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条山会战为什么失败的那么惨？

国军在驻守中条山期间，前后十三次击退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使日军将中条山视之为“盲肠”。相形之下，国军却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到致命一击，其苦心经营三年之久的中条山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

中条山战役又称中条山会战、晋南会战、晋南战役、中原会战，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也标志着蒋介石经略华北的计划遭到重大挫折，华北抗战格局再次出现变动。

战役前的中条山形势事实上，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并非例行的大扫荡那么简单，而是经过精心准备，并掺杂着其战略意图的一次大会战，其出动军队之多在抗战中期尤为罕见。而国军对日军的进攻企图也并非一无所知，在得知日军企图后，国军也进行了一定的战前准备。

日军的谋略及战前准备

1940 年 8 月，为了抗击日军扫荡政策，第 18 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

此后，日军虽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扫荡，但其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亦相当严重。日本华北方面军对于突如其来的百团大战，直呼“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当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遭到第 18 集团军重大打击后，自然加强了对中共各根据地的治安扫荡，但效果并不理想，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不难看出，在华北区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壮大，四处袭扰日军，已成为日军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日军亦认为在其占据的区域中华北治安状况最差，尤其“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 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

伪满报纸《盛京时报》称：“原来重庆政权赖英美之援助，呼号抗战西由山西省南部平陆垣曲东至郑州附近，亘黄河流域一带，构筑坚固阵地除为扰乱日军后方据点外，且屡渡黄河，搅乱日华合作和和平建设，几成为日方建设明朗华北建设之癌”。其中，“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山西的主要根源。”通过比较而言，中条山成为日军在华北最大威胁

“中原会战”计划首先由华北方面军所属的第 1 军提出，但是，当第 1军将“中原会战”计划上报给华北方面军时，立即遭到作战第二科的反对，其参谋山崎少佐对此尤为不满，第二科认为：“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对此，作战第一科反驳道：“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

最后，作战第一科的意见明显占据了优势，并得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致同意，发动中条山战役已势在必行。华北方面军司令长官多田骏对此次行动极为重视，其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欲通过此次作战稳固华北治安，并以此向蒋介石施压。方案确定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充实第 1军实力。其实，就在第 1军将其作战企图告知华北方面军时，华北方面军即应允请求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予增加兵力。对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也极为重视，从关东军、华中方面军抽调了大量精锐部队以补给中条山作战。

1941 年 2 月中旬，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令驻守在南昌安义的第 11军第 33 师团、驻守在苏州的第 13 军第 17 师团悉数调往华北，4月上旬，增援的上述两个师团即到达华北区域。为此，日军华北方面军把从华中调来的第 11军的第 33 师团配属给第 1 军，把第 13 军的第 17 师团配属给第 12 军，令其与担任苏北、皖北地区警备的第 21 师团进行交接，而将第 21 师团作为华北方面军直辖。

另外，由于 4月 13 日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使日本关东军的正面压力大为减少，所以日军大本营又于 4 月 19 日从关东军调来第 32、第 83 两个飞行战队，第 3飞行集团主力（轻轰两个中队、侦察三个中队、直协二个中队、战斗一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集结，担任空中配合。当然，在国军内部对日军向中条山增加兵力的消息早已得知，如驻防在中条山的第 64 师即记载道，“绛横一带之敌自三月四日以来有增加，截至九日止，本师当面之敌陆续增加，步兵约有七八千，炮二十余们。”

日军第 1军为发动中条山战役制定了详备的作战指导方案，其甚至不顾占领区域治安状况的恶化。下面将日军第 1军战前所指定的作战方案节略如下：

一、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

二、为此，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歼灭。

三、为了确保包围圈，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

四、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防止敌人向黄河南岸逃走。

日军对此次作战异常重视，计划也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日军为使作战方案详尽无误，还召集各兵团长及幕僚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对作战方案进行了彻底研究。同时，还令各兵团在进行地图、地形等研究时，加强适应作战区域地形、战况的训练。此外，日军还加紧组织民夫在中条山前线修筑军事工事，如日军“在闻喜堰掌强民夫百余，骡马甚多，向夏县附近运集。”

蒋纬国亦认为：“历次会战中，（日军）对国军行动之侦察及对阵地之攻击，直接支援其陆军作战，使日军地面作战指导及战斗进行容易，几达「攻必克」、「守必固」之程度；尤其枣宜战役、晋南会战”

