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柴荣不死中国会怎样？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柴荣不死，中国历史会走向何方？这个问题，就像是站在岔路口，眺望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咱们就从柴荣这个人身上好好说道说道。柴荣，那可不是一般人。他出身不高，却跟着郭威一路打拼，从一个普通的将领，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他年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尤其是他那个“以战养战”的策略，更是让后周的国力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内推行改革，打击豪强，整顿吏治，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经显露出大有作为的架势。他对外的军事行动，更是势如破竹，连克南唐、北汉等强敌，几乎收复了后唐旧地，距离统一中国，只差一步之遥。
所以，如果柴荣不死，他最大的贡献，也最可能带来的改变，就是 提早实现中国的统一。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当时的中原王朝，虽然名义上是后周，但实力并不算最强。契丹的辽国虎视眈眈，南方的南唐、吴越，以及西北的北汉、后蜀，都是独立的割据势力。柴荣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个混乱的局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有能力，也有决心去整合这破碎的山河。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柴荣如果在位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更久。
首先，统一的步伐会大大加快。 柴荣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一旦恢复健康，或者说这场病没有发生，他会继续他的北伐和南征。以他当时的声势和军队的士气，再加上他严谨的治军和用兵之道，统一北方诸国，以及整合南方部分势力，都将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会比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更早，也更彻底地完成统一。
其次，统一后的国家治理将更有基础。 柴荣的改革措施，虽然因为早逝未能完全推行，但他已经展现出了其改革的魄力和方向。他重视法制，打击贪腐，提拔有才能的人，这些都是巩固国家统治、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石。如果他能继续推行这些政策，那么统一后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上，都会比后来的北宋初期更有优势。
更重要的是，长远的国力对比可能会被重塑。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在970年代就实现了相对统一和稳定，那么它在面对辽国时，将拥有更强大的整体实力。虽然辽国在早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一个 consolidated 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足以对其形成更有效的制衡，甚至改变双方长期的力量格局。
而且，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积极影响。 统一意味着交通的便利，商业的繁荣，以及文化的交流。一个提前统一、政治稳定的中国，能够更早地迎来文化和经济的黄金时期。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个比北宋更早、更辉煌的文化盛世。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如果”。柴荣不死，固然有万般好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变数和挑战。
一个潜在的风险是，过于激进的统一可能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柴荣的军事行动，虽然成功，但同时也消耗了国力。如果他过于急于求成，急于统一，可能会埋下一些隐患。比如，如何安抚被征服的地区和原有势力，如何处理好与北方强大民族政权的长期关系等等，都是需要智慧和耐心的问题。
再者，继位问题也是一个关键。 柴荣的儿子柴宗训当时年幼，如果柴荣死在更年轻的时候，继承人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虽然柴荣在临终前任命了重臣辅政，但如果他本人健在，他可以更从容地安排接班人，或者甚至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后再进行权力交接。这会比北宋初期赵匡胤突然去世，由年幼的儿子继位，局面更为稳定。
