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员会称呼内阁首辅为宰相丞相相国吗？
在明清时期，我们熟知的内阁首辅，按照当时的制度和习惯，是不能被笼统地称呼为“宰相”、“丞相”或“相国”的。这三个称谓在历史上有着特定的含义，并且在明清时期，它们所代表的官职已经不复存在。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这几个称谓的历史演变以及明清的官僚体系。
一、宰相、丞相、相国：历史上的专属称谓
丞相/相国： 这两个称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同义，它们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用称呼。从秦朝开始，“丞相”就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继续沿用，并发展出“丞相”、“相国”等说法，“相国”在汉代地位更为尊崇。到了唐朝，三省六部制确立，虽然不再有丞相这一单独的官职，但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共同行使丞相的职能。宋代起，虽然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名号，但“宰相”作为一个泛称，通常指代这些实际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可以说，“丞相”或“相国”是中国古代皇权早期和成熟阶段，中央最高行政长官的代名词。
宰相： 这个称谓更是一个泛称，它涵盖了从丞相到宋代之后的“宰执”等一系列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官员。所以，当我们说“宰相”时，往往是指代整个古代官僚体系中位高权重、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
二、明朝的官制变革：废除丞相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并从此废除了沿袭千年的丞相制度。这一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丞相是皇帝之下独揽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独立地发布政令。废除丞相后，皇帝直接领导六部，成为真正的“政务之主”。
明朝设立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最初只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其首辅（内阁中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士）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席大臣”。
三、内阁首辅的真实称谓与权力
在明朝，内阁大学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具有“宰相”性质的官职名称。他们的头衔就是“太子太保”、“太傅”、“大学士”等，并根据品级和在内阁中的地位区分，比如“殿阁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等等。
当一位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时，他的权力是通过“票拟”和“批红”等程序来实现的。具体来说：
票拟： 六部奏章送到内阁后，由内阁大学士（通常是首辅或有经验的大学士）进行审阅，并写下处理意见，称为“票拟”。
批红： 票拟经过皇帝的御览，如果皇帝同意，就在票拟上朱笔批示，称为“批红”，然后发回六部执行。
首辅虽然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力，但由于其掌握了“票拟”这一环节，在实际操作中，他的意见往往能深刻影响皇帝的决策，甚至能够主导整个国家的政务走向。因此，在民间和一些非正式场合，人们可能会因为其权力之大而 将其比作古代的宰相，但并 不会直接称呼他们为“宰相”、“丞相”或“相国”。这种称呼是一种比喻或者一种不准确的民间说法，并非官方的正式称谓。
四、清朝的制度延续与微妙变化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且在顺治年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后来逐渐取代了内阁的权力核心地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大臣（通常由内阁大学士兼任或从其他高级官员中选拔）才是清朝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然而，对于内阁首辅（在清朝，通常称呼为“大学士”或“领南书房行走”等，内阁在晚期逐渐衰落），即使在军机处权力膨胀后，其“内阁首辅”的头衔依然存在，并且仍然是重要的荣誉和地位象征。
官方称谓： 他们的正式称谓是“大学士”，并且会根据其在内阁的排序称呼，如“内阁大学士”、“上书房行走”等。在没有军机处或者军机处尚未完全主导政务的早期，首辅的实际权力是相当大的。
非正式的尊称： 即使在清朝，也和明朝一样，不会有人随意称呼他们为“宰相”、“丞相”或“相国”。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会被认为是 不熟悉制度、不严谨，甚至是不敬 的。这种称谓是历史的遗留，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官僚体系。
总结来说：
明清官员 不会 称呼内阁首辅为“宰相”、“丞相”或“相国”。
原因： “宰相”、“丞相”、“相国”这些称谓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的是已经废除的官职。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清朝在制度上也与之前不同。
内阁首辅的真实地位： 内阁首辅虽然实际权力巨大，但他们的正式称谓是“内阁大学士”，并且其权力行使是通过内阁的票拟等程序，并非独立的宰相权力。
比喻与误解： 尽管如此，由于首辅权力之大，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人们可能会将他们与古代的宰相相提并论，但这更多是一种 比喻 或 民间的不准确说法，而非官方或士大夫阶层普遍使用的称谓。在正式场合，这样的称呼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如果有人在明清时期，对内阁首辅用了“宰相”这样的称呼，那更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不了解，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并非主流的表达习惯，但绝非当时官场或正规场合的通用说法。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这几个称谓的历史演变以及明清的官僚体系。