国军的战前准备“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骤降，两者间的隔阂及猜忌进一步加深。此后一段时间，中条山根据地的驻军也调动频繁，使其防御体系及人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很大原因则在于蒋之国民政府对中共猜疑的加深所致。众所周知，原杨虎城的第 17 路军，尤其由赵寿山领导的第 38 军向来与中共交往频繁，此举让蒋介石忐忑不安。

所以，在 1940 年 10 月，蒋介石将第 4集团军调至黄河以南洛阳至郑州一线驻防，而代之以孔令恂第 80 军驻防中条山西部。此外，蒋介石虽对中条山根据地别开生面的抗战形势感到满意，但对卫立煌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忧虑重重，尤其对 1940 年卫立煌在晋东南划定防线过度迁就中共一事耿耿于怀。不难理解，卫立煌在抗战期间表现出积极抗日御侮的姿态，故对中共态度友善，而蒋介石对卫立煌不满很大原因在于“卫立煌做的事情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压制共产党”，除此之外，胡宗南及汤恩伯也联合倒卫，以致流言四起。

国民党对日军进攻企图有所察觉，战前进行一些作战研究和准备。国民政府军委会首先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具体为：第一方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第二方案，乘日军集中未毕，先发制人，以破其攻势；第三方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在 4 月 18 日，何应钦主持召开了“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一次检讨会”，当时国军即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长安。”

在 4月 20 日，何应钦再次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通过一番讨论，逐确定了此次作战的目标及方针，现节略如下：

（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A），由东向西（27A），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其实，在中条山战役前夕，国军第一步、第二步作战计划并未认真执行，何应钦只是要求中条山国军强化纵深防御，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另外，国军虽断定日军近期将进犯中条山，但其明显将作战重点放在了防止日军渡河上。当时，国军在中条山区域共计 17 个师，外加第一战区游击第 1、4、6、8纵队、河北民军等，号称 20万之众

随着中条山国军防区被日军进一步压缩，国军战略空间日益狭小。尤其在中条山战役前夕，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国军一度感到防御压力倍增，此外，日军还广泛修筑坚固碉堡等工事。在“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上，何应钦就加强中条山国军防御工事做出了重要决议，除决定从速加强武庭麟第 15 军阵地外，又决定“利用中条山纵深地带，多构筑斜交阵地，以备一点被敌突破时，我尚得依交叉火力而扑灭之。”

而对于国军主阵地，则要求随时日而增强之，并竭力施以伪装，增设各种障碍物以阻碍日军进攻，如战前何应钦组织河北民军“积极赶筑指定地区之工事中

徐永昌日记记载：“敌往由正太路开晋南寇军七千余，附重炮十余门、山野炮三十余门”。所以其判断“自上月十四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其态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似敌必取洛阳西安。”

比较有趣的是，由于国共关系尚处于低谷，蒋介石对于日军此次大规模进攻中条山寝深感忧虑，5 月 5 日，徐永昌称：“蒋先生令为亲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成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应即电延安。”

而未及中共明确回复，中条山战役已打响了

在中条山战役期间及其以后中共出兵问题。

在中条山战役前，蒋介石就为中共能否出兵相助表示了忧虑，所以蒋介石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并限两日内答复。对于配合中条山国军作战，延安对前线中共武装有过明确的指示，即“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们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显而易见，中共对中条山国军的支援主要在于外线牵制日军，并非直接进攻中条山日军。诸如，中共抗日武装自“五月十二日开始进攻晋冀日军，破坏其交通线，以援助中条山之中央军。”

为配合中条山国军对日军作战，在华北区域，5 月间中共领导的第 18 集团军及决死队等抗日武装对日作战取得了可喜战果，如“计战斗共四八一次”、“攻克据点三十一个”、“毙伤敌伪军三五零零人，俘日军三五人，伪军一八三四人”、“步马枪二八七二支、手枪一三九支、轻机关枪六挺、重机关枪一四挺、掷弹筒二七个”、“破坏铁路二一零里”。此外，太行山根据地的中共武装还对突破日军包围圈的国军进行了接济，并协助其安全突围。对于中共配合作战的事实，国民党军委会也不得不通电宣称：“八路军现适已积极与敌军作战，集中力量破坏敌人交通。”

总之，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国军作战，但非是直接配合，而是战略配合。

卫立煌、阎锡山、中共三者协同抗战走低

抗战伊始，阎锡山为保卫山西，力邀国民党中央军入晋抗日，同时允许中共渡河作战，而三者在太原会战中表现出团结协作、一致御侮的良好合作态势，并一直持续到 1939 年初，成效显著。但是，随着战局的演变，三者间的合作态势每况愈下，尤其卫立煌与阎锡山间因利益纷争及政见互异，导致二者围绕晋南军政大权而矛盾顿生。而卫立煌与中共间虽一度亲密有加，但由于各自政略上的差异及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也大不如前，彼此间的隔阂与猜疑不断增加。而晋南区域，三方驻守区域紧密相连，互为犄角，其中卫立煌的中央军主要驻扎在中条山，而阎锡山与中共主力分别驻防在吕梁山与太行山。

