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没有直接提罢了,但隐藏在其他数字里:
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由此可知赤字规模为3.76万亿元,按照赤字率3.6%计算出名义GDP为104.4万亿元,较2019年的99.1万亿同比增长5.4%。需要指出的是,赤字率之所以为3.6%以上而非具体的值,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形势变化极快,实际GDP增速和平减指数下行,名义GDP增速很有可能达不到5.4%,如果达不到,则即使赤字规模在3.76万亿,赤字率将被动提高到3.6%以上。
从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看,按照我国2019年新增城镇就业1352万人,实际GDP增速6.1%,每个单位百分点增速可创造就业222万人,则900万人以上目标对应的实际GDP增速为4.1%。但是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二季度大概率在微弱正增长(预计1-2%),实现全年4.1%的增速需要下半年达到11%的增速,是极为困难的。目前看2020年全年年GDP增速最有可能在2%左右。
原文推荐:罗志恒:从“保六”到“六保”——解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是目前看到的写得比较不错的一篇解读。
重温政治课本时间,改开以来的核心政策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考核的核心就应为围绕者经济建设的指标设立,这个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唯GDP论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体现。
那么为什么疫情之后提出不设经济增长指标了呢?
假如若是因为疫情影响、同样是疫情那么非典时期有没有不设经济增长指标?H1N1有没有不设经济增长指标?
假如若是外需不振,08年金融危机时期,有没有不设经济增长指标,有没有刺激经济增长?
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是国际大环境已经变了,已经是百年未有大变局。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时代了,今年的重点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近几年中国几次处于开战的边缘(南海危机、洞朗危机),现在随着危机加深,国际形势变差、中美全面翻脸,台海、南海、中印热战可能大增,这个时候设经济增长任务不觉得很幽默吗。六稳六保打头,国内防疫不放松,中国一直处于半动员状态。政府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真到必要时刻,发改委进驻接管各大厂产能,全面转化军工产品生产,民防层层压实,责任落实到人,各级党委就地转为当地战时指挥中心,预备役全面转现役,全国总动员两个月的时候就能完成。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我们一定能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现在,就等美国选战期间,怎么突破继续中美三个联合公告打台湾牌了。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
2020年不是经济增长多少。
平时你增长7%,别人增长2%
今年,你增长3%,别人倒退10%
这个优势反而更大了。
国外还有第二轮疫情。
不到疫苗出来完不了。
还有各种甩锅摩擦。
保证稳定,不折腾,投资到有长远利益的领域,稳住就业和正常生活。
疫情过后,有增长的时候。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美国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座落基山。
中国政府不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就我个人看来,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政府的遮羞布,而是不希望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使得一部分地区为了达成指标而涸泽而渔,让本就身负重担的人民肩上又徒增一座大山。
如果不顾现状,执意要求经济发展,那和懂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年房价高攀,出口依赖,消费低迷。还遇到了金融危机。GDP还在讨论是“保八还是保七还是保几”的时候。我们普遍认为,GDP的增长不完全代表人民生活的幸福。谁敢提我们是世界第二,我们就马上拿十四亿好好的除一下。
除吧。
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世界第一强国的1/6。他们的确诊数是我们的20倍。咱由于人口约是他们4.5倍多,他们的确诊率是我们的90倍。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我们应对疫情时,对资源的充分利用,比他们成功了540倍?
我相信国家记得民间的批评,从以GDP为纲的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至今。对数据重视,到对民生的重视。虽然还远未能大庇天下寒士,更谈不上万世太平。
但对人均资源的利用效率,那是肉眼可见的增长。拉动内需,积极扶贫,一带一路消化产能。探索能探索的一切。
最终在新冠之战中,资源利用的成功程度碾压世界第一强国,保下了更多国人的性命,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我们一直强调GDP这个数据背后的东西应该是幸福。我们一直怀疑中国人口太多由于物以稀为贵,我们中国人的人命是不是不值钱?多少年疑虑,现在算是看见了回应,并以人民健康的形式体现出来。
虽然我们在公平分配的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我知道这条路绝对没错。
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因疫情全国曾经一度停摆,世界至今依然动荡不安,经济形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限定一个特定的数字去追。曾经以GDP为纲的日子,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伤痛。
若有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某个数字,而瞒报漏报反复而来的第二波疫情,那就是本末倒置,无异于揭开伤疤。与其期待所有人都如圣人一样面对大义,不为利诱所动,还不如直接让急功近利得追求GDP变得没意义。
追求GDP增长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数字,而是GDP背后被一定程度关联而未必是必然关联的东西,民生。我们曾经在超高的增速下,在狂进的鞭笞中,稍稍迷失了自己。不代表我们永远迷失。
这次疫情中取得的成果,也正是建立在发展道路正确的基础上。
我们要保几?保大?保小?保六?保五?
