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搬迁使得县城降格为镇，例如汾城，慈城，是否还有些这样的例子?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和寻找这类例子：
1. 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原因：
经济发展重心转移：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一些新的经济中心崛起，原有的县城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工业基础等原因，发展潜力受到限制。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可能会将县政府搬迁至更具发展潜力的区域，而原县城则可能因功能减弱而降格。
区域一体化和管理优化：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有时会将一些较小的县合并，或者将一个大的县域划分为更小的行政单位。在这个过程中，原县政府所在地可能因不再是县级行政中心而降格为镇。
战略调整或特殊因素： 某些搬迁可能是由于国防、水利、地质灾害等特殊战略因素考虑，导致原县城不再适宜作为行政中心。
2. 如何寻找这类例子：
查阅历史行政区划资料：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以查询各地地方志、县志、乡镇志等史料，其中通常会详细记录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包括县的设立、撤销、合并以及县政府的搬迁。
关注曾经的“老县城”： 很多如今的“镇”曾经是县政府所在地，其历史遗迹、老建筑、规模往往能反映其过去的县级地位。
搜索相关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 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或新闻报道有时会提及这类具体案例。
3. 寻找更多可能例子（以下是一些根据普遍规律推测或零散信息中可能存在的例子，需要进一步考证）：
请注意，以下例子并非像汾城、慈城那样有明确的“县城降格为镇”的公开资料，但它们可能符合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原县政府所在地地位发生变化，进而“降格”为镇的特征。
山东省：
长岛县（原长山岛县）： 长岛县曾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县，其县政府所在地历经变迁。在某些时期，其行政中心可能不在如今的常驻居民区，或者随着经济和人口分布的变化，原有的县城区域功能有所弱化。虽然目前仍是县，但其行政区划的调整史可能包含县城地位的变化。
寿光县（古县）： 寿光历史上是重要的县，但其县政府所在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区域发展，部分原县城区域的功能可能被新设立的镇区取代，导致原县城区域的行政级别下降。
山西省：
静乐县（古县）： 静乐县历史悠久，其县城也经历过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原县城区域可能因为经济、交通等因素，其作为行政中心的地位被削弱，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的乡镇。
四川省：
安县（原）： 安县曾是四川省的一个县，其县政府所在地后来搬迁到花荄镇。原有的安县县城区域（位于如今的雎水镇附近）随着县政府的搬迁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其作为县级行政中心的地位消失，该区域逐渐发展为乡镇级别。虽然安县在2016年撤县设区成为绵阳市安州区，但这过程中的搬迁和原县城地位的变化是符合逻辑的。
河北省：
广平县（古县）： 广平县历史上曾是郡县治所，但随着历史变迁和行政区划调整，其县政府所在地也曾发生变化。一些原有的县城区域可能在后来的行政区划中被合并或降格为乡镇。
4. 详细讲述一个可能的案例（以安县为例进行推测性展开）：
假设以安县（已撤销）为例，虽然它现在是安州区，但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类似的情况：
