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盛行怪谈？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里说的“怪谈”，很大程度上是指那种以“非人”、“奇特”、“恐怖”为主要元素的，通过口头传播或书面记录流传下来的故事。日本的“怪谈”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比如对自然灵异的敬畏，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以及江户时代作为一种娱乐形式的普及等等。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拥有一个独立且高度发达的“怪谈”体系呢？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 文化基因与信仰体系的差异：
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的是“人伦”、“秩序”、“现实”。“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孔子的话，可以说是很能代表这种思想核心。它并非完全否定鬼神，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上。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怪力乱神”的相对疏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怪谈”的土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相信鬼神，只是这种信仰更多地融入到民俗、宗教（道教、佛教）和民间传说中，而非形成一种独立的、强调“奇谈异闻”的文化类型。
道教与佛教的影响： 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都拥有庞大的神仙、鬼魂、妖魔体系。但这些体系更多地被纳入了宗教教义、神话故事、因果报应的范畴，或者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比如《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更多的是与人物成长、宗教意义相关联，而不是单纯为了制造惊悚感。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也提供了一种解释超自然现象的框架，让许多事情有了“前世今生”的逻辑，反而冲淡了某些单纯的“诡异感”。
对“荒诞”的消化方式： 当中国文化遇到“荒诞”或“不可思议”的事情时，往往会将其吸纳、解释，并赋予一定的道德或哲学意义。比如，很多“鬼故事”最终会变成关于因果报应、劝人向善的故事，或者被解释为某种民间信仰的具象化。这种“消化”过程，使得纯粹的、令人不安的“怪谈”很难独立存在，更容易被主流文化所吸收和转化。
2. 文学传统与故事载体的侧重：
志怪小说的传统： 中国当然也有志怪小说，比如干宝的《搜神记》、李昉的《太平广记》中的许多片段。这些作品确实记录了大量关于鬼神、妖异、灵异的事件。但与日本的“怪谈”相比，它们更像是一种“博物志”，更侧重于记录、收集“异闻”，而非像日本的某些怪谈作家那样，专注于营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感、悬念感和氛围感。它们中的许多故事，更像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或者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朴素想象。
章回小说的普及： 在中国通俗文学中，章回体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巨著，虽然也包含一些神鬼元素，但其核心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人物关系、社会描摹。这些更具社会性和现实性的故事，占据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注意力，也塑造了中国文学的主流风貌。
“怪谈”的娱乐性与社会性： 日本的“怪谈”在江户时代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成为了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人们在夏夜讲怪谈取乐，营造一种凉意。中国的民间故事虽然也有讲鬼神的故事，但更多地融入了祭祀、信仰、教育等功能，纯粹作为一种“恐怖娱乐”的独立形态，可能没有日本那么突出和普遍。
3. 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
缺乏日本那样的近代化转型：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历了一段西方文化涌入和自身传统反思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的民间故事和信仰得到了重新梳理和包装，而新的文化形态也在被吸收。而中国在近代则经历了更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冲击，许多传统文化元素都受到了挑战和重塑。这使得某些旧的叙事方式和文化载体，可能没有得到像日本那样延续性的发展。