一、宰相、丞相、相国：历史上的专属称谓
丞相/相国： 这两个称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同义，它们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用称呼。从秦朝开始，“丞相”就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继续沿用，并发展出“丞相”、“相国”等说法，“相国”在汉代地位更为尊崇。到了唐朝，三省六部制确立，虽然不再有丞相这一单独的官职，但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共同行使丞相的职能。宋代起，虽然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名号，但“宰相”作为一个泛称，通常指代这些实际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可以说，“丞相”或“相国”是中国古代皇权早期和成熟阶段，中央最高行政长官的代名词。
宰相： 这个称谓更是一个泛称，它涵盖了从丞相到宋代之后的“宰执”等一系列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官员。所以，当我们说“宰相”时，往往是指代整个古代官僚体系中位高权重、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官员。
二、明朝的官制变革：废除丞相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反罪杀胡惟庸，并从此废除了沿袭千年的丞相制度。这一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丞相是皇帝之下独揽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独立地发布政令。废除丞相后，皇帝直接领导六部，成为真正的“政务之主”。
明朝设立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最初只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其首辅（内阁中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士）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席大臣”。
三、内阁首辅的真实称谓与权力
在明朝，内阁大学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具有“宰相”性质的官职名称。他们的头衔就是“太子太保”、“太傅”、“大学士”等，并根据品级和在内阁中的地位区分，比如“殿阁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等等。
当一位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时，他的权力是通过“票拟”和“批红”等程序来实现的。具体来说：
票拟： 六部奏章送到内阁后，由内阁大学士（通常是首辅或有经验的大学士）进行审阅，并写下处理意见，称为“票拟”。
批红： 票拟经过皇帝的御览，如果皇帝同意，就在票拟上朱笔批示，称为“批红”，然后发回六部执行。
首辅虽然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力，但由于其掌握了“票拟”这一环节，在实际操作中，他的意见往往能深刻影响皇帝的决策，甚至能够主导整个国家的政务走向。因此，在民间和一些非正式场合，人们可能会因为其权力之大而 将其比作古代的宰相，但并 不会直接称呼他们为“宰相”、“丞相”或“相国”。这种称呼是一种比喻或者一种不准确的民间说法，并非官方的正式称谓。
四、清朝的制度延续与微妙变化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内阁制度，并且在顺治年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后来逐渐取代了内阁的权力核心地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大臣（通常由内阁大学士兼任或从其他高级官员中选拔）才是清朝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然而，对于内阁首辅（在清朝，通常称呼为“大学士”或“领南书房行走”等，内阁在晚期逐渐衰落），即使在军机处权力膨胀后，其“内阁首辅”的头衔依然存在，并且仍然是重要的荣誉和地位象征。
官方称谓： 他们的正式称谓是“大学士”，并且会根据其在内阁的排序称呼，如“内阁大学士”、“上书房行走”等。在没有军机处或者军机处尚未完全主导政务的早期，首辅的实际权力是相当大的。
非正式的尊称： 即使在清朝，也和明朝一样，不会有人随意称呼他们为“宰相”、“丞相”或“相国”。如果有人这样称呼，会被认为是 不熟悉制度、不严谨，甚至是不敬 的。这种称谓是历史的遗留，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官僚体系。
总结来说：
明清官员 不会 称呼内阁首辅为“宰相”、“丞相”或“相国”。
原因： “宰相”、“丞相”、“相国”这些称谓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的是已经废除的官职。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清朝在制度上也与之前不同。
内阁首辅的真实地位： 内阁首辅虽然实际权力巨大，但他们的正式称谓是“内阁大学士”，并且其权力行使是通过内阁的票拟等程序，并非独立的宰相权力。
比喻与误解： 尽管如此，由于首辅权力之大，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人们可能会将他们与古代的宰相相提并论，但这更多是一种 比喻 或 民间的不准确说法，而非官方或士大夫阶层普遍使用的称谓。在正式场合，这样的称呼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如果有人在明清时期，对内阁首辅用了“宰相”这样的称呼，那更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不了解，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并非主流的表达习惯，但绝非当时官场或正规场合的通用说法。
网友意见
会。
在明代，一般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比如某些文人士大夫、官僚在私下的著述、交谈中可能这么用，这种用古称、别称代指当时的官职其实也挺常见的。
比如太宰、大宰、大冢宰、天官、天卿代指吏部尚书，少宰代指吏部侍郎，大宗伯代指礼部尚书，大司农代指户部尚书，本兵、大司马代指兵部尚书，大司空代指工部尚书，大司寇代指刑部尚书，总宪代指左都御史......
