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评价北洋政府?目前对其军阀的评价是否真实客观?

回答
评价北洋政府,就像在品尝一道复杂而矛盾的菜肴,有辛辣、有苦涩,也有隐约的甘甜。它并非全然的黑暗,也不是纯粹的进步,而是那个时代中国在剧烈变革中踉跄前行时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北洋政府:一个过渡时代的烙印

笼统地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但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政治上的破碎与合法性危机: 从清朝末年开始,皇权已经崩塌,但共和的根基远未稳固。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再到袁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北洋政府本身就是袁世凯死后,各个军阀派系轮流掌握中央政权的产物。这导致了政府缺乏一贯的政策,政令不通,中央权力衰弱,地方军阀各行其是。我们常听到“临时政府”、“安福系”、“皖系”、“直系”、“奉系”等等名词,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政治舞台上不同权力集团的争斗和更迭。这种破碎的政治格局,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对外丧失了话语权,对内难以推行有效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政府的政治表现是令人失望的。

经济发展:一丝曙光中的阴影: 尽管政治动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黄金时代”。对外,辛亥革命后,列强出于维持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内,虽然军阀混战给经济带来破坏,但一些地区相对稳定,也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洋务运动以来积累的基础,加上民国初年的制度改革,使得中国在铁路、矿业、纺织、面粉、金融等领域都有了长足发展。许多著名的民族企业,如荣氏兄弟的纺织公司、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崛起的。此外,民国初年的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改革,虽然不彻底,但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一些制度基础。

文化上的活力与碰撞: 民国初年,思想解放的风潮更加活跃。“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北洋政府后期,但其思想根源与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白话文运动、科学民主思潮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也推动了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发展。大量留学生回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尽管政治混乱,但文化上的活力却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现象。

如何评价北洋政府?辩证看待是关键

评价北洋政府,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也不能过分拔高。我们应该认识到:

1. 它是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渡期: 北洋政府是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诞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共和的理念、制度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如何对抗复辟势力和军阀割据,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北洋政府,无论其如何混乱,都是这个过渡期的一部分,它承载着革命的遗产,也暴露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2.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 “北洋政府”更多的是一个地理和政治上的象征,代表着盘踞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但事实上,这个中央政府的权力常常被南方、西方、北方甚至东北的各大军阀所架空。我们今天谈论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个由不同军阀派系轮流执掌的、效率低下的中央集权尝试。

3. 它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产: 北洋政府的混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军阀混战使得民不聊生,国家分裂。但同时,它也孕育了民族工业的兴起,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北洋政府的历史面貌。

对军阀的评价:真实与否,掺杂着情绪与立场

目前对北洋军阀的评价,可以说既有真实客观的一面,也掺杂着很多经过历史选择和意识形态加工的成分,很难说是完全“真实客观”的。

妖魔化倾向与“坏人”的标签: 长期以来,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我们对军阀的普遍印象是贪婪、残暴、无能、只顾个人和派系利益的“土匪”、“军阀”。他们的形象常常被简化为阻碍国家统一和进步的罪人。在这个框架下,几乎所有的军阀都被打上了负面标签。他们的战争被描绘成毫无意义的内耗,他们的统治被看作是罪恶的压迫。

客观存在的“罪状”: 从客观事实来看,许多军阀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
穷兵黩武,战乱不休: 这是他们最普遍也最严重的罪状。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税收和权力,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他们的战争往往毫无战略意义,纯粹是个人权力的争夺。
盘剥百姓,横征暴敛: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私人的奢靡生活,军阀常常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导致民不聊生。
践踏法治,任人唯亲: 在军阀统治下,法律形同虚设。他们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任用亲信,裙带关系盛行,国家机器完全失灵。
出卖国家主权: 为了获取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不少军阀甘愿充当列强的代理人,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例如段祺瑞在“安福系”时期接受日本的巨额贷款,为日本侵略中国打开方便之门。

