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纽约、伦敦之类的大城市没有户口制度也没有被挤爆,而北京却需要?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涉及到历史、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分配以及政治体制等多个层面。纽约、伦敦这类大城市之所以没有实行北京式的户口制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受大量人口涌入,而北京却面临“挤爆”的压力并需要户口制度来管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 形成、发展模式、资源承载能力、社会结构以及管理理念 上的巨大差异。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这些原因:

一、 历史形成与发展模式的差异

1. 纽约和伦敦:自由主义与市场驱动下的有机生长

历史悠久,天然的移民港: 纽约和伦敦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其发展本身就是一部移民史。从建城之初,它们就扮演着重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的角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寻找机遇。这种移民文化根深蒂固,是城市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就业导向: 这两个城市的经济高度发达,产业结构多元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服务业、金融、科技等领域。人们来到这些城市,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而不是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特定福利或社会资源。
土地私有制与分散的居住模式: 市场经济下的土地私有制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多元化。虽然存在高昂的房价,但人们可以通过租赁、购买不同大小和位置的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居住权与户籍身份没有直接挂钩,只要能支付租金或购买房屋,就可以在此居住。
全球人才吸引与竞争力: 作为全球顶尖的金融、文化、政治中心,它们需要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来维持其国际竞争力。过于严苛的迁入制度会阻碍人才的流入,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较强的资源分散与服务供给能力: 尽管人口密度高,但其基础设施(交通、水电、通讯)、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的建设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市场化运作和区域分散的原则。例如,教育资源相对市场化(私立学校、学区房的概念),医疗体系也有私人医疗的选择。

2. 北京:计划经济的遗产与转型期的挑战

计划经济的烙印与户籍制度的起源: 中国的户籍制度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那个时代,国家统一调配资源(粮食、住房、工作、教育、医疗),为了有效管理和服务人口,将居民与户籍所在地紧密绑定是一种效率化的管理方式。一旦脱离了户籍所在地,个人就难以获得计划经济下的基本保障和福利。
政治中心与资源高度集中: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承载了大量的中央机关、国有企业总部、顶级教育和医疗资源。这些优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为了强化首都功能而倾斜配置的。
“单位制”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提供了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福利。人们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基本围绕着单位展开。虽然单位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瓦解,但其影响仍未完全消失,与户籍制度的联系依然存在。
快速的城市化与人口爆炸: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作为首都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和人才涌入,希望在这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人口流入的速度和规模,在短时间内远远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的承载能力。
户籍制度成为资源分配的工具: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原有的福利和资源分配机制并未完全市场化,而是与户籍制度挂钩。例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学区房)、户籍人口的医疗保险、购房资格、甚至某些就业机会都与北京户籍紧密相关。这使得北京户籍成为一种稀缺的、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资源,从而吸引了更多人渴望获得。

二、 资源承载能力与管理方式的差异

1. 纽约和伦敦:分散化、市场化、高效率的资源配置

基础设施的弹性和冗余: 作为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通常有较高的前瞻性和建设标准,具备一定的弹性,能够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例如,发达的地铁系统、高效的交通管理、分散式的能源供应网络等。
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多元化: 大部分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部门参与,形成多元化的供给体系。人们可以选择市场化的服务,减轻了政府的直接负担。例如,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的存在,以及租赁市场的高度发达。
“软性”管理与自治: 尽管有城市管理部门,但整体上更倾向于市场化的调节和社区自治,而非高度集权式的行政指令。人口迁入更多是基于经济和生活选择,而非直接的国家资源分配。

2. 北京:资源集中与配套滞后

公共资源配给的压力: 由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等核心资源的高度集中,外来人口的涌入对北京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对人口规模进行有效控制,现有资源将迅速枯竭,服务质量将大幅下降。
户籍制度作为“筛选器”: 在资源尚未完全市场化和充分供给的情况下,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筛选器”的作用。它限制了非户籍人口在特定公共资源上的享有权,以此来缓解因人口过快增长而带来的资源分配矛盾。
对基础设施的冲击: 短期内的大量人口涌入,会对北京的交通、住房、环境等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压力,例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问题。

