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如何确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
一、 从旧军队的泥沼中挣扎：对旧制度的失望
贺龙出身贫苦，早年经历坎坷，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有的是一颗朴实、正直的心，以及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投身绿林，后来加入北洋军阀的队伍，最初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寻求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然而，在旧军队的经历，特别是他在北洋军阀麾下的日子，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旧军队的腐朽和黑暗。军阀混战，百姓遭殃；军队内部，派系林立，贪腐横行；士兵们生活困苦，毫无尊严，更谈不上为国家民族效力。他见识了军阀的残暴和无能，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堕落。这种切肤之痛，让他对依靠旧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体制来挽救中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二、 辛亥革命的余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军阀割据、列强侵略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日本等国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让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痛心疾首。
在这样的背景下，贺龙作为一名军人，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出路在哪里。他看到了国民党虽然也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其内部的派系斗争、腐败现象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同样令他失望。他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真正团结人民、抵抗外侮、建立一个独立富强中国的力量。
三、 接触革命思想的契机：在思想的海洋中寻找答案
历史的洪流总会汇聚各种思潮，而贺龙正是在这个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开始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他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顿悟”共产主义，但可以推断，他的思想转变是循序渐进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与进步人士的交往： 随着他在军队中地位的提升，以及他个人革命热情和朴实作风的展现，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革命党人以及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这些人可能向他介绍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革命道路，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启发。那些在旧制度下挣扎的中国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贺龙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军人，他对强有力的组织和有效的革命方法有着天然的敏感。俄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很年轻，但其组织能力和宣传动员能力已经逐渐显现。他们深入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贺龙在南方的军事活动，很可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材料，或者与共产党员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他对共产党人表现出的组织纪律性、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他们清晰的革命目标，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亲身实践与验证：在国民革命中的选择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时期，贺龙加入了国民党，并参与了北伐战争。这段时期，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革命中的表现。
国民党的局限性暴露： 尽管北伐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官僚腐败以及对革命力量的限制，让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感到失望。特别是当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贺龙所感受到的冲击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右翼背叛革命的事实，这让他彻底认清了国民党无法真正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共产党的坚定与担当： 与国民党的背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他们依然坚持革命，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军队建设的开端。贺龙作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军事力量的领导者，他看到了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和勇气。
五、 南昌起义的转折点：坚定不移的信仰选择
1927年的南昌起义，成为贺龙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他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选择：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还是跟随共产党走上新的革命道路？
贺龙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他长期以来对旧制度的失望、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初步认同和对共产党人行动的观察。他看到了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出的对人民的忠诚、对革命的坚定，以及一套能够组织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有效方法。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总结来说，贺龙确信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过程：
基层苦难的经历： 使他深刻理解旧社会制度的弊端，渴望改变人民的命运。
旧军队的腐败见闻： 使他对旧有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失去信心，寻求新的出路。
民族危机的深刻感受： 使他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能够救亡图存的道路。
革命思潮的洗礼： 使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对其产生认同感。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 为他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革命模式。
国民革命的实践检验： 使他看到了国民党的局限性和共产党的坚定性。
南昌起义的决断： 是他最终将信仰与行动结合的标志，是他对共产主义道路坚定不移的拥护。
贺龙并非一个书斋里的理论家，他是一名实践者。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更多地来自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革命实践的亲身参与。他从一个饱经战火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他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责任的思考和选择，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一个缩影。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共产主义所代表的理想，是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最能拯救中国的道路。
网友意见
南昌起义时，在中共大员和军事将领云集的南昌，贺龙被前敌委员会任命为兼起义代总指挥（出于统战考虑，当时打出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宣布起义总指挥为不在南昌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实际上，起义领导人并不完全信任贺龙，任命其兼起义代总指挥主要是出于利用考虑，要借重他的影响力，满足他的名位需要，其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军事上，进行各种决策的是周恩来，起主要指挥作用的则是前敌总指挥叶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过一段精彩描述：贺龙在会昌战役（南昌起义南下时）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笔者认为，以贺龙的出身和经历，说他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是值得怀疑的。但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明确，组织力强，共产党员有带头模范作用，能团结广大官兵，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这都是人所共睹的，也是草莽出身嫉恶如仇的贺龙所钦佩的。像在贺龙20军当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周逸群，当贺部发不出军饷时，富家出身的周逸群就把自己老家的田产卖掉筹钱周济贺龙，这让备尝武汉政府口惠而实不至苦头的贺龙非常感动。再加上共产党动员了不少被军阀地主追捕迫害的工农骨干加入贺部，还补充过来一部分枪支，让在北伐中受到较大损失的贺龙部补齐建制一定程度恢复了元气，这也加深了贺对共产党的好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贺龙当时参加南昌起义，也是有利害算计的。首先他出身贫苦，同情工农大众，同情左派，这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因此，尽管大杀工农的蒋介石曾拉拢他，但贺龙从来没有动过心；其次，贺龙为之鞍前马后服务的武汉国民政府有很大问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无法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汪精卫有心拉张发奎的人马回广东发展。贺龙所部出自黔军，去广东人生地不熟，寄人篱下，非他所愿。而跟着唐生智东征讨蒋更不行，因为唐生智这人好兼并异己，贺龙的原上司黔军大老袁祖铭、彭汉章都是被唐干掉的，贺龙跟着唐生智干，无异是与虎谋皮。而共产党就不一样了，其主义是贺龙感到亲近和向往的，其军队是能打仗的，还有共产国际在后边支持，对自己又很看重，哪一方面都划得来。既然蒋介石能从黄埔以一军之力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理由共产党的几万人马就打不出一个局面来。因此，南昌起义时的贺龙不能说多么确定了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但无论是从天然感情还是从切身利害来说，跟着共产党干都是一笔看上去很光明的买卖。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化装突围，辗转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头。此时，宁汉已经合流，国民党政府悬赏10万大洋缉拿贺龙。中央本拟派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去苏联学习。割据井冈山苦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的毛泽东，也曾给中央写信要求派贺龙来。但贺龙心中不服气，不愿意去苏联，而是想回湘西重新搞武装，从头干起。中央军事部领导人周恩来在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后，说服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派贺龙和周逸群回湘西组织暴动，归湖北省委书记兼湘西北特委书记郭亮领导。回头来看，如果说贺龙在南昌起义期间还脱不了“军阀”的嫌疑，中共领导人主要是利用他的名声和威望，那么到了起义失败后至上海中央学习的这一阶段，贺老总已经脱胎换骨，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为共产党打天下，成为了被上级所信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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