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说《檀渊之盟》并不是那么坏的条约？
如何看待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对《檀渊之盟》的评价？
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对《檀渊之盟》的评价，即“并不是那么坏的条约”，是一个颇具洞察力和历史厚重感的观点，也与许多传统认知有所不同。要理解这一评价，我们需要深入剖析《檀渊之盟》的历史背景、条约内容、签订的时代背景以及赵冬梅教授可能持有的评价标准和历史观。
一、 对《檀渊之盟》的传统认知：屈辱与丧权辱国？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多数人对《檀渊之盟》的传统看法往往带有负面色彩。这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岁币： 这是《檀渊之盟》最受诟病的一点。宋朝每年向辽朝进献“岁币”，名义上是“礼物”，实则是一种“朝贡”性质的付款，数额不算巨大，但从“天朝上国”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经济上的屈辱。
称臣： 宋朝皇帝在名义上需要对辽朝皇帝称臣，虽然在实践中有所保留，但这种“藩属”关系在传统观念中是不可接受的。
军事上的退让： 在檀渊之战后，宋朝虽然守住了大部分领土，但并未能彻底击溃辽军，签订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军事上的妥协。
因此，在传统的“华夷之辨”和“中央王朝”观念下，《檀渊之盟》很容易被解读为宋朝对外软弱、丧权辱国、有损国格的条约。
二、 赵冬梅教授评价的可能视角与深层解读：
赵冬梅教授的观点并非否定宋朝的“屈辱感”，而是从更广阔、更复杂的历史维度去审视这份条约，她可能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历史的无奈与现实的选择：
宋朝的军事实力： 尽管宋朝在檀渊之战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辽朝的骑兵仍然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宋朝虽然军力不弱，但面对辽朝强大的骑兵，尤其是在野战中，宋军的优势并不明显。赵冬梅教授可能认为，宋朝已经尽力而为，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如果想彻底击败辽朝，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能导致宋朝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边境的和平需求： 长期的边境冲突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也给沿边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签订《檀渊之盟》，虽然有代价，但换来了宋辽之间长达百年的和平，这对于宋朝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岁币和称臣的代价，可能被认为比持续的战争和边境动荡要小。
外交的艺术与妥协： 外交本就是一场博弈，很少有完美的胜利。在与一个强大的邻国打交道时，妥协和让步是不可避免的。赵冬梅教授可能认为，《檀渊之盟》是宋朝在当时条件下，为了实现和平、维护国家长久发展而做出的一个“成本效益分析”下的现实选择，是一种“止损”和“最大化利益”的外交策略。
2. 条约内容的“并非那么坏”的具体分析：
领土完整： 《檀渊之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宋朝成功地保全了自燕云十六州以南的所有领土。这意味着宋朝并未因战争而丧失核心的汉族聚居区，为之后近三百年的宋朝王朝奠定了基础。相较于其他王朝在战争中丧失大片领土的情况，宋朝在此方面的表现是相对优异的。
“岁币”的性质：
经济负担相对可控： 虽然每年有岁币，但其数额对于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而言，并非不可承受之重。而且，岁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贸易的性质，辽朝也会回赠宋朝的商品，甚至允许宋朝在部分地区进行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岁币的“赔款”性质。
减少战争开支： 相较于维持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所需的军费、人力消耗，岁币的支出可能反而更低。
“称臣”的虚实： 宋朝皇帝虽然在名义上称臣，但实际的朝贡规格、派遣使臣的频率以及礼仪等方面，宋朝都试图保持与辽朝的平等性，或者至少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宋朝皇帝的诏书，并非完全按照辽朝的规格来书写，而是有所保留。这表明宋朝在进行名义上的屈服的同时，也试图维护其国家的主体性和尊严。
“兄弟之国”的定位： 与历史上“父子”、“君臣”等更严苛的关系相比，“兄弟之国”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性，尽管宋朝在名义上处于下风。这为宋辽之间后续的平等交往奠定了基础。
3. 长期的和平红利：
经济繁荣： 《檀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边境贸易逐渐发展，宋朝的经济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例如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拓展等。这种和平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
文化交流： 和平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宋朝的科技、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辽朝，也从辽朝那里吸收了一些元素。这种交流有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社会稳定： 战争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平的到来，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宋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4. 比较的视角：
与宋朝其他边疆政策的比较： 相较于宋朝对西夏和金朝采取的一些更为强硬或更显被动的政策，《檀渊之盟》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方面，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成功的策略。
与其他王朝对北方民族的政策比较： 赵冬梅教授可能会将《檀渊之盟》与历史上其他王朝面对北方民族的政策进行比较，例如唐朝对突厥、后唐对契丹等，来论证《檀渊之盟》的相对优越性。
