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绿意盎然的冰岛叫 Iceland，而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叫 Greenland？

苔原中的废墟——格陵兰曾经的悲剧（编译）

现在有很多关于人类的活动影响了环境最终反作用于人类的文章，但是关于环境的自然变化趋势对人类文明的干扰文章却比较少，因此想谈一谈红毛埃里克和格陵兰的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气候变化导致一个小地区文明的消失的例子。红毛埃里克的事迹在西方很有名，但是中国关于他的资料比较少，因此到国外的网站找了点子资料，翻译了后，综合了一下，也谈不上有什么独特的看法。

大约在中世纪（750到1200－1300年）地球进入一个温暖时期，尤其是欧洲和美洲尤为突出，发生了冰川后退和植物生长界线北移的事件（最温暖时，兰州西安一线可以长桔子、竹林）。大约在公元1000 年左右，气候最为温暖。由于北极圈的转暖，浮冰线的后退 ，北欧人人口迅速繁衍，航海活动极为频繁，从公元800年到1100年，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的海盗出没于漫长的欧洲海岸，并由此获得了“北欧海盗”的称号（大约在八世纪的时候，北欧海盗入侵英国，10 世纪末丹麦国王成了英格兰的主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陵兰地区被发现，并被安置移民。而首先探索并移民格陵兰的是一个叫红毛埃里克的挪威人。

公元950年，红毛埃里克诞生于挪威南部的Jaeren（死于公元1003-1004年）， 10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跟随父亲被驱逐到冰岛。红毛埃里克的名字是Erik Thorvaldsson，红毛埃里克只是昵称，因为他有一头红发。在冰岛他娶了Thjodhildur。俗话说，子肖其父，历史在儿子的身上获得了重演。由于和冰岛上的邻居的一系列争吵发生了斗殴，在随后的打斗中，他要为两个人的死亡负责，他被宣判有罪，剥夺公民权三年，假如继续呆在岛上，这三年中任何人都可以杀他而不负法律责任。他认识到继续呆在岛上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于是决定远航，去西方寻找新的陆地。

982-985年 由于杀人而被冰岛放逐的三年中，红毛埃里克带着家人向西远航，发现一块美好的大陆，有动人心魄的海湾和肥美的绿地。红毛埃里克探索并命名了格陵兰。由于浮冰，红毛埃里克几乎绕格陵兰南端一圈。

三年后他返回冰岛。被这块陆地的资源所吸引，回到冰岛后向大家谈起这块陆地，称之为绿地（格陵兰）。

在985 年的时候，冰岛面临着一场人口危机（人口增加）。因此他毫无困难就找到了一群追随者前去格陵兰，25 条移民船离开冰岛前往格陵兰。

只有14条船胜利完成远航。一些在浮冰上撞碎，一些没有闯过Kap Farvel海面的风暴，还有一些决定掉头返航。

986年 红毛埃里克带领来自冰岛的第一批移民定居于格陵兰南部，红毛埃里克定居的 Brattahlid （今天的 Qassiarsuk）成为东部定居点的中心。这些维金人建立了Brattahlid以及另外两个小村，Vesterbygden 和sterbygden。在公元1000年左右，大约有3000人居住在300-400个农家中。

986-1000年从斯堪的纳维亚迁来更多的定居者，他们最终定居在从Farewell角到今天的Nuuk这一带的格陵兰西南角。形成东西两个定居群落。（986年：宋太宗分兵叁路攻辽，在岐沟关（涿州西南四十里）被契丹名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打得大败。杨业孤军奋战，身受数十处创伤不退，最后被俘，绝食叁日而死。长子延玉也战死。）

红毛埃里克有一个女儿，Feeder's,三个儿子，Lief Ericson, Thorvald, Thorstienn

1000年 莱夫。埃里克逊（Leif Eriksson）红毛埃里克的儿子，从格陵兰返回挪威。

当红毛埃里克来到格陵兰，他和他的一家仍然信仰古老的北欧神话。大约在1000年左右，莱夫。埃里克逊，红毛埃里克的儿子，来到挪威为国王服务的时候接受了一种新的信仰，基督教。他把这种信仰带回格陵兰，他的母亲，Tjodhildur，立刻接受了这种信仰。

