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
首先，我们得明白这个“决议草案”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要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需要15个理事国中至少9票赞成，并且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不能投反对票。如果一个草案获得了足够的赞成票，并且没有被常任理事国否决，那么它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在某个特定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或者至少是表述了普遍的意愿。
那么，如何评价联合国就叙利亚问题通过政治解决决议草案呢？这需要从几个层面来看：
1. 象征意义与政治信号：
国际社会仍有行动的意愿： 尽管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多年，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但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的决议，至少表明国际社会并没有完全放弃，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找到出路。这对于那些在战火中饱受煎熬的叙利亚人民来说，可能是一种微弱的希望。
对所有相关方施加压力： 决议的通过，无论内容如何，都是一种政治信号，旨在向叙利亚政府、反对派以及支持它们的外部势力传递信息：国际社会希望战争结束，希望政治进程启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各方的决策考量，即使不是决定性的。
联合国角色的维系： 在叙利亚问题上，联合国一直试图扮演斡旋者的角色，但由于安理会的“否决权”机制，常常陷入僵局。每一次能够通过某种形式的决议，都意味着联合国这个平台的作用仍在，尽管其影响力可能受到限制。
2. 决议内容的现实性与有效性：
“政治解决”本身的模糊性： 叙利亚问题的根源错综复杂，涉及内战、地区冲突、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等。一个“政治解决”的决议，往往会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比如“叙利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未来”、“停止一切暴力”等等。这些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但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实现“政治解决”，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执行机制的缺失： 联合国决议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以及主要大国是否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去推动执行。在叙利亚问题上，由于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如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在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使得任何决议的执行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被某些国家选择性地解读和执行。
各方利益的博弈： 决议草案在提交前，必然经历了各方（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复磋商和博弈。最终通过的决议，很可能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可能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可能因为各方固有的立场而显得“软弱无力”，或者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例如，关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去留，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点，也是政治解决的最大障碍之一。
3. 历史背景下的评价：
漫长而艰难的外交历程： 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冲突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曾多次就此问题召开会议，也曾通过一些指导性的决议，但都未能有效阻止冲突的蔓延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每一次新的决议，都像是前一次努力的延续和调整，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应对这场危机上的步履维艰。
大国否决权的影响：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叙利亚政府的盟友，曾多次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止西方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这导致安理会难以形成统一的、有力的行动。因此，任何能够通过的决议，都可能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各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不作为”或“有限作为”的共识，而非实质性的突破。
“政治解决”的定义也在演变： 随着战争的进程，以及战场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解决”的内涵和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早期的决议可能更侧重于呼吁停止暴力和人道援助，后期的决议则可能更多地聚焦于政治过渡、宪法改革、选举等议题。
4. 总结性评价：
正面评价：
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 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冲突的坚持，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为政治进程提供框架： 即使决议内容不尽完美，但它仍然可能为日后进一步的政治谈判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方向。
关注人道主义： 决议往往会包含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这是对受苦人民最直接的关怀。
负面评价（或局限性）：
