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之类的想法在现实中是没有必要实行的吗？
首先，咱们得弄明白廉租房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给谁“低人一等”的特殊待遇，而是国家或者政府为了解决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问题而提供的住房保障。这个“基本”二字，可不是说得低就低，它至少要满足最起码的生存和生活尊严。
现在你跟我说“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那这“基本”的标准一下就被拉低到什么水平了？咱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小区里，普通商品房都有独立卫浴，而廉租房区的住户却得共用厕所，那是个什么情景？
第一，卫生问题。多人共用一个厕所，卫生隐患自然就大了去了。无论是日常的清洁维护，还是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都会大大增加。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或者身体不好的人来说，这种集体使用的方式，健康风险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得更健康、更安全吗？
第二，隐私和尊严。厕所，说白了，是个人非常私密的空间。即便是在拥挤的公共场合，我们也会尽量保障厕所的私密性。对于居住在廉租房的家庭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生活上的各种压力，但他们依然是社会的一份子，依然有自己的隐私需求和尊严。强行剥夺这种最基本的私密空间，是对人性的不尊重，也容易滋生矛盾。想想看，一家人每天为了上厕所还得排队，还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日子得多憋屈？
第三，社会公平和歧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无异于公开地把廉租房的居住者“标签化”，而且是负面标签。好像在说：“你们因为穷，所以连基本的独立卫生间都不配拥有。” 这与我们倡导的社会公平、人人平等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长此以往，只会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和对立，而不是促进和谐。
第四，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就算我们强行推行这种政策，谁来负责公共厕所的维护？清洁频率如何保证？如果有人故意破坏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与其花心思去设计这种“剥夺式”的居住条件，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廉租房的建设标准和管理水平上，让更多人真正享受到居住的便利和舒适。
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虽然给每个房间都配独立厕所会增加一些初始建设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带来的好处可能远大于这点成本。比如，减少了因卫生问题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虽然这是间接的），提高了居住者的生活满意度和社区的稳定性，甚至可能间接促进了当地的消费和发展。
更关键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一种“懒政”或者“简化问题”的思维。把复杂的问题归结为“廉租房就不该有”，而不是去思考“如何更好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提升整体的住房供给能力和质量，而不是通过降低标准来“节约”。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类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的想法，在现实中不仅是“没必要实行”，更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想法。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也忽视了实际操作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体面、安全、有尊严的生活，而住房，作为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更不应该成为践踏这些原则的借口。
网友意见
谁说没有必要实行？只要有贫富差距，穷人和富人对商品的需求就是不同的。如果不正视这个现实，不允许商品质量和价格都拉开差距，要么穷人买不起商品，要么富人占据全部商品，穷人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资本主义的案例你可能不服，我给你举社会主义的例子。上海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居住区。1952年曹杨新村建好了第一栋样板房，请工人代表去看，几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提意见，说错就错在建的太好了，标准太高了，主动要求缩小面积，要求每层的（公用）卫生间再简陋一点，公共厨房的服务户数可以更多一点。
