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大博导因「第一学历」遭学生嫌弃？第一学历的偏见该如何扭转？
当一位在学术界耕耘多年的博导，却因为“第一学历”而被自己的学生轻视，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现象。它不仅暴露出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某些弊病，更折射出社会对于学历价值的某种畸形解读。这背后隐藏的，是对知识、能力、甚至个人价值的简单粗暴的标签化。
“第一学历”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本身就带着一丝历史的印记，它指的是一个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长期存在不均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优质的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几所顶尖大学。这些学校的学生，往往在入学时就经过了激烈的竞争，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出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出身”的优越感逐渐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第一学历”偏见。人们习惯性地将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与他最初进入大学的那个“门槛”划上等号。
历史的遗留与社会结构： 过去，高考的难度和名校的稀缺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和未来走向。社会结构相对固化，少数名校毕业生在资源和机会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巩固了“名校出身”的价值，进而推导出“第一学历”的至高无上。
信息不对称与简化判断： 在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简单的标签来快速判断一个人。学历，尤其是“第一学历”，成了一个最便捷、最直接的判断工具。它省去了深入了解一个人能力、经历和潜力的麻烦，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来定义一切。
“成功学”的裹挟与焦虑的投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成功学”理论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将“名校出身”视为成功捷径的论调。这不仅迎合了一部分人的焦虑，也进一步加剧了对“第一学历”的过度神化。学生们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容易将“第一学历”与“优质资源”、“成功保证”划等号，进而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评价维度。
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性：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试成绩和学历层级。虽然近年来也在改革，但“唯分数论”、“唯学历论”的倾向仍然存在，这导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也容易形成类似的思维定势。他们习惯于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第一学历”正是这样一个显眼的量化指标。
网络文化的放大与传播： 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一些观点和情绪能够被快速放大和传播。关于“第一学历”的讨论，在网络上常常演变成一种情绪化的宣泄，各种负面案例被反复提及，将这种偏见进一步固化和传播。
博导被嫌弃的背后：对能力与价值的错位认知
这位北大博导的遭遇，不是个例，它映照出的是社会对“能力”和“价值”认知的某种错位。
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 博导之所以成为博导，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过程。他们的知识体系、研究能力、指导学生的能力，是通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而来的，绝非“第一学历”就能简单概括的。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一个人的潜力和价值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被发掘和重塑的。
“第一学历”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大学毕业仅仅是人生学习旅程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学习、成长和贡献。这位博导能够从其他学校毕业，并通过努力获得博士学位，成为顶尖学府的博导，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非凡能力和坚韧毅力。
对导师价值的浅薄理解： 学生对导师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导师在学术上的造诣、在科研上的指导、在品德上的垂范等方面。将一个人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仅仅与他本科就读的学校挂钩，是对导师价值的严重误读和贬低。这暴露了部分学生对学术研究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对导师的定位也还停留在一种“名校标签”的层面。