执行力的挑战： 决议能否真正转化为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的政治意愿和影响力。如果主要大国之间缺乏真正的合作，决议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无法解决根本原因： 决议往往难以触及导致冲突爆发和持续的深层原因，比如地区大国的干预、地缘政治的角力，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的僵化。
可能只是“拖延战术”： 在某些情况下，大国可能会利用联合国平台通过一些“象征性”的决议，以避免采取更实质性的行动，或者为自身争取时间。
未提及关键问题： 某些重要的、敏感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战场上的主要冲突方、如何实现真正的“政治过渡”等，可能在决议中被模糊化或回避，以避免分歧。
总而言之，评价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它既是国际社会努力维系和平、试图寻找出路的体现，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现实的残酷性——即在强大的国家利益面前，国际共识的形成及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难度。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单一的决议就能彻底解决叙利亚危机，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在传递政治信号、凝聚国际意愿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观察和分析其后续的执行情况，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走向。这场危机牵扯太多，任何“评价”都只能是阶段性的，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网友意见
谢邀。这个事情能否搞成，现在还不好说，我感觉是一种暂时的妥协。
就叙利亚国内形势来看，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仍处于胶着状态。
2015年9月，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之后，形势一度对反对派非常不利。由于俄罗斯与以色列、沙特等国达成了瓜分势力范围的妥协，野心最大的土耳其遭到孤立，反对派的后援也被限制。
10月初，在俄罗斯的空中支援和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少将的直接指挥下，巴沙尔政权军和什叶派雇佣军以数万之众在西起拉塔基亚东到阿勒颇的漫长战线上发动了总攻。然而，以哈马为中心的西北叙利亚攻势在半个月后就被反对派粉碎了。阿勒颇攻势尽管最初取得了很大进展，当局军到11月已经切断哈马—阿勒颇高速公路，夺取了南阿勒颇省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到了月底又被反对派联军所击退。目前，当局军唯一还在发动攻势的方向是拉塔基亚北部山区，一个月来他们在那里夺取了56个村庄和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得到以色列和约旦等国支持盘踞在叙利亚南部的各路反对派，在北方反对派陷入苦战的三个月里，却没有对被他们半包围的政权军要塞德拉市发动任何一次大规模攻势。尽管如此，北方反对派在土耳其的武器援助下，仍然击退了政权军声势浩大的总攻势而度过了危机。政权军依靠俄罗斯和伊朗速战速决的企图，已经完全破产；然而反对派方面经此一战，也可谓元气大伤。割据之势已成，谈判也就不失为一个选择了，起码可以为积蓄力量准备再战而争取时间。
唯有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的势力仍在不断坐大，先是在10月组建了叙利亚民主联军，后又在12月召开叙利亚民主代表大会建立起叙利亚民主议会，隐然有成为叙利亚政坛一极之势。然而，这反而引起了巴沙尔政权和某些反对派联盟（如征服军武装进攻艾夫林州）的共同警惕，使得他们之间接近起来。
就叙利亚域外层面来说，幕后各方或兴趣缺然或精疲力竭，都有不得不妥协的动机。
美国的既定战略是撤出中东，不可能再重新跳回中东这个大坑。因此在10月承认武装出一个亲美叙利亚反对派的努力完全失败后，美国就彻底放弃了直接主导叙利亚局势的想法，转而注重在叙利亚保持力量平衡，不让叙落入其他任何一方的口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表示“不寻求武力推翻政权”，主张建立有一个各方参加的过度政府。
俄罗斯国力衰退，自己也明白不可能保住整个叙利亚，介入内战的主要目标第一是保住巴沙尔政权第二是尽可能扩大该政权控制区范围。因此，它也欢迎尽早建立联合政府。最近俄罗斯在继续打击反对派主力的同时，向某些对俄友好的反对派部队空投武器，就是一个明证。
法国在难民潮和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也弄清楚了自己的斤两，不再谋求不切实际的大国野心。
以色列不指望自己能主导叙利亚，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邻国；沙特则深陷超低油价和也门战局，自顾不暇；伊朗专注于抓住解除制裁的机会发展经济，土耳其则内忧外患，也都没有什么对列强建议表示强硬的资本。特别是沙特，它甚至主导了反对派积压的峰会以推举与巴沙尔政权谈判的代表团，与土耳其相对强硬（在其国内扶植对立政府）的姿态也产生了区分度。
至少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各方都不反对或无力反对叙利亚双方和谈。
不过，这个谈判能否在“未来六个月内”成功？叙利亚临时过渡政府能否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内组成并领导一次成功的新大选？
我认为困难重重。
就叙利亚国内来说，且不说伊斯兰国，反对派联军中最能打的胜利阵线也因为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而被排斥在和谈之外。如果其他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势力如自由沙姆伊斯兰运动，或是被土耳其强烈反对的叙利亚民主议会等组织，也遭到同样排斥，那么即便组建了过渡政府也无法终结内战。更何况，各方积怨甚深，彼此之间互信很少（倒也不是没有，此前双方已经在福阿和扎巴达尼成功实现了停战，甚至阿勒颇大战也没有打破这一局部停战），要建立联合政府谈何容易！就说巴沙尔的去留问题，就非常棘手。
就域外而言，列强和地区大国，实际上仍然没有达成完全妥协，更不用说从叙利亚收回黑手。一旦情况有变，某些国家采取冒险政策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比如，油价走高后沙特是否可能改变现有政策？埃尔多安政权在东部局势更加恶化之后是否可能铤而走险？以至于美国、俄罗斯是否可能为了在其他地区博弈而拿叙利亚当筹码？这些都是未知数。
谈，是肯定要谈了。
能否谈成，恐怕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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