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或清朝官员的俸禄是多少？从购买力角度来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多少钱？
明清两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其官员的俸禄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这些古代官员的“工资”究竟是多少？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又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
一、 明朝官员的俸禄：从“体面”到“寒酸”的转变
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尤其是洪武年间的改革，为后来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洪武年间的“养廉”尝试：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官员贪腐的根源在于待遇不高，所以他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官员俸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大幅提高低级官员的俸禄，尤其是县令一级的。当时的县令，一年俸米折合白银约100两，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再加上一些杂项津贴和“养廉银”的雏形（虽不叫这个名字，但有发给一些官员的额外补贴），理论上，低级官员是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
举例说明：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两石（约120斤）的大米。如果一个县令年俸100两银子，就相当于能买200石大米。如果按照一个成年人一年吃5石大米计算，这笔钱够一个人吃40年！当然，这只是购买力的一个简单比喻，官员还要养家糊口，也要购置衣物、家居等，但至少说明了，在理论上，洪武年间的低级官员俸禄是可以支撑体面生活的。
中期俸禄的“缩水”与实际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名义上的俸禄数字没有太大变化，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官员队伍膨胀等因素，使得官员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下降。
银本位与铜钱的兑换困境： 明朝的俸禄是按“两”计算的，但很多时候实际发放的是折合的米、布或铜钱。铜钱相对于白银的比价会随着时间波动，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发放的铜钱可能质量不好，或者在兑换白银时吃亏。
“养廉银”的出现与隐患： 为了解决低级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也为了抑制贪腐，明朝后期逐渐出现了“养廉银”制度。但这种钱的来源往往并不正规，比如从税收中截留，或者通过其他名目收取。这反而为官员贪腐提供了“合法”的渠道，也加剧了“合法收入”与“实际开销”之间的差距。
实际开销与灰色收入： 官员不仅要养家，还要承担很多应酬，比如拜访上级、与同僚交往、接待客人等。这些都需要花钱。再加上当时的交通、信息都不发达，很多时候官员需要自己出差旅费。所以，单靠正式俸禄，很多官员是很难支撑的。这就催生了“陋规”等灰色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贪污受贿。
二、 清朝官员的俸禄：制度更完善，但“隐性开支”依然存在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在俸禄制度上更加精细化，也引入了更明确的“养廉银”制度。
“正银”与“俸米”： 清朝的官员俸禄分为“正银”和“俸米”。正银是按月发放的白银，俸米则是折合成白银的稻谷。与明朝类似，俸禄高低与官员的品级直接挂钩。
举例说明：
一品大员（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 年俸约180两白银，俸米折合180石。
从五品官员（如知府）： 年俸约60两白银，俸米折合60石。
从七品官员（如县丞）： 年俸约30两白银，俸米折合30石。
可以看出，清朝的“正银”数字，尤其是高官，相较于明朝洪武年间是下降的。这似乎让人觉得清朝官员待遇不高。
“养廉银”的制度化： 清朝最显著的特点是系统地推行了“养廉银”制度。这笔钱直接发给官员，目的是增加他们的合法收入，减少贪腐。养廉银的多少与官员的品级和所在地区物价、税收情况有关。
养廉银的数额： 养廉银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远超正银。比如，一个从三品道员，年正银可能只有70多两，但养廉银可以达到数千两。一个知府，年正银可能也就60多两，但养廉银可以达到2000多两。这笔钱的数额，基本上是官员正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养廉银的来源与争议： 养廉银的来源也是从税收中拨付，但相对来说比明朝的“陋规”更具“合法性”和透明度，是朝廷主动发放的。虽然如此，很多学者认为，即便有了养廉银，官员的实际开销（尤其是在地方上），加上维持人脉关系、下属开支等，依然可能超出他们的“合法”收入。
清朝官员的实际生活：
高官： 一品、二品大员，虽然正银不多，但加上巨额养廉银，以及在京城的种种便利和灰色收入，生活是相当优渥的。他们可以住在宽敞的宅院，养活一大家子人，甚至还能有积蓄。