“内卷”文化下的焦虑投射： 在当下充满竞争的学术环境里，学生普遍存在“内卷”的焦虑。他们希望找到最“优质”的资源来帮助自己提升竞争力。在这种焦虑下，一些学生会将目光集中在他们认为最能带来“好处”的因素上，而“第一学历”就成了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拥有“顶级第一学历”的导师，才能帮助他们获得“顶级”的成功。
如何扭转“第一学历”的偏见？
扭转“第一学历”的偏见，需要一个多方面的、长期的努力，它关乎教育理念的更新、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评价体系的完善。
1. 重塑教育评价体系，回归能力为本
多元化评价标准： 在招生、招聘、晋升等各个环节，应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除了学历，更应重视个人能力、实践经验、创新成果、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潜在的成长性。
强调过程性评价： 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不应只看最终的学历结果，更要关注其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科研经历、项目参与、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等，都应该是重要的评价维度。
破除“唯名校”倾向： 各级各类机构在招聘和选拔人才时，应有意识地破除“唯名校”的倾向，更加关注人才的实际能力和潜力，鼓励不同背景的人才脱颖而出。
2. 提升全社会对人才评价的认知水平
加强正面宣传与引导： 媒体和社会舆论应积极传播关于人才评价的正确价值观，强调能力、品德、贡献的重要性，多报道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士，无论他们的“第一学历”如何。
鼓励理性看待“成功学”： 警惕和批判那些将“第一学历”神化、将成功简单归结于出身的论调，引导社会形成更加理性、多元的成功观。
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 强调学习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也在不断发展和提升。鼓励人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而不是被“第一学历”所束缚。
3. 从教育者自身做起，树立榜样
博导以身作则： 对于被“第一学历”困扰的博导们，应该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的学术能力和指导经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
学校的责任： 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学术观和人才观，引导他们尊重每一位为学术研究做出贡献的老师。
师生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鼓励师生之间建立平等、尊重的关系，让学生理解导师的价值在于其学术能力和对学生的指导，而非其简单的“出身”。
4. 鼓励个人成长与自我认知
学生自我反思： 作为学生，应该反思自己对待导师的态度和评价标准。是否过于功利，是否被社会上的声音过度影响？是否忽略了导师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指导能力？
拓宽视野，积累经验： 学生应该积极拓宽自己的视野，多参加学术活动，多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通过实践来检验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将“第一学历”作为唯一的评判依据。
认识到能力的多元性： 每个人的能力都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有些人在学术研究上能力突出，有些人在实践应用上能力超群。要学会欣赏和尊重这种多元性。
总而言之，这位北大博导的遭遇，是时候让我们停下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和观念了。学历，尤其“第一学历”，不应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更不应成为阻碍优秀人才发挥作用的壁垒。我们应该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实际能力的评价环境，让每一个有才华、肯努力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仅是对这位博导的尊重，更是对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期盼。
网友意见
看来国家打击补习班的道理，慢慢浮现出来了，那些高分低能混名校的假婆罗门阶层，名校废物，必须要被打击了。
不然中国会无谓地重蹈覆辙，你看看日本安倍，被帝国大学毕业的官僚阶层整得毫无脾气，日本就始终半死不活；看看沙利文，这个典型的名校废物，如何眼睁睁看着美国一再犯错、一再错过时机往下滑；再看看英国、再看看法国、再看看德国….
名校废物，毁掉了一干世界领袖国家，如今还要留着干啥？引领中国未强先衰么？
第一，所谓第一学历是在其他条件相当情况下的比较，题目中所说的是在北大他挑导师的时候，换言之他所比较的对象都是具有北大导师资格的，在这种情况下比第一学历。因此所谓第一学历崇拜从来没有超越其他条件成为第一崇拜，而是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我们继续比那只好开始比第一学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结果，当你有充分选择余地的时候，你当然会更加细化你的选择标准。你找对象要求长得帅，当有两个长得帅的人追你的时候，你就比他们俩谁有钱，当两个又有钱又帅的人追你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发明新的标准，直到区分出来为止。第一学历一样的逻辑。