三、 社会结构与流动性的差异

1. 纽约和伦敦:高度开放的社会流动性

基于能力的社会评价体系: 在这些城市,个人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能力、职业技能和经济贡献上,而非特定的身份标签。只要你具备能力并能找到工作,就能在这里生存和发展。
移民文化与多元包容: 移民是这些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之一。社会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加包容,更容易形成多元化的社群。
相对自由的居住选择: 居住权与户籍不挂钩,只要支付得起租金或房款,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居住地。

2. 北京:身份与资源的关联

户籍与福利的强绑定: 如前所述,北京户籍与一系列稀缺的公共资源和福利紧密挂钩,使得户籍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身份资本”。
“虹吸效应”与“被挤出”: 北京对全国人才和劳动力的“虹吸效应”是巨大的,但其户籍制度和有限的资源供给,使得一部分期望在此落户和扎根的人感到“被挤出”,无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社会资源。
社会管理的需求: 对于一个庞大而快速变化的城市来说,有效的社会管理是必需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政府掌握人口信息,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公共服务分配等。

总结:根本原因在于转型期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总而言之,纽约、伦敦等城市没有实行北京式的户口制度,并且能够相对“容纳”更多人口,根本原因在于它们:

市场化程度高,资源配置效率高,服务供给多元化。
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高度开放的移民文化和基于能力的社会评价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划更具前瞻性和弹性。
其发展目标是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保持国际竞争力。

而北京之所以需要户口制度来管理人口,是因为它:

具有计划经济的遗产,户籍制度与资源分配紧密关联。
作为首都,资源高度集中,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巨大压力。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入速度与配套服务能力存在错配。
户籍制度成为一种在资源有限情况下进行调控和分配的工具。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 发展阶段、经济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社会管理理念 上的根本性差异。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也在探索更加精细化、市场化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供给模式,但要完全达到纽约、伦敦的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持续的改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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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纽约的核心区,也都很拥挤的,比如纽约的曼哈顿,房价奇高。

但是除了这些拥挤的地区,纽约伦敦还有很多的发达的周边城区,承载了大量的人口。

相反,北京和香港这类城市,出了核心区就是农田和旷野,城市的土地供应及建设是被政府垄断和控制的,一边是建成市区已经被挤爆了,一边是一副乡村田园景象,冰火两重天。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政策问题,北京和香港都严格限制了城区的扩展,每年供应土地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不断涌入的人口的需要。

举例,北京虽然比纽约人口还要多,但是真正的建成市区面积只有纽约的1/2左右。东京首都圈人口超过3700万,占了日本人口的29%,但是依然没有挤爆,因为东京建成市区面积差不多是北京的3倍。

虽然北京辖区面积达到了1.6万平方公里,平原面积也有7000平方公里。但是真正的建成区面积仅为2000平方公里左右,还有大量的城市面积处于未开放状态,种着各种农作物。

而且北京流入人口在不断增多,但是政府并没有同步扩建城市的意思,反而提出要压控人口流入。

同样是特大城市,深圳辖区面积只有北京的零头不到,但是大城市病并没有比北京更严重,也没有限制人口流入,因为深圳土地开发率超过50%,实际市区面积不比北京小多少。

香港土地开发率只有30%不到,仍然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供发展,但是香港政府以保护环境为借口,严格限制住宅土地入市,导致香港房价居高不下。实际上香港年轻人已经对未来绝望。

比起香港,北京的土地开发率更只有15%左右,政府同样严格限制土地供应,理由是“保护耕地”、“水源不足”、“需要纾解非首都功能”等。

英国约有14%的人口居住在伦敦,而中国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北京。10%的俄国人口居住在莫斯科,18%的人口居住在法国首都巴黎。

重庆同样是人口特大城市,但是重庆房价前几年始终控制的很好,其根本原因是黄市长为了绕过“耕地保护”这个政策,实行的地票制度,这个政策就是当城市土地紧缺,价格升高的时候,就增加土地供应,同时在农村采用耕地置换,把城市扩张占用的耕地,在农村进行补偿,以解决“耕地保护”这个法律问题,同时保证城市发展能适应需求。

这是当前政策环境下很聪明的做法,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城市周边土地寸土寸金,但是农村土地不值钱,很多耕地甚至都抛荒了。为何一定要在土地稀缺的大城市周围坚持种苞米?原理何在?

