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院不招聘法学专家当法官，完全按照法理判案？
首先，我们得明白，法官这个职业，或者说“当法官”这个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懂法”。法学理论固然是基础，但它更像是建房子需要的图纸和水泥，而法官还需要成为那个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材料，如何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建筑工人”，甚至是“建筑工程师”。
一、 法官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还有实践经验和综合素质
1. 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法学理论是抽象的、系统化的，它探讨的是法的基本原理、价值和逻辑。比如，宪法如何解释、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如何理解、侵权法中的“过错”如何界定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理论化的探讨。而实际的法律案件，则充满了具体的、鲜活的、甚至有时是矛盾重重的事实。
事实认定： 法官首先要做的是“查明事实”。这需要法官具备侦查、质证、证据审查的能力。法学教授可能在课堂上分析一个案例的理论脉络，但他们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庭审中，如何引导证人说话、如何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如何在双方律师的激烈辩论中找出事实的关键点。比如，一个简单的盗窃案，法学教授可以分析构成要件，但庭审中，如何通过搜查证据、讯问被告、询问被害人来认定“盗窃”这个事实，这就需要大量的实践技巧。
证据规则的运用： 证据是否合法、是否能被采信，这背后有一套复杂的证据规则。这些规则是实践中为了保证审判公正、防止冤假错案而不断发展形成的。法学理论可能侧重于证据的哲学意义，但在法庭上，法官需要知道什么证据是有效的，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法律适用与事实的结合： 法律条文是固定的，但事实千变万化。如何将具体的案件事实，准确地套用到法律条文的框架里，这需要经验。同一个法律条文，在不同的事实背景下，可能需要不同的解释和适用。比如，“重大过失”这个概念，理论上可以有很多定义，但在一个交通肇事案中，法官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夜间、雨天、路况等）来判断司机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2. 法律的解释与自由心证： 法理固然重要，但法律条文往往不是僵死的，需要解释。法官的解释权是司法审判的核心。然而，完全“按照法理判案”听起来很美好，但“法理”本身也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解释路径。如果允许法学专家“按自己理解的法理”判案，那结果可能是判决不统一，甚至互相矛盾。
法律的模糊性： 很多法律条文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弹性和模糊性的，这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比如，“公序良俗”、“善良风俗”等，这些都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结合社会经验和时代精神来把握。一个学究气的法学教授，可能更侧重于理论的严谨性，而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可能不如一个常年处理案件的法官。
法官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判断”： 法官在审判时需要尽量保持“价值中立”，但有时候，法律本身就蕴含了价值判断。比如，保护弱者、公平交易等等。法官需要在不同价值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仅是理论推导，更需要一种“判断力”，这种判斷力往往在实践中磨砺出来。
3. 职业道德与司法伦理： 法官的职业不仅仅是技术活，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法官需要具备高度的职业操守、公正无私的品格、独立的判断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些素质，光靠法学理论的知识是培养不出来的。法官的培养，尤其是初任法官的选拔，往往会考察其品行、作风、责任心等非学术性的方面。
二、 法官的培养和选拔机制的设计考量
1. 法官的“通才”属性： 很多案件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法律领域，虽然法官会有分工，但一个优秀的法官需要有广阔的法律视野和跨领域的理解能力。法学教授往往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成为“专才”，而法官则更需要成为能够处理各种类型案件的“通才”。
2. 司法独立与专业化：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如果法官完全由法学界选拔，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司法可能过于脱离社会实际，或者受到特定学术圈层的影响。通过公开考试、实习培训等方式，能够确保法官的选拔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也引入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专业人才，使得司法体系更具活力。
3. “新人”的培养和成长： 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掌握了法律知识，但距离能够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职业培训，包括实习期，让他们接触真实的案例，学习如何调查取证、如何组织庭审、如何撰写判决书等等。这种实践的历练，是任何理论知识都无法替代的。就像学医的学生，学了再多的解剖学，也得经过临床实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医生。
