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行住房统一免费供给的政策是否可行？有哪些可预见性的结果？
政策可行性分析：
要评估住房统一免费供给的可行性，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
经济基础：
巨大的财政负担： 住房不仅仅是“墙和顶”，还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材料、人工）、维护成本、基础设施配套（水、电、气、暖、网络）、社区服务等。一旦实行免费供给，这笔巨额开支将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以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全国范围内的住房需求来计算，这笔开支将是天文数字，对国家整体经济会造成何等压力，能否持续支撑，是最大的疑问。
资源分配的挑战： 土地是有限的资源。免费供给意味着国家需要主导或承担绝大部分的土地获取和开发。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资源，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等土地稀缺地区，将是极其困难的。
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 财政收入的来源是税收。如果将住房成本完全转嫁给税收，那么税负将会大幅提高，这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居民的消费能力，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其他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交通、国防等）的资金是否会因此被挤占？
市场机制的消失与扭曲： 房地产市场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的丧失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建筑行业、房地产金融、物业管理等相关产业的生态将被彻底改变，甚至可能消失。
管理与执行：
庞大的管理体系： 如何对全国范围内的所有住房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分配、维护和管理？这需要一个极其庞大、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负责从设计标准、户型分配、入住资格审核、维修保养、到居民需求响应等所有环节。
公平分配的难题： “免费”不等于“平均”。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需求是不同的。如何根据家庭人口、工作地点、生活习惯、特殊需求（如老年人、残疾人）等因素进行公平、合理的住房分配？一旦出现分配不公，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维护与保养的效率： 免费供给往往伴随着“免费使用”的观念。如何激励居民爱惜和维护公共住房？如果住户不负责任，导致房屋损耗过快，谁来承担维修费用？由国家统一管理维修，效率和质量能否保证？
住房标准的统一与差异： 免费供给是否意味着所有人的住房条件都一模一样？这显然不符合实际需求。但如果提供差异化的住房，又如何界定标准和分配？
社会心理与行为：
“福利陷阱”的担忧： 长期免费供给可能导致一部分居民产生依赖心理，缺乏主动改善居住条件的动力。
居住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如果住房可以免费申请和分配，人们的居住选择自由度可能会受到限制。频繁的搬迁或居住地选择的困难，可能会影响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
激励机制的缺失： 在一个没有住房成本压力的社会里，个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是否会因此减弱？“先富起来”的住房改善动力将不复存在。
可预见性的结果：
如果国家真的实行住房统一免费供给的政策，我们可以预见一系列深远且复杂的结果：
1. 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与经济重塑：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与重组： 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中介、金融机构将面临生存危机，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行业转型。
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 如前所述，住房成本将压垮国家财政，除非有其他强力经济增长或税收改革来弥补。
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挤占： 为了支撑住房供给，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入可能会被削减，导致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下降。
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 如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大幅提高税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将减少，消费意愿降低，进一步影响经济活力。
2. 社会分配与公平的新挑战：
分配的“寻租”空间扩大： 在一个由国家主导的住房分配体系中，权力寻租、腐败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掌握分配权的人员可能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房票”与“居住权”的博弈： 免费供给可能转化为一种“居住权”的分配。如何界定和管理这些居住权，使其不至于成为新的不公平来源，将是核心问题。
城镇与乡村、城市内部的差距可能依然存在，甚至加剧： 即使住房免费，但优质的区位、更好的配套设施、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依然是稀缺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不公，可能会在新的体系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居住的“流动性”问题： 如果住房分配与工作单位、户籍等强绑定，个人迁徙自由可能会受到限制，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3. 住房标准的“平均化”与“普通化”：
住房质量的潜在下滑： 在追求数量和免费供给的目标下，住房的标准可能会被设定在最低可接受水平，牺牲居住的舒适度和个性化。
维护与修缮的“慢反应”： 由国家统一负责维护，其效率和响应速度可能远不如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小问题可能拖成大问题，影响居住体验。
“二次房产”的出现： 即使住房免费供给，人们依然可能追求更好的居住条件，例如通过“置换”现有免费住房，或者在允许范围内进行装修、改造。这可能催生一种非官方的“二次房产”交易或利益分配链条。
4. 激励机制的弱化与社会活力的潜在下降：
个人奋斗的意义被稀释： 当基本生存需求（如住房）得到完全保障且免费时，一部分人可能会失去追求更高目标的动力。
“逆向选择”的可能： 那些更愿意努力工作、提高生活品质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那些安于现状的人反而能获得与努力程度不匹配的资源。