Tjodhildur在Brattahlid,建立了第一栋教堂，这也是美洲的第一所教堂，就是在Brattahlid 的Thjodhildur（以她的名字命名） 教堂。 红毛埃里克不愿改变他的信仰，于是 Tjodhildur宣称如果他不改变信仰将不让他上床，他屈服了.(居然也是个气管炎)。

大约在1000年左右，莱夫。埃里克逊（Leif Eriksson）发现并命名了今天加拿大的Helluland, Markland and Vinland.这三个地方。因此，他该是第一个踏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

1124-26年，格陵兰升级为一个主教教区，主教居住在 Gardar(今天的 Igaliku) 靠近Brattahlid (今天的Qassiarsuk).那儿建立了一个大教堂。

像其他天主教地区一样，教会迅速成为大地主。教会建立起两个修道院。一个男修道院，一个女修道院，建在Uunartoq温泉附近。（3000-5000）人口居然要这么多神职人员。

在格陵兰的挪威人中先后建立了上百座教堂。在那些时候，每个农庄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建立起自己的教堂。（宗教狂热）

1261年，仿效冰岛，格陵兰议会承认挪威国王的统治与征税权。最高峰时期格陵兰的挪威人大约有5000人。

这些挪威人从冰岛带来牛、马、猪以及其他一些家畜。格陵兰的气温具有周期性变化，大约1000年完成一个周期，每过五百年气温又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挪威人正是在温暖时期的最高峰来到的。

他们居住于大陆，主要依靠畜牧业生活，但随着几个世纪过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格陵兰化。一些考古学家 发现他们的一些农户后期的食物85%来自于海豹。鱼也应该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鉴于鱼骨在粪堆中的腐败速度很快（本人存疑中），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除了鱼和海生哺乳动物，奶是饮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牛与羊用作食品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仅仅用来提供奶类。

他们的大多数农庄设置在峡湾的深部，那儿有稳定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许多一般的农户房间将牲口棚和居室建在一起， 在这种方式下，牲畜的体温可以用来温暖屋子（不过气味肯定不好闻）。富裕的农户则将牲口棚、谷仓、居室隔离开来。为了防寒，一些墙壁竟然有五米厚。墙由草皮和石头筑成，草皮帖在内壁，为了保暖，门都很窄。 建筑的形状和墙壁的厚度取决于饲养的牲口。羊和马具有厚毛，可以抵御格陵兰的冬天。牛则需要保暖性能比较好的房屋。

移民点遍布格陵兰西部和南部，其中一些非常接近冰帽，因为那儿的土地比较肥沃。

1350-60 Ivar Bardarsson, 一个冰岛的神职人员报告西部定居点被放弃。而因纽特人出现在附近，沿海岸定居。

因纽特人与挪威定居者

这些挪威定居者缺乏木头与铁，而这只能来自于冰岛或欧洲大陆，要经过一段漫长而又花费高昂的航程。有些时候他们也会前往 Markland (Labrador)（在加拿大）收集木材，但由于和印第安人的冲突，这样的远航不常有。为了购买这些货物，这些挪威人和大陆开展贸易。在欧洲，海豹和北极熊的皮，独角鲸还有海象的长牙都有巨大的市场。在这些贸易中因纽特人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捕捉这些动物的专家，并且他们也希望从挪威人手里得到木头与铁这些货物。

因纽特人是从加拿大来到这极北之地的，大约和红毛埃里克同时间来到格陵兰，然后缓慢向南方推进。没有确凿的记载表明他们何时有了接触，但是大约1100年或1200年，他们肯定在海岸边相遇了。

在流传下来的传奇和神话中讲述了挪威人和因纽特人的良好友谊和通婚。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冷，挪威人开始依靠因纽特人同样依靠的动物谋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纽特人，过去称为爱斯基摩人（印第安语，吃生肉的人），后来因纽特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蔑称，强烈要求改称因纽特人（因纽特语“人”的意思），因此自上个世纪80 年代以后，国际上将称呼更换为因纽特人）传说是蒙古人种的后代。目前，在世界上约有8万人，多住在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丹麦)、加拿大的北冰洋沿岸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1370年以后，格陵兰与挪威的贸易逐渐衰落。由于卑尔根（挪威西南部港口）被焚于汉萨同盟，性命攸关的贸易降到极其微小的水平。

