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一些中国历史中关于统治者命运的深刻讨论。说“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这当然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现实远比这复杂，但其中反映出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细致探究。
我们得先理解一下“死社稷”和“逃避”这两个词背后的含义。
“死社稷”在中国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君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离不弃，与社稷（土地和人民，也代指国家）共存亡。这是一种极端的忠诚和责任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绑定。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这种“君临天下，与国同休”的理念被高度推崇。君王被认为是国家的象征，是天命的代表。当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如果君王能够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即使战败身死，也能在道德和精神上为国家争取一份尊严，甚至为后来的复兴留下火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英雄主义，是统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终极承诺。
而“逃避”则更倾向于一种现实的考量。当统治者判断局势已无法挽回，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多无谓的牺牲，或者自身的生命和统治基础已经岌岌可危时，选择退却、流亡甚至禅让，可能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彻底消灭，为未来的复兴留下希望，或者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从个体或家族的角度看，未必是可耻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这样的感觉呢？这背后有几个层面的原因可以分析：
一、 儒家思想与“道义”的束缚（华夏君王）：
首先，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塑造了对统治者行为的道德评价体系。
“君权神授”与“天命”： 虽然表面上是“神授”，但“天命”最终落到谁手上，与统治者的德行、能力和“顺应天意”联系在一起。如果君王失去民心，国家败亡，就意味着他“失德”、“失天命”。在这种思想下，君王在国家危亡时“死社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殉道”，是对自己“天命所归”身份的最后坚守，尽管是以悲剧收场。
“仁君”与“明君”的典范： 历史叙事中，那些在绝境中不屈服、与国共存亡的君王，往往被塑造成“仁君”、“明君”的典范，他们的事迹被歌颂，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例如，南明那些坚持抵抗的君王，虽然最终失败，但在民间仍有一定程度的赞誉。
“社稷”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社稷”不仅仅是土地和人民，更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的象征。君王作为“社稷”的代表，他的存在与社稷紧密相连。君王逃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将“社稷”拱手让人，是一种抛弃和背叛。
二、 民族认同与“家国天下”的融合（华夏君王）：
“华夏”的身份认同： 当统治者被视为“华夏”正统时，他们身上往往承载着更沉重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包袱。国家的灭亡，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可能意味着自身文化和民族的衰亡。在这种背景下，“死社稷”可能也被赋予了守护“华夏文明”的意义。
“家国天下”的观念： 很多时候，一个王朝的江山被视为“自家”的产业，家国的概念高度融合。君王不仅仅是国家的管理者，更是家族的族长，是整个民族命运的扛旗者。这种深层的“主人翁”意识，使得他们更难轻易放弃。
三、 异族统治者的现实考量与策略（异族统治者）：
然而，说“异族总是逃避”也需要辩证看待。
“逃避”并非总是软弱： 很多时候，“逃避”是基于对局势的清醒判断，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例如，匈奴、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统治基础和生存方式与中原王朝不同。当他们在中原的统治遇到巨大危机时，他们可以选择回到草原，那里是他们的根基和力量源泉。这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战略性撤退”和“保存实力”。他们不认为自己与中原的土地和人民有不可分割的“社稷”之情。
不同的政治文化与道德评价： 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往往更强调军事实力和个人勇武，对“忠君报国”、“与国同休”这类儒家式的道德要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内化。他们更看重部落的生存和延续，个人的领导地位。如果失去了对广大疆域的控制，他们会优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核心力量。
建立王朝的性质： 很多时候，异族入主中原，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而不是像“华夏”君王那样，继承着一个几千年绵延下来的“社稷”。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如何维持这个新建立的统治，而不是绑定在一个已经承载了太多历史负荷的“社稷”上。如果统治不下去了，他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个“殖民地”或“占领区”，退回自己的根据地，重建力量。
避其锋芒的智慧： 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异族统治者，他们并非鲁莽地对抗到底，而是懂得如何趋利避害。例如，当一个部落面临强大联合的敌人时，选择暂时撤离，避其锋芒，等到时机成熟再卷土重来，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四、 历史叙事的倾向性：