中层官员： 如知府、同知等，虽然不能说锦衣玉食，但生活也比较稳定，能够维持体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应付各种开销。
低级官员（如县丞、主簿、幕僚等）： 这是最辛苦的群体。名义俸禄微薄，养廉银也相对较少。他们往往需要依靠各种灰色收入，甚至基层民众的“孝敬”来维持生计和完成工作。很多时候，他们是整个官僚体系中“承受”最多压力和风险的一群人。
三、 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一个难以精确计算的难题
将古代官员的俸禄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是一个非常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因为：
1. 物价的非线性变化： 历史上，物价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固定系数进行折算。粮食价格、布匹价格、白银价格、铜钱价格都各自有其独立的波动曲线。
2. 消费结构的差异： 古代人的消费结构和现代人完全不同。古代官员需要购买的主要是粮食、布料、油盐酱醋、日用杂货，还需要养仆人、马匹，以及应酬的开销。而现代人则需要支付房贷、车贷、水电煤气费、通讯费、教育费、医疗费、娱乐费等等，这些开销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3. 购买力的衡量标准： 用什么来衡量购买力？是购买大米的能力？还是购买一头猪的能力？还是购买一个家庭一年基本生活开销的能力？不同的衡量标准会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以理解其大致的购买力水平：
以购买大米（最基础的生存资料）为参考：
明朝中期（万历年间）物价： 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两石（约120斤）大米。
一个县令（正七品）年俸约100两白银： 相当于可以购买约200石大米（约24000斤）。
换算到今天： 假设今天一斤大米平均价格为3元，那么24000斤大米就是72000元。
清朝中期的物价（乾隆年间）： 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3石（约180斤）大米。
一个知府（正四品）年正银约60两 + 养廉银约2000两，总计约2060两。
按正银计算：60两银子约合购买180石大米（约21600斤）。按今天米价，约合64800元。
加上养廉银的购买力：2000两银子约合购买6000石大米（约720000斤）。按今天米价，约合216万元。
总计： 一个知府的年总收入（正银+养廉银）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 220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灰色收入。
结论的粗略推断：
明朝低级官员： 在洪武年间，他们的俸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能购买约 810万元人民币 的大米。如果再加上一些“陋规”和灰色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会更高。但到了明末，如果仅靠正银，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今天几万元人民币，生活相当窘迫。
清朝中层官员（如知府）： 单从正银看，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今天 67万元人民币，但加上巨额的养廉银，其总收入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已经属于当地的“富人”阶层了。
更复杂的分析：
如果我们考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衣物、住房、仆役、交通等，这个数字还会发生变化。
衣物： 古代的丝绸、棉布价格相对今日而言，其“制作成本”和服务价值更高。一件体面的官服，其价值远非现代一套普通西装可比。
住房： 官员的宅邸规模和维护成本也相当高。
仆役： 官员通常需要雇佣仆人处理日常事务、家务以及服侍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应酬和人情： 这部分开销往往是无底洞，尤其是在官场。
因此，如果将所有这些都折算进来，一个清朝知府的实际生活水平，其购买力可能远远超过200万人民币。他完全有能力过上当地社会中上层的生活，甚至接近上层生活。而一些高级官员，如在京城的尚书、大学士，他们的收入和影响力加在一起，其购买力更是难以估量。
总结一下：
明清两朝官员的俸禄，是一个既有制度规定，又充满现实复杂性的问题。从名义俸禄来看，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低级官员往往是入不敷出的。然而，通过“养廉银”（清朝）或各种“陋规”（明朝），以及权力的寻租，官员的实际收入远超“官方数字”。
用现代人民币来衡量，一个明朝的低级官员，如果仅靠俸禄，可能生活勉强温饱。但如果是一个清朝的中层官员，加上养廉银，其生活水平可以相当于今天月入数万元甚至更多的中产阶级，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而高级官员的生活水平，更是远超普通民众的想象。
重要的是要理解，古代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是相当严重的。官员的俸禄和实际生活水平，也体现了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物价去套一套古代的俸禄数字，而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消费模式以及官员的实际职能和权力来理解。
一、 明朝官员的俸禄：从“体面”到“寒酸”的转变