被忽视的“复杂性”与“进步性”: 然而,如果完全妖魔化军阀,则会忽视那个时代历史的复杂性。事实上,并非所有军阀都是面目模糊的“恶徒”,其中也存在一些相对有能力、有抱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发展的人物:
张謇与南通模式: 张謇虽然起家时也曾依附于清政府,但作为一位开明士绅,他在北洋政府时期大力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开创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南通模式,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也充满坎坷,但其个人操守和对民族工业的贡献不容抹杀。
冯国璋与稳定派: 冯国璋作为“直系”的代表人物,相比于其他一些军阀,他更注重法治和国家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北京政府的表面稳定。虽然他最终也无法摆脱军阀政治的泥潭,但其治下的直系军阀相对而言,其统治秩序更为规范一些。
阎锡山与山西模式: 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长达数十年,他注重山西的经济建设和国防武装,推行了一些相对进步的政策,使得山西在战乱时期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他也受到一些争议,但他在客观上为山西人民提供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
奉系军阀的复杂性: 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军阀,虽然在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中表现出强烈的军阀色彩,但张作霖本人也注重发展东北的工商业和交通,例如他修建了锦奉铁路。他死后,张学良虽然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但其东北的命运充满了悲情。

评价的“实用主义”与“历史选择”: 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军阀的评价倾向于负面?
历史叙事的需要: 革命史观在建国后成为主流,强调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突出革命的伟大,需要树立一个反面形象,军阀就成了这个最佳载体。
对比效应: 与后来的“统一”和“进步”相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和分裂显得尤为突出,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聚焦其负面影响。
缺乏深入研究的普及: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往往来自于课本和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为了简洁和明确,往往会将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简单化处理。

总结一下:

评价北洋政府,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时期来理解。它既有辛亥革命的遗产,也充满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带来的混乱和挑战。它不是一个 monolithic(一体的)政府,而是不同权力集团争夺和妥协的产物。

对于北洋军阀的评价,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划分。他们是那个混乱时代的产物,身上既有军阀普遍的贪婪和残暴,也有一些人试图在混乱中有所作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简单地将他们都妖魔化,是对历史的简化,也未能展现出那个时代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要做到“真实客观”,就需要我们抛开简单的标签,深入了解每个军阀的背景、行为及其所处时代的环境,辨析其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却又充满创痛的历史。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和深化的过程,我们对北洋政府和军阀的认识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史料的出现而不断更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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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显然谈不上被丑化,他们本身只是旧时代的残余,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洋军阀统治的十六年,只是清政府在庚子新政后的延续,整个北洋十六年,只是没有了满人的、庚子新政后的清政府而已。从袁世凯到曹锟,他们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清朝灭亡后的一个留守政府。


这种旧时代的残余,除了国民党统治的初期,出于打倒政敌的目的去黑,随着国民党本身革命党性质的迅速褪去,国民党政府就已经没有什么动力去黑北洋了,而与北洋本身没有什么继承、敌对或者竞争关系的,只是将其视为前朝的前朝的共产党,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丑化北洋。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重新评价北洋军阀的风气在抬头,这其中当然包含着不同的思潮:有一些人出于影射史学的考虑,吹捧北洋是为了攻击现政府推行的一些不让人满意的政策;一些人出于前朝是坏的,前朝的前朝就是好的,这种十分八奇领域的思路而去粉北洋的自干五,主要目的是为了攻击前朝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些人是像题主一样,过去对北洋军阀的了解过于简单化,在更深入了解一点后,便产生了“诶,北洋军阀好像不是那么差?是不是谁丑化他们?”的感觉。


前两者的影射史学不谈,只说第三点,问题不在于北洋军阀被丑化,而是在于这段历史被简单化了,在深入了解一点后,自然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


民国1911到1926是北洋军阀的时代,1927到1949是国民党的时代,但即使在知乎,绝大部分人也是用1927到1949的国民党时代,覆盖了整个民国时代,北洋十六年,可说是被忽略了。不仅相关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在此时期史料资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好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作为一段本身就相当复杂的历史,研究者既数量少,研究成果且卓越者不多,本身被简单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由于这一段历史在相关专业的研究领域,重视程度都不高。那大而泛之的像知乎这样社区中的讨论,当然也就或流于表面,或只是将其作为辅料,用在论述其他时代或者领域当中、偶尔一提的东西罢了。


比如此问题下赞数最高的答主 @赵靖晗 写的相当不错,但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似乎同样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程度不足。