自 1939 年 1 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起，中条山根据地的军事管辖权也随之转移至第一战区，但是地方政权依然归阎锡山之山西省政府所有，且晋绥军大本营吕梁山根据地也与其唇齿相依。在中条山区域，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虽只有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后于 1940 年 2月撤出）等少数武装，但受其影响的牺盟会及中共地下组织却分布广泛。不看发现，以此三方驻守形势而言可谓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但三者的关系却一波三折，呈下行趋势

阎、卫关系变冷

众所周知，阎锡山一向视山西为其“独立王国”，不容他人染指，然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其浓重的地方本位主义依然如旧。事实上，阎锡山在抗战初期尚能倾其所有抵御外侮，仅 1937年晋绥军损失就已过半，其抗战态度之坚定不言而喻，然而阎锡山认为中共抗日武装“不听指挥，不打敌人，专门缴收国军枪械，搜刮人民财物，赤化农村”，让其尤为不满的是，其倾心培养的山西新军与中共关系日益紧密，与自己却愈发疏远。为了重新掌控山西新军，阎锡山在蒋介石支持下策动了“晋西事变进而与中共几近决裂。

由于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第二战区协同固守，且军权、政权分属于卫立煌与阎锡山，这也成为两者矛盾丛生的集聚地。在 1938 年 11月 24 日，徐永昌即得到卫立煌的一纸诉状，其在日记中写道：“卫俊如报告山西政党反对中央军云云”

其实，关于阎卫关系紧张的传闻早在国民党高层传开，为此陈诚还向蒋介石建议将阎锡山调任兰州行营主任一职，并得到蒋介石应允，而徐永昌却认为：“阎先生过去在晋是功是过，殊费判断，惟今日确是纯功时，代而蒋先生又砍去之。”

最后，调任一事自然以得不到阎锡山同意而不了了之。事后，卫立煌亦坦言：“会战地域内政治、经济情形特殊，晋南军因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配合”

阎锡山与卫立煌之间的隔阂虽一直存在，并随着抗战的深入，两者间的利益纷争更显尖锐，但两者间矛盾的总爆发还是源自“晋西事变”。蒋介石对于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是极其支持的，但是，阎锡山在“晋西事变”中却没有得到卫立煌强有力的军事支持，且有落井下石之嫌疑，自然使阎锡山衔恨在心。“晋西事变”中，“卫立煌以抗日团结为宗旨，坚守中立，尽力作一个不介入的人，约束他所辖军队，不让事态扩大”，对此，晋绥军将领孙楚更是抱怨卫立煌“见死不救”

此外，“晋西事变”的发生也“给卫立煌扩张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最终，孙楚在晋东南人民的反对声中和卫立煌的排挤之下，撤出了晋东南”，且阎锡山部金宪章、张济、陈长捷等均率部或单独脱离了晋绥军，投向中央军。阎锡山对于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不义之举”异常愤恨，权势式微的阎氏逐铤而走险，开始了与日军长期的暗中来往，消极抗战以保存实力。“晋西事变”后，卫立煌与阎锡山围绕晋南军政大权而纷争不断，关系持续走低。当然，阎锡山也不甘心丢掉晋东南大部分政权，其一直试图恢复原状，故将第 197 旅与独立第 3旅合编为第 70 师，赵世玲为师长，驻守歇马店以东跑马池一带。

同时，又将孙瑞琨暂编第 46 师调至垣曲（师部驻歇马店），与第 70师合编为第 43军，并提升赵世玲为军长，军部驻垣曲杜村，成为阎锡山在晋东南区域新的军事支点。此外，又派傅海云为中央宪兵学校太原分校第二支校教育长，率部前往晋东南扩军及开展政权，驻垣曲县峪子村、南北堡村、谭家沟、石家沟一带。傅云海到达垣曲后，张贴广告招收学兵，并拦截从阳城、沁水一带潜逃而欲渡河的逃兵，此举“引起中央军与宪兵二支校的矛盾起中央军与宪兵二支校的矛盾”，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各县一般都有三个县长，一个是日伪县长，一个是中央军派的，一个是阎锡山派的。”

其实，阎锡山晋绥军与卫立煌中央军常常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中央军甚至多次武力驱赶阎锡山派遣的县长。