各种官职的别称其实多得很，去看一些官员个人的笔记著述，尤其喜欢拐弯抹角的用别称，现在人去看会觉得他们有掉书袋之嫌。
但称内阁首辅为宰相/丞相/相国还是比较少见的，至少明代官方正式的记载不怎么用，因为明朝的“内阁首辅”确实不是“相”，只是“辅导”之职。
不过有的时候，内阁辅臣虽无“宰相”之名，但又似乎确实有那么点“宰相”的意思，至少粗看上去，好像有了“宰相”之实，“太宗命史臣于文渊阁参预机务，官止学士，至后世加以师保，于是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
国初真为宰相则有李善长，自高皇帝建元帅府，称都事，称参议、参政、司马，以至丞相，凡十七年。胡惟庸自参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此罢丞相，置四辅官仅三年，乃改置大学士，终高帝之世。至建文帝即位，又废大学士，而以各卿佐参预国政。至文皇复设阁臣，以至于今。
另外，在明代史料中，相对于“丞相”来说，“宰相”和“相国”用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丞相”不是谁都可以用的。
首先，在明初“丞相”真的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后被废除了。其次，“宰相”和“相国”可以解释为模糊了的古称，在很多朝代都并非是实际具体的官职。
尤其是“宰相”，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模糊的概称，明代的内阁大臣几乎都可以称为“宰相”。
列举我见到的几例：
《酌中志》中记载的相国：
万历庚寅元旦，召辅臣申相国时行等入毓德宫，神庙出大理寺评雒于仁《酒色财气四箴疏》示之，赖辅臣救，于仁得削籍。
天启甲子冬，河南献宝玺。后魏相国广微等交通逆贤，大工兴后，崔御史呈秀等接续布阱。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相国：
世宗时，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张相国璁为孚敬。
辛未科，李以编修分考，得陈大参培所（长祚），陈之门生为癸未叶相国（向高）......
......归德沈相国贻书本兵李霖寰.....
《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宰相就非常多了：
其时张琼暴贵当国，以宰相自处，视六曹为属吏。
正、嘉以来，宰相现任，父母具庆者，为常熟严文靖、兴化李文定、江陵张文忠、蒲坂张文毅，俱及见其子正位黄扉，真熙朝盛事。内常熟、兴化二公，又得解相印，归奉二老亲以寿终，尤为全福。
至嘉靖间，夏言以少詹事与张孚敬互讦，下狱赦出，未几拜相，后三逐三召还，再下狱即死西市，本朝二百余年，宰相蒙殊眷又罹极法者，惟夏一人而已，王文不足道也。
仁宗以太子监国，留黄淮、杨士奇，宣直三人辅道，因已俨然宰相职矣。
内阁辅臣，主看、票拟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万禁矣。有之，自正德间焦泌阳始。焦依冯逆瑾，破坏典制，固不足道，然不过数日事耳。
近代嘉靖间三四宰相，俱有可纪。
成化以后，宰相四入阁者，惟嘉靖中张永嘉、夏贵溪二人。
正、嘉以来，宰相无子者数人。如李西涯之清苦，无复可议。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无过华亭、江陵二公。
江陵盛时，有送对联谄之者，云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悬于家之厅事。先是华亭公罢相归，其堂联云；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虽自占地步，然词旨谦抑，胜张之夸诩多矣。往年殷历城罢相在里，张江陵以宋诗为对联寄之曰：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孙。盖谀与嘲各半。顷者沈四明谢事居家，则直用李适之语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又今相国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则云：但将乐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圣朝。尤为浑雅，他宰相翟诸城、严常熟、申吴门诸堂联，则陈眉公已记之矣。
今按嘉靖辛丑馆中，则宰相五人，潘宫保（晟）、高宫保（仪）、严宫保（讷）、高少师（拱）、陈少传（以勤）。
补充清朝情况：
我看评论有人问“清朝会称内阁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x相么”
其实是会的，尽管满清朝廷和皇帝都不喜欢他们的这种称呼，但仍旧是挡不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们对“宰相”之名的热情啊，乾隆时，乾隆皇帝还专门下了诏谕，就尹嘉銓在奏折内称大学士为相国一事大发雷霆，大骂这帮奴才是献谀无耻，甚至直接说所谓的宰相、名相毛用都没有，国家有明君（大概是指乾隆皇帝自己）就可以天下太平。可见“X相”这种称呼在满清之普遍，深深地触动了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辛酉，谕曰：尹嘉铨所著各书內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
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骩法，能移主柄也。大学士之于宰相，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如明季严嵩，岂非大学士？而其时朝政不纲，窃弄威福，至今称为奸相，可见政柄之属余不属，不系乎宰相大学士之，在为人君者之能理政与否耳。为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班联。
如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暨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为大学士者之参赞乎？即如傅恒任大学士最久，亦仅以荩忱勤职自効，今伊身后十余年，朕于庶务岂致废而不理乎？
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祇可就彼時朝政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至协办大学士，职本尚书，不過如御史里行、学士里行之类，献谀者亦称之为相国，献谀者已可深鄙，而身为协办者，亦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嗤乎？！
从前傅恒于乾隆十三年扈从东巡，因行在令其暂攝协办事务，其时直隶布政使辰垣遂以大学士称之，伊深以为愧。如此，庶为知耻识大体之人，而此外诸臣恐未必皆然矣。
乃尹嘉铨概称为相国，意在谀媚，而阴邀称誉，其心实不可问。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
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著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则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
总之，人君果能敬天爱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载，否则虽有贤相，亦何裨政事？！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所谓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可弗凜欤！将此申谕中外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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