之前有个人东京市区租个空地种稻米成了新闻,但是殊不知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城市周边到处都是。

其实北京太大了,辖区面积比日本首都圈还大3000平方公里。人人住别墅都不是问题。我们计算下,北京按2500万人计算,如果人人住小洋楼需要2500万*30/0.5%= 1500平方公里。这个住宅区也只是1/10不到的北京辖区面积。完全可以像日报东京一样让多数家庭住house,但是实际上北京现在绝大部分土地还是处于农村状态,哪怕市区已经挤破了头。

回答本题:为何北京需要户口,而纽约、伦敦不需要?恐怕根本原因还是谁拥有城市的问题?

城市管理者是为市民服务的,就像是物业管理,没有驱逐住客的权力。所以伦敦、纽约没有发放户口的权利,因为只是服务者,唯一要做的就是满足市民的需求。但是如果物业无需对住客负责,可以随便驱逐住客,说明物业管理拥有物业,而不是住客。就像城市管理者拥有城市,而不是市民拥有城市一样——你想明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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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3个有意思的问题,欢迎各位进行留言讨论:
1. 既要保证城市(群)的集聚规模效应,又要平衡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区域规划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是否能真的实现?
2. 万恶的户籍政策,是否有我们忽略的优点或成效?


“为什么纽约、伦敦之类的大城市没有户口制度也没有被挤爆?而北京却需要?”
看了答主的问题,我尝试以城市规划的角度分解您的问题:


1.北京是否容纳过多人口,如何比较,为什么造成了拥挤感?
2.中国人口流动中,哪些因素影响了人口的集聚与分散?
3.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如何解释北京的人口集聚为何这样的强?

先说综合答案,详细论述(基本知识)紧随其后。


综合答案:

利用常见的人口密度指标可以发现,北京人口密度远高于纽约、伦敦等城市,位居世界前列。由于北京城市规划结构合理性欠缺、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原因导致北京自身无法匹配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使得市民普遍感到拥挤。


虽然户籍制度,能同时在经济、文化、政治多方面对人口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是中国特有,世界“领先”的人口政策。但其本质依然只是一种迁移障碍。与纽约、伦敦的高房价(经济障碍)、快节奏(文化障碍)、对非法劳工的限制(政治障碍)就类别而言并无区别。


尽管采用了户籍制度,北京却依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控制人口”(阻止迁移)的效果。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过大,使得北京等城市(群)对人口拥有其它区域无法比拟的吸引力,造成人口不断集聚于北京等城市。


详细论述:


1.北京是否容纳过多人口,如何比较,为什么造成了拥挤感?


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人口密度进行比较,人口密度是衡量城市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Alain Bertaud在2003年曾经对世界48个主要城市的人口密度进行比较(用的是2000年数据,缺失东京,可惜),虽然是15年前的数据,但考虑到我国城镇化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该表还是很有参考意义。

可以发现,就平均人口密度而言,早在2000年,北京就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并不代表人口密度大,就一定会产生拥挤。丁成日教授(2008)曾在他的书中详细论述过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大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有几个重要观点,可以与大家讨论:
(1)从上表可以发现,亚洲城市普遍高于欧洲城市,而欧洲城市又高于北美城市,但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市场、法规、历史文化等等。
(2)一个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与低,并不能简简单单靠数值表现。需要从是否能与地产价格一致,能否让土地、资本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是否能有匹配的基础设施供给等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3)中国城市的主要问题是无序和拥挤(可以看出,丁教授认为拥挤和高密度并没有直接联系)。

在此,我们可以把北京与香港、深圳进行一个对比,根据2014年数据,香港、深圳人口密度均在北京之上(来源深圳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7785人 成全国最拥挤城市)。但是对于生活经历丰富的知友们,应该都会同意北京的拥挤感普遍强于另外两个城市。若从世界范围进行比较,可以看看海对面的东京。

其中,两个可以探讨的思路,则是北京的公共服务能力无法匹配自己的人口密度城市规划结构加重了既有城市问题。这两个问题论证比较困难,又会写很长的答案,请他人作答或请允许我跳过,假定我已经论证过了。


所以,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总结是:北京人口密度较高,位居世界前列。由于北京城市规划结构合理性有所欠缺公共服务能力无法匹配自己的人口密度,造成了拥挤感。



2.中国人口流动中,哪些因素影响了人口的集聚与分散?