社区文化的变迁： 邻里关系、社区文化可能会发生变化。当人们不再需要为房贷而奋斗，也不必担心房租压力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助动力是否会减弱？
总结：
国家实行住房统一免费供给的政策，虽然听起来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万能药”，但在现实操作层面，其可行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基础、管理执行、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都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障碍。
即便抛开这些障碍，强行推行，预见的结果也将是 经济的巨大动荡、财政的空前压力、社会分配的新的不公、以及人们激励机制的普遍弱化。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福利政策，而是一场触及国家经济、社会结构、乃至国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历史上，一些国家曾尝试过高度集中的住房分配模式，但往往以牺牲效率、降低居住质量或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告终。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活力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是不可或缺的。完全取消市场在住房配置中的作用，代之以纯粹的计划和免费供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远大于其试图解决的住房问题本身。
因此，从审慎和务实的角度来看，住房统一免费供给的政策，在当前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具有可行性，其可能带来的结果也将是负面且灾难性的。更现实的路径，应当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有效调控，如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式，来解决住房的公平性和可负担性问题。
网友意见
这肯定会导致诸如隋唐均田制下出现的那种情况：按权分配
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诸如修水库，三线建设，五小工业，三边工程这些毫无效益的无底洞里，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建国后30年，政府给干部职工分配福利房子，但投入建房的资金很少
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少部分历史遗留下来的私有房产外，超过90%的住房投资是由国家提供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直强调“先积累后消费”，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很少投资建房，从1958年到1978年住房改革之前，住房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一直就没有超过8%，其他国家，诸如日本、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国，其住房方面的投资占到期总得基本建设资金的15%~30%。相比之下，中国的住房投资严重不足。
政府无力建房，许多民众的住房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9月，全国99个城市中，要求解决住宅问题的职工有110万户，加上到1956年底截至新增加的缺房职工，估计有250万人左右，若按照五年计划前四年职工住宅平均造价57元每平米计算，要投资28亿5千万。这些钱相当于1956年工业建设投资的44%。”（《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建国后30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可谓没有明显改善。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 5平方米降至3. 6平方米。”（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张丽凤，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
福利房一直紧缺，78年人均居住面积3.6m约一张床大小，还不如49年
资金捉襟见肘，国家为建更多房子，便一再降低住宅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城市住宅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从1959、1960年的五十多平米降为三十多平米，每平米的造价从一百元降低为三十多元。大庆出现‘干打垒’住宅，建住宅不用砖瓦木材。”
但是zf一方面又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比如在今天都还称得上相当奢华的北京西郊招待所（今友谊宾馆）、北京市委大楼（位于崇文区台基厂，1955年设计，1956年完成，全部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平均造价160元/平米）、景山后街的两栋机关宿舍大楼，其建设和竣工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被认为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在住房极为紧张的重庆、哈尔滨、广州等市，书记院、高干楼如雨后春笋。……如刘少奇所说：‘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也莫过于此!’”（《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1952年，北大分配给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周一良的是原燕京大学外国教员保姆的住房——燕东园24号。这处房屋终年不见阳光，楼梯狭窄、坡度过高。周一良夫妇在这里从39岁住到82岁，多次摔倒骨折。”“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同在清华工作的新婚夫妇只能分居而分不到一间宿舍的现象，却曾长期存在。”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的写照。（蓝旗营的三个家庭，曾昭奋，《读书》，2007年第6期
大学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糟糕如此，普通百姓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却被政府批评为无理取闹：“有些职工要结婚，要接家属，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说是政府不顾全自己的困难，有的夫妻不在一个城市住，两三年不见面，就大闹情绪，说是无情的银河，把他们隔绝了。”当时政府为减轻住宅压力，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城，一方面把职工家属下放农村，使夫妻分居合法化：“可以不来城市的职工家属，鼓励其留在农村；不需要住在城市的职工家属，可以动员其回乡生产，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对于家属不住在本市的职工，可规定适当的休假制度，让其回家团聚。”（《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住房条件依然没有改善，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0%的居民住在不到4平方米的空间，而一对年轻夫妻通常和一对老夫妻以及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60%的家庭内没有下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 9%； 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 0% ;老少二代同住一室的占4. 2%;己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单放床的占8.6%。（中国住房双轨制改革及其不平等性，李基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3期）