文中指【徐树铮当然不能说皖系的安福俱乐部收买了多少国会议员,而且这些钱就是徐树铮他本人挪用的奉军三百多万军费[2]“专电”,《时报》1918年8月16日,第2页】 ,这段似乎就有一些问题,安福俱乐部的直接参与者曾毓隽在其回忆录忆语随笔中提到【嗣张又发现徐挪用奉军军费数百万元,作为其他建军之用】,可见徐树铮挪用的奉军军费是用于编练新建的几个混成旅,而非用于安福俱乐部的贿选,且曾毓隽很清楚说明了安福俱乐部的经费是徐树铮挪用陆军部“截旷”一项的款项,每月拨三十万,且由陆军部一等科员曾克敬分送,由曾毓隽监督使用。

曾毓隽本人为安福俱乐部健将,他的说法应该比时报刊载的坊间传闻的准确性高很多。

而排第二的答主 @陈天华 ,是我很关注的一位答主,但其所写的这段【喜爱自我标榜、自我美化,与段祺瑞类似,时常将自己的腌臜事美化为天大的好事,然后大肆宣扬。其惯常控制媒体、文人造势,导致如今有大量无耻文人替其翻案。在攻讦梁士诒内阁时吴佩孚就动用媒体大肆渲染梁士诒卖国论,甚至亲自发文倒梁,引起全国范围内舆论对梁声讨,最终导致梁下台。】用义不大明确?吴佩孚确实有很多强行蹭热度的事情,如其在雷马事变中的表现可以称得上是“将自己的腌臜事美化为天大的好事”,但吴佩孚领衔直系军阀集团以电报战攻击梁士诒,是确实抓住了梁阁财政总长张弧在九六公债案中的贪污实锤证据,而梁士诒究竟是否同日本公使会面、协商借日款赎买胶济线至今还是史学界未能谈情的一个谜团,似乎直言梁士诒倒阁风波是吴佩孚坏事变好事的舆论魔术,并不准确。


且答主所言段祺瑞【伙同张勋强行解散1911年以来持续了十余年的老国会】似乎也搞错了历史事实,解散国会是总统总理的可能权限(约法未注明),张勋入京时段祺瑞已经下台,他当然没有这个权限,只有黎元洪和时任国务总理李经羲、代理总理伍廷芳才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而李经羲和伍廷芳不愿意掺和这个事背上骂名,最后是由民国史上有名的一日总理江朝宗出面副署黎元洪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张勋复辟发生在1917年,会简单算术的话就会知道,此时老国会显然并没有十余年历史)


固然,黎元洪召张勋入京、又被张勋逼迫解散国会,实际上是被徐树铮的阴谋所诱骗,但最终解散国会的确实是黎元洪,黎元洪大可像李经羲那样避难天津或者像王士珍、伍廷芳那样甩手不干,但他最终寄希望于自己满足张勋的要求后,可以获得张勋的支持击垮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这个解散国会的锅就还是需要背上的。


将张勋复辟前北京政治变迁这样一段十分复杂历史,论述为段祺瑞伙同张勋解散国会,不就是一种典型的简单化处理手法吗?


这样当有人深入了解一下后,自然会像题主一样,在内心中生出许多疑惑来。


总之我一贯认为,讨论历史,应当多讨论微观的、细节的问题,而少讨论宏观的、宏大的问题,多抠细节,自然不容易简单化,因为越是宏观的讨论,讨论的门槛越低,讨论的门槛越低,那么产生各种谬误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高。


例如近年有不少人对比了一些北洋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工业数据,便得出了北洋统治时期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的多的结论。但如果能够多多讨论细节问题,很快就会发现北洋统治时期工业的发展是确实不如国民党时期的,可以说,北洋统治时期整体在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军事实力、动员体制等等各方面,都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近代模样,和晚清庚子新政以来相比没有太大变化,而国民党的统治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初级和失败的现代模样,和后来共产党是更加接近的,相比较北洋在各方面执政能力上自然是有了极大的提高。


北洋的工业,大多是接收于清政府,在此基础上少有新的创设,而多大的衰败。工业数据上国民党在一些指标上相比北洋更低,那也只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体衰败的延续而已,即使国民党稍稍减少了衰败幅度,但只要没有整体改变衰败形势,自然指标上只会越来越低而已。