对“鬼”的定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往往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连。祭祀祖先是一种重要的伦理和文化实践。“鬼”既可以是令人畏惧的，也可以是需要安抚和祭拜的对象。这种复杂性，使得“鬼”的形象并非全然指向“恐怖”和“未知”，而是与家族、社会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terms 的定义与理解：
“怪谈”的界定： 我们在讨论“怪谈”时，其实是在借用日本文化的语境。如果我们将“怪谈”理解为一切关于鬼神、灵异、不可思议的故事，那么中国当然有非常丰富的素材。但如果我们将“怪谈”理解为一种有特定美学追求、强调氛围营造、心理暗示和非人元素的叙事类型，那么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就可能与日本有所不同。我们更倾向于用“鬼故事”、“灵异传说”、“神怪小说”等词汇来形容这些故事。
总结来说，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盛行“怪谈”，并非因为中国没有怪异的故事，而是因为：
文化主导思想的差异： 儒家思想对现实世界的重视，以及对“怪力乱神”的相对疏离，限制了其发展。
信仰体系的融合： 鬼神灵异更多地被纳入到宗教、民俗、道德教化中，而非独立成为一种纯粹的“奇谈异闻”。
文学传统的侧重： 志怪小说的“博物志”倾向，以及章回小说的现实性，使得纯粹的“怪谈”叙事没有成为主流。
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剧烈变动，使得某些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受到影响。
中国有的是自己的“灵异故事”和“鬼神传说”，它们以更本土化的方式融入到我们的文化肌理之中，与我们的历史、信仰、社会紧密相连。与其说中国没有怪谈，不如说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和表达了关于“怪异”和“未知”的一切。这些故事可能没有日本“怪谈”那样聚焦于“惊悚”本身，而是承载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网友意见
前阵回答了这个问题后，受启发开始开了这个专栏：
http:// zhuanlan.zhihu.com/guda iguigushi这里面都是根据古代怪谈改写的鬼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下中国的怪谈有多有意思。日本？真的不行。
以下是原答案——————————————
问题不成立。中国才是怪谈之都好吗？比日本什么的不知高到哪里去。大家觉得没有，只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动漫不争气。当然，建国后动物不许成精，也严重地阻碍了妖怪业的发展。
且不说《搜神记》、《幽冥录》、《夷坚志》等等笔记小说志怪小说了，单是正经的二十四史，几乎每套里都有一个《五行志》，这五行志，就是记录当时的都市传说的（所谓都市传说就是人们是当真事来传的）。给你一段《隋书》里的你感受下：
隋文帝时，上党地区有人的房屋后面每天夜里传出人的呼叫声，四处找都没有找到什么。这人在宅子附近找，离房一里左右的地方，找到一棵人参，枝叶繁茂。挖开之后，根有五尺多长，与人的形状一模一样。从此之后呼叫声就消失了，原来这是个草妖，它的出现说明有人心眼不清楚。那时候正是晋王杨广阴谋夺嫡，文帝被迷惑的时候。
南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萧纶在南徐州的大厅里坐着，有几百只野鸟，长的像鸢，飞到屋梁上，用弹弓射，却怎么也打不中，几分钟后，忽然全都不见了。京房《易飞候》里解释：“野鸟入君室，其邑虚，君亡之他方。”果然不久后萧纶就被湘东王袭击，逃亡到西魏，在西魏被杀。
北周大象二年二月，忽然有很多秃鹙飞落在洛阳宫太极殿。就在这一年，皇帝死了，后宫常虚。
大业末年，京师皇宫当中，总是有无数只鸿雁之类的鸟飞来飞去，赶也赶不走，没多久长安陷落。大业十三年十一月，乌鸦和喜鹊在江都隋炀帝所居的帐子上筑巢，轰走了还回来，没多久，炀帝就被下属杀了。
南梁天监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杀死刑犯，人被杀死后身体不僵，脑袋掉到地上，嘴还在动，眼睛睁开，颈子里的血象箭一样往上冲出一丈有余，然后如雨一样纷纷落下。这年荆州大旱，是因为冤气导致的。
南陈太建十四年三月，皇帝御座上蓦然出现一物，如车轮，颜色大红。不久皇帝患病，无故大叫数声而死。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红色的东西掉在太极殿前，刚下来时，所有钟都自己发出响声。后来宫里喝白色饮料，忽然间变成了血。然后又有莫名其妙的血沾染大殿的台阶，一滴一滴地一直到了御榻前面。不久，国就亡了。