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亡国之君”的悲情叙事： 那些“死社稷”的华夏君王，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悲壮往往更容易被后人记住和歌颂，因为这符合了传统文化对统治者的期望，也提供了道德上的榜样。
异族统治者的“狡猾”或“无情”： 相反，那些选择退却的异族统治者，他们的行为可能被描述为“狡猾”、“无情”，甚至是“背信弃义”。他们的“逃避”被负面解读，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汉家”的礼法和道德标准。
举例说明：
“死社稷”的例子： 战国时期，许多国家在秦国强大攻势下灭亡时，君王或贵族选择殉国。比如，赵国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战败，其父母子女被赵孝成王没收为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君王对国家责任的承担，虽然方式可能不当。而更直接的，比如秦朝末年，很多地方起义领袖最后被杀身亡，也算是一种“死社稷”。
“逃避”的例子：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靖康之变被金兵俘虏，这是典型的“不逃避”却被俘虏。但更广泛地说，南宋建立后，虽然经历了金兵南侵，但高宗的“逃”和“守”以及最终偏安一隅，也是一种战略选择。
蒙古帝国： 黄金家族在经历内部斗权和外部压力时，往往会回到草原，保留自己的核心力量，然后伺机而动。例如，后金（清朝）在早期面对明朝强大兵力时，也曾有过退回关外休整的策略。
东晋的司马睿： 在西晋灭亡后，他从洛阳逃到江南，建立了东晋。这是一种典型的“逃避”故土，但却是为了保存晋室的血脉，并试图重建政权。他是否“死社稷”，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社稷”是在中原还是在江南。
总结来说：
“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这样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历史叙事和文化价值判断的概括。
华夏君王 在儒家思想和“家国天下”观念的熏陶下，更容易将自身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在危难时刻选择与国家共存亡，这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忠诚”和“担当”。
异族统治者 他们的政治文化、生存方式和建立王朝的性质可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从实际利益出发，将“逃避”视为一种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策略，而非道德上的“背叛”。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被带有民族偏见的史家负面解读。
我们不应简单地用一种道德标准去衡量所有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的选择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包括文化传统、政治现实、个人性格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那些“逃避”者有时反而能保存实力，为后来的复兴留下火种，而那些“死社稷”者，虽然悲壮，有时却也让国家彻底覆灭。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我们得先理解一下“死社稷”和“逃避”这两个词背后的含义。
“死社稷”在中国语境里，往往意味着君王在国家危难之时，不离不弃，与社稷（土地和人民，也代指国家）共存亡。这是一种极端的忠诚和责任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绑定。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这种“君临天下，与国同休”的理念被高度推崇。君王被认为是国家的象征，是天命的代表。当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如果君王能够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即使战败身死，也能在道德和精神上为国家争取一份尊严，甚至为后来的复兴留下火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英雄主义，是统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终极承诺。
而“逃避”则更倾向于一种现实的考量。当统治者判断局势已无法挽回，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多无谓的牺牲，或者自身的生命和统治基础已经岌岌可危时，选择退却、流亡甚至禅让，可能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彻底消灭，为未来的复兴留下希望，或者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从个体或家族的角度看，未必是可耻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这样的感觉呢？这背后有几个层面的原因可以分析：
一、 儒家思想与“道义”的束缚（华夏君王）：
首先，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塑造了对统治者行为的道德评价体系。
“君权神授”与“天命”： 虽然表面上是“神授”，但“天命”最终落到谁手上，与统治者的德行、能力和“顺应天意”联系在一起。如果君王失去民心，国家败亡，就意味着他“失德”、“失天命”。在这种思想下，君王在国家危亡时“死社稷”，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殉道”，是对自己“天命所归”身份的最后坚守，尽管是以悲剧收场。
“仁君”与“明君”的典范： 历史叙事中，那些在绝境中不屈服、与国共存亡的君王，往往被塑造成“仁君”、“明君”的典范，他们的事迹被歌颂，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例如，南明那些坚持抵抗的君王，虽然最终失败，但在民间仍有一定程度的赞誉。
“社稷”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社稷”不仅仅是土地和人民，更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的象征。君王作为“社稷”的代表，他的存在与社稷紧密相连。君王逃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将“社稷”拱手让人，是一种抛弃和背叛。
