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介石会接受长衡会战方先觉的投降而不接受常德会战余程万的撤退？
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两个重要战役的不同处理方式，其背后是复杂的军事考量、政治现实以及人物性格的综合作用。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两个战役的关键情况：
常德会战（1943年12月）：日军投入重兵围攻湖南常德，守军由孙连仲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为第十二师）防守，师长为余程万。在经历了血战后，常德城于12月3日失守。守军大部分被围困，弹尽粮绝，余程万认为继续抵抗无望，且为保存有生力量，在城破后率领残部突围，意图与友军会合。然而，在撤退过程中，余程万部遭受重创，最终能够突围出去的兵力已不多。战后，蒋介石对余程万的撤退命令进行了严厉处分，认为他“放弃常德，罪大恶极”，将其撤职查办，并一度有枪毙的传闻。
衡阳会战（1944年6月23日 – 8月8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中衡阳是关键一环。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的第十军。方先觉的第十军装备精良，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在长达47天的血战中，第十军孤立无援，弹药耗尽，伤亡惨重。最终，在弹尽粮绝、守军伤亡超过八成的情况下，方先觉于8月8日向日军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事后又宣称是“战略撤退”或“诱敌深入”的计谋，并伺机组织反抗，最终在我方军队反攻时脱离了日军控制。尽管如此，投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战后，蒋介石对这起事件的处理相对宽容，虽然有检讨，但并未像处理余程万那样严厉，方先觉也并未因此受到严酷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处理结果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战略态势与战役性质的不同
常德会战： 常德虽然是战略要地，但相比于衡阳，其战略地位在整个豫湘桂战役的链条中，或许不那么“非守不可”。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军在常德战役中的整体战略部署存在一定问题，友军未能及时支援，导致孤军作战。余程万的部队在突围时，并非主动投降，而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而进行有组织的撤退。从军事上讲，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以待再战，是很多情况下可以理解的军事选择，尽管失败了。
衡阳会战： 衡阳在当时是中国交通线上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日军来说，占领衡阳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步。如果衡阳失守，日军将能更顺畅地向西南腹地推进，对中国战局会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蒋介石非常重视衡阳的防守，倾注了更多资源和期望。方先觉的第十军在此顽强抵抗了近两个月，牵制了大量日军，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其英勇表现事实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尽管最后是城破投降。
二、投降与撤退的性质差异（也是关键点）
余程万的撤退： 余程万是在城破后，为了保存部队火种而率领残部进行的有组织的突围撤退。虽然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其目的并非向日军交械投降。他的部队是在敌后作战，试图与友军汇合，而不是成为日军的俘虏。
方先觉的投降： 方先觉是在部队弹尽粮绝、无力再战后，主动向日军签署了投降协议。虽然事后方先觉试图通过“反抗”、“策略”等说法来辩解，但公开的史实是他向日军交出了部队和武器。
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对于“投降”和“撤退”的界定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接受投降，尤其是主动投降，在军事上是极大的耻辱，会严重打击士气，也影响国际观瞻。而撤退，即使是战败撤退，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力量，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策略失败，但并非绝对的耻辱。
三、方先觉的“投降”背后的复杂操作与蒋介石的权衡
这部分是理解为何对两位将领处理方式差异的关键。方先觉的“投降”并非是彻底的屈服，而是有其特殊背景和后续动作。
“假投降”的说法： 事后，方先觉及其部下反复强调，他们的投降是迫不得已的“假投降”，目的是为了保存部队，等待时机反扑。并且，在投降之后，方先觉的第十军确实在日军的控制下组织了部分抵抗活动，并最终在我方军队的攻势下重新与国军汇合，回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序列。这种“投降而未叛”的操作，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属投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宣传价值的考量： 尽管衡阳城最终失守，但第十军在47天的血战中展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已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也赢得了盟国的赞誉。蒋介石需要平衡的是，一方面要维护抗战的国体和军人的气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前线将领在极端困境下的选择。如果对在衡阳血战后“假投降”的方先觉进行严厉惩处，可能会被解读为对在前线浴血奋战将士的打击，也可能不利于后续战事的心理建设。
