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军是如何输给起义军的？
首先，得说说明朝官军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理论上应该是国家机器的脊梁，但到了明朝后期，这脊梁骨都快弯折了。
1. 腐败，腐败，还是腐败！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要命的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军饷发不下来，就算发下来，也得被层层盘剥。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能有多少战斗力？更别说那些装备了，本来就精良的火器，因为缺钱买不到耗材，或者因为贪污腐败买到劣质品，根本就没法用。马匹也一样，吃草都成问题，还怎么骑？
这种腐败还不只是克扣军饷那么简单。很多军官，他们当官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为了捞钱。打仗？那是危险活，没油水。他们宁愿在后方安逸地坐着，或者把士兵派出去当自己的“私人武装”，去收保护费、抢劫百姓，哪管什么战局？所以，真到了战场上，你会发现很多官军的编制都是虚的，人头是空的，粮饷是进了别人的腰包。
2. 军制混乱，效率低下。
明朝的卫所制度，早期是军户世袭，一人当兵，全家受苦，好处是训练有素，还能自己生产一部分粮食。但到了后期，这个制度彻底僵化了。军户逃亡、死亡，导致卫所人员严重不足，很多地方的卫所就成了空架子。招募的募兵制又容易受到腐败影响，兵源素质参差不齐。
而且，明朝的军队层级太多，指挥不畅。皇帝遥控指挥，大臣互相推诿，前线将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支援，甚至有时候命令都传不到。一场仗打下来，可能一半的时间都耗费在传达命令和协调上了，等部队集结好，敌人早就跑了或者已经解决了。
3. 将领无能，缺乏经验。
很多任命的将领，尤其是后期，更多是靠裙带关系或者政治恩荫，而不是真正的军事才能。他们可能更擅长拍马屁，而不是排兵布阵。即使是有些有经验的将领，也因为上面的掣肘，不敢放手施展。更别提那些被派去镇压起义的将领，他们可能根本没见过真正的阵仗，对起义军的战术一无所知，自然屡战屡败。
4. 士气低落，缺乏训练。
你让一群发着霉粮、穿着破烂、欠着饷的士兵去和一群为了生存、为了“翻身”而拼命的起义军打仗？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官军士兵知道自己是被剥削的，对朝廷没什么忠诚可言。他们只想活着，能少挨几顿打，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训练？那更是奢望，能把枪站稳就不错了。
反观起义军，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
起义军之所以能打败官军，绝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神力，而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军的弱点，并且自身具备了某些官军所缺乏的特质。
1. 强大的凝聚力和作战目的。
起义军的士兵，很多都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加入的。他们背负着血海深仇，或者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为什么而战”的信念，是官军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挣扎的士兵所没有的。他们是一群被压迫者，所以他们打仗时往往非常凶狠，也更容易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氛围。
2. 灵活的战术和出其不意的攻击。
起义军不像官军那样有固定的阵型和战术，他们更灵活。他们善于利用地形，在官军不熟悉的地方设伏；他们也敢于冒险，进行夜袭、突袭，让官军措手不及。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会利用官军内部的分裂和惊慌，来扩大战果。
3. 能够迅速适应和学习。
起义军往往能够缴获官军的武器装备，并且很快学会使用。他们也善于观察和学习官军的优点（虽然不多），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战斗中。比如，他们可能会学习官军的火器使用方法，或者利用官军的某些后勤漏洞。
4. 领导者的作用。
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个起义军领导者都雄才大略，但很多时候，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领导者，他们确实比很多官军将领更有魄力，也更能团结人心。他们知道怎么激励士兵，怎么制定作战计划，怎么在劣势下寻找生机。
5. 占领地盘后的资源整合。
起义军在占领了某些州县后，他们会积极招募当地的青壮年，征集粮草物资。虽然他们的管理方式可能比较粗暴，但至少能保证一部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他们也会笼络一些失意的读书人或者前官军官员，来帮助他们处理政务和规划。
具体举个例子，比如山海关大战。
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威震天下，进入北京后，更是气势如虹。而驻守山海关的，是吴三桂。按理说，吴三桂的军队是明朝精锐，装备也相对不错。但为什么吴三桂会选择和满清联手，打开山海关，导致李自成大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势如破竹，但在攻打北京后，军纪有所松懈，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一些士兵开始抢掠百姓，这让一些原本倾向于起义的士绅和百姓开始反感。而吴三桂，他的父亲吴襄就扣在李自成手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军队在面对士气高昂、人数众多的起义军时，未必占得了便宜。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宁为汉奸，不为贼附”。他看到满清的八旗军虽然战斗力也很强，但至少军纪严明，而且，他可以从满清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和权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官军的失败，不是因为士兵不勇敢，而是因为整个体系从上到下都烂透了。起义军的胜利，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时机，并且有明确的信念和相对灵活的组织。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崩塌，而不是简单的战场较量。
网友意见
一句话：政府腐败，士兵欠饷，约到后面窟窿越大，就越发不出粮饷，失败就是必然。
明朝卫所兵每年都必须上交粮食，按照规定，“每军田一份，纳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但是遇到灾荒，负担就会非常重。特别是“边地田多沙瘩，兼以天气早寒，灾多收少”。明军士兵在纳粮以后，往往自己已经家破人亡，而且士兵还有徭役，从均徭、马价、木席、采办、供军、买马等等，各形各色。士兵们每天种地，徭役，苦不堪言，而侵占军田的事情又越发严重，导致士兵更加无法按时按量缴纳军粮。
《明史·黄绂传》记载：黄绂“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成华年间就已经这样了，军卒妻小穷得连衣服也置办不起，你还指望他能安心打仗？
明末农民战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这个故事就有点点长了！每年都可以出一本故事会！挖个坑，慢慢写！你有空可以去看看顾城这本书《明末农民战争史》.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段历史十分搞笑。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明朝灭亡。
就从以上那么简短的几段资料就可得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自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4月21日）起再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所到之处皆望风而降。
明朝一般的官员跪地投降也就算了，就连兵部尚书张缙彦这样的官员，居然还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农民军进城。堂堂大明国防部长不仅不组织力量抵抗，反而是给大明挖坟送葬，这真让人哭笑不得。由此可见，明朝国家机器已经糜烂到何种程度了。
我个人认为不是起义军太猛，是因为明军根本就不想赢！！！
更新补充：福王朱常洵的奢侈。
朱常洵（1586年2月22日－1641年3月2日），男，汉族，明朝宗室、藩王，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异母弟，明安宗（即弘光帝）朱由崧之父，母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生于紫禁城。朱常洵颇受父亲明神宗喜爱，想将他立为太子，因百官阻挠而失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册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河南洛阳。
请看两段《明史》：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
就明朝末年那个局面，明王朝的藩王居然还能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奢侈生活，这简直是不把百姓当人看了。
正史上记载福王是被起义军抓住后直接宰了，没受到什么苦。但是彭孙贻《流寇志》对此事却又有不同的记载：
闯将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斩获颇多……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福王朱常洵为义军所擒，苦苦乞活，李自成对他厌恶至极，遂将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带到宴会上，活生生把他身上一部分肉取下来剁碎，跟鹿肉拌在一起当下酒菜，然后再处死他。
先看一段资料“（农民起义军）多行金钱以布间谍，有信先知，官军出不意击之，必在四五十里外;虽战胜亦不敢远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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