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古代人入住旅馆要身份证明吗?

回答
古代人入住旅馆是否需要身份证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因为古代社会的管理方式、旅馆的性质以及不同时代背景都存在巨大差异。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古代人入住旅馆不需要像现代社会那样严格、统一的、官方颁发的身份证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旅馆没有任何形式的核实或信息记录。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一、 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在古代并不普遍?

缺乏统一的国家管理体系: 现代国家的身份证制度是建立在高度集权化的行政管理、人口普查、户籍制度以及普遍的识字率基础上的。古代国家虽然也有行政管理,但其精细程度和覆盖范围远不及现代。许多地方可能存在管理空白,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某些时期或阶层): 虽然古代也有商旅、官员外派、战争逃亡等导致的人口流动,但对于普通农民等阶层,一生可能都很少离开家乡。因此,普遍性的身份核实需求相对较低。
技术和识字率限制: 制作和验证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件需要先进的技术(如印刷、照片、防伪技术)和基本的识字能力。古代这些都难以实现。
社会信任基础和社区关系: 在一些相对封闭和熟人社会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可能更高。通过熟人介绍、乡音或邻里辨认,也能起到一定的身份确认作用。

二、 古代旅馆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身份核实”或“信息记录”?

尽管没有现代身份证,但古代旅馆在特定情况下,确实会有一些方式来了解入住者的身份或进行信息记录,这取决于多种因素:

1. 官方设立的驿站或客栈:
官员或公干人员: 这是古代最可能需要身份证明的群体。官员出行,特别是奉旨出差,通常会持有 “符节”、“公据”、“路引”、“官凭”、“腰牌”、“信符” 等官府颁发的证明文件。这些文件上会注明官员的姓名、官职、出行目的、目的地、随行人员数量、允许住宿的等级和天数等信息。驿站作为官方机构,必须核实这些凭证才能提供食宿和马匹等服务,以确保官方信息的准确性和公权力不受侵犯。
军队人员: 军人出行也可能需要携带相关的军令或身份标识。
(极少数)其他特殊身份人员: 偶尔,一些拥有特殊身份或需要政府许可才能出行的人,也可能持有类似的证明。

2. 民间经营的客栈或酒家:
一般情况下: 对于普通的商旅、旅客,民间客栈通常不会像现代那样严格查验身份。只要能够支付房费,并且看起来不像可疑人物,一般都会被接待。
出于安全和法律考量:
“留名”、“登记”: 一些规模较大的客栈、特别是位于交通要道或城市中的客栈,可能会有“登记簿”或“留言簿”,要求入住者留下姓名、籍贯、入住日期、离开日期等基本信息。这并非严格的身份核实,更多的是一种记录,便于日后追溯。尤其是在发生盗窃、纠纷、或者有通缉犯出没的风险时,这种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
“保人”制度: 在某些时期或地区,特别是对于外地人或举止可疑的人,客栈老板可能会要求担保人,即有本地信用的人来作保,如果入住者出现问题,担保人需要承担责任。这相当于一种“信用证明”或“连带责任”的担保方式。
观察与判断: 客栈老板或伙计会凭借经验,观察入住者的衣着、言谈举止、随行人员等来判断其身份和意图。如果发现可疑之处,可能会提高警惕,甚至拒绝接待或通知官府。
特定时期(如战乱、宵禁): 在社会动荡、盗匪横行、或者有宵禁的时期,官方可能会对客栈提出更高的管理要求,例如要求登记所有住客的信息,并报告给当地官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民间客栈也可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身份核查”。
目的不同: 民间客栈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过于繁琐的身份核查会影响生意。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社会治安极差,否则他们不会主动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三、 不同朝代的具体情况差异:

