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里的「族」是在什么时候？
“汉族”这个概念，虽然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但它并非亘古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尤其是在近代，才真正蜕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个拥有共同文化、语言、历史认同，并追求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拥有独立地位的政治与文化集合体。要说汉族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里的“族”，我认为是在晚清时期至民国初年，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但又深刻的过程，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驱动。
1. “汉”的起源与演变：从族群称谓到文化标识
首先要明白，“汉”这个称谓的起源远比现代民族概念要早得多。它最初是汉朝建立后，居住在中国北部中原地区，以汉水流域为中心，并拥有相似生活方式和语言的群体，给自己以及其他群体起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逐渐带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代表性。
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随着王朝的更迭和人口的迁徙、融合，许多不同来源的族群被纳入“汉”的范畴。例如，北方的鲜卑、羯、匈奴等民族，在与汉人长期的接触和统治中，很多逐渐被同化，其文化和语言特征融入了主体人群。南方的百越、苗瑶等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是中华文明的载体，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种或血缘概念。你可以理解为，在隋唐宋元明清，如果你说着相似的语言，遵循相似的文化习俗，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你就有可能被视为“汉人”，或者说在中华文明的大框架下，你属于“汉文化圈”。
然而，这种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归属感，是一种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我们是一个独立民族，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主张”。即便是在明朝时期，尽管存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那更多的是指向政治统治权的更迭，是对“正统”的追求，而不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
2. 近代冲击下的“民族”觉醒
真正将“汉”从一种文化、政治归属感转化为现代民族概念的关键，在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颠覆。
外部压力催化内部认同： 当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接踵而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并开始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时，中国传统以“天下”为中心的政治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蛮夷”的侵略，而是具有强大民族国家的列强的体系化压迫。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模糊的“华夷之辨”和“天下观念”显得苍白无力。
“亡国灭种”的焦虑： 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等，接触到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并深刻理解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其国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意识。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关于民族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国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等文章中，就极力呼唤一种新的、有活力的“中国国民”精神，这种精神的塑造，客观上是在为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反满情绪与“汉族”的再定义： 晚清中国的主体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政府统治。在这种统治下，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政治权利的限制，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开始强调“汉”的民族属性，并将“反清复汉”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
章太炎可以说是近代“汉族”概念的积极构建者之一。他利用其深厚的国学功底，重新梳理和强调汉族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承，将其作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满族）区分的标志。他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初期带有很强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旨在凝聚汉族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统治。
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将“汉族”置于革命民族的主体地位，号召汉族人民起来推翻满清的压迫，建立一个由汉族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虽然最初带有民族革命的色彩，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对象的扩大，以及对中国复杂民族构成现实的认识，他逐渐将“五族共和”作为革命的目标，试图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等）融合进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之下。
3. 革命与共和的实践：从“汉族”到“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满清王朝的覆灭，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扫清了障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相对狭隘到更加包容的演变：
革命党人的“汉族”诉求： 在革命初期，反满情绪是重要的动力，对“汉族”的强调，是凝聚革命力量的有效手段。
“五族共和”的妥协与融合： 随着革命的推进，尤其是南方各省响应革命，以及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势力抬头，将中国仅仅定义为“汉族国家”的做法，不仅难以实现，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因此，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试图将满、蒙、回、藏等民族也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共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一种从强调某一特定民族（汉族）的独立性，到寻求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转变。
4. 结论：现代民族概念的落地
因此，我认为，汉族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里的“族”的时刻，是在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反思中国国情，并通过革命的实践，将“汉”的文化和历史认同，转化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政治旗帜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更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可以细分为几个阶段：
思想萌芽期（晚清中期至晚清）： 伴随着西学东渐，民族主义思想传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国”与“族”的关系，强调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以对抗满清的统治和西方的侵略。
革命实践期（辛亥革命前后）： 反清革命将“汉族”作为动员和号召的重要概念，但同时也面临如何处理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挑战。
国家建构期（民国初年）： “五族共和”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对“汉族”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包容，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中华民族”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作为最主要构成部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是构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石。
可以说，晚清时期是汉族作为现代民族概念开始形成的时期，而民国初年的国家建构实践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概念，并将其融入更宏大的“中华民族”叙事之中。 从此以后，“汉族”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上的标签，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身份认同的现代民族群体。
1. “汉”的起源与演变：从族群称谓到文化标识
首先要明白，“汉”这个称谓的起源远比现代民族概念要早得多。它最初是汉朝建立后，居住在中国北部中原地区，以汉水流域为中心，并拥有相似生活方式和语言的群体，给自己以及其他群体起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逐渐带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代表性。