都不保。
保14亿。
现在再谈全年经济增速,已经全无意义了。
两个月前和一个月前我曾在知乎连续分享过一个想法:
我们国家现在千万别为了经济的纸面数字面子(比如GDP数字等),丢掉了经济的里子(产业升级、人民实际生活状态)。
否则,未来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难!
很高兴看到国家没有明确拟定经济增长目标,
当前的疫情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就业、活下去,
等疫情过去了,中期内就是经济结构性改革,
包括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升级,向消费大国转变,消费占GDP比重将会较大攀升。(详见本文:pure日月:中国与美国GDP各细项比重的比较研究)
如果拟定经济增速,地方政府为了这个数字目标,就会走曾经的老路,房地产➕政府举债投资。
这样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即便利好短期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对经济以及国家的长远发展是破坏性的。
大家要记住现在是2020年了,不是2015年更不是2008年,大基建和房地产的逻辑已经翻天覆地。
今后将尽半个世纪,我国所有政策的基本逻辑就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人老了还变少了),这是理解当下很多社会现象/国家政策的基础。
比如现在热闹的山东农村合并、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等。
很高兴看到国家没有定增速目标,最起码方向上是正确的,既表达了高层态度也给地方政府进行“数字减压”。
为何不再提出GDP目标,一句话表述,就是报告中提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2020年是个特殊年份,生存问题大于增长问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尤其如此。解决生存问题,不会带来增长;而一味追求增长,不一定能更好地涵盖生存问题,甚至有害无益。所以,不设置GDP目标,才能更好地引导各方资源聚焦生存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今年依旧设置GDP增长指标,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区县,指标层层分解,最终政府的焦点就是完成KPI,而要完成增长KPI,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傍大户,搞基建房产、推动大企业扩大投资,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等真正事关生存的问题,短期内于增长无益,反倒容易被忽略。
在这个意义上,不设增长指标,才是经济发展为人民的真正表现。当然,也会有人担心,不设增长指标,就业问题怎么办?
其实,保住了中小企业的生存权利,就业就不会出问题;反过来,一味通过增长来提升就业,反倒缘木求鱼了。基建房产能快速保增长,但吸纳就业的能力很有限,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强关联,已经一年比一年弱了。十年前,我们还在强调GDP保八就是保就业,当前的环境下,保就业的思路已经改变,保中小企业才是保就业。
经济目标的数字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的结构和质量。经过了多年的数量化扩张,经济的结构需要调整,面对疫情、全球经济放缓、外部压力变大,当务之急是稳住内需基本盘,保就业、保民生,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步实现经济创新升级,追求高质量发展!
