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辉瑞、罗氏这样顶尖的医药巨头？
一、历史积淀与全球布局的差距
你想啊，辉瑞这家公司，前身可以追溯到1849年，罗氏也是1896年成立的。这些医药巨头动辄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并购整合，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研发管线、成熟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品牌影响力。
早期积累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医药工业基础薄弱，更注重解决基本的医疗需求，仿制药和简单的化学合成药是主流。而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生物技术和新药研发。这就像起跑线上的差距，时间越长，差距越不容易弥补。
全球化步伐相对较晚： 尽管近年来中国药企出海意愿和行动都很积极，但相比于跨国巨头早已在全球建立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的全球化布局还处于追赶阶段。这不仅是市场准入的问题，更包括对不同国家法规、文化、商业模式的理解和适应。
二、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的差异
新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成功率极低。顶尖医药巨头之所以是巨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持续、巨额的研发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的绝对值： 辉瑞、罗氏这样的公司，一年的研发投入往往高达百亿美元级别。这个数字对于国内大多数药企来说，仍然是天文数字。即使是国内顶尖的药企，研发投入的绝对值也往往只有跨国巨头的零头。
创新“金字塔”的顶端： 医药创新就像一个金字塔。绝大多数的投入都在塔基部分，用于基础研究、靶点发现、化合物筛选等早期探索。而最终能走到新药上市的，只是极少数。跨国巨头在整个创新链条上都有深耕，其研发管线非常丰富，能够抵御个别项目的失败。国内很多药企在早期研发、临床前研究、特别是注册申报阶段，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原创性突破的挑战： “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是中国医药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过去擅长“从1到N”，也就是仿制和改良。虽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提升了很多，但真正意义上颠覆性的新药研发，需要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积累，这需要时间、人才和持续的耐心。
人才瓶颈： 虽然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但真正具备全球视野、能够领导复杂新药研发项目的顶尖科学家和管理人才，仍然相对稀缺。很多项目因为缺乏关键性人才而难以推进。
三、体制机制与政策导向的影响
医药产业深受政策影响，中国的医药产业政策也一直在调整和完善中。
早期计划经济的遗留：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药产业受到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影响，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受到限制。
“审评审批”改革的历程： 过去药品审评审批环节相对漫长和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药的上市速度和创新动力。近年来，国家药监局（NMPA）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在鼓励创新的方向上，出台了“优先审评审批”、“突破性疗法”等政策，极大地缩短了创新药的审评审批周期，这对于本土药企的成长是巨大的推动。但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持续的优化和衔接。
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支撑： 资本市场在支持新药研发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对医药行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与成熟市场相比，在投资创新药、特别是早期项目时，可能还存在一些风险偏好和估值体系上的差异。
