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军训时受到严苛的训练,结束时很多人却抱着教官痛哭流涕,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回答
军训期间,学生们通常会经历严苛的体能训练、队列练习、纪律要求以及高强度的作息安排。这些训练旨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可能会感到疲惫、压力巨大,甚至产生挫败感。

然而,在军训结束时,一些学生却会表现出对教官依依不舍甚至痛哭流涕的情绪。这种现象是否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辨析。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人质或受害者对绑架者或施虐者产生情感依赖、同情甚至保护心理的现象。其核心特征包括:

受害者对施虐者产生积极情感: 例如喜爱、同情、感激。
受害者对执法人员或解救者产生消极情感: 例如怀疑、敌对、不信任。
施虐者对受害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善意”或“不伤害”的意图: 即使这种“善意”是有限的或表演性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军训中的情况是否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特征:

1. 训练的“严苛”性质:

军训的“严苛”训练,如体能消耗、纪律约束、高压管理,确实可能让学生感到不适。
然而,与绑架、囚禁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生场景不同,军训的目的是教育和培养,而非恶意剥夺自由和生命。教官的目的是训练,而不是伤害或奴役。
虽然训练强度大,但通常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并且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和时间限制。学生们知道军训有结束的时候,并且通常会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中。

2. 教官的角色:

在军训中,教官的职责是军事训练和纪律管理。他们通常以严格、甚至有时严厉的形象出现,以达到训练效果。
但是,教官的“严厉”更多体现在对规则的执行和对学员表现的要求上,而不是对学员个体进行人身攻击或恶意虐待。大多数教官也会在训练之余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鼓励。
与绑架者不同,教官并非完全控制学生的生死存亡,他们也没有直接剥夺学生的自由(学生是在规定范围内活动,并且有离开的权利,尽管在训练期间受到限制)。

3. 学生的情感表现(痛哭流涕):

学生在军训结束时对教官的依依不舍,甚至痛哭流涕,这背后可能存在多种复杂的情感因素,而不仅仅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情感宣泄与释放: 经过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学生们的情绪可能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军训结束意味着这种压力和疲惫的结束,这种解脱感可能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哭泣。
共同经历的纽带: 在共同经历艰苦训练的过程中,学生之间会产生深厚的战友情和集体认同感。教官作为这个集体中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成为了这种集体情感的载体。学生可能是在怀念这段共同的经历,以及与教官建立起的某种特殊关系。
感激与认可: 尽管训练严苛,但学生们也可能认识到教官的付出和努力,以及通过训练所获得的成长和进步。这种成长和进步,学生可能会归因于教官的指导和严厉的管教,从而产生感激之情。
对规则的适应与理解: 军训是对学生社会规则和适应能力的训练。在严苛的环境下,学生学会了服从、遵守纪律,并且可能在这种模式下找到了一种安全感和秩序感。军训的结束,意味着这种模式的改变,可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或失落感。
情感寄托与认同: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教官可能是学生们接触到的主要成人权威。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教官可能成为了他们情感上的一种寄托,他们可能在教官身上看到了某种理想化的形象,或者通过教官的评价来获得自我认同。
对“强度”的“意外”反馈: 有时候,人们在极端压力下,一旦压力解除,反而会涌现出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哭泣可以是一种对过去“苦难”的回顾和释放,同时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告别。
心理机制的类比而非真实复制: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军训期间学生表现出的情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类比”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些表面特征(例如对权威的依赖和情感依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核心在于“被害者”对“施虐者”产生的非理性情感依赖,以求在生存上获得保障。而军训的性质和目标与此有本质区别。

总结与辨析:

军训结束时学生对教官痛哭流涕的现象,更倾向于是一种复杂情感的宣泄和释放,是共同经历、感激、依恋以及对过去一段时间生活模式的告别,而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关键区别在于:

根本动机: 军训的目的是教育和成长,教官的“严苛”是为了达到训练目标,而非恶意控制或伤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则发生在被剥夺自由、生命受到威胁的极端被动境遇下,受害者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情感扭曲。
威胁程度: 军训中的“严苛”并未达到危及生命安全的程度,学生在整体上仍然拥有自主权和安全感。
情感的来源: 学生对教官的情感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集体经历、教官的引导作用以及自身成长上的认可,是一种积极的、感激的依恋;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情感则是一种在极端压力下的心理防御机制,是对施虐者的依赖以求生存。