汉朝: 已经有了驿站制度,但民间客栈的普及程度和管理方式可能不如后世。公差出行需要“符节”。
唐朝: 驿站制度非常发达,官方出行需要“公据”、“路引”。城市管理较严,可能对流动人口有一定程度的登记。
宋朝: 商品经济繁荣,旅馆业也更加发达,尤其是在城市。可能会有更详细的旅客登记制度,以维持治安和管理。也有提到“旅店主不得留奸人宿”的规定,暗示需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明清: 官方对社会管理更加精细化,“里甲制度”、“保甲制度”等将户籍和人口管理延伸到基层,理论上对人口流动有更强的控制。官府机构(如各级衙门)可能会对旅馆业提出更明确的管理要求,例如定期盘查住客信息,或者要求报告可疑人员。旅馆老板的责任也可能更重。

四、 总结:

总的来说,古代人入住旅馆是否需要身份证明,可以归纳为:

对于持有官方公文的官员或特殊人员:必须出示相关证明,这是强制性的。
对于普通旅客: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件”。 客栈老板更多依靠观察和基本的信息记录(留名)。
特定情况下(如社会治安差、官方有要求、或出于店家自身谨慎): 可能会进行更严格的盘问、登记,甚至要求担保人。
目的并非现代的“身份认证”,更多是为了治安、追溯、或履行官方的管理职责。

因此,与其说古代人需要“身份证明”,不如说在特定情境下,他们需要向旅馆或官方出示能够证明其身份、目的或获得旅行许可的凭证,或者接受一定的信息登记和审查。这种“证明”的形式和严格程度,与现代社会的身份证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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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

需要

只不过古代住旅馆时,提供的不一定是身份证,而主要是各种通行证。

这东西每个朝代的叫法不一样,曾被称为符、传、节、过所、公验、文牒、驿券、路引、勘合、火票,元代叫“铺马劄子”,清代开始叫“护照”,沿用至今。

材质上,曾经用过竹、木、玉、帛、铜等等,后来统一为纸质,新莽时期还用过钱币。

另外,不同的朝代在查验通行证这件事上,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

秦汉时期相当严格,没有“符传”几乎寸步难行,宋以后,除了官办的驿站、递铺会严格审核之外,民间的客栈、旅社一般只要入住的时候登记一下就行了。

但是,需要登记这一点,肯定是少不了的。

通关时需要“验符”,从周朝就开始了。

《周礼》说:“关门用符节。”

这种“符”在投宿时,同时也起到了身份证明的作用。

战国后期,商鞅变法,为了防止在籍、在编的秦国百姓脱籍逃亡,秦律规定每个人外出时,都要“持符”。

《睡虎地秦简》中有这样一条:

游士在,亡(无)符,居县赀一甲。

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在某地停留,所在的县就要受处罚。

还有另一条:

客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可(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

客,就是秦国以外的人,他们来到秦地经商,如果没有取得“符传”就不能进行交易,否则也要受罚。

有意思的是,商鞅自己后来就栽在这套制度上。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当时秦孝公去世,公子虔等人趁机告发商鞅要造反。他只好匆忙逃亡。

到了边境,想住旅馆。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就说:“商君制定的法令,住店的客人如果没有出示证件,我们这些老板都要跟着连坐啊!”

商鞅只好长叹一声。

自己挖的坑,坑了自己,这能怪谁?

如果是公差外出,古代官府还会制作一种“节”,类似官方的介绍信。

官差凭着“符节”调动车马、通过关卡,在入住官办的传舍(官驿)时可以获得免费接待。

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持有者同时具备了免税、通行的特权。

秦汉时期的“符传”,其实包含了“符”和“传”两种东西。

“符”是证件,一般用竹简制成;“传”是文书,上面要加盖县丞的印章。

“符”上记录的是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还有身高和肤色,内容长期不变,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或者护照。

“传”则是向官府提出申请之后才能取得,上面写明本人因何事、去往何地,随身携带了哪些物品,属于临时的一次性证明,约等于现代的“签证”。

这套“符传”制度被汉代沿袭,居延汉简里,就记录了一些官府开出的“传”的内容。

王莽时期,为了推行他的货币政策,还曾经以布币作为身份凭证。

没有布币的人,饭馆不给吃,旅馆不让住。

《汉书·王莽传》载:

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唐代的通关文书叫“过所”,后来又叫“公验”

《西游记》里,师徒四人每到一国,必然要倒换关文,最后一卷牒文上,满满盖了十二个国家的印章。

但历史上,玄奘法师其实是在没有过所的情况下,偷渡出境的。他取经回来后,立刻上表,请求唐太宗赦免自己“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的罪行。

在宋代,不同的人在过关时,使用的文书还不一样。

《宋刑统》卷八中说,官吏和公务人员使用递牒;邮差使用符券;征发的防人、丁夫使用总历;百姓或行旅使用过所

宋仁宗嘉佑年间出台了一套《嘉佑驿令》,总计七十四条,实际上是当时的邮政快递法规,开始用“驿券、信牌”代替唐代的“过所”。

《水浒传》里,神行太保戴宗从江州到东京的太师府送信,身边就佩了一块当作信牌的“宣牌”,就是他一路投宿的身份凭证。

元代的驿馆蒙语叫“站赤”,送信的邮递员凭借纸质的“铺马劄子”(也叫“给驿玺书”),到站赤免费食宿、换马。

可能是假冒的铺马劄子太多了,很多人占用公家的免费资源办私事,元朝后来甚至设立了一个从五品的官职叫“脱脱禾孙”,专门在重要驿站盘查往来使臣的文件真伪。(《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四》)

明代对人员流动的控制相当严格,通关文书叫“路引”

《大明会典》卷一百三十九中说,“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

没有路引的人、藏匿寺观的人、来历不明的官吏都要抓去送官。

此外,明代发给公差、邮差的符验叫“勘合”,清代递送公文的凭证叫“火票”

这些是官府提供的通行证,持有者也主要是官方、军方的人。

因为公务在身,所以是免费吃住,肯定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当然,揩公家油、用公款旅游的人,也是大把,古今都一样。

再说说古代旅馆的登记制度。

古人住店都要登记,旅馆使用的登记簿,叫“店历”或“店簿”,从汉代起就有。

如果是官吏住官驿,店历中要记录他几时到达,中间是否出门拜客,何时离开、何时归来,事无俱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

汉简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宋代也在驿道旁的递铺里实行“簿历”制度,不过一般只限于官办的驿站。

到了元代,所有旅店无论官民,都要登记。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写到他在杭州的见闻:

所有客栈和旅店的老板,也同样将寄宿客人的姓名登记在一本簿子上,说明他到来的日期和时刻。
这种登记本,每天要备一份,送交前面提到的驻在方形市场的那些官吏。

明代依样保留。《大明会典》卷三十五中说:

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日月,月终各赴所司查照。

《水浒传》第十八回中,观察何涛的弟弟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

为是官司行下文书来,着落本村,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
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
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

小说中的描写和官方文件一致,而且要详细很多。

只不过,这是元、明的制度,不是宋代。

清代同样继承了这种登记制度。据《大清律例·兵律》:

其客店亦令各立一簿,每夜宿客姓名、人数、行李、牲口几何,作何生理,往来何处,逐一登记明白。

这种簿子,都是要定期交给上司查验的。

上面讲了出公差的情况,最后说一下普通人的旅行生活。

严格来说,古人出门远行,都需要取得通关文书,但是查验这些文书的职责,主要落在各种要塞、关卡、城门的守卫身上。

只要守城、守关的阿兵哥能让你通过,到旅馆之后,通常不会再次盘查,登记一下就行了。

唐宋以后,市民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除了行役的官员、公干的兵卒,还有大量逐利的客商、赶考的举子,包括行走江湖的闲汉都加入了远行的行列。

