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日本、韩国、意大利、墨西哥那样强大的黑帮组织？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民间结社和一些地下力量。然而，要说形成像日本“山口组”、韩国“三合会”（虽然“三合会”的说法很多时候也泛指一些华人帮派，但韩国也有其本土的黑帮）、意大利“黑手党”或墨西哥“贩毒集团”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结构庞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部门形成复杂博弈关系的“强大黑帮组织”，确实在中国大陆的近代和现代历史中显得不那么突出。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分析。
1. 历史传承与政治环境的差异：
西方黑帮的根源： 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其产生与意大利南部长期的社会动荡、贫困、以及相对薄弱的中央政府控制有关。在地方性权力真空的情况下，秘密结社为了保护自己、解决纠纷、甚至提供“服务”（如保护费），逐渐发展出严密的组织和内部法则。后来的移民潮将这种组织模式带到了美国，并在那里进一步发展壮大，甚至与政治、经济形成交织。
亚洲帮派的演变： 日本的“暴力团”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土壤，例如江户时代的浪人（失去主人的武士）和一些从事非正规生计的群体，后来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一些帮派开始涉足赌博、娱乐业，并逐渐形成如今的规模。韩国的帮派也与战后社会混乱、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灰色地带有关。
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宗族、会党等民间组织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甚至包含一些“江湖”道义。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时期，一些会党（如青帮、洪门）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参与了政治革命。然而，这些组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其性质和发展道路与西方的黑帮有所不同。
革命党与帮派的联系与改造： 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曾与洪门等帮派有过联系，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江湖资源。但在革命成功后，这些组织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新政权强调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绝对控制，不容许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强大民间组织存在。另一方面，一些帮派被纳入政治体系，成为革命的工具；另一些则被视为旧社会遗留的糟粕，受到打击和改造。
“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黑帮组织在某些社会功能上的作用。一旦政权稳固，国家机器的渗透和控制能力远超任何民间结社。
2. 国家机器的强大与控制力：
严厉的法律和执法： 中国的法律体系对有组织犯罪有着明确的界定和严厉的打击。公安部门和司法体系拥有极强的执行力，能够迅速识别、瓦解和惩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历史上，中国政府一直非常警惕任何可能挑战国家权威和垄断的社会力量。
“群众专政”和信息监控：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专政”的概念被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严密监控，任何试图秘密集结和壮大的力量都容易被发现和扼杀。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更加开放，但国家对社会治安的控制从未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监控能力。
对“非法组织”的零容忍： 无论是过去的“反动会道门”，还是现在的有组织犯罪，国家机器的态度始终是坚决打击，不允许其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旦发现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往往会迅速出动，进行围剿。
3. 经济发展模式与权力结构的交织：
“官商勾结”的不同形态： 许多强大的黑帮组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亚洲，都与政治权力和经济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通过腐蚀官员、控制特定行业（如赌博、色情、毒品、建筑、劳务等）来获取暴利和保护。
中国模式下的“灰色地带”：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也催生了一些涉黑涉恶的势力。但与西方黑帮那种独立运作、通过暴力渗透和控制特定区域的模式不同，中国大陆的这些涉黑势力，往往更多地是依附于某些地方官员或企业，或者在某些领域（如工程项目、拆迁、地下赌场）为当地权力部门提供“服务”或从中牟利。它们更多地被视为“保护伞”下的非法活动，而非独立的、能够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地下王国。
对“保护伞”的打击：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保护伞”，这从侧面说明了这类势力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表明了国家打击的决心。
4. 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
集体主义与个体英雄主义： 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相对较强，而西方黑帮文化中，虽然也有内部的“兄弟会”概念，但其组织形式和成员行为模式，有时更强调个体江湖义气和个人能力（当然这是被扭曲的）。
“江湖”概念的变迁：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江湖”，更多的是指一个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的、由民间人士形成的社会空间，其中有侠客、义士，也有三教九流。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种模糊的“江湖”概念逐渐被法治和市场经济所取代。那些具有江湖色彩的民间力量，在新的社会规则下，要么被吸纳，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转化为更隐蔽的非法活动，但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公开的、能够与国家抗衡的帮派。