（所谓汉萨（Hansa 或hansc）并不是什么地名，德文这个字是由更古老的哥特语“军队”或“ 连队”发展而来的，原意为堆集，初指同业公会或行会，后指在国外的商人团体。汉萨同盟实际上是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如汉堡、不来梅、罗斯托克等以及当时一些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商业组织，以便在经贸活动中维持各自利益。吕贝克城内的荷尔斯顿城门上至今依稀可见的拉丁文便是汉萨同盟的口号：“对内一致，对外和平。”也是由此可见，欧洲人自古以来就热衷于搞“经济共同体”，而与今天的“欧盟”一样，汉萨同盟的政治色彩也十分浓厚。

汉萨同盟开始于13世纪，最初由在外的德国商人酝酿，稍后在国内由一些城市商议组织，1241年吕贝克和汉堡缔结互保条约。在这基础上逐渐发展，加入的城币日益增多，吕贝克因地位适宜，正好处在波罗的海海口，在中间起了主导作用、汉萨同盟在14世纪中叶已完整地建立了起来，十四、五世纪是它的兴旺时期。它在不同时间所联合的城市总有70到160多个，中间有些外国的商业城市加入。德意志本国城市中 最重要的为吕贝克、汉堡、不来悔、不伦瑞克等9个。）

1397 年，挪威、瑞典、丹麦并入卡尔马联合王国。格陵兰的最高统治权与征税权转入丹麦王室。

1408年在Hvalsey教堂举行了一场婚礼，这是关于格陵兰的挪威人的最后纪录。从这以后，格陵兰和欧洲的交往中断，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1480-1500，挪威移民最终灭绝。

没有人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事，1721年，Hans Egede教士重返格陵兰企图使传说中的挪威人皈依，但是他只发现了因纽特人。

有很多假说企图解释格陵兰的挪威人的消失，但是一般认为气候的变冷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寒冷的天气和短暂的生长期无法提供畜牧业所需的牧草，导致挪威人越来越依靠格陵兰式的食物（海豹与鱼），但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捕猎技术。这也意味着他们和因纽特人争狩猎区可能导致争斗。而浮冰线的南移使得生死攸关的贸易线被迫中断，无法从外界或的木头与铁，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手头能找到的资源，木质的船浆被鲸骨和海豹皮取代。燃料来自鲸油，而绳索和线也是来自海豹的皮毛。他们可能努力使自己适应于环境的变化，但最终还是没有赶上自然的脚步。

一些来自欧洲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在这个结果中起了重要作用，欧洲大陆同样也经受着气候转冷之苦，12 世纪欧洲爆发了饥荒。这场灾难大约消灭了1/3的挪威人口，并且最终汉萨同盟在1393年焚毁了挪威人的卑尔根港，而卑尔根港是对北极地区航行的中心港。

--------关于12世纪欧洲的饥荒，这里有个报道：震惊:伦敦1/3人口突然集体死亡

　　20世纪9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们在东伦敦斯毕塔菲尔德市场的一个巨型墓葬坑中,发现了许多中世纪时期的人类骸骨。随后,伦敦考古博物馆在1991年至2007年间,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伦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活动。结果在巨型墓葬坑中发现了约万余具中世纪骸骨,遗骸显示的死亡人数总量可能多达1.8万人。放射性碳元素测年显示,这些人死亡的时间约在1250年,伦敦当时约有5万左右人口,当时的死亡人口竟然达到了当时伦敦总人口的1/3,这肯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造成的。

那么,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大灾难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份重要资料。资料显示,在1258年,一名修道士报告说:“北风已经刮了好几个月……几乎看不到一朵小花或是萌芽出现,因此收获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数不清的穷人死去了,街上遍布着浮肿的尸体,没人为他们收尸……那些有家的人们也不敢收留病患和埋葬死去的人,害怕被传染……瘟疫的波及范围极广,令人难以忍受;(这场灾难)对穷人的打击最大。仅在伦敦就有1.5万名穷人死亡: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成千上万人死去……当时人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人们或许以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惩罚……”