驻军实力减弱

在 1938 年中条山根据地鼎盛期间，其势力范围涵盖同蒲路以东、太行山以西、太岳以南及黄河以北广大区域，囊括翼城、绛县、闻喜、永济、夏县、平陆、芮城、垣曲、济源、晋城、阳城、沁水等县地之大部甚或全部。但随着抗战的深入，中条山根据地势力的范围被一步步压缩，至中条山战役事发，非但该区域重要县城翼城、闻喜、永济、夏县、晋城等被日军长期据有，且日军军事据点已将中条山多数交通要点严密封锁。此外，在根据地成立初期，其驻军有孙蔚如第31 军团（后改为第 4 集团军）、曾万钟第 35 军团（后改为第 5 集团军）、李默庵第 33 军团（后改为第 14集团军）及李家钰部等。然至 1941 年 4月，中条山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多被调往他处，无疑使守军实力大减。对此，中条山战役后，卫立煌在总结经验时向蒋介石道出根据地丢失与军事调动不无关系，其称：“由晋南调出者，则有第二、第四、第二十二各集团军全部，第五集团军之第十四军，第三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七军、第七十六军，而只代以第八十军之两个师与三十四师。”

常人对其间利害一看便知，孙蔚如第 4集团军、陈铁第 14 军、李家钰第 47 军皆曾为直接驻防中条山的精锐之师，其调离对中条山国军实力的影响不言自明。承上，除去军事调动对守军实力的影响外，由于士兵逃亡导致的连队缺额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且由于战事频仍，迅速补充之新兵缺乏训练而导致的战斗力低下亦不容忽视。关于中条山驻军亡现象，时任第 34 师师长公秉潘即感慨道：“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

如此看来，对于中条山战役前中条山根据地号称有 16 师之说禁不住要打个折扣，对此，李常宝认为：“若按士兵逃亡比例折合，笔者认为实则不超过 10万人。”

再者，中条山前线战事频仍，士兵伤亡之事不断，仅“六六战役”一役，“第四集团军伤亡达 9000 余人。其中九十六军约占半数以上。”

由于伤亡导致的兵额不足即需要新兵来填补，而新兵往往未经正规训练即走向前线作战，其战斗力之低下也就不难理解，“六六战役”中第 177师新兵团全团被日军逼跳黄河即是悲壮一例。然而，国民政府曾三番五次提到的轮训军队以提高战斗力一事，由于战事频仍也少有执行，各军的训练也常常断断续续，且官兵骄怠之心日炽，军纪日益废弛。如卫立煌赖以立身的第 14集团军为例，其军队也“相当腐败，精神世界空虚，缺乏长期抗战的决心，纪律也不好。”“勤务兵抢劫村中农民养的鸡”，不一而足。因为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曾万钟第 5 集团军竟然有部分官兵参与贩毒牟利之事。此外，中条山国军间也常会因政见相左或利益分配不公而矛盾不断，进而影响了中条山国军的战斗力。如中央军内部的卫立煌与李默庵两人就因“所属军师人事任免的问题”而矛盾迭起，最后导致两者“矛盾公开化、复杂化了，弄得蒋介石也难于处理”，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将李默庵调离才使这场矛盾平息下来。

而赵寿山领导的第 38 军由于长期与中共交好，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与不安，最终蒋介石将战绩不俗的第 4集团军调至黄河南岸驻防。其实，卫立煌作为中央军的中间派，被称为“好好先生”，又是“嫡系中的杂牌”，其在协调中条山各派系关系中可谓开诚公布，一视同仁。但是，来自国民党一以贯之的派系偏见及不公之举，卫立煌也显得颇为无奈，其称：“晋南作战军各单位因负同一战斗任务，而部队因已整编【与】未整编、实费经理与非实费经理关系，饷糈显有丰窘，待遇间不平均，相形见绌，啧有烦言。此关于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切大”

另如冯钦哉对于军费与指挥权问题也颇有微词，据 1941 年 3月 2日徐永昌日记记载“冯钦哉来谓向蒋先生要求两事，即加勉之部（原冯部）之增加经费与渠直接指挥军队云”。

另外，由于官兵饮食及水土等原因，士兵体质也严重下降……

防御工事徒有虚表/后勤装备破烂不堪。

国军名义上进行的是游击作战，但实际上更多承担的是阵地战，既然要据守中条山根据地，那么坚固的防御工事则必不可少。事实上，中条山国军初期构建起来的防御工事并未继续加固，以致危机四伏。军委会战后亦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后方据点与彻底破坏或阻绝通敌道路。”