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策略（有限度）： 蒋介石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出一种“以德报怨”的策略，尤其是在他认为将领有重大功劳或在特殊情况下做出极端选择时。方先觉的衡阳坚守，其抵抗的顽强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确实在最大限度地消耗了日军。蒋介石可能认为，对于这样一位尽力而为（即便最终以投降告终）的将领，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特殊选择，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以鼓励其他将领继续奋战。
对余程万的处理更接近“严惩以儆效尤”： 相较之下，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处理则更为严厉。这可能出于几个原因：
“丢城”的责任： 常德失守，余程万作为师长，被认为未能守住城市，即使突围也难逃失职之责。
对“军人气节”的更高要求： 在蒋介石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军人宁死不降”是至高无上的信条。虽然余程万是撤退而非投降，但常德失守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而他最后的突围过程中，部分部队的散乱和损失，在严苛的标准下可能被解读为未能坚持到最后。
政治上的考量： 蒋介石需要通过严惩某些将领来树立军法，以整顿军队纪律，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一些腐败和战斗力不强的问题。余程万的案例可能被用来警示其他部队，让他们知道守土的责任有多重。
四、信息不对称与宣传口径
在战争年代，信息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最高统帅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往往是经过层层汇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也需要通过宣传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军队的英勇形象。
对于余程万，虽然他是突围，但最终的结局是部队损失惨重，常德城失守。在宣传上，将他作为“失守有罪”的典型来处理，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塑造“忠勇殉国”的英雄形象（尽管牺牲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部队和他自己）。
对于方先觉，其部队47天的坚守，本身就是极大的宣传点。即便有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和宣传体系中，是可以被包装成“为国牺牲，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英勇事迹，而将“投降”这一负面行为淡化，或解释为“战略性的最后抵抗”。
总结来说：
蒋介石接受方先觉的“投降”而不严惩，而严厉处置余程万，并不是因为他鼓励投降，而是基于对两位将领行为性质的不同解读、对战役战略意义的权衡、对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方先觉事后“反抗”留下的回旋余地。
余程万：撤退，但城破，部队损失大，处理严厉是为了“儆效尤”。
方先觉：主动投降，但坚守时间长，消耗日军多，事后有“反抗”行为，蒋介石出于对英勇事迹的肯定和政治上的考量，给予了相对宽容的处理，并将“投降”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这反映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政治考量和道德标准之间所进行的复杂博弈。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两个战役的关键情况：
常德会战（1943年12月）：日军投入重兵围攻湖南常德，守军由孙连仲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为第十二师）防守，师长为余程万。在经历了血战后，常德城于12月3日失守。守军大部分被围困，弹尽粮绝，余程万认为继续抵抗无望，且为保存有生力量，在城破后率领残部突围，意图与友军会合。然而，在撤退过程中，余程万部遭受重创，最终能够突围出去的兵力已不多。战后，蒋介石对余程万的撤退命令进行了严厉处分，认为他“放弃常德，罪大恶极”，将其撤职查办，并一度有枪毙的传闻。
衡阳会战（1944年6月23日 – 8月8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中衡阳是关键一环。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的第十军。方先觉的第十军装备精良，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在长达47天的血战中，第十军孤立无援，弹药耗尽，伤亡惨重。最终，在弹尽粮绝、守军伤亡超过八成的情况下，方先觉于8月8日向日军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事后又宣称是“战略撤退”或“诱敌深入”的计谋，并伺机组织反抗，最终在我方军队反攻时脱离了日军控制。尽管如此，投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战后，蒋介石对这起事件的处理相对宽容，虽然有检讨，但并未像处理余程万那样严厉，方先觉也并未因此受到严酷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处理结果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战略态势与战役性质的不同