后齐河清二年，太原下红色的雨。刘向曾说：“血者阴之精，伤害之象，僵尸之类也。”果然第二年，北周的士兵和突厥攻入并州，大战城西，伏尸百余里。河清四年三月，有神秘物体掉在大殿前庭，红色，形状像是好几个量米的斗器，周围还有一堆一起掉下来的如小铃一般的东西。四月，娄太后死了。
武平中，有神秘的血点地，自咸阳王斛律明月宅一直到太庙。后来这名大将就因为遭遇谗言而被皇帝杀了。
南梁天监四年十一月，晴朗的天儿，西南忽然有电光，并打了两声雷。《易经》里说：“鼓之以雷霆。”这属于鼓妖的一种。《洪范五行传》曰：“雷霆托于云，犹君之托于人也。君不恤于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这一年，交州刺史李凯举兵反。
大业中期，滏阳石鼓经常自己发出声音。后来，天下大乱，兵戎并起。
南梁大同十年三月，皇帝去朱方玩，至四堑中，在玄武湖上，很多鱼冒出水面，仰着头向着皇帝的方向，好像在看乘船的人一样。皇帝回宫就被杀了。
隋开皇十七年，大兴城（也就是长安城）西南四里，有个叫袁村的地方，开佛会。会上来了一个老翁，白头发，白衣服，来吃了斋就走了。大家都不认识他，就跟着看，走了二里左右，老头忽然不见了。旁边一个池塘中，有一条白鱼出现，长一丈有余，周围无数小鱼随行。围观的人争着拿出弓箭来射，好多人弓折弦断。后来有个人竟然射中了，拉上来剖开鱼腹，看到粳饭，才知此鱼就是刚才那个老翁。过了些天，漕渠发大水，凡是向鱼发过箭的人全都淹死了。
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刮大风，吹倒房屋，拔出大树，秦、陇一代压死千余人。地大震，鼓都自己响。净刹寺钟自动鸣了三声，佛殿门锁自己开，铜像自己跑到了户外。钟鼓自鸣，就是鼓妖。扬雄认为当皇上的不聪明，为众中所惑，则鼓妖见。
北周大象二年，尉迟炯败于相州，他的党羽数万人被坑杀与游豫园，那个地方经常听到鬼夜哭声。范洪《五行传》说：“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将有死亡之应。”第二年，周氏王公全都被杀了，周室也亡国。
仁寿年中，仁寿宫及长城之下，老听到鬼哭声。不久献皇后及隋文帝先后在仁寿宫病死。大业八年，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尚书樊子盖在洛阳长夏门外坑杀了数万杨玄感党羽，到大业末年，这里就老听见鬼哭，还有呻吟之声。此后越王杨侗就在洛阳被杀了。
南梁太清元年，丹阳有一个姓莫的，妻子生了个男孩，眼在头顶上，大如两岁儿。掉在地上就说话：“儿是旱疫鬼，你不能养。”母说：“你得让我过得去呀。”疫鬼说：“我也有头儿管着啊，不能自由。母亲可赶紧作一顶红帽，应该可以安全。”母来不及做帽子，用红绳系住头发。从这时起大旱二年，扬、徐、兖、豫几州尤甚。莫家的乡邻，都因为带了红绳红帽而安全度过，但其他地方用同样方法就无效。
南陈至德三年八月，建康城有家人的一个丫鬟死了，埋了之后9天，又复活了，有牧牛的人听见坟里的动静把她挖了出来。祯明二年，江上有一艘船漂下，听见里头传出人声：“明年乱。”有人把船拦住看，发现里面是一个死婴儿，长二尺，无头。第二年陈就灭了。
大业四年，雁门宋谷村有妇人生一肉蛋，大如斗，赶紧给埋了。过后数日，所埋处云雾尽合，一声霹雳，云雾散到天上。再看洞穴，里边埋的蛋已经不见了。两年后，赵郡李来王家的丫鬟怀孕，生下一个东西，又是一个肉蛋。这年正月，就有人穿白衣白裤，手持香花，入建国门要做乱，幸而被齐王遇到给杀了。
南梁大同十年夏，有天夜里打雷，一条龙掉进延陵一人家井中，第二天早上查看，跟驴一般大。用戟刺之，立刻见院中和室中各出现一条大蛇，跟大船一样大，吓得家人四处奔逃。
隋文帝时，大将韩擒虎家邻居的母亲有一天见韩擒虎门下很多卫兵，好像接送王者一样，这位大妈很奇怪，就问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说：“我来迎王。”然后忽然不见了。又有人病重，忽然自己起来奔走到韩擒虎家说：“我来见大王。”左右问：“什么王？”答曰：“阎罗王。”韩擒虎家丁要揍他，韩喊住了，说：“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当晚就病倒了，数日后去世，时年五十五。
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尤甚。方法是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的到蛇，小的到虱，一起放在一个容器中，让它们互相吃，直到最后剩一只。如果剩的是蛇则叫蛇蛊，剩的是虱则叫虱蛊，用来杀人。想法让人吃到肚里，这虫会食其五藏，人死后，这人的财产就会转移到蛊主之家。如果三年没用它来杀人，畜蛊者自己会被蛊吃掉。这方法传了很多代，子孙相传不绝，也有随女子嫁的。侯景大乱后，蛊家大多死于战乱，蛊既无主人，就飞游到道路之中，慢慢也就死了。
到清朝，这类传说还被描绘成画，以下是点石斋画报里画下的这些都市传说，注意看这些怪物的样子，即便在那样简陋的画法下，想象力也不输宫崎骏吧？
（这张可能看不清，它讲的是被封在墙里的怪物）
最后这个不是传说，是人们的想象。
还有这段，来自于正经公文啊，是给皇帝的上奏里头的，是不是很有宫崎骏动画片里的意思？
5
总之，如果有好的画师，中国的鬼怪事业绝对是可以大发扬的——嗯，前提是广电总局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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