这些工人代表的理由很简单——降低标准才能让更多的穷困工人分到房子，眼下大多数产业工人还住窝棚呢，过高的居住标准对住不上的人有什么意义？按照工人的意见，曹杨新村第一批住房分层设置公用洗手间和公用厨房，而且缩小了户型面积，大大压缩了建筑成本。
再来一个国外的成功案例：
好医生多出国 非洲穷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庸医托拉这样的医务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专门学过医，并在学成之后从事医生的工作，实际上却都不是合格的医生，称他们为“庸医”也许不算过分。实际上，他们被称为辅助医务工作者或者“替代医生”，许多国际医疗专家认为，正是这些“不合格的医生”解决了像非洲穷国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合格医生大多去了西方国家以及稍富裕的非洲国家淘金，国内则医生急缺。
在莫桑比克，这样的“医生”已经是手术室里的骨干，他们像取得合格凭证的医生一样，用手术刀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在马拉维，他们已成了紧急剖腹产手术的主要人员。
然而，这些计划却遭到一些人反对，他们质疑培训的效果，认为培训太过简单和匆忙，学员不能担当治病救人的重要责任，对于这种培训“粗制滥造的替代品”，当地有影响力的外科医师和产科医师往往表示反对。
但是，几项严格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辅助医务工作者提供的医疗服务还不错。这一事实得到国际医疗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如果非洲想战胜流行性疾病，就必须扩大培训人数，加快培养出更多的“替代医生”。相对于培养合格医生，这些国家的“替代医生”作用明显：培训“替代医生”所需的费用低；他们执业后收取的费用比有正式执照的医生收费低；他们愿意到贫穷的农村工作，不会有太多人为了高薪而很快离开他们的国家。虽然如此，单单依靠他们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缺医的问题，他们当中也越来越多人被私人医疗机构的高薪所吸引，离开公共医疗体系。
马拉维的辅助医务人员被称为临床工作人员（临床员），与该国公共医疗体系的从业医生的比率已达３比１。他们不但是急诊助产治疗的中坚，也是防治艾滋病的骨干。临床员的工作能力被普遍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能留在国内。“如果你只是个临床员，离开马拉维你还能干什么呢？如果你是医生，离开马拉维，你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马拉维卫生部高级顾问欧卡罗这样说。正因如此，马拉维更支持培养“替代医生”。
埃塞俄比亚“替代医生”受高薪诱惑也想逃离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在这里，类似的辅助医务工作者被称为卫生员。该国农村人口庞大，国家虽然每年出钱培训１５０名公职医生，但其中２/３都不按要求到公共医院工作。由于每个月的薪水只有２３６美元，大多医生都愿去西方国家或者相对富裕的非洲国家淘金，最坏的情况也都能到私立医院发财。埃国内急缺医生，但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埃塞俄比亚籍医生却有４００多个。埃国卫生部规划部主任阿兹内说：“我们不打算再去期待培养外科医师，他们就像沙子里的金末，你根本找不着。”但是，卫生员一般不会轻易退出公共医疗系统，他们的数量已由１９９６年的３０人上升到了２００２年的近５００人。
埃塞俄比亚正积极推进卫生员培训计划，以缓解妇产医生急缺。这些卫生员虽不能治疗大病，但却能让分娩有困难的妇女得到及时救助，避免失血过多、感染恶疾或产瘘症。
“生命平等”、“人人有权享受高质量医疗”这种话很好听，也符合政治正确，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意义。因为医疗必然要花钱，医生药品器械病房都要用钱来买，所以医疗服务要么市场定价，允许富人占用大多数医疗资源，要么就得排越来越长的队，做个检查等几个月，大家都慢慢耗死。然后富人用强劲的购买力支持私立医院，挖走大多数好医生，让医疗服务回到市场价。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如果雇不起好医生，用不起高质量的药物，是愿意廉价雇一个差医生，用有风险的药物来看病的，总比一场小病就等死好得多。所以，这些非洲国家的做法是对的，为穷人培养低成本的差医生，反而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当年的赤脚医生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80-90年代许多赤脚村医被禁止行医，实际上是降低了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
回到廉租房的问题，居住需求和医疗遵循同样的规律。穷人首先需要遮风避雨，富人才需要享受生活。如果强行规定一个较高的技术标准，势必有人住不上房子，住不起房子，更别说富人用各种手段来抢占补贴了。所以我赞同最低标准的廉租房不设厕所。
当然，我觉得厕所倒不一定是绝对标准，但必须承认穷人无力和富人享受同一标准服务这个现实。如果你希望穷人过的更好，就必须承认穷人的住宅标准可以更低。哪怕将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应该从一次分配上下手，力求减少贫富差距，而不是强行规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在面子上塑造虚伪的“平等”。那种逐本求末的政治正确在几千年前就被孔子骂惨了：
乡愿，德之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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