　　考古学家起初认为,这很可能是14世纪黑死病,或者是1315至1317年间大饥荒受害者的墓穴。后来,他们在文献中记录,发现了造成大规模集体死亡的直接原因:1257年至1258年“暴雨”和“农作物歉收”,使一场大饥荒接踵而至,成千上万的人相继丧生了。因为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特殊病——坏血病、佝偻症、伤寒等疾病,也在一些遗骸骨骼上找到了相关证据。

　　考古学家确信,在中世纪那些遍布英国和欧洲的大量墓葬,也可能都是同样的灾难导致的。

真凶:百年前大规模

　　爆发的火山

　　接下来的研究,让考古学家非常震惊。通过对包括骨骼的放射性碳的测定,并和来自全球的地质数据比照,考古学家认定,13世纪50年代发生的农作物歉收等大灾害,幕后另有真凶,是距离当时一个世纪之前,在数万千米之外的热带地区发生的灾难性火山爆发造成的。这次火山喷发是过去1万年以来最大的。2010年导致航班中断数日的冰岛火山爆发所喷出的火山灰与之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火山爆发的规模非常之大,以至于其产生的含硫黄气体释放出了一层平流层气溶胶遮蔽物,或者说霾,这种物质遮蔽了太阳光,改变了大气环流的类型,令地球表面降温,从而导致庄稼枯萎,引发了饥馑、瘟疫和死亡。

　　不过,那次大规模火山爆发的确切位置还真的是难以确定。科学家认为,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印度尼西亚是最有可能的火山爆发地区。他们从北半球和南极的冰芯沉积物一个厚厚的火山灰层中,找到了火山爆发规模之大的证据。因为那里冰芯的硫酸盐浓度比史上大劫难之一——印尼1883年的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浓度还要高8倍。如此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可能曾导致温度骤降4摄氏度。如果在赤道或热带有一个足够大的喷发量,那么含硫气体可以扩散到两个半球并真正使整个地球包围在硫磺的笼罩内,气候也必将发生临时性改变。

-------另外一个因素是航线断绝，而格陵兰人并无法自给自足需要靠外界输入，而商人已经抛弃了这块无利可图的目的地：一项新的考古学研究发现，古代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上居住的主要财富来源于捕杀海象获取海象牙来供给欧洲市场，而非农业生产。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托马斯·麦戈文（Thomas McGovern）与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维京人定居格陵兰岛事实上是为了给欧洲市场供应皮草、兽皮、海象牙等奢侈商品。他们的研究显示，捕杀海象是这些选择在欧洲文化边缘生活的维京人繁荣兴盛的主要来源，而并非农业。

在埃里克西行后的数个世纪中，象牙制品的数量在中世纪欧洲激增。中世纪的象牙贸易利润极大，但获取象牙相当不容易。有资料描述，维京捕猎者乘坐一艘六桨划艇历经15天的航行，从最近的定居点前往迪斯科湾（Disko Bay，位于格陵兰岛西海岸）的海象领地，捕猎完成后返航，船上最多要装载160颗海象头。据一份1327年的资料记载，520枚海象牙便足够格陵兰岛向其统治者挪威国王支付6年的赋税。

麦戈文表示，在维京人海象牙贸易兴盛的数年间，欧洲经济主要依靠奢侈商品。但到了中世纪中期（约1200—1400年），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欧洲经济开始更多地转向依靠销售羊毛、鱼类等散装货物获利的现代经济。而格陵兰岛上的居民仍陷在旧式的经济之中，象牙制品在欧洲市场不复流行，人们造访格陵兰岛的动机消失。

14世纪欧洲对格陵兰岛象牙制品需求数量下滑，而14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挪威的爆发进一步冲击了格陵兰岛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只有少数人还能长途跋涉前往格陵兰岛。

一次小冰期导致的严酷生活条件使这个延续了大约500年之久小社会后彻底消失。科学家估计，这群孤立在海外的居民的最后消失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严寒和营养不良这两条绳索在他们脖子上一点一点勒紧直至最后。

今天的格陵兰，大约有55000居民，基本上是因纽特人。而过去的废墟今天又重新返绿，在过去挪威人的牧场上，今天重建了现代化的养羊场，二者的范围恰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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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完。

