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1942年-1945年在印尼的统治，对当地经济和文化做出了哪些积极贡献？
经济方面：
在经济层面，日本的统治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旨在服务于自身战争机器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在无意中触及了当地经济结构的某些方面。
农业生产的重组与激励（有限的）： 为了供应占领军和本土的需求，日本当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重组和提高某些农产品的产量。他们可能会为种植特定作物（如稻米、橡胶、糖等）的农民提供一些技术指导或有限的资源，以期增加产量。虽然这主要是为了战争资源，但一些本地农民可能因此获得了比荷兰殖民时期更多的关注和（短暂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在一些过去被忽视的地区。例如，为了保障粮食供应，他们在一些地区鼓励开发新的耕地，推广一些更高效的耕作方法，尽管这些都服务于其战略目标。
工业部门的建设（服务于军事）： 日本人在占领期间，为了支撑其战争机器，对印尼的工业部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投资和建设。这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改进，例如改善港口设施，修建或修复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一些与军事生产相关的工厂。这些建设虽然目的是为了日本的战略利益，但其留下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也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例如，一些为日军生产物资的工厂，虽然是被迫运营，但其设备和生产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印尼的工业化奠定了一些基础（尽管是非常初步的）。
“自给自足”经济的尝试（矛盾的成果）： 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试图在各占领区建立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以实现“自给自足”，减少对本土的依赖。在印尼，这意味着鼓励发展本土资源，例如增加矿产（锡、煤、石油）的开采，以供应日本国内。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这些资源产业的发展，并且日本也引入了一些新的开采技术或管理模式。尽管这些资源的绝大部分被运往日本，但其开采和加工过程中，也为当地一些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可能带来了有限的技术转移。
本土精英参与经济管理的引入： 日本占领军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占领区，曾一度试图引入或扶持一部分本土精英参与到经济管理中。一些印尼人被任命为地方官员或在一些经济组织中担任职务。虽然这些职位可能受到严密监控，但为这些印尼人提供了一个在相对高级别上接触和学习现代经济管理和行政运作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日后印尼独立后的国家建设培养了人才。
文化方面：
在文化领域，日本的统治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同化和政治宣传，但这种强制性的文化交流中，也无意间播下了某些“本土化”的种子。
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与本土语言的使用（复杂的双刃剑）： 日本人为了瓦解荷兰殖民统治的根基，并争取印尼人民的支持，一方面利用并煽动印尼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广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作为官方语言，取代荷兰语。在荷兰殖民时期，爪哇语等本土语言在官方场合被压制，而印尼语作为一种能够连接不同民族的通用语，其推广和官方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民族认同感的形成。日本人利用印尼语进行宣传，组织集会，撰写报刊，这无形中极大地提升了印尼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日后印尼独立建国奠定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对荷兰殖民文化的反思与本土文化的再认知： 日本的占领打破了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构建的文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人对荷兰文化进行了压制，并试图用日本文化取而代之。然而，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反而促使一些印尼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的本土文化。在日占时期，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如戏剧、音乐）在民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留和发展，因为日本人将它们视为可以用来激发民族热情，或至少是丰富占领区文化生活的内容。虽然日本也试图推广日本文化，但其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在印尼的传播，也让印尼人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不同于欧洲文化的新鲜事物。