还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他对佛教的态度。 柴荣在位期间，曾下令毁佛，虽然这有其政治和经济考量（收缴寺庙的财产，打击依附于佛教的势力），但对佛教文化的破坏也是事实。如果他活得更久，他对佛教的态度是否会发生改变？会不会有所缓和？这也会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再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如果柴荣真的成功地将后周发展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那么后来的历史进程，比如宋朝的建立、发展和灭亡，都可能会被完全改写。
宋朝的建立可能就不会发生。 赵匡胤是在柴荣死后、其子继位不稳定时，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如果柴荣一直健在，并且确保了权力的平稳过渡，那么赵匡胤即便有雄才大略，也未必有机会登上皇位。
宋朝的国策可能会截然不同。 宋朝以文治著称，重文抑武是其一大特点。但柴荣本身就是一位军事天才，而且他所处的时代，军事压力巨大。他很可能会继续强调军事实力，并采取更积极的对外政策，而不是像宋朝那样，长期处于与北方政权对峙的状态。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路径也可能发生变化。 虽然宋朝在科技和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其“重文抑武”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一个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强大中国，可能会将科技和经济的力量，更多地投入到军事领域，从而催生出不同的技术革新和经济模式。
当然，一切都是推测。历史的车轮一旦驶过，就再难回头。柴荣的早逝，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如果”。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五代十国的夜空，虽然短暂，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经历柴荣早逝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早统一、更强大、更具进取精神的国家。它或许能更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或许能在文化和经济上开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是，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正因为有了柴荣的早逝，才有了后来的赵匡胤，才有了宋朝，才有了那些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切。每一个历史节点，每一个伟人的出现，都与那个时代发生的无数巧合和必然紧密相连。
所以，如果柴荣不死，中国会怎样？
很有可能，中国会更早、更稳定地实现统一，并且以一种更具军事活力的姿态走向世界。 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涌现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新挑战和新格局。这是一个充满“未完成”的假设，但正是这些“未完成”，构成了历史的厚重和引人入胜之处。柴荣的未竟事业，就像是留下的一道题，让我们后人不断去想象和解读。
网友意见
回答：题主对宋太祖赵匡胤和周世宗郭荣的认识似有偏颇。两人皆为不世出人杰，不用褒此贬彼。
如周世宗延命二十年，他的帝业成就，与宋太祖并不会有本质差别。
同一星空下的两位不世英雄：叹周世宗、宋太祖之争。 - 狐言论史 - 知乎专栏先纠正一点基本历史事实，
周世宗文皇帝郭荣，姓郭不姓柴，继位前就是其姑父兼养父郭威正式册立的皇子，继位后严守自己身为郭家嗣子的本分。
不曾与柴家生父见面，待之以元舅之礼，也不曾封亲兄弟为王，不曾封柴氏族人为皇族。当然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改姓为柴了。
历史上后周王朝两代皇帝，“郭荣”“郭宗训”，之所以在史书上变成“柴荣”“柴宗训”，原就是宋朝史官篡改历史的产物，其用意无非是削弱周世宗统治合法性，也等于变相加强赵宋王朝取而代之的合法性。（柴可代郭，赵自可代柴），与唐朝史官修改玄武门之变相关历史，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周（宋）与北汉之争，郭荣与赵匡胤的战略方向异同
周（宋）与北汉之争，正是晚唐以来持续了百余年宣武军与河东军争霸的延续。
后梁太祖朱温对唐皇室和朝官赶尽杀绝，对盟友坑蒙拐骗，对部属冷酷暴虐，个人私德方面更出了名的糟糕，信义廉耻皆与之无缘；
但同时他兴农桑、轻赋役、安定生产，对治下百姓的定乱恤民之功，远不是李克用为首的河东沙陀集团能比的。
后者是尚未脱胎换骨的异族武人集团，到李嗣源、石敬瑭时代才略有治平之像。
从李克用父子生平种种作为看，说此酋竟“忠于唐室”是天大笑话，即使当时也无人相信。