三、 评价“那么坏”的标准：
赵冬梅教授的“并非那么坏”的评价，实际上是在挑战一种过于简单化、单一化的评判标准。她可能认为，评价一个历史条约的好坏，不能仅仅停留在屈辱感和面子上，而需要更全面地考察：
是否保障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领土、主权）？
是否带来了相对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条约的代价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
是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否比其他可能选择的方案更优？
从这些角度来看，《檀渊之盟》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名义上的屈辱，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宋朝的领土完整，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并且为宋朝后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四、 总结：
赵冬梅教授的观点，是一种对历史采取更加审慎、辩证和多维度分析的态度。她并非为宋朝的“屈辱”辩护，而是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要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深入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所做的选择。
“《檀渊之盟》并非那么坏的条约”，这句话的深意在于：
它是一种对宋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和平与国家生存所做的“务实”选择的肯定。
它提醒我们，要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避免用现代人的观念和标准去苛责古人。
它引导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看似屈辱的条约中，也可能蕴含着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智慧。
总而言之，赵冬梅教授的观点鼓励我们以一种更成熟、更具历史纵深的眼光去审视《檀渊之盟》，认识到这份条约在维护宋朝国家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屈辱感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拨乱反正”，也是对历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要求。
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对《檀渊之盟》的评价，即“并不是那么坏的条约”，是一个颇具洞察力和历史厚重感的观点，也与许多传统认知有所不同。要理解这一评价，我们需要深入剖析《檀渊之盟》的历史背景、条约内容、签订的时代背景以及赵冬梅教授可能持有的评价标准和历史观。
一、 对《檀渊之盟》的传统认知：屈辱与丧权辱国？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多数人对《檀渊之盟》的传统看法往往带有负面色彩。这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岁币： 这是《檀渊之盟》最受诟病的一点。宋朝每年向辽朝进献“岁币”，名义上是“礼物”，实则是一种“朝贡”性质的付款，数额不算巨大，但从“天朝上国”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经济上的屈辱。
称臣： 宋朝皇帝在名义上需要对辽朝皇帝称臣，虽然在实践中有所保留，但这种“藩属”关系在传统观念中是不可接受的。
军事上的退让： 在檀渊之战后，宋朝虽然守住了大部分领土，但并未能彻底击溃辽军，签订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军事上的妥协。
因此，在传统的“华夷之辨”和“中央王朝”观念下，《檀渊之盟》很容易被解读为宋朝对外软弱、丧权辱国、有损国格的条约。
二、 赵冬梅教授评价的可能视角与深层解读：
赵冬梅教授的观点并非否定宋朝的“屈辱感”，而是从更广阔、更复杂的历史维度去审视这份条约，她可能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历史的无奈与现实的选择：
宋朝的军事实力： 尽管宋朝在檀渊之战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辽朝的骑兵仍然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宋朝虽然军力不弱，但面对辽朝强大的骑兵，尤其是在野战中，宋军的优势并不明显。赵冬梅教授可能认为，宋朝已经尽力而为，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如果想彻底击败辽朝，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能导致宋朝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边境的和平需求： 长期的边境冲突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也给沿边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签订《檀渊之盟》，虽然有代价，但换来了宋辽之间长达百年的和平，这对于宋朝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岁币和称臣的代价，可能被认为比持续的战争和边境动荡要小。
外交的艺术与妥协： 外交本就是一场博弈，很少有完美的胜利。在与一个强大的邻国打交道时，妥协和让步是不可避免的。赵冬梅教授可能认为，《檀渊之盟》是宋朝在当时条件下，为了实现和平、维护国家长久发展而做出的一个“成本效益分析”下的现实选择，是一种“止损”和“最大化利益”的外交策略。
2. 条约内容的“并非那么坏”的具体分析：
领土完整： 《檀渊之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宋朝成功地保全了自燕云十六州以南的所有领土。这意味着宋朝并未因战争而丧失核心的汉族聚居区，为之后近三百年的宋朝王朝奠定了基础。相较于其他王朝在战争中丧失大片领土的情况，宋朝在此方面的表现是相对优异的。
“岁币”的性质：
经济负担相对可控： 虽然每年有岁币，但其数额对于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而言，并非不可承受之重。而且，岁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贸易的性质，辽朝也会回赠宋朝的商品，甚至允许宋朝在部分地区进行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岁币的“赔款”性质。