谢邀。
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了:
“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六稳六保。
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不以GDP为考核”和“没有考核”是两个概念。考核肯定要有的,即使是不追求增长、转入保底线,也会配套相应的内化考核指标,这是板上钉钉。
不考核GDP、不设定明确的增长目标,我个人的看法如下:
1.GDP难以表达保底线工作的效果。
GDP是计算商品交换的变化量,这商品既包括实体产品,也包括非实体的服务和虚拟资产。作为统计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这个指标是有效的。
但是大量保底工作,是很难被GDP所表达的。看一眼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都是在各个层面维系安全底线,保持正常运转。
既然要保,那就必须对波动进行一定的预判和布局。
例如某些地区长期从事某些国家某种品类的外贸生产,如今谈判失败,这块的就业可能要崩,那就要提前在这块区域做好调节,用基建、扶植小微企业、政府投资等手段做支撑。
当订单消失导致的失业潮可能要连锁传导时,迅速用扩张的就业容量来吸纳。
这些手段如果单单从GDP的数据上看,是无法衡量有效性的。因为你是在努力维系,经济交换的变化量很可能区别不大。
常说上医治未病,现在眼看大病将临,不能等病发了再做应对,否则代价过大。但是要做先手布局,又会消耗体制的资源和精力,这些资源和精力怎么衡量,是个重要问题。
如果还使用测算变化量的指标,努力守住的人和不怎么受冲击的人会获得同样的评价,这显然不公平,也无法调动整个体系的积极性。
2.今年外部高度的不确定性。
国家每年的增长目标不仅仅是目标,还会有完整配套的产业规划与指导,并且层层细化,各级都会有任务有指标。
一个数字,是可以拆解成几万页介绍的。
这些规划指导和政策的依据,大量来自外部。作为世界工厂,我们的表现与全球紧密挂钩,大量对内规划,也是严格参照全球产业的动向来做判断的。
但是今年,外部不确定性太高。
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动员体系都处于倦怠期,对疫情的管控能力严重不足,不少国家完全是放任态度。在这种状态下,他国的产业规划已经不可靠了,经济好不好,新冠病毒的RO值说了算,自然规律说了算。
另外,各国在严重经济波动下会做些什么,这个也很难说。经济平稳增长时,蛋糕够大,大家的决策理性占上风;但是经济严重下行时,民粹与感性会干涉精英层的决策,非理性政治行为会大幅上升,甚至会有军事冒险行为。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可靠的增长规划基本不会存在,不如全心全意专注基本盘。这时候就别管风动幡动,盯好自己的心动没动。
3.内需市场的自然生长。
我们自改开以来,一直是重外轻内。三架马车,外贸肯定是外,投资长期也是外资,就算是内资这些年起来了,也服务战略和国计民生行业,在增长上跟随外资。
我们一直把内需市场看作对外的一个从属,认为只有外贸和投资发达到一定程度,内需市场才会有起色。因此在产业政策上,内需领域一直出现明显的跟随性。
外贸做起来了哪些民用工业品,再转到内需;外资投资拉动了哪些行业,再往内需领域下沉。
但从今年开始,内需市场一定是压舱石。
外资有专业的投资机构做梳理,外贸有贸易公司下订单,国家可以在较为精准的需求上引导产业发展,不会出现太大失误。
我们为全世界生产;我们知道谁要,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自然也能判断要对哪些领域加大投入。
但内需的消费者是我们自己,是做国内的自循环体系,把自己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培养起来。这种方向下,必须要让市场的调节力量发挥作用。
而国家的任务,则是为市场尽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低经营成本、法制健全、产权清晰保护、基建齐备使用廉价。
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暴露出市场自身无法满足的短板,再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
把国家当幼儿园老师,以前是老师做示范,孩子跟着学动作,谁的动作规范谁有糖;如今是老师巡场观察,孩子自己玩,谁玩出花谁有糖。但要是有欺负人的行为,老师就过来拎耳朵了。
这种思路下,还拿GDP做引导也是不合适的。该管的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不应该大包大揽的事情就不能干,有可能越干越赔。
说到底,越是大争之世,越不能乱动,每次乱动,都是在消耗宝贵的底牌。因此要稳,要战略定力,要不被外部变幻扰乱心神。
反正别人也不让你出去,你还不如待在家里老老实实练基本功。那既然练基本功,就翻开太祖长拳专心练,外面那堆功法练不练也无所谓,天知道那些门派过几天还在不在呢。
往乐观了想:
浅层次的乐观:求真务实,不立flag,不死要面子,争实惠而非慕虚名,肉闷在饭里吃。
深层次的乐观:欧美(尤其是美国)糟糕的疫情表现,促使国内反思西方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的权威性。反思构建在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某些指标(尤其是GDP)未必能准确全面衡量国家实力。再结合之前提过的“理论创新”,这可能预示着新的方向和道路。
当然,若想让乐观落到实处而非盲目乐观,需要群策群力。
我们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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