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朝独以强亡？
“汉朝独以强亡”这句话，虽然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争议，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对汉朝灭亡原因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强调了汉朝后期虽然表面上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其内部已经积累了足以导致崩溃的危机。这句话并不是说汉朝是因为强大而灭亡，而是说，正因为其长期的强大和繁盛，导致了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治理上的疏漏，最终走向了灭亡。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为什么可以从“汉朝独以强亡”这个角度来理解汉朝的灭亡：
一、 长期繁盛带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土地兼并的加剧： 汉朝，尤其是东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的成果却并非平均分配。皇室宗亲、功勋贵族、地方豪强凭借政治和经济优势，不断兼并土地，形成庞大的庄园。这导致：
自耕农的大量破产： 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地主，沦为佃农或奴婢，失去了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利。
国家税基的萎缩：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虽然地主们坐拥巨额财富，但他们往往逃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社会矛盾的激化： 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农民起义提供了土壤。
官僚体系的膨胀与腐败： 汉朝实行郡县制和察举制，这在初期有效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后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埋下了伏笔。
官僚特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族谋取私利，导致贪污腐败现象泛滥。
选官制度的弊端： 察举制在东汉时期逐渐被“举秀才，征孝廉”等方式取代，但后来演变成由地方豪强和官僚操控，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寒门子弟难以入仕，加剧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隔阂。
中央权威的削弱： 地方官僚的权力膨胀，导致中央政府的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受到阻碍，甚至被架空。
二、 “强”所带来的内部制约的松懈：
外戚与宦官的干政： 汉朝皇权与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并且在后期尤为激烈。
外戚的崛起： 皇帝年幼或昏聩时，其外戚（母系家族）往往能够掌握大权，形成家族专权。他们利用裙带关系安插亲信，干预朝政，导致政治的腐败和低效。
宦官的得势： 宦官作为皇帝的近臣，通过对皇帝的近距离影响，也逐渐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他们与外戚、官僚集团相互勾结，形成党争，进一步搅乱了朝政，使得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强”使得皇帝更加依赖近臣： 当皇帝感到权力被架空或难以驾驭庞大的官僚体系时，更容易依赖身边的宦官，导致宦官势力膨胀，形成恶性循环。
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 尽管汉朝在初期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壮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
豪强与地方官僚的结合： 地方豪强往往通过金钱、关系等手段与地方官僚相互勾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和经济基础，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阴违。
长期的和平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汉朝的长时间和平发展，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使得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相对下降。面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朝廷军队往往难以迅速有效地平定。
意识形态的僵化与思想的禁锢：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僵化和禁锢。
对社会变革的阻碍： 儒家思想强调等级秩序和礼法，对于一些触及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兼并），往往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统治。
缺乏对新兴阶级的吸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如商人群体）逐渐壮大，但儒家思想及其官僚体系却难以有效地吸纳和整合这些新兴力量，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三、 “强”的掩盖与虚弱的根基：
盛世之下的暗流涌动： 汉朝长期的繁荣，尤其是在“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之后，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帝国印象。然而，这种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式扩张、对民间征收重税以及压制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些基础受到冲击，其内在的虚弱便会暴露出来。
对外政策的消耗：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对西域的扩张，虽然巩固了汉朝的边疆，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和人力，为后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了伏笔。即使在和平时期，庞大的军队和边防开支也依然是沉重的负担。
缺乏有效的社会调控机制： 汉朝政府在面对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时，缺乏一套有效的、持续的调控机制。虽然有过一些尝试，如“占田令”，但往往因为阻力过大或执行不力而失败。
总结来说，“汉朝独以强亡”这句话，并非说汉朝是因为强大本身而灭亡，而是指：
汉朝的长期强大，使得其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缺乏及时有效的改革和调整。
这种强大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外戚、宦官、地方豪强等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强大”的资源而互相倾轧，消耗了国家的力量。
“强大”也意味着帝国规模庞大，治理难度增加，一旦内部出现动荡，其“强”往往难以迅速有效地压制危机，反而可能因为规模和惯性而加速其覆灭。
最终，汉朝的灭亡，是土地兼并、官僚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地方势力崛起、农民起义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而“强”字，则是在这个过程中，如同烈火，将这些潜在的危机加速燃烧，直至帝国灰飞烟灭。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为什么可以从“汉朝独以强亡”这个角度来理解汉朝的灭亡：
一、 长期繁盛带来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土地兼并的加剧： 汉朝，尤其是东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然而，这种繁荣的成果却并非平均分配。皇室宗亲、功勋贵族、地方豪强凭借政治和经济优势，不断兼并土地，形成庞大的庄园。这导致：
自耕农的大量破产： 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地主，沦为佃农或奴婢，失去了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利。
国家税基的萎缩：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虽然地主们坐拥巨额财富，但他们往往逃避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社会矛盾的激化： 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农民起义提供了土壤。
官僚体系的膨胀与腐败： 汉朝实行郡县制和察举制，这在初期有效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也为后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埋下了伏笔。