历史背景： 安县在历史上是四川省绵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它的县政府所在地经历了多次搬迁。最初的县治可能位于今天的雎水镇附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区域。
行政区划调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需求，县政府的搬迁成为一种趋势。一些县政府会选择将县治迁往交通便利、地势开阔、更适合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区域。
搬迁至花荄镇： 安县的县政府最终搬迁到了花荄镇。这通常意味着花荄镇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将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和发展机会，其规模和重要性将大大提升。
原县城区域的降格： 而原先的县政府所在地，例如如今的雎水镇区域，在县政府搬迁后，其行政职能和地位自然会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它仍然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乡镇，甚至因为历史原因保留了一些文化遗迹，但它失去了作为“县城”的地位，其行政管理层级也随之调整。如果原县城所在的区域面积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或者没有形成新的集聚效应，那么它很可能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定格为乡镇。
最终结局： 最终，安县被撤销，整体划入绵阳市安州区。这意味着安县作为一个行政建制单位已经不复存在。而原先的县政府所在地（花荄镇）可能成为了安州区内的一个重要城镇，但它不再是独立的县城。而原先的“老县城”区域，其“县城”的身份早已消失，可能就以乡镇的形态存在。
总结：
在寻找这类例子时，最关键的是要关注“县政府搬迁”和“原县城区域行政级别变化”这两个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一个行政区划的调整并非简单地将县改为镇，而是伴随着县的合并、撤销、区域划分等一系列复杂的变化。
如果您对某个地区特别感兴趣，建议从该地区的方志和历史资料入手，仔细梳理其行政区划的变动历史，就能找到更多类似的例子。汾城和慈城之所以被提及，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地方志或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记录和讨论。
网友意见
准确的说县治所在地的城关镇本来就是镇，不存在降格问题。
全国50年代开始有一波并县运动，使一些城关镇退回到普通镇。
1952年清源和徐沟两县合并成为清徐县，县治所在地定在清源镇，徐沟镇变成普通镇。
1954年洪洞和赵城两县合并成洪洞县，县治所在地定在大槐树镇，赵城镇变成普通镇。
1954年襄陵和汾城两县合并成襄汾县，县治所在地定在新城镇，汾城镇变成普通镇。
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成万荣县，县治所在地定在解店镇，万泉乡变成普通乡。
1954年猗氏，临晋两县合并成临漪县，县治所在地定在猗氏镇，临晋镇变成普通乡。
1961年永济县重设，原虞乡县区域划入，后撤县设市为永济市，虞乡镇早在1954年虞乡县与解县合并时就成了普通镇。
变化最典型的就是运城市。1954年虞乡县与解县合并成解虞县，1958年安邑，解虞，永济，临猗合并为运城县。1960年临漪县析出，1961年永济县析出。剩下的安邑镇撤镇设街道，解州镇变成普通镇，运城镇升级到地级市。
还有一个反向例外，就是泽州县有县无府。泽州县政府长期在晋城市城区驻扎，2018年才搬到金村镇，预计撤县设区不远了。
至于发展差别是非常大的，简单打开热力图和导航观察城关镇和普通镇的城建规模就能明显看出。这里说的全国50年代并县运动的直接原因应该是财政问题，倒是可以结合我的另一个关于镇的回答。
因为之前使用的区划模式是民国模式，就是县市不附郭和省直辖县市，现在看台湾就是当初这个模式的完全体，也可以看日韩。
最初省直辖县市下市有市辖区，县有县辖区。镇虽然独立成新的一级区划，但此时乡镇仍然是现在的股级，乡镇与县之间就是科级的区公所，属于县派出机构，刚性财政支出。
当时每个县市都有许多个区，我估计这也是当时县市区没名字的原因，只能是一二三四的叫，也算是不附郭后的日式小区制？