无论在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等一系列,凡是只要和人有关系的学科,人口迁移(migration)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户籍造成的),很多时候,整个世界在研究中国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nts)时,会采用了流动人口/外来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称呼。但这并不阻碍我国流动人口迁移符合基本的人口流动规律。

李强教授(2003)认为尽管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视角, 如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需理论(supply-demand theory)、同化理论(assimilationism)等,但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可以追溯到1889年E.G. Raven-stein对人口流动的论述中,是一个弥久而坚的理论。因家境不佳决定迁移的情况,被称为推力因素(push factors),这些因素包括缺少就业机会、失业、贫穷、战争、饥饿等各种影响。而预想中迁移目的地的吸引力,则称为拉力因素(pull factors),包括被认为存在于新地点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属性,如安全、食物、就业机会、气候、低税率、更好更宽敞的住房等等。

资料来源:Google图片中的台湾高一下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的迁移,往往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大量的实证中,经济因素比起其他任何单个动机(如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政治危机等)对人口流动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在中国同样适用。(具体实证请查阅相关论文,该结论基本没有争议)


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总结是:借助人口流动的经典“推拉理论”进行分析,中国人口流动是由不能留住人的推力因素和富有吸引力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左右了人口的集聚和分散。



3.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户籍制度是回答中国流动人口相关问题中无法回避的要点。但是,细想之下才发现,越“常识”的答案,越是难以“清晰”阐述。我尝试选取某个角度进行来回答。

从人口流动的理论来看,户籍制度本质就是迁移障碍。一般而言,迁移障碍(Arthur Getis,2008)可以分为:

1. 天然障碍:如海洋、山峦、沙漠等等。虽然伴随着现代交通状况的改善,旅行更加容易、方便。也还是有地方存在这样的迁移困难,如我国的偏远山区。

2. 经济障碍:包括在迁移地建立住所的费用、迁移本身的费用等等。各位“远道而来”的知友在城市很多花销都可以算作经济障碍。

3. 文化障碍:一般而言,人们都对自己的国家、文化群体、家庭有着较强的依赖,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迁移。人们很有可能会因为文化的不同,拒绝迁移。想想看各位都不太愿意居住在本地少数族裔聚集区附近,就能理解了。

4. 政治障碍:通常指国家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现在各国的移民准入制度、朝鲜38线上的封锁都可以算作政治障碍。

图片来源:胡冲宇,2011.。
(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几个因素均是进行流动人口与户籍制度分析中的组成重点)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户籍制度究竟算什么样的障碍呢?如果按上面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除了天然障碍挨不上外,基本符合其它几大类型障碍的描述。
从文化上看,户籍制度至少通过划分出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乡村和中国城市两种不同文化属性(此条有争议,硬写的);从经济上看,户籍制度牵涉教育(能不能上学、去哪里上学)、住房(给不给买、能不能贷款)、医疗(能否医保)等民生等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从政治上看,户籍制度通过控制个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林浩,2013),成为我国纵贯古今的重要制度。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个具有综合干涉能力、中国特有的、具有强大行政属性的迁移障碍,能极大的影响流动人口迁移选择。


所以,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总结是:中国户籍制度本质是一种迁移障碍,由于它能同时对经济、文化、政治多方面造成影响,成为中国特有的、干涉能力强、行政属性高的综合性障碍。



4.如何解释北京的人口集聚为何这样的强?