最后这里介绍一下我主办的几次以北洋军阀时代为背景的帖游活动(不懂帖游的可以将其视为桌游或模拟联合国那样的活动)

欢迎更多对民国时代感兴趣的朋友来参与这个游戏,现在除了民国题材的帖游外,我们正在举办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帖游,对其感兴趣的请来我们的QQ群246244887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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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汉人做最高统治者的大清国。

不错,除了实际权力在汉人军阀(你觉得不好听就换成“军事贵族”也一样)而非京旗军事贵族之手以外,北洋政府的整个国家机器乃至于意识形态基本是全盘继承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大清国。

这个继承彻底到什么程度?

首先,清廷在满蒙各地所分封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下王公,一概不动。

【(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

非但如此,事实上还屡有加封、新封王公,如:1912年,袁世凯晋封哈萨克的第四代库库岱(镇国)公(1790年清廷始封)为郡王,统领七河地区的哈萨克人。

自然,在那个时代,北洋政府也无力管辖各少民,甚至外蒙、西藏相继陷入事实独立状态,分封羁縻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日后取而代之的南方(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只能沿用。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北洋政府之大清国属性就更加暴露无遗:北洋政府在1924年因北京政变而陷入全盘崩溃境地之前,竟然还始终保留着京营八旗及其全套相关衙门。

以完颜衡永(还行,前金后人侍后金)为例,他在1918年(民国7年,段祺瑞皖系军阀当权推行所谓“武力统一”的南北大战时期)出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兼宫廷侍卫,1922年(民国11年,新直系所谓“法统重光、南北混一”时期)晋升正红旗满洲都统,1927年(民国16年,奉系安国军政府时期)复任正红旗满洲都统。由《八旗各营职任官员额设数目表》可知,这样对于国政完全没有价值且适足成就复辟的大小冗官,竟多达6676员之多!如此多冗员竟然如数保留,并且由民国国民的民脂民膏供养,真是令人咂舌。非但如此,北洋政府国务院铨叙局还造了二十四册八旗世爵表,对于京营禁旅八旗的世袭军事贵族也一一授补世爵,加以恩养。

名义上,这是基于《清室优待条件》的【(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即在遣散前设过渡安置期以便八旗老少得以平稳过渡,但实情并不如此,在基层旗丁普遍欠饷的同时:

部分八旗系统的机构如步军统领衙门,在经过北洋政府改造之后,权势不减,俨然成为北洋政府制衡警察机构、在京师推行特务政治的专用衙门。

至于已沦为冗官冗员的八旗各营衙门,则北洋军阀们也不放过,拿来大搞政治酬庸。1927年,奉系安国军政府竟然委任前甘肃督军(1921年因皖系失势而下野)为正黄旗汉军都统,真可谓不仅“民国里面养八旗”,而且“民国权贵争抬旗”了。

可以说,北洋政府除了掌权者出身为汉人军阀之外,整个国家机器一仍大清国之旧,连其冗余机关京营禁旅八旗(驻外省的驻防八旗大多在辛亥革命后几年之内被各省裁汰)都要保留,一方面是继续使用其中少数堪用的机构继续充当其在清末扮演的特务角色,另一方面则更试图利用部分高位冗员来充当政治酬庸,总之是继续放任乃至主动利用这些寄生在全国民众身上的八旗来自利自肥。

所以北洋政府是什么?北洋政府就是皇帝换成了汉人军阀的大清国。除了皇帝是汉人之外,有八旗,有蒙古王公,有满洲世爵,有步军统领,一应俱全。

至于北洋军阀们在国家观念(清廷禅让说)和自我身份认定方面深刻的“大清看守内阁/大清国臣子”观念, @宇文君 已有叙述,这里便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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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向往北洋的吃瓜群众穿越过去一阵子,如果能侥幸活下来再穿越回来,他们第一时间就会写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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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贤者如云,武德充沛的年代。