对“面子”和“关系”的理解： 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复杂，“关系”在很多时候能办成事情。这确实可能为一些非法活动提供便利，但这种“关系”更多是点对点的，而非像黑帮那样系统性的渗透和控制。
5. 外部环境与全球化影响：
全球化下的新型犯罪： 如今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毒品、人口贩卖、网络诈骗等，很多是跨国性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些犯罪活动的影响。但参与其中的更多是零散的犯罪集团，或是与境外势力勾结的个人，而非形成像“墨西哥贩毒集团”那种有明确 territorial control（领土控制）和武装力量的本土黑帮。
国家力量的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机器的反应速度和动员能力，通过国际合作，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反而比非国家行为体（如传统黑帮）更具优势。
总结来说，中国大陆没有形成像日本、韩国、意大利、墨西哥那样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黑帮组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厉的法律打击， 从根本上限制了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民间武装或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历史传承中的断裂与转型， 使得传统的民间结社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要么被改造，要么被取代。
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权力结构， 催生了“官商勾结”的变种，但这些非法活动更多地是依附于权力，而非形成独立的地下王国。
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力量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路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犯罪活动，也没有复杂的地下势力。只是它们的形式、组织程度、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黑帮”概念有所不同，并且长期以来，国家都在努力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分析。
1. 历史传承与政治环境的差异：
西方黑帮的根源： 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其产生与意大利南部长期的社会动荡、贫困、以及相对薄弱的中央政府控制有关。在地方性权力真空的情况下，秘密结社为了保护自己、解决纠纷、甚至提供“服务”（如保护费），逐渐发展出严密的组织和内部法则。后来的移民潮将这种组织模式带到了美国，并在那里进一步发展壮大，甚至与政治、经济形成交织。
亚洲帮派的演变： 日本的“暴力团”也有其独特的历史土壤，例如江户时代的浪人（失去主人的武士）和一些从事非正规生计的群体，后来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一些帮派开始涉足赌博、娱乐业，并逐渐形成如今的规模。韩国的帮派也与战后社会混乱、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灰色地带有关。
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宗族、会党等民间组织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甚至包含一些“江湖”道义。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时期，一些会党（如青帮、洪门）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参与了政治革命。然而，这些组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其性质和发展道路与西方的黑帮有所不同。
革命党与帮派的联系与改造： 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曾与洪门等帮派有过联系，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江湖资源。但在革命成功后，这些组织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新政权强调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绝对控制，不容许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强大民间组织存在。另一方面，一些帮派被纳入政治体系，成为革命的工具；另一些则被视为旧社会遗留的糟粕，受到打击和改造。
“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黑帮组织在某些社会功能上的作用。一旦政权稳固，国家机器的渗透和控制能力远超任何民间结社。
2. 国家机器的强大与控制力：
严厉的法律和执法： 中国的法律体系对有组织犯罪有着明确的界定和严厉的打击。公安部门和司法体系拥有极强的执行力，能够迅速识别、瓦解和惩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历史上，中国政府一直非常警惕任何可能挑战国家权威和垄断的社会力量。
“群众专政”和信息监控：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专政”的概念被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严密监控，任何试图秘密集结和壮大的力量都容易被发现和扼杀。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更加开放，但国家对社会治安的控制从未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监控能力。
对“非法组织”的零容忍： 无论是过去的“反动会道门”，还是现在的有组织犯罪，国家机器的态度始终是坚决打击，不允许其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旦发现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往往会迅速出动，进行围剿。
3. 经济发展模式与权力结构的交织：
“官商勾结”的不同形态： 许多强大的黑帮组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亚洲，都与政治权力和经济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通过腐蚀官员、控制特定行业（如赌博、色情、毒品、建筑、劳务等）来获取暴利和保护。