减少战争开支： 相较于维持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所需的军费、人力消耗，岁币的支出可能反而更低。
“称臣”的虚实： 宋朝皇帝虽然在名义上称臣，但实际的朝贡规格、派遣使臣的频率以及礼仪等方面，宋朝都试图保持与辽朝的平等性，或者至少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宋朝皇帝的诏书，并非完全按照辽朝的规格来书写，而是有所保留。这表明宋朝在进行名义上的屈服的同时，也试图维护其国家的主体性和尊严。
“兄弟之国”的定位： 与历史上“父子”、“君臣”等更严苛的关系相比，“兄弟之国”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性，尽管宋朝在名义上处于下风。这为宋辽之间后续的平等交往奠定了基础。
3. 长期的和平红利：
经济繁荣： 《檀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边境贸易逐渐发展，宋朝的经济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例如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拓展等。这种和平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
文化交流： 和平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宋朝的科技、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辽朝，也从辽朝那里吸收了一些元素。这种交流有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社会稳定： 战争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平的到来，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宋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4. 比较的视角：
与宋朝其他边疆政策的比较： 相较于宋朝对西夏和金朝采取的一些更为强硬或更显被动的政策，《檀渊之盟》在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方面，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成功的策略。
与其他王朝对北方民族的政策比较： 赵冬梅教授可能会将《檀渊之盟》与历史上其他王朝面对北方民族的政策进行比较，例如唐朝对突厥、后唐对契丹等，来论证《檀渊之盟》的相对优越性。
三、 评价“那么坏”的标准：
赵冬梅教授的“并非那么坏”的评价，实际上是在挑战一种过于简单化、单一化的评判标准。她可能认为，评价一个历史条约的好坏，不能仅仅停留在屈辱感和面子上，而需要更全面地考察：
是否保障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领土、主权）？
是否带来了相对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条约的代价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
是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否比其他可能选择的方案更优？
从这些角度来看，《檀渊之盟》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名义上的屈辱，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宋朝的领土完整，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并且为宋朝后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四、 总结：
赵冬梅教授的观点，是一种对历史采取更加审慎、辩证和多维度分析的态度。她并非为宋朝的“屈辱”辩护，而是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要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深入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所做的选择。
“《檀渊之盟》并非那么坏的条约”，这句话的深意在于：
它是一种对宋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和平与国家生存所做的“务实”选择的肯定。
它提醒我们，要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避免用现代人的观念和标准去苛责古人。
它引导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看似屈辱的条约中，也可能蕴含着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智慧。
总而言之，赵冬梅教授的观点鼓励我们以一种更成熟、更具历史纵深的眼光去审视《檀渊之盟》，认识到这份条约在维护宋朝国家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屈辱感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拨乱反正”，也是对历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要求。
网友意见
其实单看中国历史上的盟约，澶渊之盟真不算多坏——拿晚晴的拿一堆不平等条约来看，澶渊之盟那都算是友好和平的典范了。
但是，大多数人之所以讨厌澶渊之盟，不是不喜欢这个盟约本身，而是此前此后大宋的一系列行为。
不妨拿渭水之盟做个对比。其实单轮屈辱程度，澶渊之盟跟渭水之盟根本没法比。在渭水之盟里，颉利可汗都已经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为了送走颉利可汗，拿出了长安城府库内的无数金银珠宝。比较价值的话，渭水之盟里损失的那些金银，至少也相当于宋辽之间几十年的岁币。
然而，今天的人再提到渭水之盟，却没有谁觉得这是个坏事。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李世民在三年之后就派出李靖灭了东突厥。所以，大家都会说“渭水之盟”是李世民的权宜之计，不丢人。
大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澶渊之盟本来应该只是宋辽之间暂时停战的一个理由，宋朝理应借着这个机会继续练兵，以图再战，收复燕云。没想到宋朝真把澶渊之盟当成和平协议了，居然来了个“戴白之人，不识干戈”……
站在这个角度看，澶渊之盟最大的问题就是让大宋丧失了收复失地的意志和决心，也为后来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这才是澶渊之盟最丢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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