历史上这种情况有只有五个

古罗马尼禄后时代,奴隶制度,异族入侵。

美国开国时代,奴隶制度,异族入侵。

西晋清谈时代,奴隶制度,异族入侵。

东周列国时代,奴隶制度,异族入侵。

印度种姓时代,奴隶制度,异族入侵。

奴隶制度滋养的先贤的诞生。异族入侵增长着武人的功勋。至于百姓不做安安饿殍,犹效奋臂螳螂怎么行呢。


战国生百家争鸣,五胡乱竹林七贤。岁纳生宋词朱子,冻骨养朱家园林。割地存京门文化,亡国窜民国大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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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历史上常呈现的几个局面:

——乱世,比如楚汉,比如十六国,比如隋末,那不用说,大家割据一方,互相殴打,百姓服役运粮,最苦。

——徐图恢复,这时往往朝廷统一,但局势还没到完全大一统,经济也在慢慢爬坡;这时比较太平,算上坡路,比如文景之治,比如武德后期。

——大一统,这时一般国内异己势力全统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了,比如汉武中期,比如李治和他老婆搞掉长孙无忌之后,比如康熙平了三藩。但这个时期往后,往往就要罢黜百家,文字狱和酷吏已经在路上了。

——藩镇割据,这时地方强,朝廷弱;当然没有撕破脸;比如唐末诸侯还假装听唐天子的话,比如战国初大家还假装给周王朝面子。这时呢,大事是办不了的,但因为限制少,所以思想上容易出现疑似百花齐放的样子。

北洋政府,就是最后这个藩镇割据嘴脸。


许多位老先生说北洋很开明,很德先生。

表面上,是。因为当时,没哪家有大一统的能力,朝廷(北洋)是谁都不太尊重,但谁也不好意思过去搞掉,当出头鸟。袁世凯当皇帝,大家都反他;张勋复辟,大家都揍他;可是宝座空了,谁都不好意思去坐,毕竟先前孙文黄兴们推翻旧朝的口号言犹在耳,袁世凯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后来蒋先生自以为有能力了,就“余又任”、“吾三连”,赖着位子不走了。无非是力量到了而已。

唐德刚先生评价那时,有句话很妥当,叫做:“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对面也有屁,把墙撑住了”。

所谓德先生,所谓开明,所谓三权分立,说到底就是彼此撑住,彼此制约。

北洋的开明不是靠法度严明、权益设置得力而建立的,恰好是谁都奈何不了谁,才勉强撑住的。加上要礼贤下士,所以面子上特别过得去,尤其给读书人面子。这不,张勋这种大老粗,都礼敬康有为,好博得舆论优势。

也因此,北洋时代,限制比较少。类似于西汉刚开始时,豪侠和商人都一度热闹过:管得松嘛,还来得及折腾点事。当时民间实业啦之类,也都开起来了。

还得多提一句的是,清朝末年,慈禧和袁世凯是搞过些改革的,这些改革在北洋初期得以发展,给人一种北洋鼓励实业鼓励新政的感觉——其实是因为军阀本身也从中受益,觉得挺好的,倒不是他们眼光多深远。


下面要说不好听的了。

军阀么,到底是军阀。面子上客客气气,下面还是在互相踢脚。

所谓开明,所谓德先生,也只是明面和仪式上。得益的是豪绅阶级,是买办实业家,是军队。普罗大众尤其是农民得益了吗?似乎没有。

而且当时的中国情况特殊,列强虎视,所以诸位军阀免不得如吴三桂看多尔衮,抛点媚眼,希望人家给点好处。类似于此的破事不计其数。

至于军阀内部体系,都是江湖套路,匪帮兄弟。那就不提了。


张勋事件是最滑稽的。他一个大老粗,带着康有为们进京去,分分钟解散北洋。可见当时朝廷就是一群书生,就是周王朝,毫无对抗能力。然后段祺瑞们出来平乱,打得很热闹,子弹朝天上去(这一点据张鸣先生说法),结果也没死几个人,并不真打。张勋去了租界,段祺瑞重新有了面子。好了,闹剧一样的复辟就过去了。

朝廷规章、三权分立、议会国会,在军阀眼里,只是实力分蛋糕之后的儿戏罢了。

所以遇到北伐军这类组织稍微严密一点的,立刻就尴尬了。

而我们都知道,无论蒋还是汪还是胡,带领的军队都远不算现代军队。


这就是北洋。

他们的开明与德先生,更多针对缙绅与商业利益。

他们的开明,其实是谁都奈何不了谁,骨子里是散,是弱,是割据,而不是大一统之后的开明豪迈。

他们恰好处在转型期,这种散与弱有利于新思潮增长,但那是新思潮本身的生命力使然,不是他们自己多开明:一旦他们真有点权力了,照样也是群杀人不眨眼的货。李大钊先生怎么死的,众所周知。


所以吧,说他们一无是处,未免过分;但夸北洋这不三不四的一朝,就像夸东周末年似的:

百家争鸣,那是思想家们自己活泼,东周太弱管不着,而不是东周多开明,允许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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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正统在非洲!

