队虽然拥有一定量的骑兵，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江南地方割据势力相比，朱元璋麾下的骑兵数量居多，其征张士诚时一马军可以备二步军，骑兵比例很高。例如与张士诚弟张九六的一次野战，“命总管王均用率铁骑为奇兵，达亲督师与九六战，锋既交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九六退走”，明军骑兵成为主导胜利的关键。但是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朱元璋虽能在一些战役中派出数千铁骑在野战中碾压群雄，但新生的明王朝却仍然处于极度缺马的窘况，为了搜罗马匹，朱元璋甚至派过使臣到琉球这种海岛上买马。明军与蒙元相比，骑兵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处于极大的劣势。这就要求北伐的明军必须具备以步制骑的实力，否则平原上的野战中将会被蒙元借地利以骑兵优势击垮。
那么北伐的明军步兵是否具备这样的实力？
我们先从陆聚说起。
陆聚为明初开国将领，至正二十六年率部以徐州、宿州归附朱元璋，朱元璋任命陆聚为江南行省参政，驻守徐州。此后陆聚攻克周边定沛、定沛、鱼台、邳、萧、宿迁、睢宁等地。此外在北伐中，陆聚所部还随北伐军克山东、平河南，并直捣元大都。
明太祖实录记载，吴王元年二月元军攻打徐州：
“元将扩廓帖木儿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驻陵子村。参政陆聚令指挥傅友德御之。友德率兵二千余，泛舟至吕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陆击之。李二遣禆将韩乙盛兵迎战，友德奋槊刺韩乙坠马，其兵败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来斗，趋还城开门，出兵陈城外，令士皆卧枪以待。有顷李二果率众至，友德令鸣鼓我师奋起冲其前锋，李二众大溃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将士二百七十余人获马五百余疋”。
这一战陆聚令部将傅友德抵御元军。傅友德所率二千余兵均为步兵方可乘舟，在与元将李二作战时，傅友德让士兵“皆卧枪以待”。很显然，这是一只以长矛为主战兵器的军队。面对元军骑兵，二千明军以长矛战阵发起进攻“奋起冲其前锋”，正面攻击元军骑兵。此战不仅打败了元军，还捕获了元将和二百七十余人获马五百余。
这是一场明初典型的以步制骑。明史陆聚传评价“聚所部皆淮北劲卒，虽燕、赵精骑不及也”这句话表明，陆聚所部的这支以长枪兵为主的步兵比燕赵之地的精骑还要厉害。
“枪，为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 ，长枪也即长矛为百兵之首，大量擅长使用长枪战阵的精锐步兵就是北伐明军以步制骑的胜利保证。
2. 元代是个很有趣也很乱的朝代，不足一百年的貌似统一的统治中，实际是乱糟糟的。蒙古集团经常性的发生内讧，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还有后来元武宗与泰定帝争夺帝位两都之战等等，各级军团之间没事也喜欢互相打一仗，换句话说说，元代的百姓对战争并不陌生。民间也不太平，虽然南宋被征服，但是民间却存留了大量的民团聚众山林。这就使得民间长期存在大量武装人员，不仅知兵，而且好斗，都是优秀士兵的来源保证。因此在元末大乱的局面下，江淮地区迅速形成了诸多非常有战斗力的割据势力，并形成很多在乱世中自保的民间武装“执刃器趋凶者数万”，民风彪悍，多以堡寨聚集。这与一般朝代末期因为长期的和平稳定，内地百姓往往几十年上百年没经历过战争，人不知兵，军备废弛，武风不盛的情况大不相同，如明末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人不知兵，所以农民起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元末的农民起义军在起义初就收聚了大量民间的武装人员，兵员素质很强，远比腐败没落的元军强，就连号称精锐的蒙古绿睛阿速军，见到起义军都大喊“阿卜”（快逃）。
朱元璋崛起自江淮之间，除了上文提到的陆聚所部，朱元璋仅在攻克定州之前就招降了“驴牌寨”获得近四千兵力。且因江淮地区不宜养马，所以这些武装多以使用长枪的步兵为主，马匹多缴获自元军。这些民间武装多互相攻伐或与元军作战，在战乱中，这些民间武装作战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可谓百战精兵。此外，朱元璋在与群雄作战的过程中还受降了大批“长枪军”，如淮西青军（又号长枪军）、长兴武康“花枪军”等。
北伐明军以这些精锐的步兵为主力，自然不惧怕以骑兵为主的元军。
以上这些条件，都是朱元璋的明军远胜蒙古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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