二、 民族认同与“家国天下”的融合（华夏君王）：
“华夏”的身份认同： 当统治者被视为“华夏”正统时，他们身上往往承载着更沉重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包袱。国家的灭亡，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可能意味着自身文化和民族的衰亡。在这种背景下，“死社稷”可能也被赋予了守护“华夏文明”的意义。
“家国天下”的观念： 很多时候，一个王朝的江山被视为“自家”的产业，家国的概念高度融合。君王不仅仅是国家的管理者，更是家族的族长，是整个民族命运的扛旗者。这种深层的“主人翁”意识，使得他们更难轻易放弃。
三、 异族统治者的现实考量与策略（异族统治者）：
然而，说“异族总是逃避”也需要辩证看待。
“逃避”并非总是软弱： 很多时候，“逃避”是基于对局势的清醒判断，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却。例如，匈奴、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统治基础和生存方式与中原王朝不同。当他们在中原的统治遇到巨大危机时，他们可以选择回到草原，那里是他们的根基和力量源泉。这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战略性撤退”和“保存实力”。他们不认为自己与中原的土地和人民有不可分割的“社稷”之情。
不同的政治文化与道德评价： 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往往更强调军事实力和个人勇武，对“忠君报国”、“与国同休”这类儒家式的道德要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内化。他们更看重部落的生存和延续，个人的领导地位。如果失去了对广大疆域的控制，他们会优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核心力量。
建立王朝的性质： 很多时候，异族入主中原，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而不是像“华夏”君王那样，继承着一个几千年绵延下来的“社稷”。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如何维持这个新建立的统治，而不是绑定在一个已经承载了太多历史负荷的“社稷”上。如果统治不下去了，他们可以选择放弃这个“殖民地”或“占领区”，退回自己的根据地，重建力量。
避其锋芒的智慧： 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异族统治者，他们并非鲁莽地对抗到底，而是懂得如何趋利避害。例如，当一个部落面临强大联合的敌人时，选择暂时撤离，避其锋芒，等到时机成熟再卷土重来，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四、 历史叙事的倾向性：
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亡国之君”的悲情叙事： 那些“死社稷”的华夏君王，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悲壮往往更容易被后人记住和歌颂，因为这符合了传统文化对统治者的期望，也提供了道德上的榜样。
异族统治者的“狡猾”或“无情”： 相反，那些选择退却的异族统治者，他们的行为可能被描述为“狡猾”、“无情”，甚至是“背信弃义”。他们的“逃避”被负面解读，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汉家”的礼法和道德标准。
举例说明：
“死社稷”的例子： 战国时期，许多国家在秦国强大攻势下灭亡时，君王或贵族选择殉国。比如，赵国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战败，其父母子女被赵孝成王没收为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君王对国家责任的承担，虽然方式可能不当。而更直接的，比如秦朝末年，很多地方起义领袖最后被杀身亡，也算是一种“死社稷”。
“逃避”的例子：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靖康之变被金兵俘虏，这是典型的“不逃避”却被俘虏。但更广泛地说，南宋建立后，虽然经历了金兵南侵，但高宗的“逃”和“守”以及最终偏安一隅，也是一种战略选择。
蒙古帝国： 黄金家族在经历内部斗权和外部压力时，往往会回到草原，保留自己的核心力量，然后伺机而动。例如，后金（清朝）在早期面对明朝强大兵力时，也曾有过退回关外休整的策略。
东晋的司马睿： 在西晋灭亡后，他从洛阳逃到江南，建立了东晋。这是一种典型的“逃避”故土，但却是为了保存晋室的血脉，并试图重建政权。他是否“死社稷”，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社稷”是在中原还是在江南。
总结来说：
“华夏君王总是死社稷，异族总是逃避”这样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历史叙事和文化价值判断的概括。
华夏君王 在儒家思想和“家国天下”观念的熏陶下，更容易将自身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在危难时刻选择与国家共存亡，这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忠诚”和“担当”。
异族统治者 他们的政治文化、生存方式和建立王朝的性质可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从实际利益出发，将“逃避”视为一种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策略，而非道德上的“背叛”。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被带有民族偏见的史家负面解读。
我们不应简单地用一种道德标准去衡量所有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的选择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包括文化传统、政治现实、个人性格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那些“逃避”者有时反而能保存实力，为后来的复兴留下火种，而那些“死社稷”者，虽然悲壮，有时却也让国家彻底覆灭。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网友意见
因为你只愿看到你想看到的罢了。
既而，命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我也不好说什么，请题主回答一下张天纲这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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