请别被现在的烈日酷暑吓坏了，热死人比起降温和歉收和饥荒比起来太温柔了。比起变热，我们更要小心变冷。

当我们告别漫漫长夏

作者：张经纬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RB02 版名： 南都推荐

人类学与考古学教授布莱恩·费根的《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一改往日对由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漫长之夏”的偏爱，而将视角转向了与之相反的“无尽冬日”。作者通过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案例展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正是以不断的文化适应回应着自然的随心所欲。

2013年7月的上海，以25个超过35℃的高温日打破了有气象记录140年来七月高温的记录，被打破的记录来自1934年。持续的高温并非上海独有，这甚至席卷了整个中国南部，相信若干年后，2013年的高温依旧会成为人们记忆的一部分。与之相应，一场有关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讨论，也在每年差不多同一时候再度热起。

半个多世纪以前，随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影响越发显著，环境史、气候史等交叉学科也逐渐兴起。由于各种证据显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重大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后才体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大规模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化石燃料的排放，以及有毒废物的排放。人们对短期内环境危害所造成的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环境变化的长期效应尚缺乏令人信服的数据，因此，人类史上环境变化对文明的作用就成了研究者可以借用的“镜子”。

加州大学巴巴拉分校人类学与考古学教授布莱恩·费根就在8月中旬访问了酷热中的上海，这似乎为他前几年出版的《漫长的夏天：气候如何改变人类文明》写下了一个颇有预言性质的现实注脚。虽然费根先生来沪是为出席“世界考古论坛”，但他本人却是一位环境史的积极倡导者。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他不但积极向公众传播考古学、人类学知识，而且以《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等作品成为气候史领域最高产的作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中译作品《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中，他一改往日对由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漫长之夏”的偏爱，而将视角转向了与之相反的“无尽冬日”，相比炎炎夏日给人们带来的滚滚热浪，阵阵刺骨寒气对人类文明似乎造成了更深刻而彻底的印迹。

夏日魅影

也许是为了给当下的人们敲响警钟，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偏爱那些给人类带来深痛体验的严寒，仿佛异常出现的严寒本身就是一切的元凶。不过人类学家的智慧给了费根先生更为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这些严寒挟来的痛楚并非突然而至，它们往往尾随着一个个温暖的夏日。欧洲人迎来了将近五个世纪的“中世纪暖期”，“趁着中世纪温暖期”，维京人“航海到达了格陵兰岛和北美洲”。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欧洲人“大多数年月里收成富足，人们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夏季平均温度比20世纪高0.7到1摄氏度。欧洲中部的夏季则更加温暖，平均气温比当代高1.4摄氏度……葡萄园的规模随之逐渐扩大，扩展到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最北部到达了赫里福德和威尔士边界。当时商业葡萄园突破了20世纪的种植边界，向北推进了300至500公里。”与此同时，“12世纪时冰岛人在北部海岸培育出了大麦”。

这些气候变暖的结果显然并非独独令农作物向北推进。与其共同北进的还有人类，费根发现，“中世纪期间城乡人口不断增长。在未开垦过的土地上新村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夏季的温暖和冬季的温和有利于小村落在边角地块或比以往更高海拔的区域种植农作物。”温暖的气候，使得农民们在北方和更高的山坡获得了更多的耕地，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成千上万的农户在高原地带定居，这样就使得他们更可能遭受作物歉收的风险，”作者写道。

在书中，费根并没有把气候视作一个单一的因素，他笔下的气候更多只是一个结构性要素，该要素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回应(向原先不适宜农业经济的地区扩张)；在对长时段气候变化缺乏足够认识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欧洲人选择了扩大生产规模。当生产结构随之改变后，人类的生产秩序相对环境变化的张力，就显得敏感而脆弱，“当人们在13世纪的夏日艳阳下劳作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边陲地区气温已然骤降。”

气候不可能无休止地“升温”，正如地球总会修正其运行轨迹。“1310年开始，人类气候进入了长达近五个半世纪的小冰期。这段时期气候变得愈加不可预测，更寒冷，时常出现暴风雨和极端气候。”作者用无数来自诗歌、绘画关于气温和降雨方面的科学记录，甚至还有关于民间祈雨的记载，举证了之后相当漫长一个时期的气候异常。低温、低气压、无法预料的暴风雨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类活动的视野中。而这一切最终通过农业收成的起伏，投射到人类生活本身。