鼓励仿制到鼓励创新的转型： 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有助于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但也意味着仿制药领域的利润空间会逐渐压缩，企业必须加速向创新转型，而转型并非易事。
四、市场环境与竞争格局
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但也面临着独特的竞争环境。
国内企业间的同质化竞争： 在某些治疗领域，国内药企之间存在较高的同质化竞争，都瞄准同一个靶点或同样的“metoo”药物，这种竞争模式难以产生真正的“巨头”。
跨国药企的先发优势： 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根基，它们拥有成熟的产品线、品牌认知度和渠道优势。本土药企在与这些巨头竞争时，需要找到差异化的突破口。
医保政策的影响： 医保目录的调整和谈判直接影响药品的市场准入和销售额。虽然医保谈判有助于降低药价，让更多患者受益，但对于创新药的定价策略和利润空间也提出了挑战，如何在保证临床价值的同时，获得合理的商业回报，是本土药企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并购整合的不足
医药行业的规模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并购。通过并购，企业可以快速获取技术、产品管线、市场渠道甚至人才。
缺乏大规模的医药并购案例： 与辉瑞收购Wyeth、罗氏收购Genentech这样的大型交易相比，国内医药企业之间的并购整合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
国内企业估值和融资能力： 过去，国内很多优质的医药资产可能被跨国公司收购，或者由于估值、融资等原因，未能形成强大的本土整合力量。
文化和管理整合的挑战： 并购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管理上的整合。这对于经验相对不足的国内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总结一下，中国药企要成长为像辉瑞、罗氏这样的全球医药巨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好消息是，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资本市场的活跃度也在提升，一大批优秀的本土药企正在积极投入创新，积极拥抱国际化。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但可以期待，在未来，中国医药产业一定能诞生出属于自己的世界级医药巨头。这需要时间、耐心、持续的投入，更需要敢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网友意见
美国的医疗体系让这些公司能够大赚其钱，自然可以养出很多资本巨头，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
代价就是美国人拿着6倍的人均GDP，预期寿命不如古巴、中国。
既然美国人的特点是承受能力强，那自然要把这些承受能力转化为利润，是资本主义做到极致的应有之义。
反问一下，辉瑞和罗氏这样药企让美国变得更美好了吗？
他们让美国药价更便宜了吗？
2020年的新冠疫情，辉瑞和很多国家签订了新冠疫苗供给条约，但是辉瑞供给疫苗竟然强势的干涉别的国家主权，并且直接要求无法生产疫苗的国家放弃部分国家主权。
根据Public Citizen发布的报告，该组织分别列举了其认定的6类“辉瑞霸凌条款”。
Public Citizen发布的辉瑞公司“霸凌条款”报告
第一类为“让相关国家保持沉默”。辉瑞与巴西政府签订的疫苗合同中包含的附加条款，要求巴西政府不得就协议的存在、内容和条款做出任何公开声明，或在未经辉瑞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发表与辉瑞的关系。
类似条款也出现在辉瑞与美国、欧洲委员会的合同中，但这些合同中的保密协议同时约束合同双方。
第二类为“有权阻止各国接受其他国家捐赠疫苗”。如巴西政府被合同限制接受其他国家捐赠的辉瑞疫苗，也被限制在未经辉瑞许可的情况下从其他国家自行购买辉瑞疫苗。一旦违约，辉瑞有权立即终止协议，并可同时要求巴西政府支付合同剩余疫苗剂量的全款。
第三类为“知识产权豁免”，这出现在至少四个国家的合同，他们被要求“赔偿、捍卫辉瑞并使辉瑞免受伤害”，使其免受与疫苗知识产权相关的任何和所有诉讼、索赔以及连带的成本和费用。 Public Citizen声称这等同于“知识产权豁免”。
第四类则是“要求仲裁解决纠纷”。在与英国的合同中，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须按照国际商会的仲裁规则处理。而在与阿尔巴尼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的合同中，辉瑞则更进一步，规定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将在国际商会适用纽约州法律，通过保密的仲裁程序而非公开诉讼解决。