朱温死后，其子无能灭国，随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一直是沙陀武人集团掌权，称霸北中国数十年。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孟知祥、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一时多少乱世枭雄皆出于此。
传承到北汉政权，依然结连契丹，为中原汉人政权的头号大敌。
河东军与河南军的争霸，河东据形胜之地、表里山河之势，输掉十次仍能凭地利坚城苟延残喘，而河南惨败一次便是万劫不复之势。五代史中多次王朝更迭皆证明了这点。
朱温举四战之地，连横合纵整军安民，其军政才干被后人称为可比曹孟德，但就因围太原不克留下遗患，其死后，朱梁帝国终被李亚子一鼓而下。之后还有石敬瑭、刘知远，皆是举河东军破汴梁而成一朝帝业。
因此对汴梁政权来说，占据了地势优势的河东军阀就是其长久噩梦、催命无常，关乎政权生死存亡。而诸如南唐后蜀那种据地自守的政权，在攻击日程表上则相对次要。
虽然到北汉刘崇父子时代，这个河东政权已经到了兵不精将不强的末期，但架不住人家认了个好干爹，便是统一漠南和辽东，又得燕云之地，拥兵数十万的契丹辽国。
在都城汴梁就在契丹辽国及其附属北汉政权的直接威胁下，谈什么“先南后北”或者“先北后南”的统一大战略，空泛而不切实际。
对每个政权来说，先保证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当前噩梦不除，而先去经略江南荆湖，难道便不担心重蹈朱温覆辙，徒然为人作嫁么？
郭荣继位初的后周帝国，本质上还是个刚刚建立没几年的藩镇军阀政权，难以类比恩义已立、民心已附的正式王朝。
即使是安史之乱时的唐朝，靖康之耻时的宋朝，论合法性和统治巩固程度也远胜之。
因此当北汉和契丹合计十万联军袭来时，如果此战输了，那么汴梁不守，后周一战亡国就是必然，郭荣就只能在同时代的朱友贞、李从厚、李从珂等悲剧名字中再添一笔。
非河东军出身的赵匡胤兄弟难以出头，北中国乱世还要延续下去，不知几何方休。
所幸天佑华夏，当周军先锋骑兵先遁、步兵解甲，皇帝郭荣率禁军亲冒矢石，禁卫大将赵匡胤振臂高呼「为了陛下，帝国兴亡在此一战！诸君誓死效忠！」（【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国家安危，在此一举！】）
君臣同心，誓死拼杀，顿挫敌锋，终于令士气大振，将士奋勇争先，阵斩北汉军主将，一举破敌。北汉皇帝刘崇溃退，次年忧愤而死。
高平一战，堪称后周真正立国之战，郭荣趁势杀到太原城下耀武，使北汉数年不敢南犯，之后才能从容经略，分兵攻取后蜀秦凤，亲征南唐夺取淮南，既取得两块战略要地，亦令这两个对手元气大伤。后周从此成为无可争议中原至强。
同样亦是这一战，赵匡胤真正崭露头角，立下殊功，才得郭荣信重，在禁军中缓步经营势力，终能在其逝后，黄袍加身，代周建宋。
赵匡胤即位后，先征北汉不利，骁将荆罕儒汾州战没，觉得这块硬骨头不好啃，方决定所谓“先南后北”战略，但执行得并不坚决。而其平定南方诸国，都是遣大将与精兵前往，除继位初平潞州与淮南起兵外，赵匡胤在位期间唯一亲征，便是在后蜀灭亡后，以倾国之兵攻太原。只是辽军急援，坚城难克，才收兵回朝。遣将转向江南去灭南唐李煜。
然则此战已将北汉打得奄奄一息，大半人口都被强迁到宋境，所剩十一州只剩三万兵，所谓「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
而在基本统一南方后，赵匡胤又发动第三次北征，五路大军势不可挡歼敌数千直抵太原城下，若非其暴病身亡，又怎会不果而终？
说到底，赵匡胤何尝不想灭北汉拔太原，先扫除这个对汴京的头等威胁，只无奈其背后有辽国竭力撑腰，屏仗坚城地利，这才将战略方向转向南方，
同样，若非天不假年，郭荣亦未必不会在顿兵坚城之下后调整战略，听取其谋主王朴在《平边策》中谏言，执行类似赵匡胤的统一方略。
【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 】——王朴《平边策》
毕竟是两人作为当时英豪，都明白据地自守的南方诸国只是芥癣之患，河东军及其背后撑腰的契丹辽国才是关乎帝国存亡的心腹大患。
赵光义灭北汉后，平毁太原城，就和杨坚毁邺城一样，背后都是对以此为中心的政权根深蒂固的忌惮之心。
经郭威、郭荣、赵匡胤、赵光义四代英主前赴后继努力，方才铲除河东沙陀军这个外联契丹、内残中土的军事集团，前赴后继平定了中原百年乱局，皆不愧英雄豪杰大丈夫。却依然留下了制约北宋国防百年的遗憾：被沙陀人出卖的燕云十六州。
二、郭荣的身后事安排之失、后周王朝被取代之必然
郭荣最大的缺失，便在于他的身后事安排。
从中唐藩镇割据以后起近两百年，不知兵不立恩信的孺子，能单靠血缘就保住地位的，根本没有一例。这和大一统王朝传承是完全不同的。
郭宗训在当时局面下，是没有一丝可能保住皇位的。即使没有赵匡胤，如郭威的女婿张永德、外甥李重进这些人，同样对皇位蠢蠢欲动，一样可能取而代之。
孙策不传子孙绍而传弟，司马师不传嗣子司马攸而传弟，高澄不传子而传弟，郭威登基后不考虑广纳后宫生子，而毫不动摇地栽培养子，都是基于同一个道理。
甚至赵匡胤长期以赵光义为实际储君，等到亲儿子长大成人后，赵光义羽翼已丰，尾大不掉，欲易储已不可能，也是同样缘由。
郭荣重病后，为保孺子皇位，费尽心思去打压张永德、李重进，反让和郭威毫无关系的赵匡胤轻易得了天下，是他眼光和胸襟不如他养父的地方。
当然，这也是他作为郭威嗣子而非亲子的先天不足，使得他明明有几个血缘上的成年亲兄弟，（其生父柴守礼生了五个儿子），却不能栽培重用。明明有一个人丁不算稀少的血亲家族却不能依靠，
反而从继位起为了避嫌还要刻意疏远。再加上郭威在世时为了维护郭荣的皇嗣地位，没有给张永德、李重进同样皇子身份；因此郭荣临终面对的储位问题，几乎无解。