中国模式下的“灰色地带”：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也催生了一些涉黑涉恶的势力。但与西方黑帮那种独立运作、通过暴力渗透和控制特定区域的模式不同，中国大陆的这些涉黑势力，往往更多地是依附于某些地方官员或企业，或者在某些领域（如工程项目、拆迁、地下赌场）为当地权力部门提供“服务”或从中牟利。它们更多地被视为“保护伞”下的非法活动，而非独立的、能够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地下王国。
对“保护伞”的打击：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保护伞”，这从侧面说明了这类势力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表明了国家打击的决心。
4. 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
集体主义与个体英雄主义： 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相对较强，而西方黑帮文化中，虽然也有内部的“兄弟会”概念，但其组织形式和成员行为模式，有时更强调个体江湖义气和个人能力（当然这是被扭曲的）。
“江湖”概念的变迁：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江湖”，更多的是指一个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的、由民间人士形成的社会空间，其中有侠客、义士，也有三教九流。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种模糊的“江湖”概念逐渐被法治和市场经济所取代。那些具有江湖色彩的民间力量，在新的社会规则下，要么被吸纳，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转化为更隐蔽的非法活动，但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公开的、能够与国家抗衡的帮派。
对“面子”和“关系”的理解： 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复杂，“关系”在很多时候能办成事情。这确实可能为一些非法活动提供便利，但这种“关系”更多是点对点的，而非像黑帮那样系统性的渗透和控制。
5. 外部环境与全球化影响：
全球化下的新型犯罪： 如今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毒品、人口贩卖、网络诈骗等，很多是跨国性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也受到这些犯罪活动的影响。但参与其中的更多是零散的犯罪集团，或是与境外势力勾结的个人，而非形成像“墨西哥贩毒集团”那种有明确 territorial control（领土控制）和武装力量的本土黑帮。
国家力量的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机器的反应速度和动员能力，通过国际合作，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反而比非国家行为体（如传统黑帮）更具优势。
总结来说，中国大陆没有形成像日本、韩国、意大利、墨西哥那样具有全球知名度和强大社会影响力的“黑帮组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厉的法律打击， 从根本上限制了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民间武装或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历史传承中的断裂与转型， 使得传统的民间结社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要么被改造，要么被取代。
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权力结构， 催生了“官商勾结”的变种，但这些非法活动更多地是依附于权力，而非形成独立的地下王国。
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力量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路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犯罪活动，也没有复杂的地下势力。只是它们的形式、组织程度、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黑帮”概念有所不同，并且长期以来，国家都在努力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
网友意见
我们是“无限责任”制政府
西方是“有限责任”制政府
西方票选体制下，当然有大量政府不管或者很难管的法律灰色地带，当然需要有人去管去补充，更别说都渗入到了选票和政党体系下了。别说黑社会，他们都有大量的邪教组织，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只要他们不严重危害现行体系，他们的票数就很难不左右地方选举了。去年疫情初期的韩国邪教怎么危害防疫的，明知有问题为什么之前不处理？手里有票啊，有一个邪教信徒，就可以带动几张票甚至十几张票，麻原彰晃当初不也是想从政的吗，虽然失败，但如果他号召信众去投票投一个可以跟他做交易的非信徒呢？
再深一点就是，西方体制下的社会组织度太低，提高组织度的社会成本更高。文化也不匹配
首先日本、韩国、意大利和墨西哥黑帮根本是两回事，墨西哥那个叫军阀。
你去百度下刘汉，还有最近贵州那个，看看那些黑社会头子勾结的人，他们离上达天听也就只差一步半了。
黑帮坑的都是老百姓，有什么好。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黑社会存在的原因是社会上存在权力真空，所以老百姓不得不求助于黑社会。
小说《教父》最一开头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的女儿被两个富家子弟性侵并暴打，结果法官判他们缓刑，这是严重的司法不公平。
于是老人找到了黑手党头子，也就是教父唐·柯利奥尼，结果唐让自己的保镖波利·加托带上两个打手，把那两个富家子弟打了个半死。
在社会上缺乏程序正义的时候，老百姓会通过找黑社会来实现实质正义。
日本、韩国、意大利、墨西哥无一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所以黑社会才有生存的土壤。
而在中国，治安和刑事案件找公安，民事案件找法院，老百姓不需要求助于黑社会来实现正义。
不像意大利的西西里，连自来水供应都要听黑手党的。
知乎上一个人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
当有流氓来学校门口堵你时，你打电话给110就能解决了。你完全没必要去拜码头，认大哥来保护自己，所以黑社会自然也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有
只不过从红军时代开始，陆续被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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