毋庸讳言，中条山国军在前线确实修筑了大量的的防御工事，尤其在进驻之初，如在前线国军阵地，大体形成了以堡垒为基干，以散兵壕、交通壕联系起来，堡垒里边又挖有地洞的防御体系。国军在延绵三百余里构筑起的中条山防线，且屡次击退日军进攻，对此，卫立煌也丝毫不掩饰其对防线的自信，所以“常常讲中条山是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如 1940 年间，卫立煌就不无自豪地对第 34师师长公秉潘称：“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强，守军士气旺盛，这是我使用背水战的成功。”

事实上，中条山防线并非卫立煌所说的坚固，因为中条山防线多为单线防御，且缺乏纵深配置，早在“六六战役”时日军即将中条山防线突破，甚至有完全被日军占领的危险。况且，中条山主峰大部是石层组成，构筑工事非常困难，历来守军都仅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十分简单。对于国军向来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却遭到了苏联顾问的大加批评，其认为：“中国军队太不注意防御工事，还要把中条山誉为‘马奇诺’，实在可笑……中条山的防御工事太儿戏，希望赶快加强。”

而对于中条山防御工事的缺失，国民党最高当局并非一无所知，早在 1939 年蒋介石就得到卫立煌的来报，报告称“每作战单位兵力常平均分配于第一线，不能形成重点，且无适当纵深，敌人突破一点全线易于瓦解等语。”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中条山战役爆发都未得到妥善处理。随着中条山根据地被日军进一步压缩，尤其中条山战役前夕，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加之其广泛修筑坚固碉堡等工事，使国军一度感觉防御压力倍增。所以在“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上对加强中条山国军防御工事做出了重要决议，除决定从速加强武庭麟第 15 军阵地外，又决定“利用中条山纵深地带，多构筑斜交阵地，以备一点被敌突破时，我尚得依交叉火力而扑灭之。”而对于国军主阵地，则要求随时日而增强之，并竭力施以伪装，增设各种障碍物以阻碍日军进攻。众所周知，日军于 5 月 7日即行进攻，所以中条山国军防御工事未及完工，部分甚或未及开工，战役已经开始。战后，卫立煌亦认为：“阵地纵深既小，复缺乏兵力守备，是徒具阵地之躯壳，并无阵地战之条件”

由于中条山土地贫瘠，且日军经常对当地粮食棉花资源进行抢夺、破坏，并实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的粮棉价居高不下，驻地国军衣食堪忧。此外，由于运输不便，加之国民政府由来已久的偏见，根据地地方军的武器异常低劣。后来，军委会虽在黄河口岸设立兵站后勤物资由后方补给，但后勤保障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完全改善。众所周知，中条山本就人烟稀少且可耕土地有限，其生产的粮米棉花也仅能供自己所需，剩余有限。但是，大量军队的涌入以及战事不断，使当地农民的耕种无所保障，土地荒芜现象大量出现，所以出现了粮食短缺问题。虽然，第一战区后勤部设立了兵站，但如何度过黄河天堑始终制约着运输的进行，日军飞机也时常轰炸运输线及渡口，且驻防前线的部队还要下山徒步背粮，此外还会雇用民夫协助运输，“遇着好天气披星戴月往返需要两天多，遇着刮风或雨雪天，就要三四天才背一回。”

同时，士兵要自己推磨将原粮磨成面粉，柴火等燃料也需士兵上山去打。此外，“近山口远离后方者，须冒险通过敌方封锁线，抢运敌方粮食。”难怪卫立煌中条山战后抱怨：“各部队对于运粮、磨面、挑水、打柴队各种勤务，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因各种杂勤太多，补给困难，故疾病、逃跑等缺额亦随之增加。”

诚然，各部队均试图使出浑身解数改善士兵吃住条件，第 38 军甚至自己动手，开窑洞种田地等，但在战事频发且环境恶劣的根据地，解决庞大军队吃住决非易事，改善绝难施行。对此，第 34 师师长公秉潘指出：根据地“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士兵营养不够，劳动繁重，疲惫不堪。”

而蔬菜对于中条山国军来说更是一种奢望，由于“山里的民众不种蔬菜，官兵吃青菜比吃肉还困难……所以他们经常的食品，就是麦掺包穀的面和小米稀饭，”若遇上刮风下雨，官兵只能煮整个的麦和包谷吃。相对于吃令人不寒而栗外，而住穿问题也令人担忧，前线的官兵“他们日夜不离战壕，在战壕下部，挖五尺见方的地洞，铺上少许麦秸，麦秸上铺军毯，不论下雨刮风，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