（所以孔明为何仅仅是蜀汉小国之相，却得历朝历代君主大力推崇，这样既忠且能，扶立幼主鞠躬尽瘁的臣子，几乎是所有帝王对大臣的终极梦想。）
赵匡胤既是郭荣麾下得力大将，又是他的亲戚，（赵光义和郭荣是连襟），因此得到重用，被委以心腹之任，也就毫不奇怪了。
所以说若郭荣真是“柴荣”，若后周真是柴家天下不是郭家天下，那赵氏兄弟要想得国近乎不可能，即使能成功，过程也必会比历史上艰难得多。
郭荣重病后，能让郭周政权延续下去的可能，几乎无解。 在几个法定继承人同时都是幼年孺子的局面下，其实即使郭荣能够大公无私，愿意让权给郭威的张女婿或者李外甥。
他们和郭威生前并没有父子名分，终究也一样是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可能在新皇室延续了郭威的一丝血脉。
但是中国与日本西欧的礼法习俗完全不同，女婿与外甥传承的女方血脉是毫不受重视的，和路人甲区别并不大，郭威宁舍张永德李重进，而选择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内侄做养子，在五代乱世也不足为奇。
郭荣如果想学南唐烈祖李昪（徐知浩），改郭姓为柴姓，让柴家变成名正言顺的皇族，依靠亲兄弟来扶保幼主，同样不可行。
毕竟郭威是终结沙陀武人三朝乱政，光复华夏的英雄豪杰，而且仁德爱民、威望甚高，远不是杨吴政权一权臣徐温可比的。郭荣如果不是郭威的养子，那么本身不过一个贫寒茶贩，何德何能去登基大宝？
而且徐知浩从入主杨吴政权中枢，到最后改回李姓称帝，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郭荣从成为皇子起到执掌天下，加起来才不到十年，即使他有心去做也根本来不及了。
何况即使舍得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孺子柴宗训还是一样保不住皇位。柴氏江山即使能够压制郭氏忠臣、以及赵大这样的心怀不轨者，顺利延续，最后能继位的也必然是他的成年弟弟。
如此劳心劳力、为人作嫁，却又何必？
是以，为郭宗训叹，亦为郭荣惜。郭宗训让位后被软禁，刚到二十岁便死且绝后。郭荣的其他几个儿子同样早夭、或“不知其所踪”。
剩下一些即使在大周朝也不算皇族的柴氏族人，给新朝的仁德厚道当活招牌。当然，王朝鼎革，此亦在所难免。论血腥程度，已远远较之前各朝更迭时为轻。
不论如何，赵匡胤终究是终结了刘裕开启的持续数百年的恶例。他跟从郭荣征淮南屠楚州时，单活一巷的爱民之举流传至今，足以见其恻隐之心。
三、周世宗郭荣的历史评价
历史上的郭荣，被历代史家称为五代第一英主，绝不是因为「周世宗英武，若不早死必可一战平燕云远胜两宋」的假想，
而是他在位的短短六年里，已经极称职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北中国政权的首领的本职工作，其军功政绩是汴京政权从割据军阀过渡为真正大一统王朝的不可磨灭的一环。
整顿禁军，沙汰老弱，建立殿前诸班，初步革除中唐以来冗兵积弊；
施政有方，扩大汴京外城，疏通运河，留心农事，均平田租，招抚流民，恢复生产；
限制佛教，严禁私自出家，收缴大量佛像和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令国库充盈；
革除弊政，用法严峻，约束群臣，令州县官吏占有的课户及俸户勒归州县，改由中枢直接发给俸钱，强化中央集权；
征伐四方，所向克捷，高平之战令强敌北汉“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破孟蜀夺秦凤四州把他们打回四川，夺淮南十四州六十县把南方霸主南唐打成江南国自去帝号，
接连打败三个方向的强敌，让他们从统一中国的竞争里出局，为之后北宋的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而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征，趁敌国庸主在位，一路招降纳叛，兵不血刃，从北方霸主契丹虎口拔牙抢回关南二州三关十七县，对其后中原王朝与契丹的长期相持更具重要战略意义。
所以《五代史》里称赞他是「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
因为前面战争太过轻易，郭荣不顾众将反对，想趁乱取幽州，也是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只是随即就因为生病而停止了，这未尝不是天意。
毕竟睡王再差再不成器，上升期的草原帝国同样朝气蓬勃，废愚立贤不过等闲事尔，绝不是朱元璋徐达面对的鲁班天子裸奔将军可比的。
郭威——郭荣——赵匡胤——赵光义，这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整体。四代君王历时近半个世纪后，才终于在李唐帝国的废墟重建了一个新的汉人王朝。
所以赵光义时代虽然两次北伐不利，折损兵将，但这个王朝的根基已经稳固不可动摇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比较有可能的是庙号为周出帝，五代变为六代而已。
第一，我觉得深信柴大官人北伐就能收复幽燕的，应该先比较一下石重贵官家和柴大官人对契丹的战绩再说。柴大官人唯一一次与契丹正面交锋的结果是覆军杀将，而石官家北伐前好歹先后取了近万级契丹脑袋。
然并卵。
就是比起狗血来，重贵大帝北伐前发出的时代最强音，豪情万丈到足以让每一个皇汉少年再次热血沸腾一遍——