官僚特权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族谋取私利，导致贪污腐败现象泛滥。
选官制度的弊端： 察举制在东汉时期逐渐被“举秀才，征孝廉”等方式取代，但后来演变成由地方豪强和官僚操控，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寒门子弟难以入仕，加剧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隔阂。
中央权威的削弱： 地方官僚的权力膨胀，导致中央政府的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受到阻碍，甚至被架空。
二、 “强”所带来的内部制约的松懈：
外戚与宦官的干政： 汉朝皇权与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并且在后期尤为激烈。
外戚的崛起： 皇帝年幼或昏聩时，其外戚（母系家族）往往能够掌握大权，形成家族专权。他们利用裙带关系安插亲信，干预朝政，导致政治的腐败和低效。
宦官的得势： 宦官作为皇帝的近臣，通过对皇帝的近距离影响，也逐渐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他们与外戚、官僚集团相互勾结，形成党争，进一步搅乱了朝政，使得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强”使得皇帝更加依赖近臣： 当皇帝感到权力被架空或难以驾驭庞大的官僚体系时，更容易依赖身边的宦官，导致宦官势力膨胀，形成恶性循环。
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 尽管汉朝在初期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豪强势力的壮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
豪强与地方官僚的结合： 地方豪强往往通过金钱、关系等手段与地方官僚相互勾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和经济基础，对中央的号令阳奉阴违。
长期的和平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汉朝的长时间和平发展，虽然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使得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相对下降。面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朝廷军队往往难以迅速有效地平定。
意识形态的僵化与思想的禁锢：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僵化和禁锢。
对社会变革的阻碍： 儒家思想强调等级秩序和礼法，对于一些触及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如土地兼并），往往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统治。
缺乏对新兴阶级的吸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如商人群体）逐渐壮大，但儒家思想及其官僚体系却难以有效地吸纳和整合这些新兴力量，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三、 “强”的掩盖与虚弱的根基：
盛世之下的暗流涌动： 汉朝长期的繁荣，尤其是在“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之后，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帝国印象。然而，这种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式扩张、对民间征收重税以及压制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些基础受到冲击，其内在的虚弱便会暴露出来。
对外政策的消耗：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对西域的扩张，虽然巩固了汉朝的边疆，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和人力，为后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了伏笔。即使在和平时期，庞大的军队和边防开支也依然是沉重的负担。
缺乏有效的社会调控机制： 汉朝政府在面对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时，缺乏一套有效的、持续的调控机制。虽然有过一些尝试，如“占田令”，但往往因为阻力过大或执行不力而失败。
总结来说，“汉朝独以强亡”这句话，并非说汉朝是因为强大本身而灭亡，而是指：
汉朝的长期强大，使得其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缺乏及时有效的改革和调整。
这种强大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外戚、宦官、地方豪强等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强大”的资源而互相倾轧，消耗了国家的力量。
“强大”也意味着帝国规模庞大，治理难度增加，一旦内部出现动荡，其“强”往往难以迅速有效地压制危机，反而可能因为规模和惯性而加速其覆灭。
最终，汉朝的灭亡，是土地兼并、官僚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地方势力崛起、农民起义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而“强”字，则是在这个过程中，如同烈火，将这些潜在的危机加速燃烧，直至帝国灰飞烟灭。
网友意见
“汉以强亡”，说的是东汉，是王夫之观凉州三明战绩而有感。
“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这句话出自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桓帝篇第九段，想要搞清王夫之说的是何意，必要把整段话都贴出来，以免断章取义。
《读通鉴论·桓帝》
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王夫之说的很清楚，汉以强亡，强在哪？兵强也，【兵强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都奋起率兵自命为天子的虎臣，北方的少数民族，西方的羌族被他们斩首至百万，他们还穷山搜谷几乎把这些少数民族斩草除根。军队之强盛没有比的上的，就是因为军队习于战争而人有愤愤之志，数十年后各路军阀大战于中原，差不多就是这时候开的端。
王夫之认为桓帝灵帝时期君主昏庸，宦官把持朝政，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通过军功来获得权利，并且这条途径还少祸事，于是士大夫们乐于习战事，普通百姓也崇尚军事。结果是盗贼天天有，军队日日兴。最后各路军阀瓜分天下争夺天下，形成了袁绍、曹操、孙权、刘备等几大军事集团。所以，别的朝代都是因为衰弱导致灭亡，而汉朝却是军队强盛导致灭亡。
王夫之还认为羌族等少数民族在汉朝末年对国家并不构成多大危害，而汉朝军队却驱赶他们，镇压他们，使他们差点灭族绝种。他们不是为了维护边疆，也不是为了拯救百姓，更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这样的结果使人大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时就自相残杀，自相残杀就会相互衰弱，互相衰弱就会使那些仅存的丑类们趁机而起。所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三国兵停，而匈奴、鲜卑等五族兵又起。好用兵导致不详的结果，所以自古以来富强卓立的中原地区日趋衰弱，甚至到了害怕犬羊之间斗争的地步。汉朝末年的强盛是末尾姑且一时之快也，论世者对此深感悲痛。
因为好战大长乐杀之气，周边没有威胁就会相互斗争，最后演变成军阀，各路军阀瓜分天下形成袁曹孙刘等几大集团。几大集团斗争就会相互衰弱，最后虽然三国兵停，西晋统一，但是发生八王内斗，那些当初没有绝种的少数民族就会趁着中原衰弱而起，当初富强卓立的中原地区经过近百年的战乱早已经消耗完了国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东汉末年军事强盛本来就没问题，王夫之独汉以强亡本身说的就是军事力量，兵强天下。东汉是亡于自耗非外族侵入，后期周边确实没有威胁到东汉政府的异族，且对周边民族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尽管大乱依然没有异族侵入这也是事实。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
《后汉书·西羌传》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 史学家，《读通鉴论》是他的心血代表，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资质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也包含了他的思想。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读通鉴论本身就有批判性，但并非一味批判，该给与肯定的地方王夫之也不吝啬。对于各个朝代的灭亡原因他也给出了观点，对于东汉的灭亡他认为东汉因为军事强而亡，并对此表示悲痛。当然他还说过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
国虽大，好战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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