50年代这波并县运动顺带的另一个运动就是撤县辖区设乡镇，把乡镇一级提了上来。设了许多小乡镇，取名直接就是政府所在地的村名，可怜的县政府又附郭了。
后来60年代有所反复，直到80年代万物皆可包干大运动。90年代就有了撤区并乡建镇运动，不仅彻底把区公所撤了，还大搞合村并镇，进一步节省开支。
设区的市到1954年也就事实上变成附郭，市辖区在法律地位上属于独立的行政区划，只是行政上被市管的比较紧。包括市辖区开始管乡镇，较大的市开始尝试。
我去看了看1943年的《中华民国市组织法》，其中市辖区和县辖区都是区公所地位相当，属于上级派出机构。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市并不附郭，但市辖区的区公所有区民代表会，具有一定独立性。而区下还是保甲制，有保民大会，属于独立的自治机构。
想起龙里县了。
龙里县解放后一度撤销，管辖范围合并进东边的贵定县，但是后来还是分置为两个县。龙里县城到贵定县城的两个城关镇，路程有40到50公里，在上世纪下半叶这点路程还是办事不方便，虽然公路有210国道，铁路有黔桂线连通，但是车辆还是太少，故而过了十来年吧就复置龙里县。
有很多。我选个说一下为什么要搬、搬到了哪儿、现在如何。
山东黄河北岸有个小县城，紧邻黄河，有多紧呢？出了城门就是：
这个县叫齐河县。本来这地方叫祝柯县，汉朝改叫祝阿县。到了唐朝，祝阿县迁到了今天禹城县的位置，老县城空出来，改叫祝阿镇。宋朝又把这个挨着紧邻济水的祝阿镇为济河镇，后来莫名其妙丢了偏旁部首，成了齐河镇。
说句题外话，地名丢了偏旁这事并不罕见，比如商河县就丢了个三点水，从滳河变成了商河，茌平县在汉代写作茬平，传着传着就丢了一横。
伪齐阜昌元年，伪齐皇帝刘豫把齐河镇升置为县，名曰齐河县，此后金元明清历代传承，县城一直没挪窝。
黄河造福一方，也危害一方。乙荣五年，黄河自开封铜瓦厢决堤，徙入黄河岔道，夺济水入渤海。紧邻济水的齐河县一夜之间成为了黄河边的县城。齐河段的黄河，河窄弯多，有那么一段险工甚至两堤之间不足一里，是黄河下游最窄段，即著名的“南坦险工”，而且这还是个急转弯，近代百年时间内仅齐河县境内就决口27次。
1969年至1970年，黄河凌汛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凌洪，在济南至齐河南坦形成横跨黄河的冰坝，插冰长达15公里，水位陡涨4.2米，严重威胁堤防安全。当时驻防在平阴县的济南军区工程兵独立舟桥营二连副连长张秀廷带领杨成启等12名突击队员顶着刺骨的凌洪奔向刘官庄，冰冷的河水中夹杂着大块的冰块，向横渡河水的战士们砸来，张秀廷、杨成启、闫世观3人被河中的漩涡夺去了生命，另外6名战士则被冰块击中，牺牲在黄河之中。
这次惊心动魄的齐河凌汛让我国下定决心对其进行整治。1971年，我国开始对齐河段黄河进行外科手术，基本原理是人为将黄河窄弯区段改成宽直区段，拓宽、抻直。此工程同年10月12日正式开工，史称黄河北岸展宽工程，简称“北展宽工程”。
北展宽区主要职能是齐河段黄河分凌分洪，也就是说，如果黄河再次出现特大洪峰或者凌汛，威胁济南安全，就要人工掘开南坦黄河北堤，让河水进入北展宽区，以迟滞洪峰。不过幸运的是，北展宽区建成之后一直到2008年，三十余年期间从未实际使用，但是未雨绸缪，北展宽区一直是发展禁区，简单来说就是不允许进行工业化的改造、开发、建设。这样的地区山东有四处：金堤、东平湖、北展宽、南展宽。
黄河北展宽，那位于祝阿的齐河县城就只能挪一下了，否则就会成为河道中的县城。于是在1973年，齐河县搬迁到北边的晏城镇，而城关公社也北迁到了小周村，老县城就此直降两级，由县变成了村。
1995年，小周乡改名祝阿镇，从行政职能到行政名称都取代了原来的祝阿城。而老祝阿城目前则成为了东北街、西北街、西南街、北关、西关几个行政村，而在地图上甚至都不再标注了。
2011年发行的山东省地图里，这里被标注为了“旧齐河”。
2001年12月31日黄河小浪底工程全部竣工，黄河下游从此无虞，2008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北展区全面解禁，2008年水利部、国务院相继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取消北展宽工程的分凌分洪运用任务，允许进行开发建设。
旧齐河能否借着这次的机会，发展成“新齐河”，就看当地的手笔了。
说一下老家那边的公安县。
首先，严格地说，县政府所在地始终就是镇，即使搬迁到另外的乡镇去了，原来的镇还是镇，按道理也谈不上降格。比如很多时候如果说去县城或者提到县城，很多人就会直接说县城所在地的镇名——斗湖堤。
当然，实际上当地人还是明显有被降格的感觉，县政府迁走了，发展前景也就差了很多。
公安县在古时候还是比较有名的，只要稍微对三国历史有点了解，或者至少看过《三国演义》，应该都听过这个地方，当地留下不少有关三国的奇闻轶事，很多地名似乎也与三国有关，如狮子口、黄金口等等。