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随着王朝的更迭和人口的迁徙、融合，许多不同来源的族群被纳入“汉”的范畴。例如，北方的鲜卑、羯、匈奴等民族，在与汉人长期的接触和统治中，很多逐渐被同化，其文化和语言特征融入了主体人群。南方的百越、苗瑶等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是中华文明的载体，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种或血缘概念。你可以理解为，在隋唐宋元明清，如果你说着相似的语言，遵循相似的文化习俗，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你就有可能被视为“汉人”，或者说在中华文明的大框架下，你属于“汉文化圈”。
然而，这种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归属感，是一种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我们是一个独立民族，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主张”。即便是在明朝时期，尽管存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那更多的是指向政治统治权的更迭，是对“正统”的追求，而不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
2. 近代冲击下的“民族”觉醒
真正将“汉”从一种文化、政治归属感转化为现代民族概念的关键，在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颠覆。
外部压力催化内部认同： 当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接踵而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并开始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时，中国传统以“天下”为中心的政治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蛮夷”的侵略，而是具有强大民族国家的列强的体系化压迫。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模糊的“华夷之辨”和“天下观念”显得苍白无力。
“亡国灭种”的焦虑： 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等，接触到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并深刻理解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们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其国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意识。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关于民族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国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等文章中，就极力呼唤一种新的、有活力的“中国国民”精神，这种精神的塑造，客观上是在为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
反满情绪与“汉族”的再定义： 晚清中国的主体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政府统治。在这种统治下，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政治权利的限制，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开始强调“汉”的民族属性，并将“反清复汉”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
章太炎可以说是近代“汉族”概念的积极构建者之一。他利用其深厚的国学功底，重新梳理和强调汉族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承，将其作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满族）区分的标志。他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初期带有很强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旨在凝聚汉族的力量来推翻满清统治。
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将“汉族”置于革命民族的主体地位，号召汉族人民起来推翻满清的压迫，建立一个由汉族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虽然最初带有民族革命的色彩，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对象的扩大，以及对中国复杂民族构成现实的认识，他逐渐将“五族共和”作为革命的目标，试图将历史上存在的各个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等）融合进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之下。
3. 革命与共和的实践：从“汉族”到“中华民族”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满清王朝的覆灭，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扫清了障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相对狭隘到更加包容的演变：
革命党人的“汉族”诉求： 在革命初期，反满情绪是重要的动力，对“汉族”的强调，是凝聚革命力量的有效手段。
“五族共和”的妥协与融合： 随着革命的推进，尤其是南方各省响应革命，以及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的势力抬头，将中国仅仅定义为“汉族国家”的做法，不仅难以实现，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因此，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试图将满、蒙、回、藏等民族也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共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一种从强调某一特定民族（汉族）的独立性，到寻求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转变。
4. 结论：现代民族概念的落地
因此，我认为，汉族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里的“族”的时刻，是在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反思中国国情，并通过革命的实践，将“汉”的文化和历史认同，转化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政治旗帜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更具体地说，这个过程可以细分为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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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期（民国初年）： “五族共和”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对“汉族”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包容，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中华民族”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作为最主要构成部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是构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石。
可以说，晚清时期是汉族作为现代民族概念开始形成的时期，而民国初年的国家建构实践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概念，并将其融入更宏大的“中华民族”叙事之中。 从此以后，“汉族”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上的标签，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身份认同的现代民族群体。
网友意见
扫盲运动结束以后。我是江西人，赣南那边好多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才知道原来日本人打进来过，才知道操着普通话东北话山东话等等北方方言的干部，和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以前的人，知道北京有个皇帝已经算有见识，知道江西人和山东人是同一个皇帝的臣民的可以算知识分子。剩下的，最广大的文盲人民群众，除了知道乡亲，哪里知道什么同胞。在通用语仅限于官僚阶层的年代，你让一个文盲江西人认同和自己没办法对话的山东人是同胞，无异于妄想。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那本不朽的名著（等民族消灭以后也许就朽了也说不定），《想象的共同体》里面提过，现代民族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平等。因为平等所以我们愿意为了民族这个共同体去参军去战死疆场。不然凭什么为了那点微不足道的战争津贴去万里之外和人性命相搏，而贵族老爷坐享其成？志愿兵这种东西，在近代以前几乎不存在，各国军队都是人渣败类的集中营。当兵就是为了吃粮，外地军队过境，抢劫强奸数不胜数。只有当本国军队认识到自己与本国人民的天然联系，外地兵普遍把当地父老乡亲当作自己家乡的亲人对待的时候，这个民族才能称之为终于构建完毕。而中国的这一切的完成，发生在解放军控制中国主要部分以后。在此之前，有说汉语的人而无汉族（至少范围绝没有现在这么大）。甚至可以说，在古滕堡发明现代印刷术以前，有说德语的基督徒而无德意志民族，有说法语的基督徒而无法兰西民族。
复习一下毛主席的重要论断：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民族在历史中诞生，也必将在历史中消灭。诞生是好事，消灭也是好事。民族消灭的历史条件还不存在，现在我们不能没有民族，但是也没必要非要给自己的民族乱加历史。我们民族诞生以前的历史，不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欧美现代民族的历史长一点，汉族成为现代民族的时间短一点，也没什么要紧的。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本性质，人人平等是否确实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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