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尤其是洪武年间的改革，为后来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洪武年间的“养廉”尝试：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官员贪腐的根源在于待遇不高，所以他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官员俸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大幅提高低级官员的俸禄，尤其是县令一级的。当时的县令，一年俸米折合白银约100两，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再加上一些杂项津贴和“养廉银”的雏形（虽不叫这个名字，但有发给一些官员的额外补贴），理论上，低级官员是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
举例说明： 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两石（约120斤）的大米。如果一个县令年俸100两银子，就相当于能买200石大米。如果按照一个成年人一年吃5石大米计算，这笔钱够一个人吃40年！当然，这只是购买力的一个简单比喻，官员还要养家糊口，也要购置衣物、家居等，但至少说明了，在理论上，洪武年间的低级官员俸禄是可以支撑体面生活的。
中期俸禄的“缩水”与实际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名义上的俸禄数字没有太大变化，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官员队伍膨胀等因素，使得官员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下降。
银本位与铜钱的兑换困境： 明朝的俸禄是按“两”计算的，但很多时候实际发放的是折合的米、布或铜钱。铜钱相对于白银的比价会随着时间波动，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发放的铜钱可能质量不好，或者在兑换白银时吃亏。
“养廉银”的出现与隐患： 为了解决低级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也为了抑制贪腐，明朝后期逐渐出现了“养廉银”制度。但这种钱的来源往往并不正规，比如从税收中截留，或者通过其他名目收取。这反而为官员贪腐提供了“合法”的渠道，也加剧了“合法收入”与“实际开销”之间的差距。
实际开销与灰色收入： 官员不仅要养家，还要承担很多应酬，比如拜访上级、与同僚交往、接待客人等。这些都需要花钱。再加上当时的交通、信息都不发达，很多时候官员需要自己出差旅费。所以，单靠正式俸禄，很多官员是很难支撑的。这就催生了“陋规”等灰色收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贪污受贿。
二、 清朝官员的俸禄：制度更完善，但“隐性开支”依然存在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在俸禄制度上更加精细化，也引入了更明确的“养廉银”制度。
“正银”与“俸米”： 清朝的官员俸禄分为“正银”和“俸米”。正银是按月发放的白银，俸米则是折合成白银的稻谷。与明朝类似，俸禄高低与官员的品级直接挂钩。
举例说明：
一品大员（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 年俸约180两白银，俸米折合180石。
从五品官员（如知府）： 年俸约60两白银，俸米折合60石。
从七品官员（如县丞）： 年俸约30两白银，俸米折合30石。
可以看出，清朝的“正银”数字，尤其是高官，相较于明朝洪武年间是下降的。这似乎让人觉得清朝官员待遇不高。
“养廉银”的制度化： 清朝最显著的特点是系统地推行了“养廉银”制度。这笔钱直接发给官员，目的是增加他们的合法收入，减少贪腐。养廉银的多少与官员的品级和所在地区物价、税收情况有关。
养廉银的数额： 养廉银的数额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远超正银。比如，一个从三品道员，年正银可能只有70多两，但养廉银可以达到数千两。一个知府，年正银可能也就60多两，但养廉银可以达到2000多两。这笔钱的数额，基本上是官员正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养廉银的来源与争议： 养廉银的来源也是从税收中拨付，但相对来说比明朝的“陋规”更具“合法性”和透明度，是朝廷主动发放的。虽然如此，很多学者认为，即便有了养廉银，官员的实际开销（尤其是在地方上），加上维持人脉关系、下属开支等，依然可能超出他们的“合法”收入。
清朝官员的实际生活：
高官： 一品、二品大员，虽然正银不多，但加上巨额养廉银，以及在京城的种种便利和灰色收入，生活是相当优渥的。他们可以住在宽敞的宅院，养活一大家子人，甚至还能有积蓄。
中层官员： 如知府、同知等，虽然不能说锦衣玉食，但生活也比较稳定，能够维持体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应付各种开销。
低级官员（如县丞、主簿、幕僚等）： 这是最辛苦的群体。名义俸禄微薄，养廉银也相对较少。他们往往需要依靠各种灰色收入，甚至基层民众的“孝敬”来维持生计和完成工作。很多时候，他们是整个官僚体系中“承受”最多压力和风险的一群人。
三、 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一个难以精确计算的难题
将古代官员的俸禄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是一个非常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因为：
