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刘邦多次「推堕孝惠、鲁元车下」一事？

先说结论：太史公着重记述这一事件，绝不是为了抨击或贬低刘邦，相反，他很可能是以敬佩的心情记录下这一细节的。

题主说刘邦冷血没人性，其实是典型的以现代人的思维去思考古人的行为方式。在古人的士大夫阶层的认知中，大丈夫当胸怀天下，相反，沉溺于夫妇之情、儿女之情反而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直到清代，吴梅村的《圆圆曲》中还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反讽，以及“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的句子，这里的“妻子”指的是老婆孩子，意思是事关民族兴亡的抉择，英雄岂能被儿女之情掣肘。

以《吴起列传》为例：“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现代人看来，这种杀妻求名的人根本没人性，哪还能重用呢？可那时的人对吴起的杀伐决断更多的是佩服。后边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安史之乱中张巡为鼓舞士气，带头杀了自己老婆做军粮；还有李自成被朝廷包围绝望欲自杀时，他手下大将刘宗敏带着一票兄弟纷纷把自己老婆杀了，以示跟老李干革命干到底的决心，结果队伍“士气大振”。

再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为例，他在《报任安书》中解释自己为何甘愿受辱而不自杀时写道：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

意思是你看我平时对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样？我是那种因为顾念老婆孩子而偷生的人吗？台大历史系教授吕世浩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点评说，从这里就能看出太史公肯定不是一个好父亲。当然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太史公跟刘邦对儿女的态度可以说是半斤八两，怎么可能是在黑刘邦呢？

《三国演义》第27回刘备落难时，猎户刘安杀了老婆拿肉给刘备吃，事后孙乾为此还赏了刘安一百金；后来刘备为安抚赵云还摔过孩子，平时张口闭口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都是这类思想的反映。在古人的认知中，刘邦推孩子下车这种行为与“忠厚仁义”并不矛盾。

历史人物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就好像我们不能批评岳飞抗金是阻碍国家统一一样，我们当然也不该用现代人的眼光批评刘邦冷血，这实在是很不讲理的一件事情。

————————5月27日更新

评论中有人说吴起杀妻的事在当时也不被认可，其实当时对他的争议主要还是不奔母丧这件事。至于还有人说杀妻后没人愿意把女儿嫁给吴起的，对这位大神我只能建议你回去好好翻翻书，此后是魏武侯要把公主嫁给他，而吴起怕公主太难伺候而谢绝了啊！

再看看秦相应侯范雎对吴起的评价：“……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若此三子（商鞅、吴起、文种）者，固义之至者，忠之节也。 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 ”

在秦国两任相国的对话中，他们都给予吴起极高的评价，认为吴起是能与商鞅、文种并列的名臣， 认为他们“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彊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彊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

————————————————————5月30日再更新

看到某过百万粉的大V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位大V进一步指出了高祖推孩子下车的细节并未体现在《高祖本纪》中，而是被写在《项羽本纪》和《 樊酈滕灌列傳 》中，所以他据此认为，这件事主要是体现夏侯婴的稳重，和刘邦无关，否则太史公一定会把这一细节记录在《高祖本纪》中。

我同意记录这一细节主要是体现逃亡的紧急和夏侯婴的稳重，但是，太史公记录下这一细节时，会对刘邦的做法会没有态度吗？

太史公首创的述史“互见法”，史记中的人物一个个相对独立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只读《高祖本纪》，能看到刘邦胸怀大志、不拘小节的一面，但你再看《萧相国世家》则又能看到刘邦猜忌功臣的一面，再读《留侯世家》，则能看到他智商极高的一面，只有把史记当做一个整体，我们才能深入读懂一个更加立体的人物。

所以，不能因为推孩子下车的细节记载在其他篇章里，就理解为太史公认为此事与刘邦无关。

而且，《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是前后挨着的两篇文，前一篇提到了这一细节，后一篇不再赘述，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另外，我们单纯看《高祖本纪》，太史公对刘邦的态度是推崇的：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彊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彊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还有刘邦进入关中后的记录

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更重要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高祖的评价是：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所以我仍然认为，太史公记录下这一事件，绝不是为了抨击或贬低刘邦。再加上这一行为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矛盾，所以他很可能是以敬佩的心情记录下这一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