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吗？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自由主义博弈论”在古代语境下的可能含义。
在现代博弈论中，“自由主义”可能指的是一种强调公平交易、规则遵守、互利共赢的博弈倾向。然而，在古代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这样的概念是模糊的。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不滥用优势、遵守某种约定俗成的礼仪或道德底线、倾向于体面解决问题”的博弈方式，那么宋襄公的某些行为确实可以与此产生联系，但同时也会暴露出其巨大的局限性。
接着，我们分析宋襄公在历史上的行为和评价：
宋襄公（约公元前684年—公元前637年）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他最著名的行为莫过于在泓水之战中，面对强大的楚国军队，宋军本已占据有利地形，但宋襄公却因为“不鼓不成列”的君子之战的原则，拒绝在楚军渡河和尚未列好阵型时发起攻击，最终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本人也因此受伤，不久后去世。
他的行为在历史上受到广泛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不合时宜的“仁义”：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列国争霸，生死存亡是首要问题。宋襄公所坚持的“君子之战”的原则，在实战中显得异常迂腐和不合时宜。
丧失有利战机： 放弃攻击优势地形、未列好阵型的敌军，直接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败。
“仁义”的误读： 许多人认为，宋襄公所坚持的“仁义”并非真正的仁德，而是对自身狭隘理解的道德准则的执着，甚至是一种形式主义。
现在，我们尝试将宋襄公的行为与“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进行联系和分析：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理解为：
注重规则和契约： 倾向于在既定的规则下进行博弈，不愿意打破规则来获取短期利益。
追求公平竞争： 即使在拥有优势的情况下，也希望保持一定的公平性。
可能具备长远眼光（但宋襄公在这方面有争议）： 有时会为了维护某种长期合作或信誉而牺牲短期利益。
避免过度暴力或损耗： 希望在冲突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破坏和伤亡（这方面与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有部分重叠）。
宋襄公可以被视为失败典型的理由：
1. “不鼓不成列”的规则遵守： 这确实是一种对“规则”的极端遵守，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自由主义”的体现——在博弈中遵循某种特定的、被认为是被尊重的“游戏规则”。然而，他却选择了错误的时间点和错误的博弈对象来奉行这一原则。
2. 对“公平”的狭隘理解： 他认为在敌未列好阵型时攻击是不公平的，这体现了他对博弈公平性的某种追求。但是，这种公平性是以牺牲自身生存为代价的，是一种将抽象原则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的表现。
3. 未能识别博弈的本质： 真正的博弈论使用者会根据对手的特性和环境来调整策略。春秋时期的残酷现实是，对手（楚国）并不遵循宋襄公所设定的“自由主义”游戏规则，反而会利用宋国的“迂腐”来达成目的。宋襄公的失败在于他未能识别对方的非“自由主义”倾向，并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强加给对方。
4. 将个人道德原则强加于国家命运： 在国家存亡的关头，将个人认为的“君子之道”强加于战略决策，是一种典型的战略性失败，与任何理性博弈论的追求都背道而驰。
为什么说他是“失败典型”？
因为他的行为不仅导致了自身的失败，也给宋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没有实现任何“互利共赢”或“长远利益”的达成，反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他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实践了某种“原则性”博弈的典型，而且这种原则性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局限性和类比的必要性：
历史背景的差异：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博弈论概念去套用古代人物。春秋时期的“道德”和“礼仪”有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虽然在宋襄公这里被极端化了。
“自由主义”的现代解读：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博弈论”理解为更广泛的、强调理性计算和优化决策的范畴，那么宋襄公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未能进行理性计算，而是被非理性的道德情结所驱动。