1. 物价的非线性变化： 历史上，物价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固定系数进行折算。粮食价格、布匹价格、白银价格、铜钱价格都各自有其独立的波动曲线。
2. 消费结构的差异： 古代人的消费结构和现代人完全不同。古代官员需要购买的主要是粮食、布料、油盐酱醋、日用杂货，还需要养仆人、马匹，以及应酬的开销。而现代人则需要支付房贷、车贷、水电煤气费、通讯费、教育费、医疗费、娱乐费等等，这些开销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3. 购买力的衡量标准： 用什么来衡量购买力？是购买大米的能力？还是购买一头猪的能力？还是购买一个家庭一年基本生活开销的能力？不同的衡量标准会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以理解其大致的购买力水平：
以购买大米（最基础的生存资料）为参考：
明朝中期（万历年间）物价： 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两石（约120斤）大米。
一个县令（正七品）年俸约100两白银： 相当于可以购买约200石大米（约24000斤）。
换算到今天： 假设今天一斤大米平均价格为3元，那么24000斤大米就是72000元。
清朝中期的物价（乾隆年间）： 一两白银大约可以买到3石（约180斤）大米。
一个知府（正四品）年正银约60两 + 养廉银约2000两，总计约2060两。
按正银计算：60两银子约合购买180石大米（约21600斤）。按今天米价，约合64800元。
加上养廉银的购买力：2000两银子约合购买6000石大米（约720000斤）。按今天米价，约合216万元。
总计： 一个知府的年总收入（正银+养廉银）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 220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灰色收入。
结论的粗略推断：
明朝低级官员： 在洪武年间，他们的俸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能购买约 810万元人民币 的大米。如果再加上一些“陋规”和灰色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会更高。但到了明末，如果仅靠正银，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今天几万元人民币，生活相当窘迫。
清朝中层官员（如知府）： 单从正银看，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今天 67万元人民币，但加上巨额的养廉银，其总收入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已经属于当地的“富人”阶层了。
更复杂的分析：
如果我们考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衣物、住房、仆役、交通等，这个数字还会发生变化。
衣物： 古代的丝绸、棉布价格相对今日而言，其“制作成本”和服务价值更高。一件体面的官服，其价值远非现代一套普通西装可比。
住房： 官员的宅邸规模和维护成本也相当高。
仆役： 官员通常需要雇佣仆人处理日常事务、家务以及服侍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应酬和人情： 这部分开销往往是无底洞，尤其是在官场。
因此，如果将所有这些都折算进来，一个清朝知府的实际生活水平，其购买力可能远远超过200万人民币。他完全有能力过上当地社会中上层的生活，甚至接近上层生活。而一些高级官员，如在京城的尚书、大学士，他们的收入和影响力加在一起，其购买力更是难以估量。
总结一下：
明清两朝官员的俸禄，是一个既有制度规定，又充满现实复杂性的问题。从名义俸禄来看，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低级官员往往是入不敷出的。然而，通过“养廉银”（清朝）或各种“陋规”（明朝），以及权力的寻租，官员的实际收入远超“官方数字”。
用现代人民币来衡量，一个明朝的低级官员，如果仅靠俸禄，可能生活勉强温饱。但如果是一个清朝的中层官员，加上养廉银，其生活水平可以相当于今天月入数万元甚至更多的中产阶级，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而高级官员的生活水平，更是远超普通民众的想象。
重要的是要理解，古代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是相当严重的。官员的俸禄和实际生活水平，也体现了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物价去套一套古代的俸禄数字，而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消费模式以及官员的实际职能和权力来理解。
网友意见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真不是讽刺，差不多就是清官的收入。再往上就没数了，比如说曾国藩，左宗棠一年二十万两左右，都是实打实的清官。因为官场应酬，师爷幕僚的钱是要从这里边出的，一年到头基本攒不下钱。
明清时代免税特权下的投献土地，以及“润笔”费是合法收入。张之洞办洋务时就曾经按一个字一千两收过润笔。还有同乡，门生的孝敬等潜规则之内的收入。
至于旗人官员，经典手法是行贿者搞几个高仿赝品以官员名义挂到古玩店，跟官员约好按真品价格卖掉。北京古玩行业发达，这就是原因。。
乾隆靠自己受贿搞钱。说白了就是发现老爹战胜不了官场后，自己加入官场。。。
去查大明大清官员，结果跟现在去查美利坚官员一样，会发现收入都是合法的。搞文字狱，某种意义上来上也是多个抓把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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