4. 避免“象牙塔”效应： 如果法官都来自法学界的“象牙塔”，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从纯粹的理论逻辑出发，而忽视了案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情世故和实际后果。法官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诉求，同时也要肩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接地气”的能力，往往是通过基层司法实践获得的。
三、 当前的法官选拔和培养模式的合理性
目前的法官选拔和培养模式，虽然不是直接招聘法学专家，但其实也包含了一些“专家”的元素：
法学教育是基础： 法官候选人通常需要拥有法学学士或以上学位，这保证了他们具备了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
司法考试的专业性： 司法考试本身就是对法律知识和应用能力的综合考察，能够筛选出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人才。
职业培训与实践： 实习期和初任法官的培训，就是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司法人员。
有经验的法官的晋升： 一些在司法实践中表现突出的法官，自然也会在理论研究和业务指导方面发挥作用，他们的经验也是法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法院不直接招聘法学专家当法官，而是通过一套包含法学教育、司法考试、职业培训和实践锻炼的综合性选拔和培养机制，是为了培养出既懂法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综合素质的合格法官。法官的工作，是一门技艺，也是一门艺术，它需要严谨的逻辑，也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更需要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单纯依靠法学理论，是无法完全胜任这一重任的。
网友意见
我说一个参阅案例，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完全按照法理判案。
2004年8月11日，浙江临海市渔民陈某等11人驾驶5310渔船出海捕捞。当晚，他们获知台风即将来袭，于是他们马上返航。8月12日，在他们快到港的时候，台海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江某的电话，说他们的5176渔船出现故障机舱进水。
因为台风天救援困难，搜救中心命令5310船尽力救助5176船。陈某接到命令后，毅然决定前往救援。
由于风浪太大，5310船无法靠近5176船，于是通过对讲机指导5176船自救。此后，5176船脱险，但是由于台风增强至17级，5310船遇险，他们向5176船求救，但是没有回应。
8月12日下午5310船因为缺少救援沉没，船员在水中熬过了20个小时，其中4人死亡，3人失踪，法院应家属的申请，宣告这3人也死亡。
换句话说，为了救援5176船，5310船付出了7名船员死亡的惨痛代价。
2009年2月23日，7名死者的家属向法院起诉称，江某等5176船的船员至今没有向他们表达过慰问与感谢，还到处宣称自己的船没出故障，5310船也没有救过5176船。他们要求基于无因管理的规定，5176船船东江某等人赔偿123万元。
江某等人的一条抗辩意见是，事故发生在2004年，原告5年后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1年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他们也否认5310船救援5176船。
事实上，江某等人的抗辩意见是有效的，因为按照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人身损害案件的诉讼时效就是1年，各原告在五年以后起诉，诉讼时效已经经过，法律不再保护他们的权利。通俗地说，在被告提出有效的诉讼时效抗辩后，原告只有败诉一条路。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
（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事实上，当时的一审法院宁波海事法院就是这么判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了1年诉讼时效，所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败诉了。
之所以家属在事故发生后，五年都没有起诉，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寻求政府方面的说法。家属在事故发生后，向政府申报7人为烈士，但被民政部门否决了。此后，家属提起行政诉讼，也败诉了。此后，这些家属不断上访。
但是，在法理上说，向政府申报、行政诉讼、信访，都不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理由。换句话说，诉讼时效确实是经过了。
一审败诉后，原告不服，向二审法院，也就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在二审中，江某还是坚持5310船没有救援他们，审判长当庭训斥说，如果不是救你们，5310船在台风天掉头是为了观光吗？为了救你们，5310船死了7个人，做人要讲良心。
江某因此哑口无言。
二审法院没有机械地办案，适用诉讼时效规则判决，而是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此后这个案子以双方调解结束，江某等人筹集5万多元补偿款，当场交付各原告。
调解书第一条就是：江某等人对5310船在台风中对5176船的救援予以肯定和感谢。
这个案子能够调解，还有个背景，死者家属在二审时已经收到社会捐款、保险理赔款、政府救助金共计300余万元，死者7人被评为烈士。此外，被告一直否认被救，也是因为家庭困难，无力赔偿。
二审结案后，23名死者家属代表感谢二审法院主持了公道。当地政府和渔民也对这个结果点赞。江某等人表示也解脱了。
由此，这个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事人不断信访，涉及情理法冲突的复杂疑难案件，终于平息了。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二审法院还坚持按照诉讼时效规则处理，那这个矛盾估计会持续下去，甚至死者家属在绝望之下，作出极端举动。
到了那时候，这个案子就可以称得上是严格依据法理、法规裁决的失败案件。
参考文献：
《涉及情理与法理冲突的案件应当尽量调解解决》，《浙江省参阅案例.案例指导》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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