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两者都可能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强烈情感依恋,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发生环境和根本原因有着本质的区别。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会过度简化了学生们复杂的情感体验,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医学或心理学诊断。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下,因长期集体生活、高强度训练和权威引导而产生的情感共鸣和告别仪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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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米兰昆德拉描述的“媚俗”。

米兰昆德拉的“媚俗”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举例说,草坪上有一群孩子在大笑着奔跑,人们正常的反映当然是觉得感动,觉得温馨等等。但一个人可不可以面对这样的场面无动于衷,或者感到厌恶?米兰昆德拉认为,当然是可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会觉得,面对这样的场面无动于衷的人是冷血的,至少是不正常的,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看成那个不正常的人,于是,看到小孩和草坪的场景就会表现出感动、温馨的反应,以求得那种融入人类集体的安全感。久而久之,这种反映成了一种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条件反射,反而遮蔽了我们正常的心理感受。

这样的场景在生活中有很多。亲人去世,你应当悲伤,朋友离别,也应当悲伤,恋人出轨,你应当愤怒,这种情感和对应的场景,早就通过各种方式,固化在我们脑海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遮蔽了我们的真实感受。

为什么面对军训结束这样的场景,流泪是很多人的反应方式?

对大多数人来说,军训就是吃苦,但这种吃苦是没有意义的,是被校方强制参与的。但人们对这种价值的虚无是恐惧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白白受苦,那样的打击太大了,并且这容易激起人们反抗的欲望,但反抗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打击。

为了消解这种恐惧,人们回望自己经历的没有价值的苦难的时候,总是试图用一种感动的方式,来为这段苦难赋予一种崇高感,借此来安慰自我,逃避价值的虚无,消解自己反抗的欲望。

例如,很多知青的青春历经了本不应该经历的磨难,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宣称——“青春无悔”。同样很多有过军旅生涯的人也经常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你见过读大学出来的人说过类似的话么?当人们有必要宣称某段经历“无悔”的时候,至少说明这段经历有让人后悔的理由。

这种面对苦难的方式,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种一回望苦难就开始自我感动的场面,渐渐的符号化了、模式化了。人们遇见这样的场面,已经不用思考,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便是。并且这种情感反应,如同洪水一般,完全淹没了那些对苦难表示憎恨,表示愤怒、甚至表示反抗的那一部分人的情感。

大家回想一下,当军训结束,大家都在用眼泪为过去的这段时光赋予意义,你不参与,你就是异类。大家都在为集体的解散感到悲伤,你不悲伤,你就是冷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流泪,是不是有一种被集体抛弃的恐惧感?而你参与了,就获得了一种融入集体的安全感。当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场面,不经过自身的思考,而让自己随着群体的感情的洪流而去,这就是媚俗。

所以,孩子,淡定,你和教官仍然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大家都逢场作戏,结果都入戏了,就这么回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媚俗”在军营文化里最为盛行。因为军队特别需要士兵团结一致,并且在必要时献出生命,因此常常需要在军队营造出一种奉献生命的崇高感、士兵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而运用“媚俗”就是最常用的宣传方式,比如官方组织誓师大会、送退伍战友等等重大场面,都有助于唤起官方需要的情感。所以,你在军训结束时产生这样的疑问,并不是巧合。

现实生活中大规模媚俗的场面还有很多,比如升旗仪式,阅兵式、婚礼,情人节的玫瑰、母亲节的康乃馨,钓鱼岛事件后上街的爱国游行,衡水中学恐怖的高考誓师大会等等。

米兰昆德拉并不是要反对感情的流露,更不是反对感情本身。他反对的是那种在大众中高度符号化的情感反应,因为这遮蔽甚至扭曲了人的真正情感,甚至形成了一种情感暴力,对个人进行绑架、利用。母亲节的创始人 安娜.贾维斯的后半生都在呼吁取缔母亲节,因为她发现,母亲节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了,很多人靠卖康乃馨发了大财。另外,知乎上的男同胞,有没有一到情人节就抓狂的感受?很多人一定有吧。

独立和自由是属于勇敢者的。唯有那些敢于把自己解剖的血淋淋的给自己看的人,才能获得独立和自由。那些廉价的眼泪,易得的感动,只是弱者证明自己活过的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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