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又曰：“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
然并卵。
第二，我觉得还可以比较一下柴大官人和宋太宗北伐的具体表现。
柴大官人花了42天还在关南讨论要不要继续进军，赵二4昼夜已经突袭到幽州城下了。
然并卵。
柴大官人还在磨蹭的时候，辽穆宗已经亲率三十万骑云集幽州；而赵二攻幽州，一部辽军来不及进城不说，甚至还打退了第一波辽国援军的攻势。
然并卵。
我就不用特意说柴大帝北伐时账面兵力只有十万，外有北汉南唐，内有骄兵悍将的基本面了。当然，可能在相信凭借勇气就能一统天下面前的你眼中，这都不算个事儿。
我就摘引一段——
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悦。
是日，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上自至安阳水，命作桥，会日暮，还宿瓦桥，
是日，上不豫而止。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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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是一位在中国备受关注的媒体人，以其深刻的调查报道、富有感染力的采访技巧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闻名。对她的评价，可以说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议题，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立场，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更详细地评价柴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 她的职业生涯与代表性作品： 早期央视时期： 柴静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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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柴静，我想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挺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她这些年来的工作，确实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不少讨论。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她作为调查记者的能力和勇气。在央视的《新闻调查》时期，柴静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态度和深入的追问，报道了许多触及社会痛点的事件。比如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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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2010年柴静访谈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的那场节目，很多人可能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那个充满火药味又发人深省的画面。这期节目之所以能被这么多人记住，不仅仅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极其敏感且重大的议题——气候变化与中国发展权——更在于它展现了一场知识、立场、情感以及话语权之间的高密度碰撞。背景与议题的尖锐性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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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柴静采访丁仲礼的这次对话，至今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也颇具争议的事件。与其说是一次简单的采访，不如说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一次公众对科学、对气候变化认知边界的探索。事件背景：气候变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十字路口要理解这次采访的意义，必须回到2010年的大背景。彼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日益严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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