“1315- 1321年大饥馑前一个世纪……北极地区的水手已开始体验到天气日益寒冷带来的影响”，接着“1215年，欧洲东部冬季格外寒冷，导致了大面积饥荒。数千名饥饿的波兰农民绝望地涌向波罗的海沿岸，徒劳地期望能在那里捕到鱼。”同时，维京人也很快放弃了他们在格陵兰岛的殖民地。饥饿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最先出现在向北拓展的农业殖民地，接着向南推进。于是，自然很快收复了她之前暂时放弃的领地。

到这里，作者已经充分展开了他的叙述模型：当自然“打盹”之时，人类迅速涌向并开发了那些原先的自然过渡地带；当自然“醒来”时，人类社会的脆弱一面就以灾难性饥荒的形式，暴露在自然面前。因此，气候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借助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传统的气候史研究者或许会很满足于这样的论断：“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趁机从北方加大攻击力度。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遭受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活活饿死，或死于1644年满族击败明王朝的最后一次战役。17世纪40年代初，饥饿和营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冬日再来

然而，有着丰富人类学智慧的作者清醒地指出：“今天，人们不再固执地认为气候变化这种单一因素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重大变化，诸如农业文明的出现，也不会认为小冰期的气候变化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或是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大饥荒。”而是以“更宽广的社会压力回应视角去看待短期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歉收，就像战争和疾病一样，只是一种压力的成因”。正是这种压力才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由气候导致的压力，与其他压力一样，共同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从更全面的人类史的视角来看，若没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人类群体将始终经历增长，增长中的人群将不得不面临有限的资源这一事实。比如本书中提到的“黑死病”，在人口密度最高地区传播最快，当人口密度低于一定程度后，自然停止传播。而人口增长的作用同样体现在农业开发的模式当中，当气候变暖时，更多可耕地显然对常患不足的人们具有致命的诱惑，然而周期性的气候摇摆常对这些“边缘地带”人口带来致命灾难。但作者同时指出，人类可以文化适应的方式，发展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比如用“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样化种植有效地避免了谷物歉收”。但这些法则并不能迅速为人们所认识，过渡依赖抗旱、抗冻的新型品种———土豆———导致了著名的爱尔兰“土豆危机”。

实际上，作者通过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互动的案例展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生物对自然环境的变换存在两种适应方式，第一种是几乎所有生物都采用的“生物性适应”———比如，以羽毛、厚毛皮应对寒冷的体征变化，和第二种人类最擅长的“文化适应”———比如，用周期性迁移避开寒流、用动物皮革制作体表遮蔽物来保暖。千百年来，人类正是以不断的文化适应回应着自然的随心所欲。可以说，正是自然的善变多姿，才让人类发展出了游牧、农耕、林地采集等文化类型。

从某个层面来讲，并非“小冰河时代”冻住了明朝边将拉开弓弦的手指，而是同时冻坏了明朝和女真人的作物，使前者无力“分担”后者空空如也的肠胃。因为在上一个温暖的夏季，明朝和女真人一道把稻田的边际延伸到了更遥远的北方。严寒冬季之后，源自北方林地的女真人重新祭起了他们古老林地渔猎经济劫掠性的一面，进入了明朝的边界。

又一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终于过去，“温室效应”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几乎都可以脱口而出的环境影响，不过，除了海平面上涨与更多的雨水，上升的气温也让更多的冻土消融，变成了更高海拔、更高纬度的可耕用地，与海水淹没的耕地基本持平，甚至还促进了新物种的诞生。事实上，“温室效应”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危害，要说二氧化碳浓度，恐龙时代的白垩纪是今天的4倍多，年均气温更要高出4℃。但显而易见的是，正如本书标题那样，“当自然‘醒来’时，人类社会的脆弱一面就以环境灾难的形式，暴露在自然面前”，沉浸于“漫长的夏天”中的人类是否能及时作出充分的“文化适应”，这才是我们需要反躬自问的。

□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