有议会,有选举,

有宪法,有自由,

地方自治,民主开明,

军人执政,武德丰沛,

非洲有卢旺达,北洋有南京长沙

促进实业,重工腾飞,

对外开放,外资众多,

非洲有血钻,北洋有猪仔,

非洲诸爱国伟人纵横于美欧中俄之间,

北洋诸爱国领袖捭阖于美欧日俄之间,

恨北洋沦亡于国共两党

喜军魂流传于人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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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有个地方很聪明:善于利用国际规则。

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巴黎和会,或者出兵外蒙、远东护侨、解除一战时外国在华武装,或者是华盛顿会议,北洋都是很巧妙利用国际法。

比如在出兵远东,抓住乱闯的俄军、日本侨民,说杀就杀;

长江内河的外国军舰,刚宣布中立就给解除武装;

华盛顿会议,抱住了美国大腿,为以后日美决裂埋下伏笔。

虽然,虽然,北洋是个混乱的时代,但是对国际局势的因势利导,是现在很多人不具备的。特别是对北方邻居的凶狠程度,更是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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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从财政方面论述其反动本质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控制中央政府的各系军阀,都出自这一军事集团。他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不仅代表着最反动的大地主阶级,同时还代表着最反动的大买办阶级,因此他们都有也都需要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袁世凯是英、美、日各帝国主义者的共同走狗,所以能维持一时的“统一”局面。袁死后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独占中国的权利,便竭力在中国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英美支持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所谓直系日本则支持以段祺瑞为首的所谓皖系和东北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其余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就这样,封建军阀们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其所控制或支持的中央政府,结欢列强,以求自固。而帝国主义各国则对军阀们“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因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就由于他们这样的勾结,便造成中国自建成民国以来,特别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至1927年为止一段时期内战争不绝、一片混乱局面。

一·以军务债务费为主的支出

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各军阀互相厮杀,造成一个兵连祸结的局面。有人统计,1912-1922年这十年中,共发生内战一百七十九次。执政军阀在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迷梦的支配下,地方军阀在企图凭借武力争夺地盘野心的推动下,军事开支成为当时财政岁出中最急迫、最庞大的一个项目。从本期有预算可查的各年度岁出来看,军事费和债务费合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还不能不进一步指出,表所列军事和债务开支数字,虽已相当庞大,但事实上仍是偏低的。以1919年为例,当年军事费预算数字中, 就有较重要的几省数字,显然偏低甚大

“因粤、桂、滇、川四省册报未到,系照五年(1925年) 度预算编列。当时军费实支之额,犹远过于预算之数”——《日用百科全书》p1427


再以1925年为例,有资料告诉我们实则当时军费及国债费,尚有一部分未列入岁出预算之内。

....本届实际之岁出总额,更较预算所列者高。—《重编日用百科全书》p1429

看来,偏低程度还不太小。本期内军事、债务两项开支之和,即不至超过总岁出百分之八十很多,也不会低于此很多有理由肯定,事实上要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平均数高得多。

二.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掠夺

滥发纸币是地方军阀残酷掠夺人民财富的最恶毒的一种方式。当时在许多省份,都采用过这种掠夺手法。

在这方面,湖北的官票、山西的晋钞、云南的富滇旧钞、东北的奉票等,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子。现仅以奉票为例,在本期最后七、八年间,奉票是飞速地膨胀着的。

