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民族英雄，为何李定国从没像卫、霍、岳等一样被官方宣传过？
李定国，这位南明时期力挽狂澜的虎将，其功绩与气节，丝毫不逊于卫青、霍去病、岳飞这些被官方颂扬千古的民族英雄。然而，当我们翻遍史书、追溯官方宣传的脉络，却发现李定国始终未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官方推崇。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偶然，也有政治的必然，更有时代局限性的烙印。
一、 时代错位与政治格局的藩篱：
李定国活跃的年代是南明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南明政权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内部四分五裂，党争激烈，从根本上就缺乏足够的政治整合力和话语权。与汉武帝时期统一强大、倾全国之力对外作战的卫、霍，以及宋朝赵构虽昏庸但仍有国家机器可以运作的岳飞相比，南明政权就像一个风中残烛，其生存本身就已是竭尽全力，更遑论有能力、有余力去进行大规模、系统的官方宣传，塑造全民认同的民族英雄形象了。
更重要的是，南明政权从建立之初就背负着“偏安一隅”、“继承合法性存疑”的包袱。它无法像前朝那样，依靠稳定且强大的统治基础来凝聚民心，也无法像后来的清朝，在统一全国后，可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解读和宣传过去的“忠臣义士”，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南明政权在与清朝的抗争中，更多的是在争取生存，而非建立一套完整的叙事体系来传承其精神遗产。
二、 清朝统治的“选择性失忆”与历史叙事的操控：
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必然会对前朝的忠臣烈士进行筛选和重塑。对于那些曾誓死抵抗，与满族政权为敌的明朝将领，清朝的宣传策略往往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其视为“叛乱”或“愚忠”，并试图通过官方史书的编写来弱化或抹杀他们的贡献，甚至将其描绘成负面形象。
李定国作为南明政权中最具战斗力、也是最令清朝头疼的将领之一，他的赫赫战功，如多次大破清军、收复城池，甚至差点逼近北京，对于清朝的统治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的证明。清朝统治者绝不可能将其大肆宣扬，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抗象征，以免激发后人的反抗情绪。相反，他们更愿意强调南明政权的“不正统”和“内部混乱”，以此来衬托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
因此，在清朝官方的史书和宣传中，李定国的名字，即便提及，也往往是被放在一个负面的、边缘化的位置，或者被刻意忽略。这种官方话语权的垄断，直接导致了李定国无法像岳飞那样，在官方的背书下，进入大众的视野并被普遍传颂。
三、 民族主义叙事的演变与“汉族中心论”的局限：
卫青、霍去病的功绩，与汉朝抵御匈奴、巩固边疆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他们的胜利是中华文明扩张和自信的象征，具有鲜明的“汉族中心论”的时代特征。岳飞的抗金斗争，更是被视为汉族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典范，其“精忠报国”的口号与后世民族主义思潮高度契合，成为了民族气节的代名词。
而李定国的时代，虽然也是反抗外族（满族）的斗争，但其背景更为复杂。南明政权的斗争，不仅是民族的对抗，更是政权的更迭。而且，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中，汉族内部的士人、官员也存在着复杂的分化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将李定国简单地定义为“民族英雄”，其历史叙事的构建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英雄的定义和宣传也更加强调“反抗外侮”、“民族独立”。虽然李定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但由于上述的政治原因，他未能获得官方的有效推广。而一旦错过了官方推广的最佳时机，后续想要扭转公众认知，就变得异常困难。
四、 宣传口径的差异与“非主流”的定位：
传统的官方宣传，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被统治者接受、能够服务于其统治合法性的历史人物。李定国的抗清斗争，虽然在道义上具有高度的号召力，但在政治上，他所效忠的南明政权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者”的身份，使得他难以被后来的胜利者（清朝）所采纳。
而卫青、霍去病，是在汉朝强盛的时代，为帝国扩张和边疆稳固立下赫赫战功，他们的功绩被视为“汉朝的荣耀”。岳飞，虽然是在宋朝积弱的时期，但他的抗金功绩与“保家卫国”的主题高度契合，且其悲剧性的结局也更能激发后世的同情和崇敬，从而成为“忠义”的化身，被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崇。