在第五项“有权获得签约国国有资产”中，辉瑞要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放弃主权豁免，其中包括放弃“预防性扣押其任何资产的豁免权”。这也意味着，辉瑞有权要求这些国家将国有企业资产、海外资产等作为购买疫苗的担保。
最后，辉瑞还有权在关键决策上做决断，包括调整疫苗交付时间等。这一条款出现在辉瑞与巴西、阿尔巴尼亚和哥伦比亚的合同中。
辉瑞这样的药厂把自己的公司利益摆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 ，买疫苗卖疫苗是一门生意，但是辉瑞直接用疫苗绑架弱小国家，逼迫他们出卖主权。
辉瑞这些年自研药品专利极少，都是购买其他小药厂的新药专利，或者直接并购持有专利药的药厂进行生产销售，然后利用自己庞大的销售体系进行销售。
就拿辉瑞新冠来说，辉瑞购买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百欧恩泰（BioNTech）的mRNA新冠疫苗专利，对外宣传合作研发，也就是辉瑞买断其技术。
辉瑞这样大药厂早就不肯投入创新了，因为很多药投入研发时间太长，还有失败风险，它们是资本，它们要盈利，辉瑞这些大药厂喜欢收购那些小药厂的专利，让自己快速拥有新药专利，然后快速盈利。
辉瑞这些大药厂，每年都让专利药涨价，涨幅控制每年5%左右，是通货膨胀的三倍。美国医疗支出的大头就是专利药，辉瑞通过持续的新药上市，替代原有到期专利药，让美国每年医疗支出持续上涨。
与此对应的是很多美国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为太贵了
辉瑞这样的药厂推高了专利药的价格，至少推高了两倍以上。
原因是辉瑞本身研发新药较少，大部分专利药来自于收购专利和药厂，那么这笔收购是按照市盈率来算的，不是说该药研发花了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而是把该药未来市场规模算到里面，辉瑞收购的时候，就像买股票一样，按照几倍的市盈率来购买此药。
辉瑞收购该药或药厂后，该药就合计财务支出，那么辉瑞要赚钱，就要把价格提高数倍才能盈利，本来小厂研发后20美元就大赚特赚的新药，辉瑞收购后，就需要100美元勉强盈利。
就拿辉瑞新冠疫苗来说，如果德国百欧恩泰自己卖疫苗，就是简单按照盈利为目的即可，不会捆绑那么多的条款去绑架各国利益，这其中辉瑞干了什么，他们就花钱买专利，然后全世界强势卖货。
这就是这些大厂的勾当，他们不肯研发，执着的沉迷于收购，然后把成本摊在消费者头上，这个世界是因为那些执着于研发的中小型药厂而美好，辉瑞、罗氏的这样大药厂要少一点才好，他们通过销售渠道的垄断，雄厚的财力，不断推高药品价格，绑架国家医疗支出，但愿不要中国不要诞生这样的药厂 否则几百块钱一盒消炎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
2000年辉瑞收购了华纳兰伯特公司，获得重磅药物立普妥。
2003年出资13亿收购了埃斯佩伦公司，获得该公司胆固醇专利药。
2003年，辉瑞以收购法玛西亚（Pharmacia）获得其关节炎专利药Celebrex。
2005年收购了维克伦公司，获得该公司在抗感染领域的专利药。
2006年 辉瑞收购私有的英国PowderMed Ltd，PowderMed是一家基于新兴产业DNA疫苗的专业公司，辉瑞获得其该领域多年研究成果。
2007年 辉瑞以1.64亿美元收购生物科技药业公司：Coley药业集团(COLY)，获得该公司疫苗研究多年积累，以及老年痴呆症及感染药物的研发成果。
2008年 辉瑞以7.25亿美元收购阿尔茨海默症和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治疗药物Dimebon的营销权。
2015年，辉瑞收购了赫升瑞（Hospira），该公司主要业务为无菌注射仿制药和生物仿制药。
2016年8月，辉瑞收购美国抗癌药生产商Medivation，获得其领先的抗癌专利产品线和专利布局。
2019年辉瑞收购Array生物制药，获得该公司二十多年的抗癌药物研发专利和积累该公司一直在多个癌症领域具有突破性研究。
2021年辉瑞高额100%溢价收购创新药开发公司阿里那（Arena）制药，因为阿里那免疫炎症领域拥有多款在研产品，辉瑞快速该领域新产品。
2021辉瑞收购加拿大癌症公司 Trillium Therapeutics，获得其其血液肿瘤管线多年积累专利。
辉瑞高价买入其他公司，轻松获得该公司多年的研究成果，这些中小型药企多年在单个领域进行研发，一旦成果出现，马上辉瑞这些大药厂就会出现收购。
辉瑞和罗氏这样的药企让美国国家医疗支出预算高达21%，可是还是有很多美国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去年美国医疗支出高达4万亿，按照总人口3.3亿，就是发钱，每人也能发到一万美元，可是大药厂和医疗集团联手吞噬了这些医疗预算，结果就是富的用着各种专利药，穷的连瓶感冒药都买不起，在家里被疾病折磨。
所以这个世界是因为德百欧恩泰这样中型药企才更美好，中小型药企不会垄断，而且会快速抓住方向进行研发。
辉瑞这样贪婪的巨无霸还是少点好吧。
国内不但没有医药巨头。
并且国内药物的质量，一言难尽。
07年，原药监局局长死刑。
在他手上，大量的，质量不合格的伪造临床数据的药品获批上市。
后面清理，重审工作就搞了十几年。
国内是一个保健品市场的天下。
一个药品研发周期平均就是十年，回本慢投入大。
不如保健品来的快。
冬虫夏草和黄金等价。
东阿阿胶热销了几十年。
老白金一代人的回忆。
研发药品，挣钱吗?