常德会战： 常德虽然是战略要地，但相比于衡阳，其战略地位在整个豫湘桂战役的链条中，或许不那么“非守不可”。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军在常德战役中的整体战略部署存在一定问题，友军未能及时支援，导致孤军作战。余程万的部队在突围时，并非主动投降，而是为了避免全军覆没而进行有组织的撤退。从军事上讲，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以待再战，是很多情况下可以理解的军事选择，尽管失败了。
衡阳会战： 衡阳在当时是中国交通线上的关键节点，尤其对于日军来说，占领衡阳是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步。如果衡阳失守，日军将能更顺畅地向西南腹地推进，对中国战局会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蒋介石非常重视衡阳的防守，倾注了更多资源和期望。方先觉的第十军在此顽强抵抗了近两个月，牵制了大量日军，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其英勇表现事实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尽管最后是城破投降。
二、投降与撤退的性质差异（也是关键点）
余程万的撤退： 余程万是在城破后，为了保存部队火种而率领残部进行的有组织的突围撤退。虽然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其目的并非向日军交械投降。他的部队是在敌后作战，试图与友军汇合，而不是成为日军的俘虏。
方先觉的投降： 方先觉是在部队弹尽粮绝、无力再战后，主动向日军签署了投降协议。虽然事后方先觉试图通过“反抗”、“策略”等说法来辩解，但公开的史实是他向日军交出了部队和武器。
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对于“投降”和“撤退”的界定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接受投降，尤其是主动投降，在军事上是极大的耻辱，会严重打击士气，也影响国际观瞻。而撤退，即使是战败撤退，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力量，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策略失败，但并非绝对的耻辱。
三、方先觉的“投降”背后的复杂操作与蒋介石的权衡
这部分是理解为何对两位将领处理方式差异的关键。方先觉的“投降”并非是彻底的屈服，而是有其特殊背景和后续动作。
“假投降”的说法： 事后，方先觉及其部下反复强调，他们的投降是迫不得已的“假投降”，目的是为了保存部队，等待时机反扑。并且，在投降之后，方先觉的第十军确实在日军的控制下组织了部分抵抗活动，并最终在我方军队的攻势下重新与国军汇合，回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序列。这种“投降而未叛”的操作，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属投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给蒋介石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宣传价值的考量： 尽管衡阳城最终失守，但第十军在47天的血战中展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已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也赢得了盟国的赞誉。蒋介石需要平衡的是，一方面要维护抗战的国体和军人的气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前线将领在极端困境下的选择。如果对在衡阳血战后“假投降”的方先觉进行严厉惩处，可能会被解读为对在前线浴血奋战将士的打击，也可能不利于后续战事的心理建设。
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策略（有限度）： 蒋介石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出一种“以德报怨”的策略，尤其是在他认为将领有重大功劳或在特殊情况下做出极端选择时。方先觉的衡阳坚守，其抵抗的顽强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确实在最大限度地消耗了日军。蒋介石可能认为，对于这样一位尽力而为（即便最终以投降告终）的将领，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特殊选择，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以鼓励其他将领继续奋战。
对余程万的处理更接近“严惩以儆效尤”： 相较之下，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处理则更为严厉。这可能出于几个原因：
“丢城”的责任： 常德失守，余程万作为师长，被认为未能守住城市，即使突围也难逃失职之责。