教育体系的调整与“国民教育”的推广： 日本人在占领区内对教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他们关闭了许多荷兰人创办的学校，但同时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并尝试建立一套所谓的“国民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更加强调印尼语教学，并开始在课程中加入一些“亚洲主义”或“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内容。尽管这些教育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其普遍性以及对印尼语的重视，使得更多的印尼民众有机会接受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并且这种教育是在本土语言环境下进行的。一些教育者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逐渐形成了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更深刻认识。
本土艺术与媒体的有限发展（宣传的侧面）： 日本人为了宣传其政策和意识形态，在印尼建立了一些媒体机构，并鼓励本土的艺术家创作。一些音乐家、作家、电影工作者在日占时期也创作了一些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宣传，但一些作品也触及了印尼的民族情感或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例如，一些歌曲可能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或对民族团结的呼唤，这些情感在当时是具有感染力的，并为后来的文化创作积累了能量。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提到的“积极贡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非常局限和矛盾的方式出现的。日本的统治本质上是军事占领和资源掠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日本的战争需求。因此，任何所谓的“贡献”，都不能掩盖其压迫、剥削和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些“积极”的影响，往往是在日本统治的阴影下，印尼人民在艰难环境中，通过适应、反抗或巧妙利用，所展现出的生命力和文化韧性的体现。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我们以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去辨析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多重面向。
网友意见
非要说积极贡献的话，我觉得有四点吧。
第一，太平洋战争初期，英美荷民地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大批殖民官员和军人成为日军俘虏，被关进集中营，这是西方殖民者自近代入侵东南亚以来的第一次大溃败，印尼人亲眼目睹了昔日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卑怯贪生的真面目，认清了他们脆弱的本质，从而增强了印尼人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
第二，日本占领占领印尼后，当地原有的殖民统治机构受到破坏，占领区严重缺乏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日本军政当局不得的大量采用和提拔当地居民，但他们通过在日本官僚体制的观察和对日本官方文件的接触，获取了政府治理的宝贵经验，也有机会填补高级职位的空缺，一些有能力的带路党更是被挑选进入当地伪军（如爪哇的乡土防卫义勇军）担任军官或被送往日本本土军校深造，为东南亚各国培养了一些行政管理和军事人才。
印尼后前两任总统苏加诺、苏哈托（在任期间发生数次排华运动）均为此类代表，后来这些人在日军败退，国家独立后掌握的国家的军政大权，并且对日亲近。印尼独立后，作为印尼第一任总统的苏加诺执政二十年。在官方文件里，基本不会提到日本人对印尼犯下的种种罪行。对日本强征印尼慰安妇，强征劳工甚至只字不提，因为苏加诺本身就是参与者。
第三，日本政府1941年12月发布的《南方经济对策纲要》和1943年5月的《南方甲等地区经济对策纲要》其主旨均强调在东南亚“开发和取得重要国防资源，并加强就地补给能力，以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同时逐步确立大东亚经济建设的永久基础。”
整个日据时期的三年多，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总额超过了35亿日元（对照日本1932—1945在中国东北投资额为135亿日元），其中印尼占了大头，近12亿日元。三井、三菱、住友、古河、日矿等新老财阀受日本政府指定，纷纷涌入东南亚各占领区，全盘接收了欧美诸国原来的权益和企业。
