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通过百年战争削弱封建贵族，英国通过玫瑰战争削弱封建贵族，为什么三十年战争没有削弱德意志诸侯？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很能触及欧洲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的确，法国和英国在各自的内战中，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三十年战争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却显得复杂得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诸侯的权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分析这三场战争的性质、参与者、目标以及各自的结局。
我们先来看看法国的百年战争和英国的玫瑰战争是如何削弱封建贵族的。
百年战争（13371453）：法国的中央集权之路
百年战争起初是英法两国国王之间的王位继承和领土争端，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它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族战争，也成为了法国中央集权的关键催化剂。
消耗封建贵族的实力： 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法国，这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量领土的毁坏和民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战争是极其烧钱的。法国国王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他不再仅仅依赖封建领主的军队和贡品，而是开始建立常备军（royal army）。为了支持这支常备军，他需要更稳定、更直接的税收来源，这就绕开了传统的封建领主，直接向城市和乡村征税。这种征税权的集中，本身就是对封建领主财政独立性的打击。
贵族的衰落： 许多封建贵族在战争中战死沙场，他们的领地被毁，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也随之衰减。例如，在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中，大量法国贵族战死。战争也使得骑士阶层，即传统的封建军事力量，在火器和步兵面前逐渐式微。
国王权力的强化： 国王通过控制常备军，获得了独立的军事力量，不再完全依赖封建领主的军队。同时，国王通过直接征税，获得了更强大的财政能力，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国家机器。例如，在战争后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功建立了全国性的税收体系（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这使得国王的财政独立于地方领主。此外，国王还开始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任用专业的行政人员，而不是仅仅依赖贵族。
民族认同的形成： 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开始将矛头指向外部敌人——英国人。在这种背景下，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其权威也随之提升。
玫瑰战争（14551487）：英国王朝的更迭与贵族的削弱
玫瑰战争是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英格兰王位的内战。与百年战争不同，它主要发生在英国本土，对英国贵族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血腥。
贵族内部的消耗： 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英国几个主要大贵族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参与战争的贵族家族，无论是输是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的贵族成员在战场上丧生，他们的领地和财富被没收或瓜分。
王权的恢复与加强： 战争的最终胜利者——亨利·都铎（兰开斯特家族的旁支）——建立起新的都铎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曾经与他争夺王位的大贵族。
没收和转让土地： 亨利七世没收了战败贵族的土地，并将其授予支持他的人，或者直接收归国有。这大大削弱了旧贵族的经济基础。
限制军事力量： 都铎王朝强制推行“感恩节禁令”（Star Chamber），禁止大贵族拥有私人军队（Private armies）和养私人卫队（livery and maintenance），这从军事上剥夺了他们的自保和反抗能力。
建立新的忠诚体系： 亨利七世开始培养和提拔效忠于国王的“新贵族”（New men），他们不是来自旧有的封建世家，而是通过商业、法律或政府服务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更依赖国王的恩宠，也更愿意维护王权。
利用议会： 都铎王朝也巧妙地利用议会来加强王权，例如通过议会来批准税收和法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王权，但也使得王权与国家机器的联系更加紧密。
那么，为什么三十年战争（16181648）没有出现类似的效果，反而似乎巩固了德意志诸侯的权力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比三十年战争的独特性。
三十年战争：一场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冲突
三十年战争并非像百年战争或玫瑰战争那样，主要是一场围绕王位继承或国家主权形成的王国层面的内部战争。它是一场极其复杂、多层次的冲突，融合了宗教、政治、帝国与诸侯、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等多种因素。
1. 宗教因素的根深蒂固：
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 德国地区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和新教（主要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势力拉锯的地带。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新教诸侯试图争取更大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治，而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天主教势力则试图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并加强帝国皇帝的权威。
教会土地问题： 宗教改革还涉及到大量教会土地的世俗化问题。许多新教诸侯占有的原属教会的土地，是他们经济实力的重要来源。他们担心皇帝会试图收回这些土地，因此更加倾向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
宗教改革的深入人心： 宗教改革的理念在德国地区已经深入人心，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成为了一种抵抗帝国权威、追求地方自治的政治旗帜。
2. 神圣罗马帝国的特殊结构：