到了冬季，由于中条山气候寒冷，哨兵往往冻手裂足，且士兵只有一套棉衣，昼夜不脱，夜间睡草铺，致使遍身生虱。可以想见，中条山士兵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且担负着繁重的劳动，长此以往，士兵体质往往异常虚弱，生病者颇多，卫立煌亦指出国军“白刃战技术与体力一般，均不能与敌对抗，取得搏击胜利。”

除以上所述，中条山国军的武器、通信设备也严重供给不足，且质量低劣。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其嫡系部队多加垂青已成不成文惯例，所以中央军一般武器精良且待遇优厚，而隶属于各地方的军队则往往受到歧视，各地方军将领对此怨声载道。所以在中条山根据地，除系中央军序列的第 14 集团军武器装备相对较为先进外，第 4、第 5集团军等地方军的武器破烂不堪。

在 1941 年 4月 18 日，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中，晋绥军将领楚溪春即提出：“所部 43A 系由未经叛变之晋新军改编者，武器异常缺乏，亟待补充。”

同时，新调入的第 80军军长孔令恂亦提出同样的困境，要求补充武器，但这些提议直至中条山战事爆发也未真正给予解决。另外，中条山国军通信不佳的缺点也在中条山战事中暴露无遗，使军队配合异常紊乱，国军深受其害。对于以上问题，卫立煌亦感同身受，其认为：“晋南各部队武器大半使用过久，虽奉有拨发，究属为数太少”，与此同时，通信器材过于笨重，“又补助通信器材，几全部无有，故主通信一生障碍，则无法以补救之。”

日军优势明显

日军在发动中条山战役前，已洞悉了各抗战力量间的复杂关系，其巧妙地利用了“皖南事变”后国共交恶的良机，对各方实力及关系做出了较为得当的分析。1941 年初，日军综合各方面情报认为蒋介石的中央军并没有新的军事进攻状况，其判断：国军“一方面以一部在我后方进行游击及特务活动，另一方面则专心致力于整训军队及对付共军，看不出有积极的企图。”

此外，由于日军第 11军在豫南作战中的积极进展以及汤恩伯部的节节败退，卫立煌不得不将黄河河防部队及整训中的各军集结于新郑、临汝地区，准备反攻，并由晋南调来一部分兵力参与。对此，日军断定“晋南方面的中央军，目前因整训关系，不致有较大的积极行动。”而对于陕西方面的胡宗南，日军认为其实力虽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其任务并不是对付日军，其任务为“一方面以主力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军，另一方面担负着对阎锡山督战的任务。”

众所周知，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自“晋西事变”后，对卫立煌中央军的“袖手旁观”以及从中渔利耿耿于怀，以致关系持续走低。相反，阎锡山为继续其在山西的统治，开始与日军暗中往来，从而消极抗日。对此，日军认为：“阎锡山的山西军仍无积极的战斗意志，以南部的第三十四、八十三军的一部勉强进行游击。最近虽重新将独立旅改编为师，但实质上战斗力并。对于中共方面，日军一方面认为“中共军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因几次受到日军的讨伐，战斗力恢复很慢。”

加之，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的关系“可能达到最坏的局面”，事后国共双方则“把险恶的对立感情藏于内心”，“华北的共军正忙于处理国共冲突的善后工作，和恢复去秋以来遭我军讨伐所受的损耗，其活动表现消极”。

显而易见，日军在发动中条山战役之前，已对中国抗日各方力量间的复杂关系了然于胸，并从中加以利用，其准备之详实可见一斑。

日军准备充分

日军在发动中条山战役前，为加强进攻中条山的力量，在 1941 年 2 月中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令驻守南昌安义的第 11军第 33 师团、驻守苏州的第 13 军第 17 师团调往华北，4月上旬，增援的两个师团即到达华北区域。对此，华北方面军把从华中调来的第 11军的第 33 师团配属第1军、把第 13 军隶属下的第 17 师团配属第 12 军，令其与担任苏北、皖北地区警备的第 21 师团进行交接，而将第 21 师团作为直辖。另外，日军大本营又于 4 月 19 日从关东军调来第 32、第83 两个飞行战队，第 3 飞行集团主力（轻轰两个中队、侦察三个中队、直协二个中队、战斗一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集结，担任空中配合。在发动中条山战役之前，日军“第一军进行了事前准备性作战……给这次作战创造了有利态势。”

