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巴以冲突，中国舆论主导为何总是倾向巴勒斯坦？
要理解中国舆论在巴以冲突中的倾向性，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审视，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支持谁”的问题，而是涉及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国际法以及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等复杂因素的交织。
历史与情感的共鸣：弱者叙事与反殖民主义遗产
首先，中国公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弱者叙事”的认同。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近代以来中国也曾饱受侵略和压迫，经历过列强瓜分、丧权辱国的历史。这种经历使得中国民众对于遭受不公、失去家园的群体，天然地更容易产生共情。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土地被占领、家园被毁、权利被剥夺的境遇，很容易被中国民众解读为一种“殖民侵略”的延续，从而勾起中国人民对自身近代史的联想。
这种情感共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官方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所倡导的“反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立场一脉相承。在冷战时期，中国就积极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的独立斗争也曾被视为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种历史遗产，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宣传中都有深刻体现，也自然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认知。
国际法与道义的考量：对占领与定居点的普遍反对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是非法的，并且以色列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定居点建设违反了国际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强调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支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因此，当中国舆论看到以色列的定居点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甚至出现拆迁和驱逐的情况时，很容易将其视为对国际法和道义的漠视。这种基于普遍国际准则的道德判断，使得中国民众倾向于支持那些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对非法占领的一方。
地缘政治与战略考量：中东地区的复杂博弈
当然，中国的立场也并非全然是基于理想主义的情感共鸣或单纯的国际法遵循，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制衡西方影响力： 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重要舞台。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在很多国际场合为以色列提供“保护伞”。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与该地区许多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良好关系，使得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成为一种制衡西方影响力的方式。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中国能够在中东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维护地区稳定： 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一些分析认为，中国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是为了促进中东地区的长期稳定。一个没有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被视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之一。通过支持公正的解决方案，中国希望能够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这也有利于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巴以冲突的持续，无疑是阻碍地区合作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宏观战略上看，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联系与进步叙事
在意识形态层面，虽然中国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政治话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的“反帝”、“反殖”的基因。在冷战时期，苏联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将其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集体记忆。
此外，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描绘成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也符合中国对外宣传中“建设更美好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叙事。这种叙事有助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媒体传播与信息过滤：如何构建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往往会突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给巴勒斯坦平民带来的苦难，强调巴勒斯坦的“受害者”形象，并引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批评性报告。同时，媒体对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色列对安全的高度关切等因素的报道，相对较少，或者采用与西方媒体不同的解读方式。
这种信息传播的侧重点，以及对西方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引用或批评，共同构建了一个倾向于巴勒斯坦的舆论环境。公众接触到的信息，往往会强化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和对以色列的批评。
总结一下，中国舆论主导为何总是倾向巴勒斯坦，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历史情感共鸣： 中国人民对自身近代遭受压迫的经历，使其同情弱者，容易将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与自身联系起来，视为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
2. 国际法与道义： 中国强调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反对非法占领和定居点，认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准则。
3. 地缘政治与战略： 支持巴勒斯坦有助于制衡西方在中东的影响力，促进地区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一带一路”倡议。
4. 意识形态遗产： “反帝”、“反殖”的历史叙事，以及将巴勒斯坦抗争视为“正义斗争”的宣传，影响了民众的认知。
5. 媒体的引导作用： 中国媒体的报道侧重点和信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的观点，强化了对巴勒斯坦的同情。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中国舆论在巴以冲突中，普遍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并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这是一种复杂交织的结果，既有深厚的历史情感基础，也有现实的国际政治考量，以及媒体传播策略的影响。
历史与情感的共鸣：弱者叙事与反殖民主义遗产
首先，中国公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弱者叙事”的认同。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近代以来中国也曾饱受侵略和压迫，经历过列强瓜分、丧权辱国的历史。这种经历使得中国民众对于遭受不公、失去家园的群体，天然地更容易产生共情。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土地被占领、家园被毁、权利被剥夺的境遇，很容易被中国民众解读为一种“殖民侵略”的延续，从而勾起中国人民对自身近代史的联想。