“分崩离析”的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由数百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国、自由城市、教会领地组成，它们在名义上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实际上拥有很大的自治权。皇帝的权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各邦君主的合作，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上。
皇帝的权力限制： 即使是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其在帝国境内的皇帝权力也并非绝对。皇帝的权力受到帝国选帝侯（Electors）和帝国会议（Reichstag）的制约。许多诸侯，尤其是强大的诸侯，如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法律体系。
缺乏统一的“国家”目标： 在法国和英国，国王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并在此过程中削弱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但在三十年战争中，各个德意志诸侯的目标是分散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独立性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
3. 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战争的扩大化：
从内部冲突到欧洲大战： 这场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丹麦、瑞典、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大国纷纷卷入，它们各自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支持不同的德意志诸侯或派系。
法国的“狐狸”策略： 尽管法国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国家，但为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法国首相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大力支持新教诸侯和瑞典。法国的介入，虽然最终推动了战争的结束，但其首要目标是欧洲的政治平衡，而不是德国的统一或德意志诸侯的削弱。
战争的代理人性质： 许多德意志诸侯在战争中成为欧洲大国争夺影响力的棋子。这些大国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但同时也使得德意志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和持久，并且削弱了诸侯的自主决策能力，但并非直接削弱其“贵族”地位。
4.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的后果：
诸侯主权的确认：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它也是理解为何德意志诸侯权力未被削弱的关键。条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邦国主权”（Landesherrlicheritsrecht）的确认。
独立自主的权利： 条约承认德意志各邦国拥有“属地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这意味着各邦君主可以在其领土内享有最高统治权，包括自行制定法律、征税、维持军队、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等权力。
对外结盟的权利： 甚至赋予了各邦君主“与外国结盟的权利”，但前提是这种结盟不得反对皇帝和帝国。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皇帝的最高权力，并将原本属于帝国层面的权力下放给了各个邦国。
皇帝权力的进一步削弱： 与其说诸侯权力被削弱，不如说是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架空。皇帝的统治地位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而各邦诸侯则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对统一的阻碍：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德意志地区最大的影响是彻底阻碍了德意志的统一进程。条约的条款巩固了地区分裂的政治格局，使得德意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总结一下，为什么三十年战争没有削弱德意志诸侯，反而巩固了他们的权力：
战争性质不同： 它不是一个王国内部的王朝战争，而是涉及宗教、政治、帝国与诸侯、欧洲大国等多重矛盾的复杂冲突。
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 帝国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分散的政治体，诸侯原本就拥有强大的自治权，皇帝的权力有限。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成果： 条约并非旨在削弱诸侯，而是明确承认并固化了各邦国的主权地位，赋予了他们几乎等同于独立国家的权力。这使得诸侯的独立性反而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并且在事实上阻碍了德意志的统一。
外部势力的目的： 外部大国介入的目的是服务于其欧洲战略，而非德国的内部政治改革。
因此，与法国和英国国王通过内战来实现中央集权，并将贵族纳入国王统治体系不同，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意志诸侯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力被正式确立和保障，他们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权者，而帝国皇帝的权力则被大大削弱。这使得德意志地区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也造就了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们先来看看法国的百年战争和英国的玫瑰战争是如何削弱封建贵族的。
百年战争（13371453）：法国的中央集权之路
百年战争起初是英法两国国王之间的王位继承和领土争端，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它逐渐演变成一场民族战争，也成为了法国中央集权的关键催化剂。
消耗封建贵族的实力： 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法国，这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量领土的毁坏和民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战争是极其烧钱的。法国国王为了维持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他不再仅仅依赖封建领主的军队和贡品，而是开始建立常备军（royal army）。为了支持这支常备军，他需要更稳定、更直接的税收来源，这就绕开了传统的封建领主，直接向城市和乡村征税。这种征税权的集中，本身就是对封建领主财政独立性的打击。