大量资金杀入保健品市场。没有资本的大力投入，这个行业当然就不太行了。
不过目前倒是有一家企业好一点，也就这一家而已，也就好一点而已。
国内最喜欢的就是把钱投入到营销环节。
就不说名字了。
某某仿制药用，经过包装，起了中成药的名字。反正大家看到中成药就容易有好感。
然后各种广告一轮接一轮投，药代到处推销。
于是销量就起来了。
把钱投入研发，不如把钱投入营销。
再说原研药价格定高了，医保就很难进。
最近听说谷歌的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准确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的ai。
能极大的加快药物研发速度和降低成本。
看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有一些朋友私信问我具体是做什么的，我是做新药早期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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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答案：
我是实实在在的业内人士。我坚决不同意高赞回答说的什么专利保护不健全，中成药拖后腿，不注重研发，学术环境差，体制问题等等。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市场饱和了，这导致新生公司出头越来越难，因为启动成本巨大。市场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超越任何人。你能做出阿霉素你就能霸占大半个肿瘤市场。现在呢？做临床试验都是对照标准化治疗。今天在临床上和你对比的远不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化疗药了，而是21世纪低毒高效的靶向药和单抗。门槛比20世纪中期高了不知多少。
再说巨头，你们可以查查辉瑞，强生，GSK，默沙东，德国莫克，BMS，阿斯利康，罗氏，哪个不是历史悠久，人家在市场空白的时候就入局了。德国默克最离谱，是在清康熙年间创立的，比同仁堂还早55年。
回过头你再看看这几十年，即便是欧美，也再没能出现这类的巨头。Regeneron，Biogen，Amgen这类中型药企也很厉害也有潜力，但体量和上面的巨头还是没得比，而且发展也很缓慢。
波士顿和三番倒是有不少小公司，基本上能没一个能做到一期临床的。要么就是药不行，要么就是还没上临床就被买走了。
当一个领域的市场资本饱和了之后，除非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变故，例如垄断性技术革命，否则新兴势力很难打出一片天。这个道理换个行业也一样，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再出一个像茅台这样的酒厂？为什么没再出现FLAG这个体量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再没有和Windows与Mac对垒的操作系统？为什么没有比微信和支付宝更让大众接受的支付方式？
这个问题有意思。作为业内人士简单回答一下吧。
- 中国制药企业一共6000家。光修正制药的那个县就200多家。整个西方多少家？就是300多家。都是制药企业。商业模式是不同的。国内有个屋顶。搞一台压片机就能开药厂。辉瑞光每年研发费用就是100亿美金。R&D Base的制药业是一个进入门槛极高的行业。我们的制药企业是仿制药制造企业。所以定义不同。此制药非彼制药。
- 每个一类新药研发是超过10亿美金。时间历时10年以上。药神的那个药研发好像50亿2个诺奖和几十年时间。新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类新药。（指的是世界认可的）
- 西方制药巨头很多都是百年历史。比如辉瑞，强生这些。我们80年代才随着西安杨森进入中国才带来严格意义上的西药制造完整的流程。当时中外合资法只有4页纸。当时没有人愿意和外资合资建药厂。只有陕西汉中制药。那是和比利时杨森发一个电传到西安。在到汉中需要一晚上火车。记得汉中制药说没钱。但是非要50%的股权。咋办。比利时杨森申请了30年比利时政府无息贷款给汉中制药。30年来一分钱不用出。要建厂把第一批中国员工上百人运到比利时学习技术培训。建厂的时候连门口草皮都是从比利时运进来的。西安杨森也是中国制药的黄埔军校。
那时候国家药监局基本上不懂西药整个流程和如何评价。美国FDA一套是搬来的。
可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问。饭吃饱了没几天。为啥咱不吃鲍鱼？
再补充一下回答。R&D base的研发是基于巨额的投入。超长时间的投入回报的生意。比如前几大药厂都是每年100亿美金的R&D费用。那很多人问为啥不能少点？辉瑞不想财报好看点？没办法。商业模式决定的。要养上千级别的科学家。要成立研发基金。也就是哪些小的独立实验室在进入一个有前景的分子式的时候就可以申请资金联合投入。成功后把专利给一起投的巨头。
大家关注的是芯片行业的落后。但是生物和制药是比生物更难超越的领域。为啥？因为投入。
美国年健康支出占了GDP的17%。我国只有5%不到。这个金额的巨大差距是持续的。美国政客每次说美国人的药是世界上最贵的。没错是最贵的。但是这样才给了辉瑞，强生这些巨头客观的利润来研发新药。否者美国将逐渐失去新药研发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短期国民收益和国家长期实力的平衡。
药物砍价这个东西要看两面。比如澳洲那个便宜药我们要70万那是澳洲政府补贴了差价。不是砍了药厂的研发成本。一味的砍价药厂没有可观的利润。药厂活着就不容易了。哪来的利润来搞10年可能才有的研发？其实这是长期利益换短期利益。也就是欺负键盘侠们不懂知识。
