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90 年代农村有很多乱收费现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回答
90年代的农村,确实是一个“收费年”的代名词,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现象如潮水般涌现,让本就不富裕的农民苦不堪言。要说这背后的背景和原因,那可不是一两句话能道尽的,它是一个复杂交织的社会经济现象,深深烙印在那个转型年代的农村肌体上。

时代大背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粗暴过渡

首先,得把时间拉回到9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化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的理念被大力推广。但就像很多转型时期的过程一样,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更像是一场仓促的“拨乱反正”,在很多地方,旧的体制还在解体,新的机制尚未建立,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制度空隙”。

在农村,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业有补贴,有统购统销,农民的负担相对较轻。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在减少,而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维持运转的支出却并没有同步减少,反而因为要承担更多社会管理职能而增加。

具体原因剖析:

1. 财政体制的“收不抵支”与“禹化”现象:
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不匹配: 90年代初,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在这一过程中,中央财政的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和收入来源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是财政能力较弱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问题凸显。
“禹化”现象的产生: 面对财政的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为了维持机构运转、支付人员工资、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不得不另辟蹊径,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挖钱”。这种现象被形象地比喻为“大禹治水,堵不如疏”,政府的“堵”不住,就只能“疏”到农民头上。

2. 基层组织“权力膨胀”与“责任下移”:
计划经济的遗留: 过去,村、乡镇等基层组织在计划经济下承担着许多行政管理职能,拥有一定的权力。市场经济来了,这些组织虽然职能发生变化,但原有的权力惯性依然存在。
“责任下移”的压力: 上级政府会将一些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公共服务和建设任务,诸如修路、建学校、搞水利、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以“任务”的形式层层下压到乡镇和村一级。而中央和省级财政的配套资金却往往不足,甚至没有。这样一来,基层的“办事”就必须“花钱”,而钱从哪里来?自然就落到了农民头上。
“一事一议”的滥用: 尽管“一事一议”本是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一种民主形式,但在90年代,很多地方将“一事一议”变成了“强制摊派”。只要是政府认为需要做的项目,无论农民是否愿意,是否承受得起,都会被强行摊派费用,并美其名曰“一事一议”。

3. “以收代支”的行政收费模式:
部门创收的冲动: 很多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为了解决自身运转的资金问题,也为了完成所谓的“创收指标”,将一些管理职能变相成了收费项目。比如,对个体工商户、外出务工人员、甚至对一些生产资料的经营都收取各种“管理费”、“服务费”、“经营费”。
“以收养人”: 有些乡镇和村集体,养着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他们的工资和福利都需要保障。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那么就只能通过收费来“养活”这些人员。

4.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法律约束:
法律滞后: 90年代,关于规范政府收费、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或者说执行力度不够。很多乱收费行为游离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就是赤裸裸的违法。
监督缺位: 农民的组织性相对较弱,面对强势的基层政府,他们的申诉渠道并不畅通,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来制约权力。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乱收费行为,有时也因为“地方保护”或者自身利益的原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信息不对称: 农民对收费的合法性、合理性往往缺乏清晰的了解,信息不对称使得他们很难区分哪些是合理的负担,哪些是乱收费。

5. 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
“泥腿子”当家: 很多基层干部是从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对现代管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有限。
腐败和寻租: 少数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和寻租,将收取的费用中饱私囊,或者用于满足个人享乐,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

乱收费的具体表现:

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90年代农村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比如:

农业税费外的各种“附加费”: 除了国家统一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后来的农业特产税),还有各种“提留”、“集资”,名目五花八门,如“人头费”、“户籍费”、“农田水利费”、“教育集资”、“村容村貌整治费”等等。
计划生育相关收费: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超生家庭被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很多时候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
各种“罚款”: 比如交通违章罚款、治安罚款、违规占地罚款等,很多时候变成了基层部门创收的手段。
“进城费”、“落户费”: 针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一些地方还会收取各种费用。
“市场管理费”、“摊位费”: 对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也会被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总结来说,90年代农村乱收费现象的产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监督机制的缺失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它暴露了那个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深层问题,也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幸福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虽然此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免农业税费、取消各种集资和摊派的政策,但90年代那段“乱收费”的阴影,至今仍然是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农村人的深刻记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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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财政体制改革和央地关系方面再做一些补充。