对荷属东印度重建和开发的指定领域从最初的石油（由军队直接经营）、锡、铜、镍、铝矾土、铬、锰等军需矿产资源，发展到纺织、烟草、醇丁，后期更是从水泥、电力、机械器具等经济建设基础部门扩大到造纸、火柴、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甚至发展到建造木船等交通运输部门。放弃了军政初期制定的“不培育当地工业（只当做农产品和矿产品供应地及商品倾销地）”的方针，为了实现占领军就地补给，只得最低限度地发展占领区的工业，主要为军需生产服务的相关行业也畸形滴发展起来。
为了输送物资还在印尼修建了连接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横贯铁路（250公里）和爪哇岛的拜伊阿铁路，这些建设均成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吹嘘开发印尼有功的依据。
在日据时期，欧美诸国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大量逃离当地地，日本军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了培养当地技术人员的方针，东南亚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均在日本成立的技术院校学习过，他们所获得的专业知识技能为战后东南亚的发展培养了成千上万名的熟练员工和工厂企业中层管理者。1943年6月以后，美军的海路封锁日甚，军政当局采取了扶持本地中小型工业以提高当地自给自足的经济统制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为战后东南亚各国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播下一些种子。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30万爪哇志愿军送到新几内亚和缅甸作战，90%都死在热带丛林；另有200万印尼劳工死于苦役。
日军在印尼的行为，很大程度于印尼军政最高长官，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有关。今村均是陆军大学出身，又在欧美国家游历多年，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他在陆军中央机关任职多年，又担任过驻满洲国大使馆武官，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国作战犯下无数罪行，但是到了东南亚面对欧美人，或许是文化的认同让他在印尼表现出了极大地善意。
印尼在1942年开战以后，有荷兰军队两万余人，英军及澳军一万五千人，美军一千人和殖民地军队五万人，统帅权为英军中将威贝尔，新加坡沦陷之后他就逃到印度，把指挥权交给荷军总司令普露天中将，但是英美澳军队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各行其是，整个印尼的抵抗战斗中也一直如此，普露天中将毫无办法，英军澳军和荷属东印度总督不同意投降，荷军和殖民地军队希望投降，美军希望拖延尽快把主力撤往澳大利亚，各方信息让今村均不知与谁谈判。最终荷兰军队及殖民地军队六万人投降，英美澳军经由中部山区撤往澳大利亚，日军以不到3000人的伤亡占领了爪哇为核心的印尼经济军政中心地带，开始了统治。
今村均在政治上更认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有很多人讨厌他，批评他优柔寡断威严缺知，他庇护了很多相同思想的同僚比如冈崎清三郎、高岛辰彦等到自己的麾下任职，在政治上他解放了包括苏加诺在内的很多印尼独立运动分子，实行宽大政策，宣布所有民族一律平等，有经济上的自由，赢取了不少当地人的民心，对于苏加诺这些独立运动的领袖分子，不仅不派人监视，并且给予资金援助，帮助他们建立政权和武装力量，苏加诺在被解救出狱之后，希望每月获得相当于一百八十万日圆的支持，建立政府和军队，今村均每月付给十倍也就是一千八百万日圆，并且提供20辆汽车，允许他在印尼各处自由活动，苏加诺感激至深，献身努力开展国民的亲日运动。
在经济上今村均推行以温情为基本方针的开放性军政，在留任大量前殖民地官员的基础上，解放被压迫的殖民地原住民的生产力，连投降日军的荷兰军官兵都可以自主经营工厂和餐厅获利，在确保战略物资征收的总基调上，恪守国际法，并且收揽人心等措施，政绩要比所有日军殖民地的官员好得多。
不过今村均的所作所为在军队内部倒是反对者甚多，要求对印尼的军政机关进行全面改革，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中将负此实名飞抵雅加达，要实地考察，来到印尼一看，无论白种人还是当地人都其乐融融，雅加达的中心街歌舞厅夜总会林立，战俘营成了工厂和商业街，被俘的军官穿金戴银晚上也灯火通明的经营和娱乐，这让激进派的武藤章难以置信，和今村均进行了数日的争吵，闷闷不乐的汇报东京。
由于各方的说法大相径庭，寺内寿一总司令官不得不亲自飞往印尼调查，还带着印尼最高军政顾问儿玉秀雄，寺内也被印尼的和平发展景象震惊，不光是他，武藤章在回国的飞机上也对今村均的评价做出修改，认为他做的非常优秀，二人联名上报东条首相，认为印尼军政没有修改的必要。
在战后，开战时日本在东南亚各地域的军政最高长官都被处以极刑，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都被绞死，本来盟军对于这些军政司令官处以绞刑基本已经商量好了，但是今村均却是唯一一个被无罪释放的人，主要原因是亲历今村均执政时期的东印度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迪佛罗德连续7个月反对检察官的实刑请求，他和同时被俘的总督以及几百名黑人白人都到场作证，认为今村均军政正当适切，最终宣判他本人无罪。
比起荷兰人和殖民地人民的支持，苏加诺更是激进，他组织了两支敢死队，一队在监狱埋伏，一队在刑场埋伏，准备判决今村死刑之后立马发动袭击劫走今村，掩护他逃走，继续指导自己的独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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