并非所有“规则遵守”都是自由主义： 遵守规则本身不等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更强调的是规则的公正性、普适性和个体权利的保障。宋襄公遵守的“规则”是他自己狭隘理解下的“君子之战”的礼仪，并非一种普遍认可的社会契约。
结论：
宋襄公可以被看作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误用或僵化运用某种非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博弈者的失败典型”。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博弈论”理解为一种在博弈中追求公平、遵守规则、避免过度损耗，并希望达成某种可接受的、互利的结局的倾向，那么宋襄公的泓水之战确实暴露了这种倾向在不适宜的场景下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他失败的原因在于：
未能正确评估对手的博弈策略和意图。
未能根据国家生存的现实利益来调整其行为。
将一种理想化的、在特定情境下才适用的“君子之道”作为了国家战略的绝对准则。
因此，虽然不能完全精确地将他定义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因为古代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概念不清晰），但他无疑是一种极端理想化、脱离现实的“原则性”博弈方式在残酷斗争中的典型失败案例，这种案例可以为我们理解博弈论中的理性决策和环境适应性提供深刻的教训。他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博弈论的核心——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策略的选择必须与环境和对手的特点相匹配，而不能仅仅被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所束缚。
网友意见
谢xisailuo、蔡逸得邀。实际上就我本心而言，总是不太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问题若说的不透，尚不如不去答它，摆在那里大家知道一些事实罢了即是，若要尽力说透，便定然难以就事论事，牵涉颇多。况且我只是一个普通寻常晚辈，虽尽力而必有力不能及，难免惹议。不过，既蒙知友抬爱，愿倾怀一言，抛一己砖，引众家玉。
先直接回答问题，这个问题的属性，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我在知乎始终没有填上我的专业资料，这里就顺而讲出来，我的专业背景是经济学，只是因为对这一学科风气的厌倦，以及自幼志于文史的缘故，才将所有自己可控的时间全部投入于心之所向的。这里，我就先应题主之问，从经济学角度说一下，再谈历史。
宋襄公是否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我的答案是不可以。理由如下：宋襄公其时所面临的博弈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对应的博弈均衡，叫做贝叶斯纳什均衡。 宋襄公在博弈模型中考虑的，是是否按照一般的战争原则进行战争。宋襄公应该知道，楚国是否允同样按照一般化的战争原则进行战争，取决于楚国放弃战争原则所花费的成本。如果放弃战争原则所花费的成本低，楚国的占优战略是放弃原则，博弈有重复剔除的占优战略均衡——楚国放弃原则，宋国同样放弃原则。如果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楚国的占优战略是遵守礼法原则，博弈有重复剔除的占优战略均衡――楚国遵守原则，宋国同样遵守原则。宋襄公所不知道的，是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是高是低。这里，某一参与人本人知道、其他参与人则不知道的信息称为私人信息。某一参与人所拥有的全部私人信息称为他的类型。所以，放弃原则的成本就是楚国的私人信息。高成本和低成本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宋襄公所遇到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因为宋襄公不仅不知道楚国的类型（是高还是低），而且不知道不同类型的分布概率。对于宋襄公来说，楚国在放弃礼法原则的成本方面，存在着两种可能性：高成本或低成本。假定高成本的概率为X，则低成本的概率为(1-X)。如果楚国放弃礼法原则的成本高，楚国将遵守原则；如果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低，楚国将放弃原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宋襄公遵守原则的支付函数分别是得到15和失去5。因此，宋襄公选择遵守原则所得到的期望利润为15x+(-5)(1- x)，选择放弃原则的期望利润为0。简单的计算表明，当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的概率大于25%时，宋襄公选择遵守得到的期望利润大于选择不遵守原则的期望利润。此时，选择遵守原则是宋襄公的最优选择。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为，宋襄公选择遵守原则，高成本楚国选择遵守原则，低成本楚国选择放弃原则。