奉票从1919年底的一千三百万元,增加到1927年2月的五亿五千多万元, 在短短的七年又两个月内, 增加了四十一倍多。结果是票价贬值,奉票丧失了六分之五的购买力。可见利用通货膨胀的隐蔽手法,奉系军阀掠夺了人民多少财富。而且, 在当时东北,纸币的滥发并不仅限于奉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东北,被称为“纸币世界”。奉票以外主要的纸币还有吉林官帖、 黑龙江官帖和哈大洋票等儿种。它们的发行额, 到了本期末,不是二、三十亿吊, 就是二、三十亿元,数额都异常庞大。它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同奉票一样,是无法估计的。强迫人民使用这样以日益贬值的纸币, 在当时各省异常普遍。由于张宗昌滥发纸币的结果,山东有跌到二、三折的大量军用票和数达二千多万元的不兑现省银行券,即是一例3吴佩孚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处, 强迫使用只值二折左右的省钞,又是一例。

除了不兑现的贬值纸币外,有的军阀还印发大量军用票,强迫人民使用。张宗昌、李景林合组的直鲁联军,在京津、直隶一带,就曾发行过军用票,凡商民有拒用的,即遭残杀;在青岛、济南地区,军阀也曾强迫人民使用过至多只值面值四、五折的军用票、金库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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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看伟大的“爱国”军阀张作霖的行为么。




大气的很啊,可能对于外国侵略者大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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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开明大气?这又是如今精英媒体右转对民众的洗脑,造成的错觉。

袁世凯就不说了,从他的继承者段祺瑞说起。

段祺瑞投日,强行违背宪法,听从日本命令操纵中国对德宣战。强行通过西原借款,出卖中国全境电信财产、收入,出卖吉林、黑龙江森林煤矿,发动内战,拒绝和平协商统一。伙同张勋强行解散1911年以来持续了十余年的老国会,并且拒绝召开新国会。巴黎和会时强行要签字同意日本接管山东租界,被学生、工人大游行反对,开枪杀伤数千人,最终因社会各界、政府内外的一致声讨才勉强作罢,但随后出卖了胶济铁路,给予日军在济南的驻兵权,并且出卖了青岛租界,其部下曹汝霖致电日本称“欣然奉命”。爱国将军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和谈,协议统一时,孙中山先生要求召开国会,段祺瑞却严词拒绝,并召开各省官僚、军阀联合会议,企图继续维持分裂现状以自肥,最终被冯玉祥驱逐。九一八事变以后段祺瑞参与日本组织的华北自治若干组织,被蒋介石强行胁迫南下,一个月发五万元才勉强没有投日,然而却躲进租界不与蒋介石往来,生怕蒋介石控制了他,断绝了他一个月五万的花息。他死以后,妻儿子女才出洞,结果又成了如今地摊文口中的“爱国不屈”。自称三造共和,却绝口不提多次毁灭共和,无耻之嘴脸可笑之极。

张作霖投日,其在东北出卖大量矿产、铁路,导致日军控制东北各枢纽城市的交通站点,在其治下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实际上的傀儡国,日本开设大量公司,购买大量城市内地产,修筑要塞、街道,并且移民,张学良接任时已经无力回天。张作霖入关以后,在北京枪杀记者,声称“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李大钊等人也是被其不审判就直接处死。一个胡子出身的卖国军阀,却被几个瞎编的故事洗白。关东军企图缴械东北军以控制满洲,被国内政府否决,于是炸死张作霖以挑衅,结果到了洗白文里成了张作霖不和日本人合作才被炸死。



吴佩孚,此人较之上面两位准汉奸稍稍克制,然而一贯以无耻的虚假宣传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他喜爱自我标榜、自我美化,与段祺瑞类似,时常将自己的腌臜事美化为天大的好事,然后大肆宣扬。其惯常控制媒体、文人造势,导致如今有大量无耻文人替其翻案。在攻讦梁士诒内阁时吴佩孚就动用媒体大肆渲染梁士诒卖国论,甚至亲自发文倒梁,引起全国范围内舆论对梁声讨,最终导致梁下台。吴佩孚称自己要保护劳工,决不能使他们利益受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出兵进行镇压,杀伤300人,并且调集重兵包围各处工会,声称如果继续罢工,将展开屠杀,工人被迫复工。