如 1941 年 3月，日军第 36 师团击退集结在山西东部边界陵川区域的国军第 27 军，同时日军第 37、第 41师团各一部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击败了国军第 15军。对此，何应钦指出：“因晋南三角地带自翼城、绛县被敌占领后，我中条山右〔左〕翼即受到威胁，阵地之扼守亦感困难也。”

另外，日军在进攻中条山前，用尽办法迷惑国军，故意制造一种即将渡河的气氛。此外，日军也加强了该区域的交通建设，及大量修筑了前线的碉堡，如日军组织沦陷区民众修筑了横岭关的公路。除以上所述，日军还派出大批特务、飞机对国军阵地进行了连续的地面和空中侦察，并用降落伞投下无线电发报机。“为使作战准备周到、完善，各兵团长及幕僚们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共同对作战指导进行彻底的研究。”

另外，各兵团在进行地图、兵棋和现地研究的同时，还组织部队进行了适应作战地区地形、战况的专门训练。另外《华商报》亦认为日军“收买愚民做向导，使我方优势变劣势”

关于本次中条山战役取得胜利，日军认为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战斗力的彻底集中，作战准备及时和周到，保密与伪装很成功。其中很重要的是每一个士兵都明了作战目的，做到了万众一心。”其实，据国军第 169 师在 1940 年 12 月 29 日即观察到“运城敌机三四十架训练降落伞”的情报。

日军战略得当

日军为策动中条山战役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战略，并行动异常迅速。日军将作战地区置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并将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战役开始后，日军六个师团另三个旅团以钳形夹击、中央突破与分割包围战术，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同时并举，向中条山国军发起进攻。为此，日军利用北侧已设阵地及南侧黄河天险为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国军退路，日军特从两侧地区快速切入突破国军阵地，将国军完全包围。其实，日军并不满足于以上对国军的单纯包围，“为了确保包围圈，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其中内侧包围兵团为第 36 师团与独立混成第 9 旅团，外侧包围兵团为第 37、第 41 师团。在作战过程中，为防止国军出逃，日军还适时调整包围圈，尤其重视增强外侧包围圈的兵力。比如为防止国军从黄河南岸渡河，日军精心挑选了挺进队，走在国军前面，防止其南渡，并占领黄河北岸重要渡口，为隐蔽进行，日军特选择黄昏后行动。如孔令恂第 80 军南渡即遭到日军挺进队的严加阻挠，损失严重。

5 月 11日后，日军即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作战，对其包围圈内国军进行反复扫荡，陷入重围的国军损失惨重。

日军战术合理

毋庸讳言，日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明显优于国军。日军为发动此次作战，日军大本营又于 4月 19 日从关东军调来第 32、第 83 两个飞行战队，第 3 飞行集团主力（轻轰两个中队、侦察三个中队、直协二个中队、战斗一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集结，担任空中配合。而在实际作战中，日军陆空协同作战显现出巨大威力。另外，日军空军在封锁黄河渡口中更是不遗余力，许多渡船均被日军飞机炸毁。卫立煌对此总结道：“感受空军绝大威胁。此次会战敌空军三百余架飞机逐日出动，除交通线、渡河场、通信线完全被其破坏控制外，我阵地上空，无时不遭其轰炸与威胁”，致使国军阵地多被摧毁，人员伤亡惨重，补给中断，国军行动也难以进行。中条山战役后，已升任第 14 军副军长的陈鸿远亦认为：“中日战争，敌军武器优良，尤以飞机大炮为助，日军训练亦好，尤以武士道精神而勇善战斗，指挥亦少有错误，反观我军只凭爱国血气作战，一切都处于劣势”

第 64 师在其阵中日记亦记述道在战斗间“敌机十余架向我大石崖……同善镇、南堡一带竟日轰炸，损失颇重。”对此，蒋纬国认为日军“其使用兵力仅次于淞沪、武汉两会战，较太原会战为大。国军第二战区在该方面者为 16 个师 ，且编装均不足，故就战力言，日军占绝对优势”。

有一点必须指出，此次中条山战役日军依然惨无人道的违反国际法，继续大量运用毒瓦斯。一般而言，日军在重大战役以及战斗处于胶着或者劣势的情况下均会使用毒瓦斯，以图迅速取胜或便于逃脱。日军此次在中条山战役中多次使用毒瓦斯，不但针对国军，就连该区域的村庄同样不放过。如 1941 年 5月 14 日上午 12 时，日军在阳城苏村“施放毒气，瓦斯弹落在陈家院门口，当时中毒者人数在五百人以上”。卫立煌更是直言此次战役“受敌特种兵器之损害。敌每挫顿时，必使大量毒瓦斯，致使我军无法坚守…………”