当时政府官员负责制定福利房的标准，他们很轻易为自己制定更优厚的住房标准。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尽管那时房屋短缺，官员并没跟百姓“同甘共苦”，干部住房条件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众编写顺口自嘲：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1983年国务院文件承认问题，并下发通知整改：“全国城镇建设了大批住宅，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近两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擅自制订住宅标准，任意突破国家有关规定，为领导干部新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脱离了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为了加强对住宅标准的管理”，该文件还特意规定各级别的住房标准：“一、严格控制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一般职工家庭为42~50m(均为建筑面积，下同);县、处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60~70m，厅、局、地委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80~90m。”
1983年政府只承认了官员住房“超标”，并没有向自身的住房特权开刀，因此这份文件并没有解决干部与民众之间住房差距的问题。1988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于北京市对1000户居民进行了入户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1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1331平方米。(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1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188平方米.(3)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1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 187平方米。”（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官员还掌管福利房的分配，民众为分到房子不时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
官员不但福利房的分配标准，还掌握着福利房的分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寻租。民众为了能分到房子，经常得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
1983年研究者记录了某研究所福利房分配过程：“住房调配方法采取上下结合、全所平衡，公布方案，征求意见，最后由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党委审定，行政领导签发，发榜公布。然而，在分配过程中，有些并未照此执行。如有位派系领袖，共有四口人，两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自报还有两个临时户口，第一批分配时，一榜方案上分配给他一个朝南十二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单间套，加一个朝北两间二十余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小套，群众意见非常集中，非常强烈，多数意见反对这个方案，因此，在第一批分配时不得不撤销这个方案。当时有的群众就说:“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看着好了，最后领导还会分配给他的。现在不报恩，以后没机会了。”有的则说:“不会吧?领导不能那样无视群众意见，一意孤行吧。”然而，在第二批分配时，果然上了第二榜，而且，说明不再发第三榜，抛开所务会议一锤定了音，这种做法在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公房怎样分配得公平合理——M研究所分房情况剖析，黄勤，《社会科学》，1984年02期 ）
1993年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分配不公平，工人和干部或领导意见等不应成为分配的条件
对于福利房的分配制度和实际结果，多数民众认为分配十分不公平的。1993年研究人员对上海和天津民众的调查显示，“认为您单位的住房分配是否公平?”将回答中表示“很公平”或“公平”的个案加起来，天津为36%，上海为25%。很显然，大多数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民众认为，住房分配一系列标准当中，最重要的次序分别是：1，住房困难程度；2.婚后无房;3等房结婚这三项。此外，天津市民将职工年龄和工龄也列为主要的标准之一。（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在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工人和干部或是不是党员这样的政治条件不应该成为住房分配的前提条件，领导人的意见也不应该是重要的分房依据。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与单位领导人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分房委员会领导搞好关系”是能否分到住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认为，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说明，一方面人们一般不喜欢在单位分房中掺入人为的因素，而另一方面，现实地看，处理好这些人为的因素又是得到住房的重要条件。”
结语
1、福利房既不“福利”，也不公平，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一个缩影。
2、买房难和住房两极分化是当下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但因为这个现实，而去怀念“公平”的“福利分房”时代，则未免太滑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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