贵族的衰落： 许多封建贵族在战争中战死沙场，他们的领地被毁，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也随之衰减。例如，在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中，大量法国贵族战死。战争也使得骑士阶层，即传统的封建军事力量，在火器和步兵面前逐渐式微。
国王权力的强化： 国王通过控制常备军，获得了独立的军事力量，不再完全依赖封建领主的军队。同时，国王通过直接征税，获得了更强大的财政能力，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国家机器。例如，在战争后期，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功建立了全国性的税收体系（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这使得国王的财政独立于地方领主。此外，国王还开始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任用专业的行政人员，而不是仅仅依赖贵族。
民族认同的形成： 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开始将矛头指向外部敌人——英国人。在这种背景下，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其权威也随之提升。
玫瑰战争（14551487）：英国王朝的更迭与贵族的削弱
玫瑰战争是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英格兰王位的内战。与百年战争不同，它主要发生在英国本土，对英国贵族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血腥。
贵族内部的消耗： 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英国几个主要大贵族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参与战争的贵族家族，无论是输是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的贵族成员在战场上丧生，他们的领地和财富被没收或瓜分。
王权的恢复与加强： 战争的最终胜利者——亨利·都铎（兰开斯特家族的旁支）——建立起新的都铎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曾经与他争夺王位的大贵族。
没收和转让土地： 亨利七世没收了战败贵族的土地，并将其授予支持他的人，或者直接收归国有。这大大削弱了旧贵族的经济基础。
限制军事力量： 都铎王朝强制推行“感恩节禁令”（Star Chamber），禁止大贵族拥有私人军队（Private armies）和养私人卫队（livery and maintenance），这从军事上剥夺了他们的自保和反抗能力。
建立新的忠诚体系： 亨利七世开始培养和提拔效忠于国王的“新贵族”（New men），他们不是来自旧有的封建世家，而是通过商业、法律或政府服务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更依赖国王的恩宠，也更愿意维护王权。
利用议会： 都铎王朝也巧妙地利用议会来加强王权，例如通过议会来批准税收和法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王权，但也使得王权与国家机器的联系更加紧密。
那么，为什么三十年战争（16181648）没有出现类似的效果，反而似乎巩固了德意志诸侯的权力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比三十年战争的独特性。
三十年战争：一场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冲突
三十年战争并非像百年战争或玫瑰战争那样，主要是一场围绕王位继承或国家主权形成的王国层面的内部战争。它是一场极其复杂、多层次的冲突，融合了宗教、政治、帝国与诸侯、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等多种因素。
1. 宗教因素的根深蒂固：
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 德国地区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和新教（主要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势力拉锯的地带。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新教诸侯试图争取更大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治，而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天主教势力则试图维护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并加强帝国皇帝的权威。
教会土地问题： 宗教改革还涉及到大量教会土地的世俗化问题。许多新教诸侯占有的原属教会的土地，是他们经济实力的重要来源。他们担心皇帝会试图收回这些土地，因此更加倾向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
宗教改革的深入人心： 宗教改革的理念在德国地区已经深入人心，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成为了一种抵抗帝国权威、追求地方自治的政治旗帜。
2. 神圣罗马帝国的特殊结构：
“分崩离析”的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由数百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国、自由城市、教会领地组成，它们在名义上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实际上拥有很大的自治权。皇帝的权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各邦君主的合作，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上。
皇帝的权力限制： 即使是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其在帝国境内的皇帝权力也并非绝对。皇帝的权力受到帝国选帝侯（Electors）和帝国会议（Reichstag）的制约。许多诸侯，尤其是强大的诸侯，如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政和法律体系。
缺乏统一的“国家”目标： 在法国和英国，国王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并在此过程中削弱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但在三十年战争中，各个德意志诸侯的目标是分散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独立性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
3. 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战争的扩大化：
从内部冲突到欧洲大战： 这场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丹麦、瑞典、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大国纷纷卷入，它们各自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支持不同的德意志诸侯或派系。