考虑北京为何集聚效应如此明显,学界做过很多探讨,包括北京的城市形态、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各个区域发展之间差异过大,不仅北京,包括其他一二线城市拥有极强的吸引力,所以拥有了极强的人口聚集能力。


楼上楼下很多答案都呼应了这个观点,如:
北京有钱、有资源;
中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或者很少);
城乡差别太大,城里如何如何,乡下如何如何;
·········

以上都对,但也没有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个人认为一个较为全面的、核心的、正式的说法是: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的30年中,由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区域间的配置与流动状况不同,造成了区域之间发展差异过大。而这一情况又进一步强化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某些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或某些城市(北京)产生了极强的集聚效应。


为什么不进一步解释?

太复杂,请把它当做一个公论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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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制度制约的是“户籍”人口而不是任意的外来人口,大量在知乎人视野外的农民工、非码农同样聚集在大城市里,他们住在这个城市偏僻的角落或者地下室里,把青春挥洒在这里,等赚够了钱或赚不动钱了,就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娃

收容遣送制度早已废除,住宿需要单位开介绍信的时代也已过去,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来阻拦他们来到大城市,现在的人口规模是主要由经济力量形成的结果

所以问题不成立

那么,户口的意义在哪里?在于阻止非户籍人口享受一些更“隐性”的资源,比如说体制内的工作机会,比如说较好的基础教育以及更高的高考录取率,还有医保、养老等社会福利,所以,他们可以来大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大城市落地生根

与之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

房价,剥削的是“有可能在大城市落户”的中产,房价即使不高涨,他们靠打工获得的收入也不可能买得起房

农村,他们如果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回家还有承包的农地,不会无家可归,在城市中形成顽固不化的贫民窟

城市化是一个大话题,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提问时要尽可能往小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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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假设有问题,逻辑也有问题。

按欧洲大多数城市标准,伦敦已经被挤爆了:英国总共6451万人,伦敦人口就超过860万,占比超过13%.全国超过1/8的人口聚集在首都周围,这很惊人。

要是北京达到这个占比,你猜容纳多少人?超过1.76亿。北京吸纳1.76亿人,吓死你。

户口问题是历史问题,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就有户口制度。户口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很小,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核心因素是资源集中程度。

资源集中,所以吸引人口。只要资源集中,不管东京还是北京,伦敦还是上海,人口就会竞相涌入。别问为什么,因为人口就是随资源迁移。

资源包含而不限于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文化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资本资源、人才资源。

没有户口制度,北京上海深圳还是会聚集大量人口,贵州广西重庆山区的人还是往外跑。这不是中国特色,趋利避害,日本韩国美国人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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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的目的就是方便管理。怎么个方便法呢?榨取同样是同胞但没户口的外地人,却不给他们应有的福利和待遇。

简而言之,为城市耗费青春,别想得到半点回报。除非你打得过房价。


西方城市其实也有城市病。但由于没有中国式户籍制度,市场就会自动调节人口。住不起就自动搬走。

如果我们把北京和伦敦比作公交车公司就可以简单得了解它们的不同:

北京:

我们只有五辆公交车,却来了五千名乘客!要严防乘客上车!必须保证每个乘客都有座!但为了卖票,要出售站票而且价格要更高!

于是五千人挤五辆公交车,还额外花了钱。

伦敦:

竟然有五千乘客!一定要扩大生产规模,购入更多公交车并雇佣更多司机。另外票价要涨,这样自然会有一部分人不坐车了。

于是四千人座八十辆公交车,略挤,但票价一视同仁,且比前者宽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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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父》系列电影中,柯里昂家族在纽约的生意和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故,这促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向外扩张,甚至最终将重心转移到内华达州。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并非一朝一夕促成。首先,纽约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维托·柯里昂(Marlon Brando 饰)遭受枪击,巴尔扎尼兄弟和索洛佐等敌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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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纽约大董的倒闭,这事儿可不是一两天的事,也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咱们得从头捋一捋,里面门道儿可不少。首先,最直观的,那得是高昂的运营成本。你想啊,纽约那是寸土寸金的地方,租金贵得离谱。大董选址在曼哈顿的核心区域,本身就是个烧钱的决定。再加上纽约的人工成本、食材成本,各种税费,这些加起来就是一笔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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