好了，博弈论的分析到此结束，最后要向题主说明两点： 1.博弈论的本质是一个数学模型，正如建立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尽管通过数量化的假设将问题简化到了可以研究的容易程度，但人心与社会问题的复杂使得这种简化直接改变了问题的性质，也就使得这样的研究不再具有意义。 2.即便这样的数学简化能够获得认可，它也并非总是有效率的，军备竞赛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这里或许有人会问，15和5的值是如何确定的，这便是历史问题了。 在宋襄公的赋值体系中，名为10的数量级，利为5的数量级。宋襄公更看重仁义之名，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实际上，这也是当是很多人的赋值体系。但是，从平王东迁，郑庄初霸开始，也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持有这样的赋值体系，名的赋值降低，利的赋值提升。这样，宋襄公遵守原则的策略不变的条件下，所需要的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的概率就会不断提高。在一个名利同等的社会，这个概率是50%。宋襄公基本是在赌博。而在一个利重于名的社会，宋襄公必败。
宋襄公的不幸，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大变革的社会重大转型期。每到这样的时代，总有一些人被碾压于历史的车轮之下。前期是持有新思想的人，后期是持有旧观念的人，而中期最为剧烈的变革中，都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十足的概率脱身局外，独善其身。宋襄公不幸而正在这样的时代。
换句话说的具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并不主要依靠于道德教育，而在于公平的社会机制和相应道德规则的建立。在缺乏公平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内生力的道德社会，不可能使道德制度化和自觉化。我们今天类似于“扶与不扶”老太太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的问题。扶起老太太而被讹诈的，恐怕我们不能就简单的说，他在博弈中失败了的。
实际上，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类似的，笔者大学时代参与题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还是“拘于小节”的辩论，对方辩友提出子路正冠而死之例，论其败于拘小节，笔者直截了当的还击其在以礼立国的时代，正冠正是至大的大节。
我们要知道，宋襄公乃是殷商苗裔，商汤后人，即便在当时，也是彻头彻尾的国家贵族。可以说，贵族之礼，流淌于他的血液之中。 《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应该说这些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由苏轼起对于宋襄公的轻率而唐突的评价，实际上宣告了中华民族贵族精神的永久性断裂，试看今日，这话仍然是成立的。
鲁迅先生曾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我们今天，会有人问伯夷叔齐是不是傻子，会有人问宋襄公是不是傻子，会有人问雷锋是不是傻子，其根源的心态，可说都是如出一辙。
项羽不肯在鸿门宴上把刘邦杀掉，不是也被嘲笑为“妇人之仁”吗？
文化是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文化是一种人群稳定预期和一种共同信念。当你预期别人干什么，别人预期你会干什么时，倘若这种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我们就归结为一种文化。
我们须感怀有一两个宋襄公这样的人始终存在，否则当所有人对他人的预期都是“不择手段”的放弃礼法和原则，放弃规矩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将会是何其可怕！
宋襄公所遵循的战争原则，正像古代世界的《日内瓦公约》。看看今天嚷嚷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军队在做些什么，你就会发现今日世界发生的是怎样的变化。标榜democracy的国家，moneycracy正在大行其道。而当你指出他对你的居心叵测，这些道貌岸然的阴谋家反倒要给你扣一顶阴谋论者的帽子。
为所谓的成败，每个人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灵魂对内心的认同，是只有离开世界的一刹，不能自欺的袒露与表达。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为他带来了无限的内心平静与安宁。不过你拿这种状态跟“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妹子讲，人家当然认为颜回是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啊。所以自从大学学了经济学，我再看见自由主义，就报之以呵呵了。
有的人啊，是有双重标准的，宋襄公这样被笑话，日本人拼刺刀下子弹就是有民族精神。正好像人家的都是节俭美德，我们的叫做小农意识，人家的都叫文明礼仪，我们的都叫封建礼法。我在经济学的圈子里浸淫，这样的双重标准，见得太多，都累了。
宋襄公，一位古代中国的真正贵族。我这样一个后学，谨代表我自己，在2652年后，致以我的深深的敬意。
11月9日 凌晨3时12分
（啊啊啊，明天还要上班的啊，我可得赶紧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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