李定国则更多的是在军事上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和不屈的意志，但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南明）最终未能成功。在官方宣传的逻辑里，政治上的成功往往是英雄被推崇的重要前提之一。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在背后支撑，个体的英雄事迹很难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并被官方长久地宣传下去。
五、 缺乏持续的民间推广与文化传承的断层：
虽然李定国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在民间也有一些零散的传说，但与岳飞这样拥有《说岳全传》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相比，李定国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民间故事的推广。历史的变迁、战乱的冲击，使得许多属于李定国的文化传承，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没或未能有效续接。
当官方宣传缺位，而民间传承又相对薄弱时，一个英雄人物就很难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更遑论与卫、霍、岳等人相提并论了。
总结来说， 李定国未能像卫青、霍去病、岳飞那样被官方宣传，并非因为他的功绩不足，而是由于时代政治格局的限制、清朝统治的刻意压制、民族主义叙事演变的复杂性、官方宣传的优先选择以及民间文化传承的断层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是一位在极其艰难的时代，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敌人的杰出将领，其悲壮的抗争史诗，值得我们去铭记和发掘，并重新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 时代错位与政治格局的藩篱：
李定国活跃的年代是南明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南明政权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内部四分五裂，党争激烈，从根本上就缺乏足够的政治整合力和话语权。与汉武帝时期统一强大、倾全国之力对外作战的卫、霍，以及宋朝赵构虽昏庸但仍有国家机器可以运作的岳飞相比，南明政权就像一个风中残烛，其生存本身就已是竭尽全力，更遑论有能力、有余力去进行大规模、系统的官方宣传，塑造全民认同的民族英雄形象了。
更重要的是，南明政权从建立之初就背负着“偏安一隅”、“继承合法性存疑”的包袱。它无法像前朝那样，依靠稳定且强大的统治基础来凝聚民心，也无法像后来的清朝，在统一全国后，可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解读和宣传过去的“忠臣义士”，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南明政权在与清朝的抗争中，更多的是在争取生存，而非建立一套完整的叙事体系来传承其精神遗产。
二、 清朝统治的“选择性失忆”与历史叙事的操控：
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必然会对前朝的忠臣烈士进行筛选和重塑。对于那些曾誓死抵抗，与满族政权为敌的明朝将领，清朝的宣传策略往往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其视为“叛乱”或“愚忠”，并试图通过官方史书的编写来弱化或抹杀他们的贡献，甚至将其描绘成负面形象。
李定国作为南明政权中最具战斗力、也是最令清朝头疼的将领之一，他的赫赫战功，如多次大破清军、收复城池，甚至差点逼近北京，对于清朝的统治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的证明。清朝统治者绝不可能将其大肆宣扬，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抗象征，以免激发后人的反抗情绪。相反，他们更愿意强调南明政权的“不正统”和“内部混乱”，以此来衬托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
因此，在清朝官方的史书和宣传中，李定国的名字，即便提及，也往往是被放在一个负面的、边缘化的位置，或者被刻意忽略。这种官方话语权的垄断，直接导致了李定国无法像岳飞那样，在官方的背书下，进入大众的视野并被普遍传颂。
三、 民族主义叙事的演变与“汉族中心论”的局限：
卫青、霍去病的功绩，与汉朝抵御匈奴、巩固边疆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他们的胜利是中华文明扩张和自信的象征，具有鲜明的“汉族中心论”的时代特征。岳飞的抗金斗争，更是被视为汉族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典范，其“精忠报国”的口号与后世民族主义思潮高度契合，成为了民族气节的代名词。
而李定国的时代，虽然也是反抗外族（满族）的斗争，但其背景更为复杂。南明政权的斗争，不仅是民族的对抗，更是政权的更迭。而且，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中，汉族内部的士人、官员也存在着复杂的分化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将李定国简单地定义为“民族英雄”，其历史叙事的构建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英雄的定义和宣传也更加强调“反抗外侮”、“民族独立”。虽然李定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但由于上述的政治原因，他未能获得官方的有效推广。而一旦错过了官方推广的最佳时机，后续想要扭转公众认知，就变得异常困难。