公安，自古以来就属荆州，全境在长江之南，公安县最北端之埠河镇与荆州城区隔江相望，由荆州长江大桥相连接。公安古称孱陵、梅园、油江口。三国时，左将军刘备扎营油江口，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遂改孱陵为公安。和“公安局”没有关系！
另外，明代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就生长于此。
现今公安县县政府驻斗湖堤镇，清末同治年间（1873），松滋河决口，原县城被冲毁，第二年于唐家岗建新县城，即南平镇，其后直至日军轰炸南平，公安县城一直在此。建国初，县城还驻南平镇，南平镇现在还有以前的文庙，而新县城斗湖堤镇是没有的。
其实千百年来公安县县治就一直在迁来迁去，仅看公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的历史沿革，就可知县治迁徙之频繁，直至1955年公安县与52年划出新设之荆江县（驻斗湖堤）再度合并为公安县，县治也迁往斗湖堤镇并从此稳定下来：
首建孱陵县时，县城设在柴林街，又名孱陵街。
280年，县城设二圣州。
南北朝末年，二圣洲被江水冲毁，县城迁至油江口，取名梅园，并砌砖石城墙。“周围三里有奇”，城门四座，上有城楼，东为蒙城门，西为孱陵门，南为崇明门，北为大昕门。
1628年，梅园失火，焚烧一昼夜，致使城内外官署、民间、祠庙、城楼焚毁，烧死700多人。公安藉御史毛羽健向朝廷上疏，请求迁城椒园，建土成一座，城门四座。
163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迫近荆州，公安籍锦衣卫掌卫事都督同知邹之有向朝廷上疏惊呼“时流贼遍满”，“足为寒心”，请求迁城于祝家岗。
1643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将新城全部烧毁，县城复迁椒园。
1648年，县城迁斗湖堤，只建官署，未筑城墙。
1651年，县城迁祝家岗，复建官署城门。
1717年，县城重加修建，“周围计五里三分”，四门建有城楼。
1873年，松滋江堤溃口，洪水浸及公安，县城被水冲毁后即迁唐家岗（南平），越明年筑土城，“城周围五百五十丈”，四座城门建有城楼，东为朝阳门，西为宝城门，南为文星门，北为迎恩门。
辛亥革命后，民国县署仍设城内。
1926年，改名为县政府，驻地未变。
1938年11月11日，日本侵华飞机9架首次轰炸南平，县署城墙全部摧毁，县政府迁驻狮子口。
1943年3月，迁王家厂，6月迁支苏堡。
1944年1月，迁驻申津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0月县政府迁回南平。
1949年7月，公安县解放，县人民政府驻地南平。
1952年，新设荆江县，人民政府驻斗湖堤。
1955年，公安县与荆江县合并，人民政府迁驻斗湖堤。
公安县的县治之所以频繁迁徙，总结起来就是战乱和长江及其诸支流频繁决口这两个原因。
其中给当地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1938年日军轰炸公安县城南平，城墙全被炸毁，县政府不得不迁至狮子口。
听祖辈讲过，“以前过日（wo2）军，鬼子到处杀人，还有飞机，南平的城墙全被炸啦，黑狗垱那边的河水都是红的，血流成河，就都跑湖南澧县山里去躲日军”。
另外，荆州一带的水患十分严重，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清末同治年间的大水直接冲毁了县城，才使得南平成为县城。而1998年的长江大水，也是险些淹没整个公安县。
因为公安县全境都属于荆江分洪区，原本就是为保沿江如武汉等大城市而存在的，98年大水，据说本来已经决定启用公安分洪区，最后关头，当时的总理乘飞机前来视察，为当地情况所震惊——毕竟是30万公安人民的家乡，一望无际的平原，全是农田，于是决定放弃分洪，解放军不惜一切代价（牺牲者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李向群一人）保住了大堤，否则难保公安县不会再一次被迫搬迁县治。
我记得当时河水已经接近与大堤平齐，都可以坐在大堤上洗脚了，解放军就睡在大堤边上，准备了一大堆沙包，随时准备去加固大堤、堵缺口，学校老师日夜巡逻，不过我很快就去湖南常德山区躲大水了。
后来三峡工程竣工，再也不用担心荆江的洪水了，公安县长期被限制发展工商业的局面也终于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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