对“军人气节”的更高要求： 在蒋介石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军人宁死不降”是至高无上的信条。虽然余程万是撤退而非投降，但常德失守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而他最后的突围过程中，部分部队的散乱和损失，在严苛的标准下可能被解读为未能坚持到最后。
政治上的考量： 蒋介石需要通过严惩某些将领来树立军法，以整顿军队纪律，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一些腐败和战斗力不强的问题。余程万的案例可能被用来警示其他部队，让他们知道守土的责任有多重。
四、信息不对称与宣传口径
在战争年代，信息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最高统帅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往往是经过层层汇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也需要通过宣传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军队的英勇形象。
对于余程万，虽然他是突围，但最终的结局是部队损失惨重，常德城失守。在宣传上，将他作为“失守有罪”的典型来处理，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塑造“忠勇殉国”的英雄形象（尽管牺牲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部队和他自己）。
对于方先觉，其部队47天的坚守，本身就是极大的宣传点。即便有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和宣传体系中，是可以被包装成“为国牺牲，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英勇事迹，而将“投降”这一负面行为淡化，或解释为“战略性的最后抵抗”。
总结来说：
蒋介石接受方先觉的“投降”而不严惩，而严厉处置余程万，并不是因为他鼓励投降，而是基于对两位将领行为性质的不同解读、对战役战略意义的权衡、对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方先觉事后“反抗”留下的回旋余地。
余程万：撤退，但城破，部队损失大，处理严厉是为了“儆效尤”。
方先觉：主动投降，但坚守时间长，消耗日军多，事后有“反抗”行为，蒋介石出于对英勇事迹的肯定和政治上的考量，给予了相对宽容的处理，并将“投降”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这反映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政治考量和道德标准之间所进行的复杂博弈。
网友意见
蒋公并没有接受方先觉投降，只是第一时间出于各种顾虑否认方曾经投降，硬着头皮宣传说方是力战到底被俘。事后 蒋公对方是冷处理并有意打压甚至羞辱的；对发起投降动议的周庆祥则借故枪决；而对衡阳保卫战中反对投降的军官， 蒋公则破格提拔，荣宠有加。
看衡阳保卫战后 蒋公对四个师长的态度，可以一窥 蒋公对方先觉等最后投降的真实想法。发起策动投降的周庆祥一度被降职使用，最终于1948年被 蒋公借故作战不力枪毙。6日晚第一个同意方、周投降计划的葛先才被冷冻，直到解放前才启用，职位仍然是师长。未参与密谋但随大流的容有略相对重用，但拖到1946年2月才发青天白日勋章。【按：周、葛的青天白日勋章是在城破前发的】而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在衡阳破城前一度反对方先觉、周庆祥投降提议，虽迫于形势跟随，但此举让 蒋公颇为赞赏。饶脱险后， 蒋公立即手谕陈诚安排工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并将饶同张灵甫一同破格入陆大将官班【张为主力军副军长，饶为杂牌师师长，方先觉及衡阳其他三位师长和参谋长均未安排】。
而方先觉直到1947年10月，才入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深造”。方先觉1938年10月任预备第十师副师长，1940年1月升预备第十师师长，1942年4月升第十军军长，1944年底升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以此资历，自然应该入甲级将官班。方不参加将官班也就罢了，1947年居然沦落到参加“乙级第四期”，可算 蒋公有意的侮辱。别说饶少伟，衡阳保卫战时表现出色并且也在最后关头反对投降的预备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曾京1946年即入将官班乙级二期，比方还早两期。
【倭寇公布的衡阳保卫战后被俘各将领照片，从左至右：饶少伟 周庆祥 方先觉 葛先才 荣有略，倭寇。只有饶少伟尚能保持军人风范。】
【1946年6月13日， 蒋公核定衡阳保卫战时第十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周庆祥、暂编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职务。策划发起投降的周降格出任第一四三师师长，一度拒绝投降，主张突围的饶升任第四军副军长。】
【1948年7月20日，周庆祥被枪毙。】
前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因在山东作战不力，由上峰扣押来京，经国防部军法局审讯属实，依法判处死刑。呈奉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晨六时半将周庆祥自看守所提出验明正身，绑赴中华门外东炮台刑场执行。行刑时，以手枪自脑后连射两枪毕命。周庆祥系山东人，年四十四岁，此次奉命率部救援潍县，贻误戎机。
可惜 蒋公欲立为正面典型的饶少伟1946年底为胡琏所坑，在戴之奇【饶此时任戴部整编师副师长】自杀之役被俘。
【被俘后的饶少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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