宋代,开旅馆是非常赚钱的营生,很多高官、富豪都介入了这个风口行业,比如开国宰相赵普、政和时期的宰相何执中等等。

《闲燕常谈》里说荣国公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

宋代对民营旅馆的管理相对比较宽松,以假身份入住的也不乏其人。

古典小说里就有好些这样的例子。

最有名的就是《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

当时晁盖等七人假装成从濠州到东京去贩枣子的客商,到安乐村的王家客店投宿,不料被在店里临时做前台登记的何清认了出来。

就因为这一个关节,引发了后来宋江私放晁天王、梁山小夺泊等一系列情节。

几乎可以说,整个洋洋洒洒的水浒故事就是从旅馆登记这个小入口开始的。

后来第七十四回,燕青去泰安州打擂,也是假扮成山东货郎。

只是他装得太像,方言也说得分毫不差,店小二就被瞒过了。

另外,《京本通俗小说》中有一篇《拗相公》,是讽刺王安石变法的。

里面写王安石辞官后去江宁养老,一路上微服而行。

到了一地,随从看见一座官驿,整齐干净,想进去投宿,王安石就说:

昨日叮咛汝辈是甚言语?今宿于驿亭,岂不惹人盘问?还到前村,择僻静处民家投宿,方为安稳。

官办的旅馆在登记上肯定比较严格,要隐瞒身份不大容易,换成民宿就宽松多了。

当然,店家也不都是吃素的。他们南来北往的客人见多了,通过你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说话口音、随身行李以及交通工具,基本上能够大致判断出你的来历。

想要成功伪装,起码也得有燕青那样的本事才行啊~


2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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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旅馆介绍的问题 @knighticerose 已经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既然引出了这个日本旅游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也应该说点什么,毕竟日本旅游方面我还算比较清楚的吧。

那么就聊一聊江户时期日本旅馆的组合制度吧,当做一个历史方面的小知识补充一下。

江户时期的旅笼屋(旅馆)分为两个种类,一种是没有饭盛女的“平旅笼”,一种是有饭盛女的“饭盛旅笼”。幕府规定一间旅笼屋最多只能有两名饭盛女,因此饭盛女之间的拉客问题非常严重,动口轻微的了,动手是日茶饭事。所以在浮世绘上经常会看到动手的旅笼女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广重的【東海道五拾三次 - 御油 旅人留女】描绘御游宿的留女(留女指的就是拉客女子)

图中前后方的男子在留女卖力拉客下非常痛苦,不只是御油屋,所有日本的饭盛旅笼都是这种情况。毕竟平旅笼同饭盛旅笼常常混杂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不得不经过这里,就带给了旅人们不少的困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来这里发泄一番的。


江户时期协定旅馆制度

道路上除了有那些不遗余力拉客的饭盛女外、赌博杀人也比较普遍,因此相当多商人旅客就有非常强入住安心、安全酒店的需求。在这方面大量需求下,大阪商人松屋甚四郎、松屋源助组成了能为旅客们提供安全服务的浪花组(创建于1804年,1841年改为浪花讲),介绍优良优质的旅馆,同时也可以帮助预订。成立后组织立马派遣工作人员前往道路上的主要据点,寻找没有饭盛女打扰,安全且能为商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旅笼屋。

相当多旅笼经营者也对赌博、饭盛女拉客、大声喝酒打架这种事情比较厌烦,于是就同浪花组合作。同浪花组合作,那么在多方面就要满足要求,让客人能住的安静、安心。加盟的的旅馆往往在目印看板上注释出来,除此之外道路上还详细标注上旅馆餐馆等旅客所需要的的信息。

如果旅笼屋违反的规则,那么就会被取消合作。在江户中后期,浪花组的出现为旅馆服务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入住浪花组指定的旅笼屋,事前需要同组里负责人了解情况并且预订,会拿到一个写有番号的木札。通过这个会员证明就可以顺利入住酒店了。