现在招标制度下，前几年毒胶囊事件。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采用工业明胶的胶囊。为了让药价低到极限赢得政府采购招标价。永远不乏聪明人啊。最后好像政府出台政策每天药价不能低于3元。至少胶囊钱有了。
最后再讲讲跨国药厂的定价原则。限定在专利期内的产品上市：
- 药厂定价不是要考虑价格和其他国家一致。而是希望尽快回收前期巨大投入。
- 所以药厂会基于流调发病率就是市场潜力，药物经济学（和其他药物对比使用收效），和价格和数量曲线（价格高购买数量少，反之价格低数量大）。还有当地政府的医保政策。来制定当地市场的药物价格。
- 药物的定价如果不能让公司具有70%的毛利，那么这个产品基本上不会被允许在当地上市。
以上相信大家有些印象了。为啥IT有华为，互联网有BAT字节，而制药行业没有中国的辉瑞和罗氏。
问题都不让讨论能不落后吗？
医药巨头的定义不是可乐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中国有步长药业以岭药业还不够吗？
我觉得吧，咱就别腆着脸跟辉瑞、罗氏这样的大药厂比了，跟人家穷的一批的孟加拉DIL耀品国际比一比吧，比过了再吹吹水好了
耀品国际简介（摘自百度，侵删）
Drug International Ltd.简称DIL，中文译为：耀品国际，是位于孟加拉国的一家老牌制药公司。公司由MM Amjad Hussain博士于1980年创立，1983年开始配方和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孟加拉国口服固体制剂工厂的先驱，是全球三大制药企业诺华制药的合作合伙之一，并逐渐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除制药业外，DIL旗下还拥有抗癌药研制中心、Khwaja Yunus Ali Medical College & Hospital和其他专业产品，产品线从医疗器械到各类成药，目前拥有包括产品包括抗溃疡药、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解热药、维生素和矿物质、心血管、抗糖尿病、抗组胺、抗精神病药等500多款药物产品在全球14个国家广泛应用。除了普通的片剂和胶囊外，DIL还拥有技术先进的剂型，如吸入剂、冻干注射剂、预充注射器和尖端的世界级救生肿瘤学产品。DIL还向许多国家出口不同类型的草药产品和补充剂。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引进高科技和创新的剂型，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主要是研发方面的积淀。
举个例子，辉瑞最近自主研发了新冠口服药物PAXLOVID，2/3期的临床结果中期分析显示，相比于安慰剂组，PAXLOVID治疗组的死亡和住院风险降低了89%。因为疗效显著，辉瑞已经提前终止临床入组并向FDA提交了NDA，预计不久可以紧急获批上市。
口服药物的便利性，以及在家就可以服用，加上显著的疗效数据，PAXLOVID有希望成为治疗新冠患者的game changer.
但这个药物是辉瑞凭空变出来的吗？
PAXLOVID含有PF-07321332和利托那韦两种药物，前者是新冠病毒3CLpro 酶的抑制剂，可以阻断病毒的复制，也是该药物治疗新冠的主要机理，利托那韦可以降低PF-07321332的代谢速度，提升其在体内的治疗浓度。
PF-07321332的初始前代药物为PF-00835231，是辉瑞2002年研发出来治疗SARS的抑制剂，不过SARS很快就被控制住，后续冠状病毒的治疗市场也一直不算大，所以辉瑞就把这个药物的研发管线暂停了。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辉瑞才把这个药物重新翻出来推进研发。
在真正推向临床之前，从PF-00835231开始，辉瑞迭代了五个分子才得到PF-07321332，主要是改变一些官能团和单双键等。另外给药方式也发生了变化：5231是静脉注射，到了1332已经变成了口服[1]。
我们来总结一下辉瑞为什么能做出这个药物：
1）平时就广布研发方向，反正有枣没枣来三杆子，PF-07321332作为病毒3CLpro酶的抑制剂，一开始只是作为治疗SARS病毒的潜在用药，但最后证明对新冠也有用；
2）针对不同的治疗对象，拥有完善的药物分子迭代和修改能力。比如同样把5231给一个小药企，或许别人也可以知道这货对新冠有用，但是他们能不能把5231最终迭代成为1332，并和利托那韦组成一个新药物一起推向临床呢？
3）临床推进速度要快，从新冠大规模爆发到现在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辉瑞的口服药物已经基本完成了2/3期临床试验，上市也近在眼前，这么短的临床时间对于临床试验的设计同样是一个考验。如果临床试验时间太长，等到上市之时估计疫情都过去了，那再好的药物也没啥用。
对于当下的中国头部药企来说，创新药的研发投入一年至少要保证在10亿美元左右，并且坚持十几年才有可能做出FIC和BIC的药物。如果一味地只追求收益而不舍得花钱，那最后只能一直跟在别人背后做一些靶点明确的me too产品，不可能成长为国际制药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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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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