法国的“狐狸”策略： 尽管法国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国家，但为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法国首相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大力支持新教诸侯和瑞典。法国的介入，虽然最终推动了战争的结束，但其首要目标是欧洲的政治平衡，而不是德国的统一或德意志诸侯的削弱。
战争的代理人性质： 许多德意志诸侯在战争中成为欧洲大国争夺影响力的棋子。这些大国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但同时也使得德意志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和持久，并且削弱了诸侯的自主决策能力，但并非直接削弱其“贵族”地位。
4.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的后果：
诸侯主权的确认：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它也是理解为何德意志诸侯权力未被削弱的关键。条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邦国主权”（Landesherrlicheritsrecht）的确认。
独立自主的权利： 条约承认德意志各邦国拥有“属地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这意味着各邦君主可以在其领土内享有最高统治权，包括自行制定法律、征税、维持军队、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等权力。
对外结盟的权利： 甚至赋予了各邦君主“与外国结盟的权利”，但前提是这种结盟不得反对皇帝和帝国。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皇帝的最高权力，并将原本属于帝国层面的权力下放给了各个邦国。
皇帝权力的进一步削弱： 与其说诸侯权力被削弱，不如说是皇帝的权力被进一步架空。皇帝的统治地位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而各邦诸侯则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对统一的阻碍：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对德意志地区最大的影响是彻底阻碍了德意志的统一进程。条约的条款巩固了地区分裂的政治格局，使得德意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总结一下，为什么三十年战争没有削弱德意志诸侯，反而巩固了他们的权力：
战争性质不同： 它不是一个王国内部的王朝战争，而是涉及宗教、政治、帝国与诸侯、欧洲大国等多重矛盾的复杂冲突。
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 帝国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分散的政治体，诸侯原本就拥有强大的自治权，皇帝的权力有限。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成果： 条约并非旨在削弱诸侯，而是明确承认并固化了各邦国的主权地位，赋予了他们几乎等同于独立国家的权力。这使得诸侯的独立性反而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并且在事实上阻碍了德意志的统一。
外部势力的目的： 外部大国介入的目的是服务于其欧洲战略，而非德国的内部政治改革。
因此，与法国和英国国王通过内战来实现中央集权，并将贵族纳入国王统治体系不同，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意志诸侯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力被正式确立和保障，他们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权者，而帝国皇帝的权力则被大大削弱。这使得德意志地区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也造就了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家的“诸侯”和“封建”都是差异巨大的，所以用同样的“削弱”叙事去概括，只会越套越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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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前面看到个存在类似问题的题目：
如同我刚开始作为历史爱好者在中文互联网上转悠那两年曾经沉湎过的那种简单的“比大小”一样，这里暴露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法兰西，英格兰和帝国，他们的政治与社会运作模式是相同的吗?不同的管理和运作模式的王领，可以通过简单的大小比较来说明问题吗？分散式的郡守-田产，基于皇帝权威的广泛分布（例如皇帝行宫就是一种）和不断变化的法国王领模式，他们能够划定明确的大小范畴来判断各自能够调动的资源吗？显然是不行的。
在这个题目里也是同样的，三者的“封建制度”各不相同，政治生态也各不相同，把他们的诸侯简单地视为同样的群体，这就是最大的“问题”，这点 @威斯特蜀黍 说得很对。
ps：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大概是只看到英法和帝国的情形并用此来代替其他西部基督教世界的诸国，不过和这个题目关系不大，所以就只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兼作提醒自己。
不不不，起码削弱了波希米亚封建贵族......
而且法国和英国能削弱封建贵族的前提是国王领地广大而贵族领地零散（法国是通过百年战争把诺曼底、阿基坦、图卢兹等英占大领地变成王领，英国本身就王领广大）
神罗是倒过来，王领（帝国自治市、教会领地、骑士领地）零散而封建贵族领地广大，导致与哈家和卢森堡家的皇帝们都要靠当选皇帝之前的家族世袭领地作后盾，偏偏这些领地跟其他诸侯比又成不了绝对优势。
而且三十年战争的胶着让哈家感到跟搞德意志大诸侯相比，搞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刺头收益还大些难度也低一些。
把神罗和一般意义的基督教王国做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 @Chris Chou 说的，三十年战争后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角度来说，对其领内的控制力明显是强化了的，比如先前反抗皇帝的波西米亚贵族直接被一波大洗牌，这个过程和同时代的其他基督教王国震鸭叛乱贵族的做法类似，而且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条款上说，哈布斯堡甚至获得比一般诸侯更加强势的对领内的宗教权力，因为条约并没有明确约束皇帝对除了下奥地利和西里西亚以外的其他地方之新教徒采取惩罚措施
从更广义的神罗范围来说，皇帝的影响力在一些方面上也是有所加强的，比如像此前地方贵族勾结外国势力反抗皇帝直接被明确为非法行为，诸侯也被限制出于私利而结成同盟，一般的“封建贵族”已经没有机会再通过自身的武装力量+外国势力来对皇帝发动“兵谏”，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惨烈的战乱让德意志人对于限制诸侯过度自由的必要性产生了思考。总而言之，皇帝虽然没有办法干预其他神罗领土范围内的地方内政，但和诸侯之间的纽带在战后反而更加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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