地摊文声称吴佩孚坚决不投日,是自身气节使然,我就不废话直接上干货了。1938年日军对华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竹机关)重点拉拢吴佩孚与汪精卫,吴佩孚声称“事变若由余来调停,须先行培养一势力,足以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余思招抚华北之土匪,如余发布命令,土匪将会立即汇合。如此就易于培养军政势力,即可组织政府,若蒋介石不听调停,则可将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充至重庆,以解决事变。”(直系军阀事略)

此贼下野以后,筹码全失,却贼心不死,希图成立伪政府并且攻击蒋介石政府。声称日本人要给他主权,他便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并且认为汪精卫决不能在他之上,两人争汉奸第一的位置来往数十次,最终不了了之。

吴佩孚下野后没钱,却依然自命不凡,非要摆谱,保持了大帅行辕、八大处等机构,开支非常巨大,因此领受日本每月4000元车马费,出任汉奸王克敏政府的特高级顾问,并住在日本控制区内,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多次密谈,渴望被日本人器重,渴望东山再起。1939年1月31日,吴佩孚在其住所举办记者招待会,宣读日本人写好的讲稿宣布出山,准备组织中央政府,此后社会各界人士对其威逼利诱、人身恐吓,于是其再次发表讲话,声称自己绝不投日。

但声称“余受和平救国会(汉奸组织)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汉奸组织)着手准备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日军不退出华北的那种和平)”。

如果吴佩孚不标榜自己爱国的话,这些事情本不必提起,但若是非要吹嘘自己是民族英雄,那便分辨分辨。


黎元洪,被投日之段祺瑞当冤大头欺负,不做评价。

徐世昌,同上,两人一直想要弄权,但玩不过人家,没什么可说的,气节也没什么可以吹嘘的地方,如果有人要吹,我就要开始打脸了。

孙传芳,这个要是还能吹,我就服气大佬们的文笔,这位狠毒狡诈,对待工农百姓随意屠杀、虐待,对待上级任意哄骗、背叛,是北洋军阀中名声最差的一个,他被刺杀以后全国人民的评价是“天道好还,无往不复,为民除害”,想洗白他需要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


北洋政府就是一个各省野心家武人的联合体,无道德、无主义,自己内斗不断,历任政府都被迫大量出卖国权以换取外国支持他们组织内战。这样朝不保夕、江河日下的政府根本就是必定灭亡的,蒋介石资本家地主联合政府已经远优于他们,更不提如今的共和国了。

那不叫丑化,那叫骂,北洋欠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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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搞徐树铮,举个栗子,不用讨论什么皿煮不皿煮卖锅不卖锅,也不用有些人所认为的“G党对他们抹黑”的文章,只用当时留下的材料打徐树铮本人的脸:

1918年总统选举结束,皖系志得意满,徐树铮通电各省说,此次选举“院内外均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中殊不多见”[1],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光辉伟大的选举

徐树铮当然不能说皖系的安福俱乐部收买了多少国会议员,而且这些钱就是徐树铮他本人挪用的奉军三百多万军费[2];他当然也不能说自己用奉军副司令的身份为皖系招了六个混成旅“拱卫京畿”以防止直系干预选举[3],还亲自在副总统选举前夕查封了北京《晨钟报》《国民公报》《中华新报》《大中报》《大中华报》《民强报》《亚陆报》《经世报》7大报社,要不是警察厅长不想背锅,他就把这7个报社经理直接关到陆军部去了[4]

然后呢,架不住如今很多人就信了徐树铮的话啊,说一百年过去了又有多少人知道北洋的选举夺么文明……

[1]《致各省通电(1918年9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333页

[2]“专电”,《时报》1918年8月16日,第2页

[3]“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18年7月10日,第1张第2版

[4]“专电”,《时报》1918年9月27日,第2页;“专电”,《新闻报》1918年9月27日,第2页;“本社专电”,《民国日报》1918年9月26日,第1张第2版

—————再举一个栗子的分割线—————

有学者从法律的角度研究“曹锟贿选”一事,最后研究出来说曹锟只是把之前欠的钱还给议员,并不是贿选

我系的一位老师说:这就很书生气了啊,曹锟早不还晚不还,为什么非要在选举之前把钱还给议员呢?这不是贿选是什么?掩耳盗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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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很北洋,这很开明大气,一点都不权钱交易,也一点都不武力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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