四、 宣传口径的差异与“非主流”的定位：
传统的官方宣传，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被统治者接受、能够服务于其统治合法性的历史人物。李定国的抗清斗争，虽然在道义上具有高度的号召力，但在政治上，他所效忠的南明政权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者”的身份，使得他难以被后来的胜利者（清朝）所采纳。
而卫青、霍去病，是在汉朝强盛的时代，为帝国扩张和边疆稳固立下赫赫战功，他们的功绩被视为“汉朝的荣耀”。岳飞，虽然是在宋朝积弱的时期，但他的抗金功绩与“保家卫国”的主题高度契合，且其悲剧性的结局也更能激发后世的同情和崇敬，从而成为“忠义”的化身，被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崇。
李定国则更多的是在军事上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和不屈的意志，但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南明）最终未能成功。在官方宣传的逻辑里，政治上的成功往往是英雄被推崇的重要前提之一。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在背后支撑，个体的英雄事迹很难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并被官方长久地宣传下去。
五、 缺乏持续的民间推广与文化传承的断层：
虽然李定国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在民间也有一些零散的传说，但与岳飞这样拥有《说岳全传》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相比，李定国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民间故事的推广。历史的变迁、战乱的冲击，使得许多属于李定国的文化传承，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没或未能有效续接。
当官方宣传缺位，而民间传承又相对薄弱时，一个英雄人物就很难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更遑论与卫、霍、岳等人相提并论了。
总结来说， 李定国未能像卫青、霍去病、岳飞那样被官方宣传，并非因为他的功绩不足，而是由于时代政治格局的限制、清朝统治的刻意压制、民族主义叙事演变的复杂性、官方宣传的优先选择以及民间文化传承的断层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是一位在极其艰难的时代，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敌人的杰出将领，其悲壮的抗争史诗，值得我们去铭记和发掘，并重新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网友意见
因为李定国只适合作为一个小众的英雄人物
一个人若是要成为官方宣传的人物，方方面面必须都过硬才行，必须禁得住全面的讨论才行；而全面的评价李定国，就很难绕开他同孙可望，刘文秀内讧这一节。
不为过分的说，这次内讧直接断送了汉族抗清大业
不管怎么说，永历七年的孙可望也是大西军公认的共主；李定国在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的情况下，公然拒绝了同孙可望会师，并且当众指责孙可望是“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
这次内讧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内讧前，李定国在衡州击杀敬瑾亲王尼堪，威震天下，抗清形势一片大好；
内讧后，清将屯齐率军再次从衡州出兵，连败孙可望，李定国两部，大西军主力损失过半，桂林，梧州，峒江、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军民死伤过百万，大好的抗清形势毁于一旦。
永历七年十一月，孙李内讧再次升级，永历小朝廷派使者前往广西，诏李定国护驾，而李定国则表示，自己宁可背叛孙可望，也要效忠朱由榔：
“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永历九年，朱由榔再次遣使者向李定国告急，李定国遂放弃广东，进入云南，将永历小朝廷转移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并对朱由榔发誓，一定要除去孙可望：
“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此事以后，双方正式决裂，但并未开战。孙可望李定国二人曾数次互通使节，试图议和，但都以失败告终；永历十一年五月，议和破裂，双方正式开战，孙可望战败降清。
孙可望虽败，但大西军的内讧却未停止；他将孙可望遗留下来的军队称为“秦军”，自己的嫡系成为“晋军”，以此区别亲疏，后来又大肆清洗“秦军”将官，以至将士寒心。
“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永历十二年初，李定国夺刘文秀及其诸将军权，将其幽禁;同年四月，刘文秀死。
次年二月，清将军罗讬，吴三桂，卓布泰分三路进攻云贵；李定国狐疑不定，迟迟未有反应；直到八月，清军逼近云南之时，才率兵离开昆明。此时，南明在四川，贵州，广西的军队和势力皆已濒临崩溃。
实际上，李定国在接受大西政权之后的表现，给零分都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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