题目中的同学也是在考上北大选导师的时候才会有这感叹吧，他会在考研没上岸的时候说这个话吗？同样的你是一个同学出去找工作这个公司的所有基础条件你都满足了，在这些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公司实在要差额筛选人，比如说只招10个人来了30个，那继续细化的标准可能才会出现第一学历。公司不可能在第1轮的时候，规定本来要研究生，但舍弃一个研究生，要你这个第一学历比较好的本科生吧。
第二，学历本来就派这个用处。题目中说学生不重视导师的科研能力而注重学历。我想问你学生怎么评价导师的科研能力？你是个学生好吗，你怎么判断导师的能力高低？同样普通招聘的时候，公司怎么知道你的能力高低？所有的招聘和选拔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短时间内决策，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你要在短时间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只能借助一些相对显性的东西来进行决策，比如说学历，比如说某些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否则呢，不借助这些东西你告诉我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能力高低？你去看发表的论文数能看出来吗？那不还是某种成绩吗？这和人家看学历有什么本质区别？
所以，无论是企业选人还是人选企业学生选导师，有第一学历的挑剔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但凡他在挑这个，就说明他有充足的挑选余地。挑最高学历就可以，但不能挑剔所谓第一学历吗》这不是这盲目崇拜的结果，而是水涨船高让他们有充足的挑选余地的结果。
当然有一说一，作为一个常年招聘面试的人，我也能从切身体会到，本科阶段其实是一个人世界观和一些基础技能真正形成的阶段。所以第一学历的确是有不同的。工作的原因，我经常面试上海复交两个著名高校的学生，你会发现本科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同学比同等最高学历，但本科就对于一般院校的同学英语的听力和口语都会好很多。那你觉得我同等情况下又必须差额筛选的话我该选谁呢？
所以说到底抱怨社会对于第一学历的所谓盲目崇拜其实没有意义，但凡崇拜这个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有选择余地，他不挑你你又能咋地？就算不把这一条写明了，他也可以用其他理由筛掉不想要的人。与其抱怨还不如多努努力，要么把自己的第一学历考好一点，要么第一学历不能改变了，把后面的学历整好一点，反正第一学历是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来比的，二级指标。那你其他方面和别人不一样，比别人更好不就不用比第一学历了吗
按照他这个逻辑，华罗庚只是初中学历，根本没资格进清华当老师，更不用说还评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按照他这个逻辑，鲁迅只是一个南京矿路学堂的学历，一个学挖矿的，当然也教不了文学。
同理：
陈寅恪只有高中文凭。
梁簌铭、巴金也是中学毕业。
沈从文连中学都没毕业，只有小学学历。
著名画家齐白石，甚至哪怕连一天学，他都没上过。
我找到了原贴，贴中说的博导是湘潭大学毕业的胡俊老师。
胡俊老师的成就和论文，网上都可以查得到，北京大学给他的报导是：
“提出了一个理论上最直接、内蕴的设计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限元方法的全新框架，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公开问题即弹性力学问题混合有限元方法。[1]”
网上的论文也都是公开的，有没有水平，业内人士还看不出来？
这位同学不去看论文，而盯着一个学历问题，岂不是缘木求鱼？
再说了，湘潭大学数学方向，可是出了好几个院士的，曾经还有过“北清华、南湘大”的说法，在1978年，湘潭大学也是国务院首批全国16所综合性重点大学好吗？
有人会因为华罗庚学历低而嫌弃他吗？
有人会因为陈寅恪学历低而嫌弃他吗？
也许也有，但这种人，用一句网上流行的话来说：
不是蠢，就是坏。
参考
这让我想起我的博士老同学了。
也是第一学历的问题，但是他是被他的北大博导嫌弃。
我和他都是二本本科，他很有毅力，考研进了北大。本来打算是接着在导师手底下读博，但是后来他这个博士就老是没开始。我问过他，他没说很清楚，大概意思是导师留他在实验室干活，承诺有了名额就给他，之间干活的时间都可以算在博士时间里。
然后他今年突然告诉我说换导师了，从零开始博士，我很奇怪，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不愿多提，从他的只言片语能我大概了解是因为导师嫌弃他本科学历，不愿意自己实验室有一个“泥腿子”，然后就忽悠他让他干了整整三年。他熬到今年终于受不了了，和导师闹翻了，换了新导师。万幸他人非常乐观，你是这样的打击也依旧坚持自己的学术梦想。
所以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我知道这不是北大一所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有。这大概是中国学术圈特有的风气。
扭转第一学历的偏见？怎么可能？这东西就是社会内卷的一个表现形式，要扭转第一学历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内卷的现状。否则，第一学历和高考挂钩，而高考这东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想不改变内卷而解决的方法都是天方夜谭。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不是很容易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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