这种情感共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官方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所倡导的“反对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立场一脉相承。在冷战时期，中国就积极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的独立斗争也曾被视为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种历史遗产，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宣传中都有深刻体现，也自然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认知。
国际法与道义的考量：对占领与定居点的普遍反对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是非法的，并且以色列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定居点建设违反了国际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强调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支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因此，当中国舆论看到以色列的定居点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甚至出现拆迁和驱逐的情况时，很容易将其视为对国际法和道义的漠视。这种基于普遍国际准则的道德判断，使得中国民众倾向于支持那些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对非法占领的一方。
地缘政治与战略考量：中东地区的复杂博弈
当然，中国的立场也并非全然是基于理想主义的情感共鸣或单纯的国际法遵循，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制衡西方影响力： 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重要舞台。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在很多国际场合为以色列提供“保护伞”。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与该地区许多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的良好关系，使得中国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与美国不同的立场，成为一种制衡西方影响力的方式。通过支持巴勒斯坦，中国能够在中东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维护地区稳定： 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一些分析认为，中国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是为了促进中东地区的长期稳定。一个没有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被视为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之一。通过支持公正的解决方案，中国希望能够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这也有利于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巴以冲突的持续，无疑是阻碍地区合作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宏观战略上看，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联系与进步叙事
在意识形态层面，虽然中国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政治话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的“反帝”、“反殖”的基因。在冷战时期，苏联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将其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集体记忆。
此外，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描绘成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也符合中国对外宣传中“建设更美好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叙事。这种叙事有助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媒体传播与信息过滤：如何构建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往往会突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给巴勒斯坦平民带来的苦难，强调巴勒斯坦的“受害者”形象，并引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批评性报告。同时，媒体对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色列对安全的高度关切等因素的报道，相对较少，或者采用与西方媒体不同的解读方式。
这种信息传播的侧重点，以及对西方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引用或批评，共同构建了一个倾向于巴勒斯坦的舆论环境。公众接触到的信息，往往会强化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和对以色列的批评。
总结一下，中国舆论主导为何总是倾向巴勒斯坦，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历史情感共鸣： 中国人民对自身近代遭受压迫的经历，使其同情弱者，容易将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与自身联系起来，视为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
2. 国际法与道义： 中国强调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反对非法占领和定居点，认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准则。
3. 地缘政治与战略： 支持巴勒斯坦有助于制衡西方在中东的影响力，促进地区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一带一路”倡议。
4. 意识形态遗产： “反帝”、“反殖”的历史叙事，以及将巴勒斯坦抗争视为“正义斗争”的宣传，影响了民众的认知。
5. 媒体的引导作用： 中国媒体的报道侧重点和信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的观点，强化了对巴勒斯坦的同情。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中国舆论在巴以冲突中，普遍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并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这是一种复杂交织的结果，既有深厚的历史情感基础，也有现实的国际政治考量，以及媒体传播策略的影响。
网友意见
事实上不止是中国偏向巴勒斯坦，几乎全世界媒体与舆论都是偏向巴勒斯坦的，国内很多报道都是直接引用翻译国外媒体的，偏向自然如此。说白了，中国是随着国际舆论大流走的，现在国际舆论开始同情以色列了，国内报道不也开始倾向以色列了，一个道理。
另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以色列在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名声是非常差劲的，这里面原因很多，不细说，当时全世界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同情者。
有些人认为反以色列就是反西方，这是不对的，以色列被西方媒体从建国黑到了现在，直到现在，很多脱口秀都会调侃以色列扩张领土的行为。黑犹太人在过去都快属于政治正确了。
当然，现在快结束了。全球现在反穆思维弥漫，以前巴勒斯坦人搞人弹袭击，因为炸的是犹太人，所以很多人根本连同情都做不到，而且会觉得巴勒斯坦人是被以色列人逼得，除了被炸的犹太人，都没人认为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我记得最初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展开的恐怖袭击甚至被认为是军事行动。像不像昆明火车站这种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还被西煤认为是被压迫民族的抗争，因为死的是犹太人和中国人，所以就不被认定是恐怖袭击了。
等到911之后，全世界恐怖袭击加多，尤其是出现isis这种怪胎，出现巴黎惨案这种大事件，炸到了自己身上，大家才会反思，这帮人原来真的是恐怖分子啊，然后开始对以色列人和中国人感同身受，开始同情，舆论才开始转向，这叫刀子不扎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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