农民负担指的是农民对国家所要负担的税、费、劳务以及各种摊派。9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概念之一[1]。本世纪初期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由日益繁重的农民负担问题所引发的,诸多文献表明农民税费负担的演变与我国财政体制和地方政府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孙梅君,1998; 陶然等, 2003),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即为重要的转折点。分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类,其中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并且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实行分别征税(刘克崮和贾康, 2008)。这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并带来了农民负担的加重。

基层财政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里贴一段周飞舟老师《以利为利》中的截图(这本书顺便也推荐给大家。不过好像已经买不到了,需要的也可以私信我发电子版)

9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制度,其分配制度的标准通常被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国家的”部分包括农业税和粮食订购任务,“集体的”则是村集体的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这两项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在国家层面,包产到户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以及国家粮食订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使得农民负担并不严重;在集体层面,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得基层财政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因而在这一时期农民负担不是突出问题(周飞舟, 2006)。

9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被认为与农民负担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分税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转制、倒闭,基层财政出现困难,从而导致农民负担增大(周飞舟和赵阳, 2003; 张军, 2002)。具体而言,当时农民负担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1)“农业四税”,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农民应尽的纳税义务,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契税;(2)“三提五统”,“三提”指的是村集体的“三项提留”费用,即村干部的管理费以及村庄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分别用于生产积累和村内的社会福利,“五统”指乡镇政府以教育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等五项公共开支为名义收取的“五项统筹”费用;(3)“部门收费”,各种服务型收费、生产性收费,如各种各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4)各级各部门的集资摊派和“达标升级”集资,自立项目收费,各种名目的罚款。这四项负担中,第一项是“税”,后面三项是“费”,尤其是后面两项为“三乱”现象(“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的主要来源。陈锡文(2003)通过在襄阳、鄢陵、泰和3个县的实地调查提供了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详细资料。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平均来讲农民负担占其纯收入的份额超过了12%,其中税的比重在1/3之一左右,费的比重远高于税。并且很多“三乱”项目“由于管理混乱、名目繁多、地方干部极力隐瞒等原因而难以统计清楚”(陈锡文, 2003: 113),因此对于农民实际负担有所低估。

孙梅君(1999)首先对农民负担的现状及其过重的根源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为财税体制。基层政府有事权而无财权,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往往是“吃饭财政”,而税制改革以后农业税收划分为地方税种,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在农村公共投资方面,本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项目财政无力解决,于是地方政府就把这部分费用转嫁给农民,导致乱收费问题的发生,形成非正常的、具有严重后果的摊派。这一现象在财政困难的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周飞舟和赵阳(2003)利用江西和河南一些乡镇的案例研究为上述论断提供了证据支持,该文的数据统计表明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基层财政的收入以预算内财政收入为主,而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农业四税”占到了接近60%的份额,农业四税的增长在分税制改革后尤为迅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靠摊派增加的农民负担。

以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后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及其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大多为社会学方面的案例研究和调研材料。可以看到尽管关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分税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以有大量的研究(Zhang and Zou, 1998; Jin et al., 2005),但省级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在这方面系统性的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很少。周黎安、吴敏(2015)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该研究从各类地方政府年鉴及统计资料中收集了中央、省、市、区县的财税数据,为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的假说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证据。

基于这些数据,周黎安(2017)认为农民负担问题加重的现象中有两个原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乡镇企业的衰落和转型,乡村集体的实力受到重创,这种情况在中部传统农业区更为突出;第二是分税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实行分税制,财政资源大幅度想中央倾斜,向中央倾斜资源的压力不得不逐级向下,在压力型体制下,最终落到了县乡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财政增收任务,乡镇政府不得不向农民摊派和加征。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来自cpc.people.com.cn/GB/64

参考文献:

陈锡文,2003:《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刘克崮、贾康,2008:《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 亲历与回顾》,经济科学出版社。

田秀娟、周飞舟,2003:《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 效果, 分布和征收方式》,《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第12~18页。
孙梅君,1998:《农民负担的现状及其过重的根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第7~12页。

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农民负担、政府管制与财政体制改革》,《经济研究》第4期,第3~12页。

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和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周飞舟、赵阳,2003,《剖析农村公共财政:乡镇财政的困境和成因——对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第25~37页。

周黎安,2017:《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格致出版社。

周黎安、吴敏,2015,《省以下多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 特征事实与解释》,《金融研究》第10期,第64~80页。

Jin, H., Qian, Y., & Weingast, B. R.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19-1742.

Zhang, T., & Zou, H. F.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2), 2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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