国民党军队撤出中条山后，日军也只是占领了其重要据点及交通线，无形当中中条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对此，中共晋豫区党委时刻关注着中条山形势的演变。1941 年 8 月 1 日，八路军总部即令第 386 旅第 17 团及决死第 1纵队第 59 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由周希汉为司令员，聂真为政委，重新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 8月 17日指出：“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感到威胁为度。”

1942 年 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129 师即指示太岳区部队南下开辟中条山根据地，具体由王新亭、聂真率第 386 旅一部及中共晋豫区党委机关人员共计 2600 余人，执行此项任务。在中共晋豫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南进支队以营、连为基本单位分别开展活动，并组织民众运动，建立抗日政权，发展中共组织，使中共中条山根据地得以逐步建立。在中条山东部，南进支队相继恢复了垣曲、绛县、沁水等县的中共组织，并组建了地方民众武装。为强化该区域党政军的统一领导，于 1942 年 4月间先后成立了晋豫联防区、晋豫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等组织。其中，晋豫联防区由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下辖第 17、18、57 团及第一军分区（辖阳城、晋城、沁阳、济源）、第二军分区（辖曲沃、翼城、垣曲、绛县），不久第三军分区也宣告成立。而晋豫联办也选举了郭清文等七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并仿军分区下设三个专区。至 7月底，先后建立了阳城、翼城、沁水、绛县、晋城、垣曲等抗日民主政府，并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至 9 月份，在各县发展了 20个抗日游击队，共计 1270 人。1942 年 5 月，中共晋豫区党委又决定将中条山区域划分为条东、条西两个地委，条东地委下辖绛县、垣曲县委，由杨蔚屏任书记，解玉田任宣传部长，席斌午任组织部长；条西地委下辖夏县、闻喜、平陆、永济县委及芮（城）、虞（乡）、解（县）联合县委，由柴泽民任书记，阎家德任组织部长，董奥林任宣传部长，金长庚任社会部长。其中，在条西地委组织领导下，渐次组建改编了 6 支抗日游击队，分别是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宋振山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杨德山中条山抗日纵队第十支队、薛勤中条山抗日挺进队第五支队、赵宜轩稷麓县抗日游击支队、张凯抗日游击支队。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晋豫区党委并入中共太岳区党委，、聂真分任正副书记。经过一番调整，条东的阳城、济源、绛县、垣曲等县委划归中共太岳区党委第四地委，条西的闻喜、夏县、平陆、芮城、解县、永济等县委归中共太岳区党委第五地委，柴泽民、席荆山分任正副书记。至 1944 年 2月，中共汾南工委所属的临晋、猗氏、万泉、荣河县委划归第五地委。随着条西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中条山区域民主政权建设日趋完善，各县民主政权相继实行三三制原则，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开展起反贪污浪费、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运动，成效显著。中条山战役后，中共力量在中条山区域日渐坐大，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军后撤后的军事空白，使日军对此奈何不得，只能以往复扫荡来应对。

总之，中条山战役改变了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格局，国民党势力在华北进一步被压缩，而中共则日渐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条山战役结束后，在中条山区域各方势力均有分布，相比较而言，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明显更胜一筹，其继续袭扰并牵制日军。而蒋介石与阎锡山虽积极恢复中条山势力，但始终未能如愿。

引自：《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

作者：张仰亮

指 导 教 师：李常宝副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

﹝日﹞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P629

〇〇前线八日电．将致重庆致命、此战意义重大．盛京时报，康德八年（昭和十六年）五月十日

第六十四师晋南绛县桑池战斗详报（194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P1031—1032

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第二次检讨会（1941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P1050

第八十军晋南平陆附近阵中日记（1941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六十四、六十五师山西垣曲、河南济源等地阵中日记（1941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787—1—10303

第六十四、六十五师山西垣曲、河南济源等地阵中日记（1941年5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787—1—10303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194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P641

重庆二十三日路透社电．共军进攻晋南日军与中央军合作——周恩来函大公报声明．申报，1941—5—24（3）

华北新华社晋东南十九日电．五月策应友军作战、八路军获光荣战绩．晋察冀日报，1941—6—25（2）

新华社重庆十二日电．八路军协助友军作战——军政部復否认敌寇谣言．晋察冀日报．1941—6—17（2）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P55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P1058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P137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P135

洛阳十日电．卫立煌发表一文论中条山战役．申报，1941—8—11（3）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P132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P116

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P139

﹝日﹞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61

﹝日﹞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61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P177

﹝日﹞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P463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P69

﹝日﹞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

“派一个团带干部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1941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