浪花组主要都是为商人们提供优良住宿环境的中介组织,因此指定的大多都是比较豪华一些的旅馆。因而天保元年(1830)出现了同样的组织“三都讲”,也是以浪花组为原型设立的组织,提供优良的旅馆同时,主要还是负责普通百姓的旅馆住宿问题。安政二年(1855)江户町人们又设立了“东讲”,关东·东北非常多的旅店加盟进来。加入这些组织的旅馆越来越多,但是拉客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改观,但是动作行为缓和了不少,很少有抢夺包裹、拉着不让走钱买强卖的行为了。但是同之前那样乱哄哄的旅笼相比确实也算改观了不少。

最后开个玩笑,如果疫情结束了大家会考虑同我一起玩日本吗?哈哈,免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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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历史懂一点,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吧。

古代日本江户时代入住旅馆要登记身份证的。

这里要先讲一下大前提: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巅峰,整个德川幕府制定了非常庞大的法律把所有日本人都管得死死的。

因为那时候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德川幕府严厉打击基督教徒。为了区别基督教徒与佛教徒(当时日本几乎全民信佛),幕府制定了“寺請制度”(てらうけせいど)来作为宗教管制,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所有身份信息都由当地的寺庙保管、由寺庙来证明老百姓身份。

按道理来说,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不能随意离开领主的封地。

但是之前讲了日本全民信佛,佛教里是允许信徒前往各个古寺里拜佛、去温泉疗养治病,得益于此日本在江户时代中后期便兴起了以礼佛、疗养治病为名的百姓旅游活动。

出去旅游之前,旅行者先要到当地的寺庙申请一张“寺請状”,这就相当于身份证。

每逢要住宿的时候拿出来给店家做登基即可,相当于寺庙证明了你是前往某个佛教圣地礼佛的虔诚佛教徒,而不是没有证明的基督徒、流浪汉。

但如果拿不出“寺請状”,那么被官府抓到后就是重罪,很有可能掉脑袋。

起初德川幕府也想管,但后来发现管不了。

因为老百姓无论是去礼佛、治病、还是去有名的神社里参拜,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

而且沿途售卖土特产、草鞋、零食之类的东西还能带动原本就吃紧的地方经济,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最后讲一下当时的旅馆。

江户时代的旅馆主要集中在几处“宿場”(由幕府监管的旅馆集中区),此外还有沿着主要交通干道两边的零零散散小旅馆。

旅馆主要分三大类:

1,“本陣”,五星级豪华大酒店,专门接待官员出差时用的,原则上不设住宿费,由往来官员自己给“謝礼金”。不需要身份证“寺請状”,因为往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官老爷。

2,“旅籠”,正常意义上的旅馆,对任何人都开放,提供食宿服务。但是鱼龙混杂,尤其是“飯盛女”(私娼)云集,使得这种旅馆上限下限非常大。需要身份证“寺請状”。

3,“木賃宿”,廉价旅馆,只提供最简陋的住宿且不提供食物,想吃饭得自己做,价格也最便宜,也没有私娼。不一定需要身份证“寺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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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得分时候,天下大乱,起义烽火燃遍全国,谁管你,官府已经忙不过来管你这点屁事了。当然了,你自己也要注意,毕竟兵荒马乱的,旅馆没入住成,直接就入土了,那就呵呵了。。。

天下承平时期,国家机器运转良好,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很强。此时的一般人是出不了远门的,毕竟官府要向你征税,征发徭役(给国家干活、修宫殿、城墙之类的),征发兵役,你要是到处乱跑,政府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即便你有特殊情况,不得不外出住店,那也要有官府出具的凭证,有的朝代叫“路引”,前几十年叫“介绍信”。一般你是拿不到这样的凭证的,除非你是出公差或者你上头有人。

回到本题,古人住旅馆必须出具身份证明,否则就是藏匿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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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确实,古代打仗,不论是农民军还是正规军,手里的家伙事儿基本都是冷兵器,看上去起点都差不多。可为什么农民军跟正规军打起来,差距往往那么大呢?这其中的门道可多了去了,可不是简单地说“武器不行”就能解释的。咱们得从几个方面掰开了说。一、 兵源素质和训练水平天差地别你想啊,正规军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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